序二

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实现参与共建各个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与贸易和投资也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不仅能够释放企业家的创造性精神，而且为实现人类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无论一国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市场总是无法提供必要水平的基础设施供给。在不同规模和传统的国家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程度和性质可能有所不同。亚当·斯密（1776）关于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如下，“君主或联邦的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责任，建立和维护那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尽管它们在极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发展，但由于它们的公共品属性——其利润永远无法偿还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成本。因此，不能指望任何个人或少数人建立或维护这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

为了促进市场机制有效地运作，近代中国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构建法律体系框架、预防饥荒、稳定商品价格以及调节货币供给量。然而，无论是地方或是中央政府层面，最重要的职能是对公共品——水资源的管理，包括大规模地推进中央管理计划的实施，如对黄河的管理以及大运河的维护，还包括无数地方水资源管理计划的出台。可以说，近代中国政府的管理行为，是以道德价值为导向的“看得见的手”为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看不见的手”提供了基础。从罗马帝国灭亡到18世纪，近代中国的商业化、城市化以及科技文化水平都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这一差距直到16世纪之后才逐渐缩小。近代中国与中亚、东南亚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促使中华文明长期流向欧洲，这有助于欧洲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赶超了中国。而且，通过这场工业革命，西方国家迅速崛起，主导了包括中亚、东南亚在内的全球政治经济命脉，然而，欧洲工业革命至今却还不到200年。

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交往互动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建立在中国与中亚、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传播的历史基础上。19世纪前，中欧之间的互动大多是间接的，主要通过中间贸易体系进行，而这一体系不仅涉及到中国人，还涉及到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各地区的大量民众。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这些民众的数量微不足道，但是，他们是来自中亚、东南亚的贸易群体，包含佛教徒和穆斯林，有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虽然，中国传统的国际贸易与规模巨大的国内贸易相比微不足道，然而，这一时期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与中亚、东南亚间的贸易体系产生了更为深层次的共生、双向的文化流动，有助于他们汇集在一幅美好的文化织锦中。

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增长对于创造一个国内和国际资本都能投资的环境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增长也提供了一个“笼子”，“笼子”里市场力量的“鸟”可以随着笼子的扩张展开翅膀。纵观中国的历史长河，政府的职责一直是确保“天下为公”，这一由孔子阐述的儒家哲学思想，至今仍是中国寻求“共同富裕”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中国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政府作为协调主体，汇集来自不同渠道的资金来源，建设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

2008—2019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翻了一番，中国拥有全球最可靠的电网并已成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世界领导者。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超过1/5的电力来自清洁能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1978—2018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增加到8.31亿。与此同时，城市人均建筑面积从不足7平方米增加到38平方米。2008—2019年，中国港口集装箱运输量增加了一倍多，飞机乘客数量增加了两倍多，中国的港口和空中交通系统均处于全球技术前沿。2008—2019年，全国乘用车保有量增长了近六倍，这就需要大规模扩展中国的道路运输系统。目前，中国超过3/5的铁路出行是由高铁完成的，票价定在大部分民众能够负担得起的水平。中国的高铁系统，不仅具有最先进的车站、数字售票系统，还能提供安全、快速、文明的运输方式。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共有35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185条，中国的地铁线路总长从1990年占全球地铁网络的10%增长到28%，票价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4G基站数量约为全球的一半，截至2021年5月，中国已安装81.9万个5G基站，5G手机终端用户连接数达2.8亿，约占全球总数的80%，同时，中国将在2025年实现5G网络全覆盖。2021年，中国移动用户月均话费为5.94美元，而全球平均话费为11.36美元。中国5G网络快速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方式、个人消费以及社会交往，包括娱乐、医疗和城市治理。

中国有着发展公共事业的优良传统——“天下为公”，旨在建设推动市场有效运作所需的基础设施，而这一优良传统延续至今，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这一中国经验——务实的国家宏观调控行为参与到市场失灵的领域——会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深刻的贡献。

彼得·诺兰
英国剑桥大学耶稣学院
中国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