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冷暖

生命另有它的意义等你揉圆。

——穆旦

与生命被点燃这样的宇宙当中令人惊叹的事情相比，什么学术，学术规范，哪个观点正确哪个观点不正确，重要吗？不重要了。首先是你的人生的道路被打开了、你自己可以走你的人生之路了。当然你的人生可能跟鲁迅的人生不一样、跟王富仁的不一样，但谁也不会责备你，因为你找到了独立的自我。你也拥有了和另一个独立的自我对话的权利，你也可以与王老师对话了。

——李怡：《启蒙告退的今天，我们如何阅读王富仁——在西川读书会上的发言》

故乡、童年之所以充满魅力，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距离”。距离帮助我们推开眼前必须面对的事物，让身边的烦恼暂时远去。回到过去就是回到一处“超功利”的世界，人“自由”而没有“负担”。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愉快，其实故乡、童年也无所谓“美丽”了；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实际人生烦恼的纠缠，我们也无法确知“超功利”世界的可贵——这是两个互动的层面。（2004-Z，第165页）

我的学术研究之门是由王富仁老师领着进入的，他对我的教导和影响自不待言。但是，今日思之，我又深深感到，我从他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又远在学术之外，这似乎更值得珍惜。从 1985 年到现在已经将近十年了，在我人生旅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可以感到来自他的巨大的意志力量和情感力量，那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真诚的人际友爱。在我们所熟悉的那张张面孔（复杂的冷脸与夸张的热脸）之外，它昭示了另一种人格境界。如今，在我的第一本小书即将问世之际，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情。当世界“爬行在懦弱的，人和人的关系间/化无数的恶意为自己营养”（穆旦），还有什么比真诚更宝贵的呢？（1994-Z，第272页）

18年前的一个秋天的夜里，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里，一篇论文打开了我走向文学研究的道路，那就是王富仁老师的《〈呐喊〉〈彷徨〉综论》。从此以后，我一直受惠于这样的智慧，当然更受惠于老师、师母真挚的情怀。包括小磊，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个7月，在我毕业离开师大的时候，小磊扛起行李，一直送我到北京站，而且还整整送了两次！在那个不平凡的夏天，到处都是塌方与泥石流，北京与重庆间的铁路竟然被忽然冲断。

又到了该离开北京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十分怀恋这里的一切，那些智慧而真诚的“王门师兄师妹”，廖四平、唐利群、李炜东、沈庆利、孙晓娅……尤其是同级的彭志恒、梁鸿，还有我的老朋友魏崇武，你们都是我北京记忆的最温暖的一部分！（2012-Z，第279—280页）

一个人走上一条道路和特定的老师有很大的关系，一个老师无形中可以影响一大批人。很显然在我的人生当中始终都有这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王富仁，一个是蓝棣之，分别对应着鲁迅和诗歌。一个年轻人在一开始对人生都是很迷茫的，并不清楚自己的道路往哪里走，这两个人为我展示了往这两方面走的可能性，激发了我，给了我这样的鼓励。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鲁迅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穆旦的，两者分别构成了我走进学术界的第一个自我形象。我的学术研究还是从文学作品的阅读开始的。在80年代中期，因为受到王富仁老师《〈呐喊〉〈彷徨〉综论》的启发激励，自己开始阅读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家作品，我最早的文章就是关于鲁迅《伤逝》的评论，发表在《名作欣赏》杂志上，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刊》上。今天来看，这两个点就成了我思考学术的很重要的两个支点：以鲁迅的眼光和视野来看待我们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诗歌则带给我始终保持着对文学中最灵动的那部分的兴奋和理解力。一个使我保持着思想的高度，一个使我保持着对艺术的感知能力。（2015-2，第173页）

王富仁对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力”这一动力源泉的挖掘和提炼极具开拓性，这样一来，“启蒙”文化就不再是欧洲 18 世纪的教条，不再局根于国外的理论表述，甚至也不止于五四知识分子的具体主张，它在新世纪的中国被再度激活，再一次有力地介入到了中国当下的问题之中，其深层的内在构成——活力、张力及持续性的创造力得以凸显，激励人心。

当然，80年代的热烈已经退去，启蒙势弱的趋势亦是如此，故王富仁绝地坚守、持续启蒙的努力不得不是孤独的。这一份深远的坚守，极容易淹没在当代学木“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喧嚣之中。现实是，我们如此轻松地“告别”了80年代，如此匆忙地走过了90年代，从王富仁这样的思想坚守者身边滑过，在许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这位智者数十年如一日战士般追问启蒙的努力，也最终低估了他所揭示出的中国文化挣脱他者干扰，自我创造的巨大能力。

2002年，王富仁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一书，其中，关于鲁迅与中国文化的论述已经展示了后来重构中国文化传统、重述“新国学”的思想脉络。如果说鲁迅是王富仁眼中的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王富仁甘当中国当代学术文化的“守夜人”，守夜人孤独掌灯，绝地呐喊，可有回应否？（2017-7，第30页）

如果说对鲁迅的解读不再遵从过去的政治革命框架，那应该怎么理解呢？他提出了一个概念：“立人”。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我的实现，为了我们人更好地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中国。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冲击就很大。王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文学课第一讲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下课后我就跑到讲台前给王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就像在座的你们看完王老师的书有好多困惑一样，我也有好多困惑。但我提问题的角度跟你们今天不一样，我提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是一个非常可笑的问题，你们可能不一定能理解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我说：“王老师，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学习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成为大公无私的人，这与您讲鲁迅以‘立人’为目标，有矛盾吗？”我想今天不会有人这么提了，你们可能已经不再追问这些“大道理”，不再将社会的“大道理”作为自己必须追问的人生前提，甚至它的存在都与我们个人无关。在现实中，“道理”开始与人生实践脱节，道理只在需要表达的“公共场所”使用而现实的人生却可以有另外的原则，两者并行不悖。甚至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种“不追问”的平静，一种心安理得的“自由生活”的好处。但是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却必须要想清楚，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一种能够说服自己的人生哲学。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王老师一笑，说：“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什么是共产主义？当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就是人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个性得到了全面的伸张的一天。”我一下受到了猛烈的撞击，因为，在我们从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主张就是阶级斗争，讲人要斗人，这是它的精华。今天王老师说马克思本来就是为了我们的全面发展，这样一来，马克思所表达的东西，和王老师所阐述的鲁迅的追求，立人的理想，就完全无缝对接了。这一下真的就觉得天地如此宽广。（2017-3，第14—15页）

鲁迅的存在和巨大的文学成就很早就成为了胡风文学之路的精神导引。在担任左联工作及从左联离职之后，鲁迅和胡风有了愈来愈密切的交往。看得出来，鲁迅对这位颇具文学才华又性格耿介的青年作家有一种特别的欣赏，寄予了莫大的信任。胡风成了鲁迅最愿意倾吐心声的几位青年朋友之一，在他们频繁的往来中鲁迅经常坦诚地解剖着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畅谈他对社会人生及文学艺术的见解，有时甚至还倾吐内心的苦闷和烦恼。就是在这种近距离的浸润中，胡风走进了鲁迅的精神世界。（2001-Z-1，第13页）

鲁迅的立场是普通人的生存。

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鲁迅不再对自己的族群抱有无条件的认同，他总是冷静地关注着身边的人群，从未因为群体的裹挟而轻易放弃自己的人生态度，这几乎贯穿了鲁迅的整个留日时期。（2004-Z，第11页）

显然，与国民党显贵们政治的成熟与老练相比较，年轻的柔石是这样的真诚、稚嫩，这样的襟怀坦白、胸无城府。就是这样的品格，敞开了鲁迅通住一个新的人生理想形式的大门。（2004-Z，第6页）

1935年6月28日，瞿秋白在江西长汀罗汉岭就义。鲁迅感慨不已，抱病亲自为瞿秋白选编遗文集《海上述林》，演绎了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段佳话。（2004-Z，第8页）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首先是在柔石、冯雪峰、瞿秋白这样的革命青年那里找到了知音，但同样也从不断“革命”、不断追求最新最进步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青年那里获得了“落伍”的攻击。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学”论争。（2004-Z，第11页）

现实可能与人间关怀——实际上却是实践的问题，并不完全服从于人主观的感受。或者说至少也不是“影”所能够回答的东西。因为，世界是否“虚无”，是否“无意义”“无希望”，这还需要在别人的感受中获得印证。在这方面，鲁迅恰恰又不是个安心于个人精神空间的人，他念念不忘的是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必须如何选择才有利于它的改善，我们有怎样的行动才有利于其他人的利益？所以，鲁迅“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而“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一个不断谋求在实践中“证实”，不断担心传染的鲁迅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个不能忘情于人间的鲁迅、一个以改造现实世界为己任的负责的鲁迅。（2004-Z，第158页）

激情、温情和伤情正是一位刚刚踏上人生道路的青年人所最可能出现的三种心态与三种情感流向。激情代表了青年人特有的胆识和勇气，他们一无所有，敢于面对一切，走向一切，所以豪迈奔放；温情代表了青年对生存乐趣的不断撷取和对未来的默默的信念，他们愿意以自己美丽温柔的想象来补偿某些暂时的遗憾，因为未来的希望并不曾丧失；伤情则代表了青年第一次独立应付现实世界的惶乱和不适，因为一时的茫然失措，他们有些昏头转向。（1995-Z，第147页）

这位后来颇具忧患意识的诗人仿佛先天就知道这个世界的忧患，他迟迟不肯从娘胎里下地，“难产”的他由此被钉上了“克父母”的恶咒，在家中丧失了应得的宠爱，等待着他的是寄养他人的命运，连自己的亲生父母也只能改称“叔叔”“婶婶”。5岁时艾青终于回家了，但迎接他的却是父亲无缘无故的打骂与喝斥。在诗人幼小的心田里，忧郁的阴云已经弥漫开来了。（2001-Z-1，第31—32页）

我敬仰吴宓，因为他是现代中国一位执着于自身学术理想、追求学术独立的知识分子，然而，他所孜孜以求的人生与文化理想却是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诸多事实相抵牾的，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发展、他的意义。这，不能不说就是一出莫大的悲剧。（2001-Z-2，第46页）

穆旦的诗歌是他对人生与生命苦难体验的发掘与反思，凝结着诗人的痛苦的智慧。理解穆旦，就必须首先理解和体察他所经历的种种人生苦难。（2011-Z，第4页）

穆旦的出现曾经为沉寂的中国诗坛注入了一道生命的活水，令人振奋，催人警醒。然而，在一个更需要现实斗争，更需要群体解放的时代，其独特的个人思想似乎并没有贏得更多的喝彩，而继之而来的一个充满理想的新社会也并不乐意接受这位诗人的太多的苦难，于是，就像颗巨大的彗星、一道夺目的闪电，诗人迅速划过20世纪40年代的夜空，消失在昏蒙蒙、雾沉沉的地平线上。重新“发现”穆旦已经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2011-Z，第6页）

想到这些文字，我不禁也对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份遐想，也多了一份希望，也许，还多了一点力量。带着对“突围”的想象，那么，让我们回想自己的“被围”，让我们保有自己的真切感受和体验。（2012-Z，第Ⅵ页）

生命永远都是谜，而追逐生命、勘破生命的过程也永远凄美动人。宋益乔的文学传记本身就是一篇关于生命奥秘的思辨录。

写到这里，我忽然悟出，宋益乔不无动情地抒写着苏曼殊、许地山、徐志摩的情感波，追踪着他们的生命运动，不就是再一次勘破生命的尝试么？谜一样的生命这般凄美，此情此景，宋益乔自己又当作何感想呢？最近，我得知他又专注于宗教问题的研究，于是联想到了他的文学传记，他传记中的人物……我想，宗教不大容易成为中国人的最后归宿，但它所带来的激情与灵感却是非常可贵的。（1992-3-1，第96页）

看来，巴金的这一朴素的愿望又没有实现。然而，反复表述的巴金究竟还在这愿望的表达中保留了可贵的精神反省能力，而同样身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我们呢？是否已经为这些纷至沓来的“机会”所淹没，是否因为珍惜“机会”而反倒对如此“素”的愿望淡然、漠然或者不以为然？二十八年的“机会”是否必须换来这样的事实：极少数老人的觉悟与一大批中青年的堕落？

巴金的有些愿望是一时难以实现的，这里既包含了生命的无力，又还有我们自己的习惯性的放弃与习惯性的满足。我禁不住猜想，当欲望代替了愿望，或者说当我们的愿望都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切近，那么，到了有一天，会不会对巴金式的愿望也生出些诧异与陌生来？

所幸的是还有一些当代的学人在纪念着他并且是那种真诚的纪念。在纪念巴金的时候，我们也有了回想自己的机会。（2005-11，第1页）

回顾十多年的学术历程，我觉得除了自己的师长，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三方面的朋友：一是书店的老板，二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三是期刊杂志及出版机构的“同道”。

记得哪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大概是我们这样注定了终身与书作伴、以书为生的人，才能真切地体味和珍惜着一切“与书结缘”的人际友情。书店的老板和图书馆的管理员与我们有着天然的亲和力，重庆万圣书园、北京万圣书园、盛世（情）书店、琉璃厂中国书店、灯市口中国书店、隆福寺中国书店、新街口中国书店、潘家园、苏州古籍书店……这些亲切的名字背后是多少温馨的记忆啊。中国现代文学馆资料室、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值得我们珍惜的友谊又有多少！（2002-Z-1，第392—393页）

二舅不是文字高妙的文学家，尽管他不无文学的天赋，却也以自己的文学素养给如我这样的后人莫大的启蒙；二舅的“家史”也不可能是誉满天下传布广泛的“公共”史诗，尽管其中充盈了市面流行的那些历史故事也不曾有过的细节与意趣。无意混迹官场、无意追名逐利的二舅始终只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二舅的家事回忆也纯粹是湮没于历史洪流中的微不足道的私人记忆。即便抛开一己的亲情渊源，我们也应该为这些最普通的命运记录奉献我们的感激，我们的爱惜！在保存民间历史的意义上，其价值丝毫不亚于那些光彩夺目的文士学人们的著作。（2012-Z，第181—182页）

《随想录》的写作既是对巴金自身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宝贵传统的有意识回归，也就是说，经历了种种的“非人”的历史折磨之后，巴金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在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尚难保障的时代，真正的负责的文学都只能首先是“为了人生”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追逐异域文学艺术的步伐，将文学架设在“艺术”的高空，那么他宁愿接受这种“非艺术”“非文学”的文学追求，这是他反复强调的“真话”。也就是说，现实的基本事实被更多人所刻意掩饰了，中国文学的目标其实不用多么玄妙和高蹈，只要能尊重“为了人生”这一真实的底线，那么它才可能是真诚的，有益于现实，也有益于艺术自身的：何以产生“文化大革命”？人何以变兽？“中了催眼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又如何“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不断地探索讲假话的根源，根据个人的经验，假话就是从板子下而出来的”。巴金通过自己的“重复”与“唠叨”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非文学”真实置放在大家面前，可以说是如此的独特，也如此的刺目，因为，相当一部分的文学已经在所谓的“艺术”之路上遁逃开去，那是一次又一次的从现实的“遁逃”，也是对知识分子良知的遁逃，在最终，是对艺术本身的遁逃。

于是，巴金关于“非文学”的“重复”与“唠叨”就显得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振聋发聩，如此的别有洞天。（2018-6，第28页）

在中国竭力以“文化大国”的身份走进“世界中心”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进入中国，尤其是“中国之外”对中国的研究——称为“汉学”或“中国学”，直接对中国本土的相关研究构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冲击。仅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先是普实克的东欧汉学研究，后有夏志清等美国学人“小说史”，纷纷登陆。最近 10 多年来，强调社会场域、突出文化研究的美国中国学尤其对中国影响深远，它以深入关注中国文学历史政治问题的方式拨动着中国学人特有的敏感，又因为思维的新颖而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判然有别，魅力四射。

与如此富有好莱坞“明星效应”般的“中国学”不同，冯铁先生的论著一如他的为人般质朴无华。多年以来的他，总是默默无闻地穿行在中国各大城市，除了“学术”中的出入，更与街头巷尾最朴素的中国老百姓交游叙谈。他埋首于作家手稿的搜集，执着于那些鲜为人知的作家踪迹，着迷于某些偏远地域的乡土文化，犹如他端坐在四川茶馆里悠闲阅读，或者津津有味地裹制烟卷，享受自得其乐的韵味。这里没有山呼海啸般的抒情，没有语惊四座的立论，没有引领风潮的炫目，更像是一个曾经远行又终于归来的“乡人”在满怀深情地抚摸着他原本熟悉的土地，这里有茁壮的禾苗，那里是闲置的农具，那里有等待开启的柴门……

打开这本著作，你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冯铁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是如此的细腻又如此的偏执：手稿的辨析、文字渊源的清理、“非著名作家”的事迹考证、作家夫人的文学参与……平心而论，这样的选题，即便对中国学者而言，也不无偏枯冷僻，几乎其中的每一项研究，都需要付出相当艰辛，手稿的搜集，事迹的梳理，语言文字的辨认乃至文学思维的比对，没有哪一种结论可以凭借理论的概括和自由的想象轻易得出，这里的研究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论述”而是踏实的“讲述”，讲述的所有材料都来自冯铁先生长时间的观察、守候与寻觅，在无数的失望、无尽的搜求之后，某一次的不期而遇，某一次的苦尽甘来……点点滴滴的累积方才导向了严谨坚实的判断。（2012-9，第211—212页）

区别于更年轻的一代，我们20世纪60年代生人的时代经历可以说非常重要。现在回想起来，“代际”给我带来的最重要的财富，就是我们“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伴随着国家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换言之，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与成熟基本上与个人的生命展开及理解世界的过程同步。今天，新的社会秩序己经建立，发展得较为成熟的社会结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得见的未来，但当时与今日不同，当时并没有一个已经建设好的世界等待我们享受，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对于周遭环境的感觉并不会那么敏锐，对于事物的理解也不会那么深入。但是，我们却有着与国家共同探索的可能。国家在探索怎么带给新一代人美好的人生，民族的未来应该走向何方，乃至于重新定位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什么是国家的义务，这一切都在被重新定义中。换句话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也是一个成长的时代，更是一个探索的时代。很多东西处于未定的状态，国家、社会、全体知识分子都在探索之中，而我个人也被带动着进行探索。我的个人的成长，也被卷入时代浪潮之中。倘若我们像今天的青少年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享受到优越的条件和保护，也许我也会丧失探索的“童心”。

我接受的中学教育是由一种相对僵化、呆板的思维模式所主导的。1984年，我高中毕业步入大学阶段，在这人生的转变期，我从高中少年的蒙昧混沌状态转变为自觉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状态，基本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也逐渐形成。到了大学以后正遭遇思想启蒙，老师的课堂教育、学校的校园文化开始潜移默化地解答着我们关于时代和自我的困惑。关于人的自由、权力、道德、理想等的认识，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被重新建立和定位。而对这些东西的理解与探索又伴随着文学专业知识的学习，比如说中国现代文学。在这种状态下，我就很容易回到晚清到五四的历史情境中，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探索历程进行对话。好像我们正要解决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好与那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曾经探索过的东西产生某种契合与共鸣，因此我就有种强烈的对于五四以及近代知识分子探索过程的认同感。我的学习对象与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高度呼应关系，而不是外在于自己僵化的学习任务。因此，大学时代对于我后来走上文学研究道路是至关重要的。（2017-20，第19页）

我们（包括昌宝与我）这批人属于晚熟的一代，在上大学之前从未想过自己有重新思考未来的可能性。后来一进大学，可以说是轰炸式的思想扑面而来，我们的所思所想也是在上大学后发生了改变，大学对于我们而言具有启蒙的意义。其实，我们现在用“启蒙”一词也是姑且用之，它远比18世纪启蒙运动的含义要复杂得多，对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它意味着自己思想的丰富，以及对自我的发现。王富仁先生的出现就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成为我们发现自我、反思自我的领路人、思想导师。在纪念先生的今天，我们理当用更大的情怀和思想的坚守来面对当下，努力让先生的历史追问能够照亮未来。（2019-Z，代序页）

其实，姜飞跟王老师之间并没有私下的太多的接触，在王老师去世之后的第二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把他写的悼辞转到了一个群里面，姜飞看见了，马上就回了我一条。我说，凌晨两点我们还在对话，今天5点钟你就回我了。姜飞说，哪里睡得着啊！其实你想想，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没有太多私交的人，就是给他写了一个序，那他为什么睡不着呢？其实就是背后有一个超越私人的激于公义的东西，离不开一个“公”字，就是今晚离开我们的这个人身上承担了中国文化及中国人很多宝贵的东西。这个人的离去是我们共同的一种理想的失落，一种伤逝，他是在哀叹自己的生命。只有到达这一步的时候，你的情绪的抒发才能像他那个文章那样写得那么真挚动人。如果你考虑到这一层，你想这一批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怀着无比深切的关怀呢？（2017-3，第18页）

在我个人的学术道路上，深深地感悟到了还有这么一批默默无闻、醉心学术工作的人们，从学术事业本身获得精神的快乐大概才是他们的最高享受！（2002-Z-1，第393页） 7fiWrno9CBaW+/Zpc0KRUP8UiCWZFclY7c3U8TQpdG80Uuc0xWF9kIu9QfZIBz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