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尘海苍茫沉百感。

——鲁迅

1987年，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一篇《李金发片论》投向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大约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我那灿烂一时的“作家梦”逐渐淡远了，另一条所谓的“学术之路”开始在脚下延伸。

——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我曾经在某次访谈中粗略谈到过家庭环境的影响问题，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相比有很大的区别。那个时候，很多作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或者多少也有着相当的文学基础。而我们这一代人，我将其称为“荒芜的一代”。由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文化的断层，普通老百姓基本上难以有接触到经典的文学艺术或社会科学著作的机会。这也就是我所谓的“荒芜”感受的原因。

我的父母都是机械工程师，与文学毫无关系。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我的文学热情与爱好与家庭环境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可能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的舅舅。他是一位优秀的中学数学教师，逻辑性和表达力可以说十分出色，能把复杂而枯燥的数学问题用生动形象的方式讲授给学生。同时我的舅舅也是文学爱好者，他的小说阅读量很丰富。在我的童年时期，他经常向我讲述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故事片段，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可以说，我的文学启蒙和文学兴趣，就是在听舅舅讲故事的过程中被培养起来的。等我成长到自己可以独立阅读书籍的年岁，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是“连环画”或者“小人书”。家人将小人书作为对我的奖励，我自己也把平时买冰棍的零用钱和过年时候的压岁钱攒起来，每月能够购买一两本新的小人书。由于当时这种书的价格便宜，大概几分钱到一角钱，也就是攒两根冰棍的零钱就能买一本，这为我童年时期的大量阅读提供了可能，比如我最初对于《三国演义》的阅读就来源于一整套小人书。我对小人书的阅读习惯一直保持到中学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掀起了“评《水浒》批宋江”的热潮，国家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古典白话小说《水浒全传》，这是我最早接触的真正的文学名著原本。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学校与家庭为我亲近自然创造了机会。当时学校的课业并不繁重，有大量时间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比如割青草、积肥来支援农村建设。当然，一方面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但另一方面，这些田间活动包括捕鱼、拾柴等，也给了当时的孩子们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培养出了一种生活趣味和对于生命的理解。我们的童年时代并没有动漫和电视，但这种“与自然共生”的状态，经历时间的沉淀之后就能慢慢体现出对一个人成长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可能是当下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稀缺的部分。

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祖父一辈曾是民国时期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两校的中文系毕业生，也曾经从事文学研究并著书立说，他撰写的专著中还包括中国诗歌史，这与我的文学研究似乎存在着某种共鸣与交集。后来，我还曾在胡风办的《七月》杂志上看到祖父所著的书的广告。如果据此追溯，可以认为我选择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潜在的遗传基因。不过我的祖父在1948年前后就迁至台湾，而将我的父亲、祖母等留在了大陆，从此断了音讯，我获悉他的这些信息，也是在我走上文学研究道路以后的事情了。所以，这种“遗传”的追溯更近于一种自我想象或说精神上的自我连接吧！（2017-20，第17—18页）

“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我诞生在四川东部一个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出生的这个地方在那些时候是多么的热闹，坦克在大街上趾高气扬地行驶，军舰与货轮抢道，弹道划亮了山城的夜空。我的记忆里还清清楚楚地保存着“向阳院”批斗“五类”分子（一说“九类”）时的热烈。当然，童年还有过小伙伴的游戏，有过小河边的捕鱼，有过防空洞里的“历险”，有过小饭铺里二角一碗的大汤圆，家庭命运的苦涩混杂着一颗无知童心的默默的欢乐。但是没有书，没有唐诗宋词，没有《红楼梦》和《鲁迅全集》，尽管我那时是多么珍惜到手的每一本连环画，我苍白的童年只有二舅夏夜里的“西游记”故事还闪耀着“文化”奇异的光芒。（1995-Z，第291页）

我所谓的“荒芜”不是一个比喻，它是真实的感受。我这代人开始读书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我们国家无论是具有文学性的经典名著还是儿童读物的出版都是空缺的，那时候能出的都是适应国家政治形势的一些著作。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录、文件之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70年代的“评法批儒”后统一印刷的《水浒传》，在这前面都有毛主席、鲁迅评点的文字，所以这也不是作为文学经典面世的，而是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出版的，它掀起了全国人民“评《水浒》”的高潮，可谓奇观。所以说，“荒芜”是真实的景观。在这个荒芜年代中，唯一的色彩就是“连环画”。连环画不是随时都有，当时我在重庆，一个书店里连环画也不过两三本，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会出现一本新的连环画，这就是文学荒芜年代唯一散发出魅力的图书。荒芜年代的连环画对我的精神影响，可能是今天的儿童看美术图书、看动漫没法比拟的。因为今天的选择实在太多了，你看美术图书也好，看动漫也好，那只是诸多可选择的对象之一；但在我们那个年代，你没法选择，连环画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它构成的魔力是极大的。每个月我父母都会给我买一本连环画，那一天就成了我最盼望的日子。（2015-2，第171—172页）

回想我自己的中小学时代，对于语文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那个时候，我们的教育事业正遭遇空前的衰落，我们并没有更多的文学著作可读，《诗经》和《楚辞》，李白和杜甫，巴金和茅盾，莎士比亚和海明威[……]所有这些陈列在今天大小书摊上的经典著作我们都没有机会接触。但是，谢天谢地，我们也没有今天那些触目惊心的“题海”！于是，我们的感性心灵依然保持了相当的自由空间。我还十分怀念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以那些美丽神奇的民间故事保存了语文课特有的美丽。在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文化几乎被荡涤一空，倒是我们的语文课竟然还成为唯一闪烁着文化光彩的所在。这就不能不感谢我的语文老师们，正是他们以语文特有的亲切和情感力量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田，开启了我走向文学的大门。（2012-Z，第42—43页）

大概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进入初中学习阶段，当时的文化发展反映到文学上，就是集中出现了一批科幻文学的作品，比如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以及早期的科幻杂志《科幻海洋》等。科幻文学的优势在于通过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对宇宙、自然的想象，极大地打开了人们的想象力。科幻文学归根结底属于大众文化，因此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经典名著对我们视野的开拓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对于在当时并没有太多书籍可供阅读的孩童来说，这种关于未来的天马行空的幻想，对自我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到现在我仍然非常珍视从科幻文学中汲取的财富，并始终保持着对于科幻的兴趣。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中涉及的文学著作与理论著作以外，目前我的阅读构成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科幻文学，包括科幻小说、杂志和科幻电影等。科幻作为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影响与丰富着我的生活，也许未来有合适的契机我会将这些“科幻体验”写出来。（2017-20，第18—19页）

我属于“60年代”，这种出身先天性地将我与荒芜和空虚联系了起来。孩提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文学经典，我的极其有限的阅读只能来自那些同样荒芜的语文课本和连环画。直到今天，我还对那些来自“书香门第”的作家学人心生艳羡。20世纪90年代中期，身居台湾的伯父第一次跨越海峡，带来了关于我不在人世已半个世纪之久的祖父的消息，我才知道，原来我家族的先辈早在40年代就撰写过《中国诗歌史》，晚年又有《金刚经解说》，不过，这迟到的信息已无法弥补我童年的遗憾，只能给人某些缅想的线索而已。“60年代”，那样的荒芜属于整个国家。

荒芜时代的些许色彩其实是格外重要的。感谢我小学时代的政治老师，一位把课堂变成小说连播的老太太，她对《三探红鱼洞》的讲述充满奇异的想象；感谢我的二舅，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同样拥有优秀的故事讲述天才，《西游记》与《封神榜》的幻想世界足以令人着迷；20世纪80年代初的应试教育，没有“文学”只有“课文”，幸好还有“作文”来延续我刚刚被激发展的幻想。我最早发表的文字也不是“文学”，而是一些数学题的证明问题，但我最终没有沿着二舅的数学道路走下去，因为高中文科班相对轻松的学习任务和文学环境似乎让我找到了更为适应的氛围。（2012-Z，第1页）

真正深入文学的世界是大学本科以后的事情了。有一天我突然对新诗入了迷。在图书馆里读着一本又一本的现代诗集，甚至自己也开始在纸上涂抹起来。在这期间，谢冕先生应蓝棣之老师之请来北师大演讲，那带着“朦胧诗论争”岁月所特有的情绪和在此以后蓝棣之老师同样富有情绪感染力的“现代诗”选修课更是大大地增强了我对诗歌的兴趣。不过，此时此刻的诗歌与文学之于我完全是情智的连通，一切与“学术”无关。现在想来，这种较长时间的自由幻想与自由情感的历史，倒是与当今某些功利主义的教育拉开了距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情感体验”的意义，这难道不就是一种幸运，甚至一种财富？（2012-Z，第Ⅰ—Ⅱ页）

我的“学术”之路的开启缘自王富仁教授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那篇著名的《〈呐喊〉〈彷徨〉综论》。20世纪80年代震动中国学界的这篇宏论曾经掀起了怎样的思想风潮！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晚在图书馆阅读《文学评论》之时那份不可遏止的激动。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一种真真切切的极具思想力度的“学术”的逻辑，哦，原来，真正的“学术”也可以像诗歌一样的动人心魄！几个月之后，我鼓足勇气，将自己的处女作《论〈伤逝〉与现代世界的悲哀》呈到了王老师面前；一年之后，更将一篇3万字的长文《论中国现代新诗的进程》送到了《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信老师的手中。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名作欣赏》与《文学评论》上，我也从此宿命般地走上了文学研究的“学术”之路，而且始终都兼有两个方向：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以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问题，但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学术思考都再难脱离“文学体验”的基础，而且越是到后来我就越能够感受到这一点。（2012-Z，第Ⅱ页）

关于鲁迅特别是《故事新编》的阅读是我最难忘的经历。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深秋，我所在大学积极的“支教”运动将我输送到了四川渠县一个不通公路的乡村。每天晚上，我都蜷缩在一张窄小的课桌前阅读鲁迅。外面是深深的夜影，鲁迅作品是那所乡村学校里最容易找到的借阅书籍，在经历了那一年燥热的春夏之后，文学与人生的“互训”有着怎样一种铭心刻骨的记忆啊！关乎我的遭遇与《故事新编》的图景，还有鲁迅的忧愤反讽之间的深刻关联似乎无须太多的解释和说明。一篇又一篇地阅读之后，我记录下了我一次又一次的心动。在被浓密的夜色所包裹的灯光下，我曾经将这些阅读的体验低吟给身边新识的朋友，然后在第二天走半小时的田间土路再搭船渡过洲河，通过小镇邮局寄往北京的《鲁迅研究月刊》。没有E-mail的年代，空间的距离令人怅惘，令人孤独，但也给人诸多反观自我的机会。没有电脑快速打字的年代，每一笔文字的刻画都仿佛凝结着人生的见证。文学如何让我们体验人生，人生又如何需要文学的拥抱，20年后的今天，依然记忆犹新！（2012-Z，第Ⅲ—Ⅳ页）

只是，我并不懂得巴蜀，甚至在接手写作这本小书之前也从未认真思考过它（没有与生存环境拉开距离，好像也总难做到超然的审视），书中的思想肯定有不少的粗糙和简陋。尽管如此，我依然十分珍惜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解读我故乡先辈们的精神成果，因为，这其实就是在解读我自己的生存，我是带着我自己的生存感受进入四川文学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我读得最多的是诗歌，现代中国的诗歌大多让我离开生存、陷入幻境，是这些饱含巴蜀文化意蕴的四川文学（特别是小说）重新唤醒了我对生存的关注。在阅读四川文学的时候，我无比真切地感到，生存问题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对20世纪的中国人是多么的重要！（1995-Z，第292页）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几年的并不轻松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是诸多的师长和朋友的支持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出版社多次的催促、鼓励是本书得以完成的直接的动力！梅志先生和张晓风女士多次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还寄赠新出的著作给我参考，贾植芳先生专门从上海寄来他身边保存的唯一的小说集，曾卓先生热情地在信中解答我的疑问；我对他们的感激不是一声“谢谢”所能表达的！（2001-Z-1，第306—307页）

在接受这样一个“难题”到几经折腾终于勉强成稿的过程中，给我巨大精神支撑的还有那些在世和早已不在世的七月派先辈们，每当我在苦于结构的安排和语言的处理这类写作上的“技术”问题时，总是他们人生和艺术材料的本身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从现实的“写作”升腾到超现实的精神“体验”中，他们的真诚、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创造和他们的受难都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精神的撞击和掀动。虽然我这笨拙的“写作”实在不能与他们人生与艺术的本身相媲美，但我想，铭记（哪怕是笨拙的“铭记”）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有人格魅力的先辈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如果我的粗糙的文字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进入七月派作家群的一条最基本的线索，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2001-Z-1，第307页）

到目前为止，我有三次集中投入鲁迅的精神世界：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还在北京念大学，有感于王富仁老师的《〈呐喊〉〈彷徨〉综论》而产生了阅读鲁迅的强烈冲动；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新上山下乡运动”而到了一个不通公路的乡村中学，那时鲁迅成了我寂寞人生的唯一慰藉；最近一次则是在去年下半年，为了讲授“鲁迅研究”选修课，又一次系统阅读了鲁迅的作品。（2004-Z，第306页）

阅读和记录关于鲁迅的体验，是一件相当愉快的事情，尽管我们在鲁迅的文学里常常读到的是人生的痛苦。在阅读与写作的好些时刻，我都有一种克制不住的激动，这样的经历在我的其他时候却颇为少见。（2004-Z，第306页）

我十分怀念每次上课时那种济济一堂的热烈的场面，它至少让我相信，在鲁迅和我们之间，依然有着许多彼此可以认同的精神追求。或许，在某一天，它就会成为我们度过人生之夜的宝贵的力量。（2004-Z，第313页）

我想重新发掘所谓的“现代性”与民族文化与文学生长的关系。后来在实际的工作中，却发现清理“现代性批评话语”似乎就是一个复杂而必须的前提。这样，几年下来，我的许多精力就花在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史的清理与追问当中，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特征”（我倾向于用这一说法而不再轻易使用“现代性”）的一些思考也都与这样的清理和追问有关。（2006-Z，第275页）

在这一次的被误读之后，我似乎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方向。那就是，我们的研究应当极力避免被某些社会思潮所裹挟，文学史的研究不应该成为现实功利目标的附庸，中国新诗与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发掘中国作家的创造机能为己任，我们不必轻易将这样的创造机能归结到某一既有的思潮中去。在以后，我质疑过渐成主流的“现代性”研究视野，质疑过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模式，也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等基本历史概念怀有一份警觉，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将通向对中国现代作家“创造秘密”的深入把握。到目前为止，我相信这就是重新认知中国现代文学的可靠之路。（2012-Z，第37页）

我们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当中走上学术研究的，80年代最大特点是强调回到文学本身，强调文学性，这个观点到现在我觉得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它首要的意义还不在于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文学性的存在，有没有纯文学的存在。80年代提出这个概念首要的意义是完成了对政治干预文学的一次反拨，我们是谈文学性，谈回到文学本身，其实是要努力地从政治对文学的干扰当中挣脱出来。我们强调文学应该在文学内部来解决，意思是说，文学的这个内部到底在哪里，其实80年代并没有想过，有没有一个绝对的内部？但是这个是有意义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这与单纯地把文学工具化和功利化是有所区别的，把文学纯粹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是在反抗把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意义上，强调回到文学本身。直到今天我仍然肯定80年代的这个思想，我们也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强调文学的修养本身。（2020-2，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