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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视角创新。本研究针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知识与保护性性行为背离的问题，采取社会文化视角研究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分析社会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影响程度，探讨社会文化干预策略，克服了以往研究仅从认知改变行为视角研究的局限性。
2.研究方法及理论创新。本研究基于“艾滋病危险减轻模式”“预防艾滋病性网络理论”“社会影响模式”等艾滋病危险性行为干预理论，采用现场人群调查研究方法，并将青年男男性行为者分为青年男同性恋者、男双性恋者、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异性恋者共3种类型进行组内定量比较研究。
3.研究内容创新。以往艾滋病危险性行为主要研究有无保护性行为（即性行为过程是否使用安全套）。本研究中的艾滋病危险性行为指可能使个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体液交换的性交行为，研究内容有扩展，包括初次同性性行为、男友同性性行为、临时性伴同性性行为、商业性伴同性性行为、多性伴性行为以及安全套使用6个维度。社会文化包括性文化特征、艾滋病知识及威胁感知，并将社会人口学特征、艾滋病预防服务等作为混杂因素纳入分析。
4.研究结果创新。首次报道青年男男性行为者、青年男同性恋者/男双性恋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特征，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青年男同性恋者/男双性恋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影响程度，提出了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社会文化干预策略建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文化在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干预研究中的不足。
1.本次研究地点局限于贵州省4城市，研究抽样方法为分类滚雪球抽样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调查相结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调查样本量约占总样本量的四成，有偏性，可能高估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故研究结论限定于贵州省的特定人群，不能反映全部青年男男性行为者的艾滋病危险性行为及其社会文化因素。在今后的研究中，建议扩大研究地点抽样范围，采用更具抽样代表性的同伴推动抽样（简称RDS）等其他抽样方法进行研究。
2.本次研究主要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研究方面，组织了当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男同工作组代表等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小型调研座谈会进行专题小组讨论。由于青年男男性行为者不愿与非同志圈人士接触，本次研究未能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进行深入访谈和观察，影响了本研究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的亚文化特征与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深入探讨。建议今后的研究除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外，增加人类学研究方法，深入实地观察，了解青年男男性行为者的亚文化特征及其与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关系。
3.本次研究基于个体和群体水平艾滋病危险性行为干预理论进行研究，提出了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社会文化干预策略建议。但部分干预策略建议的可操作性尚未经实践检验。另外，青年男男性行为者同性性行为一直受学术界的个人权利派与社会控制派的关注。由于研究者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认识不够全面、系统，相关文献具有局限性，未来还需对本研究提出的干预策略建议进行广泛的论证，进一步修改完善。
[1] 熊杨、王红红、李现红：《男男性行为人群（MSM）艾滋病防治策略的研究进展》，《当代护士》（下旬刊）2014年第7期。
[2] 边绍欢：《流动人口孕产妇艾滋病认知现状及干预效果评价》，《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17年第36期。
[3] UNAIDS， The GAP Report ，2014，http：//www.unaids.org/en/resources/campaigns/2014/2014gapreport/gapreport.
[4]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男男性行为人群中艾滋病新发感染5年间增加12%》，2016年11月23日（http：//www.chinaaids.cn/fzdt/zxdd/201611/t20161124_136044.htm）。
[5] 胡健：《社会文化因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影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6] 韩孟杰：《我国艾滋病的疫情形势与面临的挑战》，2017年艾滋病学术大会。
[7]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艾滋病与男男性行为》，2007年。
[8] 梁晓峰：《中国每万人中6人感染艾滋 有3成感染者未被发现》，2016年11月3日（http：//www.chinaaids.cn/fzdt/zxdd/201611/t20161103_135321.htm）。
[9] 韩孟杰：《我国艾滋病的疫情形势与面临的挑战》，2017年艾滋病学术大会。
[10] 胡健：《社会文化因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影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1] 陈舸、郑森兴：《同性恋和男男性行为与艾滋病相关的研究进展》，《海峡预防医学杂志》2008年第3期。
[12] Donnal L. Floyd，Steven Prentice-Dunn，Ronald W. Rogers，“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on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30，No.2，Febuary 2000，pp.407-429.
[13] 李现红、王红红、何国平等：《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策略研究进展》，《护理研究》2012年第8期。
[14] 杨廷忠、李鲁、王伟：《艾滋病危险行为扩散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8页。
[15] 张胜康、王曙光、邹勤：《不同文化人群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55页。
[16] 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6页。
[17] UNAIDS， Sexual Behavioral Change for HIV ： Where Have Theories Taken Us ？，Geneva，Switzerland：UNAIDS，2009，pp.8-9.
[18] 熊杨、王红红、李现红：《男男性行为人群（MSM）艾滋病防治策略的研究进展》，《当代护士》（下旬刊）2014年第7期。
[19]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男男性行为人群预防艾滋病干预工作指南》，2016年，第2页。
[20] UNAIDS， Sexual Behavioral Change for HIV ： Where Have Theories Taken Us ？，Geneva，Switzerland：UNAIDS，2009，p.8.
[21] 杜玉开、丁辉、李芬等：《生殖健康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版，第54—55页。
[22] UNAIDS， Sexual Behavioral Change for HIV ： Where Have Theories Taken Us ？，Geneva，Switzerland：UNAIDS，2009，p.9.
[23] 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4] 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5] 潘绥铭、黄盈盈：《性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104页。
[26] 王曙光：《青少年的脆弱与应对——策略方案与理论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63页。
[27] 王曙光：《青少年的脆弱与应对——策略方案与理论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28] 龚幼龙、严非：《社会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6页。
[29] 张胜康、王曙光、邹勤：《不同文化人群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55页。
[30] 该图是笔者应用“艾滋病危险减轻模式”等理论构建的。
[31] 梁晶：《贵州艾滋疫情全国第八》，微信公众号“贵州改革”2018年第194期（总第574期），https：//sh.qihoo.com/9da43efb6b94e2bf8？cota=1&refer_scene=so_1&sign=360_e39369d1，2018年7月14日。
[32] Wu Zunyou，Xu Jie，Liu Enwu，et al，“HIV and Syphilis Prevalence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61 Cities in China”， Clin Infect Dis ，Vol.57，No.2，2013，pp.298-309.
[3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试行）操作手册》，2011年，第11—12页。
[3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试行）操作手册》，2011年，第11—12页。
[35] 张小妹：《梦想用实力说话》，《现代苏州》2016年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