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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简称艾滋病，是一种由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起的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 [1] 。艾滋病病毒攻击、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CD4T淋巴细胞，导致人体丧失免疫功能。 [2] 因此，艾滋病患者免疫力低下，易感染各种疾病，病死率较高。至今没有根治艾滋病的特效药物，也没有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疫苗。
艾滋病起源于非洲，后由移民带入美国。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次报道：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在洛杉矶3家医院发现5例青年男性同性恋者患有“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这样，男男性行为人群翻开了艾滋病历史的第一页。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道，2014年，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达3600万人，75%发生在15个国家。每年有210万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者，60% 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没有获得艾滋病病毒抗病毒治疗。每年有15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大约45% 的艾滋病新发感染发生在重点人群及其性伴中。男男性行为人群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男男性行为者是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人群，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是一般人群的19倍 [3] 。2010—2015年，全球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新发感染增加了12% [4] 。
中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以来，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数量持续增加。2017年6月，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数为71.8万。艾滋病严重威胁到人民的健康，并阻碍社会的发展，引起政府及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目前，经性传播成为中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传播渠道。 [5] 2017年1—6月新报告病例中，性传播占94.2%。新报告青年及青年学生病例数呈上升趋势。每年新报告的15—24岁青年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数从2008年的8354例上升到2016年的1.671万例，2017年1—6月的8320例。青年学生占比从2008年的5.8% 上升到2016年的18.3%，2017年1—6月的19.2%。青年及青年学生病例以男男性行为同性传播为主。2017年1—6月，15—24岁青年报告病例中男男同性传播占57.7%，异性传播占38.4%。青年学生报告病例中男男同性传播占82.3%，男青年学生报告病例中男男同性传播占84.2%。 [6]
青年男男性行为者同性行为多为无保护性肛交、性伴侣不固定、常有多性伴性关系，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极高。由于中国多数青年男男性行为者与女性组成婚姻，会把艾滋病向配偶传播，是艾滋病的易发人群和桥梁人群。 [7] 艾滋病病毒经男男同性传播增长速度快。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数占比从2005年的0.3%快速上升为2015年的27.6% [8] 。2016年新报告男男同性传播病例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城市。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病毒感染比例较高。2016年男男性行为者哨点监测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率高达7.75% [9] 。研究报道，生物学因素、行为学因素以及社会学因素为影响青年男男性行为者传播艾滋病病毒的主要因素。生物学因素有病毒的基因型与载量、遗传与免疫因素和性传播疾病等；行为学因素有性交方式、性伴数、性频率以及使用安全套的情况等 [10] ；社会学因素包括艾滋病/性病的知识、性别角色、性取向的态度与认识、婚姻制度、社交新媒介的广泛使用等 [11] 。
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或称不安全性行为比例较高。迄今为止，中国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研究内容主要为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实践（KAB/P）调查。认为青年男男性行为者发生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原因主要是青年男男性行为者年轻，处于性活跃年龄；性别认同错位，性观念和性行为较为开放；文化程度不高，自我保护意识不强，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对于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以及技能了解较少，较易发生随意性或商业性同性性行为。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预防干预模式主要为认知—行为管理模式。认为应该加强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提高该人群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开展相关培训，提高生活技能，掌握保护自我的方式、方法；进行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争取做到早诊断、早治疗。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为“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和“保护动机模式（Protection Motivation Model）” [12] 。“健康信念模式”认为认知可以改变行为。“保护动机模式”是建立在“健康信念模式”基础上的，认为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有效预防需要保护理论作为支撑。 [13]
然而，此类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深入。（1）描述性研究较多，分析性研究较少。（2）以往研究只注重认知的研究，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影响。而青年男男性行为者往往艾滋病知识认知水平高，保护性性行为发生率低，出现按现行“认知—行为预防干预管理模式”进行艾滋病行为干预效果不明显的问题 [14] 。
艾滋病是一种社会性疾病，与社会结构、阶层地位、经济状况、文化形态等因素有关。受文化影响，主流文化人群与亚文化人群在艾滋病知识、信息结构、对艾滋病的观念、态度和行为上有较大差异。青年男男性行为者处于社会结构边缘，社会阶层地位、经济地位较低，较易受到艾滋病伤害，是艾滋病的易感、脆弱人群。 [15] 按性取向分类，青年男男性行为者包括青年男同性恋者、青年男双性恋者、青年男异性恋者，前两者对男性具有性吸收力，表现特定的亚文化特征。如不同的性别角色、性取向的态度与认识、性观念、童年家庭环境（恋母情结、女性化教育）、青春期性经历（早期性经历、异性交往受挫、同性诱惑、乱伦经历）、与异性隔绝的单性环境等，可能与其危险性行为有关 [16] 。加之，中国主流社会文化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的性取向和艾滋病双重歧视，使青年男男性行为者不愿出柜（即公开性身份），处于“隐身”状况，疾病预防控制专业技术人员很难触及，很难在该人群开展艾滋病危险性行为干预活动。因此，如何根据青年男男性行为者社会文化特征制定及调整该人群艾滋病危险性行为干预策略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课题针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干预的文化敏感性问题，以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为研究对象，采取社会文化研究视角，基于“艾滋病危险减轻模式（AIDS Risk Reduction Model）”“预防艾滋病性网络理论（Sexual Network Theory for HIV Prevention）”“社会影响模式（Social Effect Model）”和“社会建构理论（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17] 构建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分析框架。在研究设计上，采取横断面研究，实地调查研究2016年贵州省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数据资料采集上，运用问卷法、小组讨论和文献法。统计分析上，采用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相结合方法，研究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性传播中有别于其他人群的性文化、艾滋病知识及威胁感知等社会文化特征，以社会人口学特征、获得艾滋病预防服务为混杂因素，分析社会文化因素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影响程度，探讨相应的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社会文化干预策略。
采取社会文化研究视角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研究，分析青年男男性行为者初次同性性行为、男友同性性行为、临时性伴同性性行为、商业性伴同性性行为、多性伴性行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提出“加强青年男男性行为者安全性行为教育、针对性地开展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干预、大力营造反歧视的社会支持环境、加强全社会性取向的正面引导”等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社会文化干预策略，为制定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防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对遏制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流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针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干预的文化敏感性问题，基于“艾滋病危险减轻模式（AIDS Risk Reduction Model）”“预防艾滋病性网络理论（Sexual Network Theory for HIV Prevention）”“社会影响模式（Social Effect Model）”和“社会建构理论（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的影响，克服了以往研究“健康信念模式”仅从认知改变行为视角研究的局限性，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文化在青年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危险性行为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