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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幸福和解放是马克思终生探索的目标。人的存在既是历史纵向的阶段性、持续性发展，也是空间横向的关系性、整体性发展。人类的认识和实践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两个基本维度，人们总能感觉到时间的快速流逝，常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感叹，但对空间的珍贵价值却认识不足。人们常以为自己所处的空间是相对稳定的、自然的、静止的，因此空间对人的发展并没有重要影响。但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的存在既是时间性的历史过程，也是空间性的结构关系。空间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重要性在当代生存空间紧缺、空间资本化、地理不平衡发展的现实困境中逐步凸显出来。主体占据空间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在社会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样的空间不再是自然的、中立的，相反，空间所承载的资本性、政治性和价值性被人的实践激活了，这就是空间的人化。本书所涉及的空间主要是指人类基于物质空间实践形成的社会空间，通过人的实践将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相统一。因此，空间伦理是对空间实践问题的伦理回应。
虽然空间伦理的议题到近些年才开始进入学界的讨论之中，但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话题。因为只要有人类在空间中存在就会有伦理意识，而伦理意识与空间现实出现偏差的时候就会产生伦理问题，因此，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空间伦理其实一直存在着，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张导致全球和地方、城市和乡村的紧张关系加剧，使人在空间中的生存处境堪忧，所以研究空间伦理凸显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和现实的价值。空间伦理包含的不仅是空间本身的伦理问题，还包括了空间内人的实践伦理问题，而且后者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更为重要的内容，因为人的空间实践会直接影响，甚至改变空间本身的结构和形态。所以本书更注重对人在空间实践中产生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
人类历史上提出的“理想国”“乌托邦”“明日的田园城市”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理想社会形式都可看作空间伦理的表达形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空间和伦理都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承载者，表达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伦理是在实践中逐步总结出的具有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价值秩序。因此，空间伦理是指在人类空间实践的过程中规范空间生产和人类行为的价值规范。空间伦理理论要落实在具体空间实践中即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全球与区域的关系之中才有意义。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空间伦理的主体。主体的物质生产实践是空间伦理问题的现实根源，依据空间存在与空间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空间伦理的问题产生和解决，以期达到空间善治与人的解放的终极价值目标。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提出空间伦理的问题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合理性。空间伦理是现实空间实践与价值规范相结合促生的新研究内容。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关怀价值。
从现实条件来讲，空间不平衡发展和空间非正义等现实困境亟须伦理向度的反思。人类通过生产生活实践与空间及其内在因素发生交互关系，所以空间形态也不可避免地被资本、权力、技术等因素干预，由此造成了空间不平衡发展、空间非正义、空间伦理失序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冲击了空间内原有的传统伦理文化，也压抑了人类丰富的生命特征，导致个人与社会都处于扁平化的存在状态。伴随着人类实践空间范围的不断扩展，加深了个体与群体、城市与乡村以及全球与区域之间的联系与冲突，空间伦理研究便应运而生。
第一，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个体身份关系的错位。信息化时代，人们生活在现实空间同时也生活在网络虚拟空间之中。全球互联网使用的普及率正在不断提高，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4.5% [1] 。在互联网中，人的交往已经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生活空间。与现实空间相比较而言，网络空间表现出虚拟性和隐匿性，包括了身份信息的虚拟性、所在地点的虚拟性、传达信息的虚拟性。借助虚拟身份人们便在网络空间中随意发布信息和散布流言等，严重扰乱了网络空间的秩序。多元信息流容易形成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不利于人对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空间主体、实践主体的价值认同。所以说，由于人在现实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中拥有的不同身份定位和价值观念，导致了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中个体身份的错位关系，道德观念对网络空间中的行为约束力会减弱，个体也会更多地释放自己的本能冲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2] 。因此，要解决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对个体造成的这种撕裂感，解决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个体身份和身体的迷失问题，就需要提出一种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身体伦理，促进个体对身份的确认和全面发展。
第二，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中社会关系的差异。空间是人类存在必不可少的维度或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空间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有边界的地理空间，这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现实空间；同时，因为人们处于不同位置与他人交往会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正是所谓的社会空间。这两种空间共同作用于人类生存状态。人们生活的城市和乡村空间，它们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教育方式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从人类发展的历程来看，城市总是代表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和技术，乡村成了衰落和落后的代名词。在城市发展的上升期，由于人口的过度集中、资源的快速流动导致陌生人社会的形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 [3] 城镇之间人口流动速度不断提高，这对于城市发展是一次机遇，但也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战。从伦理角度来看，加速的人口流动会更快地形成暂时性的城市社会关系，这样的关系是脆弱的、冷漠的、金钱至上的邻里关系，因此，需要重构城市伦理来重新营造城市空间的和谐关系、人文性、历史性和公共性等价值。正如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强调的，“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城镇化要达到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目标。
第三，全球空间与区域空间之间共同价值的统一。全球化是21世纪的空间事实。从地理空间来说，区域空间本身就是全球空间整体的一部分；从社会空间来说，全球化的过程中技术、资金、文化等通过在不同区域间流动而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整体。全球化中不同的区域、国家之间的联系已超越了地理空间的关系，上升到了命运与共的生存论价值。同时，在全球化过程中很多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文化和风俗受到了冲击，具体又表现在发达国家将消费文化、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等输入发展中国家，严重同化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全球空间的价值观和区域空间的价值观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全球化面临的重要问题。面对这种全球空间的价值同化与价值冲突，中国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理念来协调区域与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全球空间与区域空间中，由于人的实践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因素的不合理运用，产生了各种伦理问题。个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利益为主，因利而聚、因利而散，缺乏情感和道德信仰的联系；而城市盲目地追求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城市建筑更新来刺激资本流通的速度，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理念的科学规划；全球空间内的国际关系重组和国际定位伴随着经济实力而处在博弈之中，同时，人类社会也出现了生态危机、气候变暖、信息泄露等全球性风险。人们如何在这些空间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对美好社会的建设，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从理论背景来讲，推进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思想和伦理思想在当代拓展的内在要求。
第一，空间伦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的进一步研究。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并没有直接的、清晰的、系统的空间内容，但是空间却始终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过程中，空间成为联系资本、阶级和社会的枢纽。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空间的拥有、对空间的组织、对空间的控制和操作就变成资本主义运行与组织的一种力量” [6]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涉及的住宅空间、生产空间、消费空间以及世界空间的分析始终与资本、阶级和人的解放交织在一起。同时，马克思看到资本家由于掌握了资本也就拥有了对无产阶级支配的权力，所以无产阶级的空间处境还与政治、权力交织在一起，无产阶级只有夺得政权才能获得更多生存空间，掌握空间资源。可以看出，资本和权力是影响人与空间关系的主要原因，在资本的支配下，空间从生产对象演变为生产产品；在权力的支配下，空间从自然状态转变为管理人们和社会的工具。如果说资本和权力的规约是空间善治的硬性条件，那么伦理精神的建构则是空间善治的韧性条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涉及的空间伦理内容只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空间伦理的初步探索，并没有进入更系统、更直接的研究中去。本书尝试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阶级权力的批判研究基础上进行当代空间伦理研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的当代转化和拓展。
第二，空间伦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拓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伦理思想超越了那些只讲道德普遍法则的伦理理论，也超越了个体道德哲学的禁锢。他们对伦理思想的解释以现实生活为起点，并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始终贯穿了人追求自由全面解放的价值立场。 [7]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一直坚持了实践逻辑、批判精神和解放目标，这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伦理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形而上学的理论研究，还应该有现实的问题导向和实践品格。由于人们所处时空的变迁，便有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伦理观念和关系，所以除了关注不同历史阶段的伦理关系，还要关注到空间在人的伦理观念中所起的作用。在不同空间内，人类有不同的社会实践行为和选择，由此促使空间形成不同的价值规范诉求。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空间与伦理的实践主体都是人民群众，他们是推动空间历史和构建伦理规范的直接力量。空间与伦理都具有历史阶段性和社会实践性。可以说，空间与伦理有内在的一致。因此，空间伦理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伦理思想中本就存在的潜在方向，只是现在我们将其通过空间维度更加凸显出来。
空间伦理研究是空间思想整体性和伦理思想实践性内在的理论生长点，直接关系到人们能否在空间中更好地生活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离不开崇高的理想信念的引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真善美的追求是空间伦理研究的不懈动力。本书立足新时代背景下身体空间、城市空间和全球空间中的伦理问题，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空间伦理的洞见不断深化和拓展。重构空间伦理意在将外在空间形式转化为具有价值的内心空间，引导实现人民的自身价值、城市社会的和谐文明以及全球人类的共同福祉，让人民在空间中享有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总的来说，空间伦理研究还是属于空间领域内的问题研究。空间问题在当代社会愈加突出，但是却始终徘徊在资本、权力的维度，并没有更多地思考空间问题中涉及的伦理价值内容。学界对空间的研究正趋于全面而深化，随着资本和权力对生活空间的挤压，人们的空间伦理意识逐步觉醒，所以空间伦理必然会成为空间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空间伦理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与当下现实问题的结合下才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意义。
对于任何个体、城市和国家而言，空间中的价值秩序的失序和伦理意义的失落是当今空间实践严重的价值危机。在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时代，思考不同空间发生伦理困境的原因是什么；人类在空间中实践应该坚持怎样的价值观；如何构建和实现不同空间中的伦理价值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立足现实条件去思考。本书研究的目的在于处理好人与空间的关系，让人们在空间中生活得更好。
第一，空间伦理研究是对空间现实问题的伦理把握。身体、城市和全球是人类生存的不同层次的空间形态，但在本质上这些空间都是社会关系的表达。正因为作为实践主体的个体性，所以造成了空间种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样的差异性关系为人类从空间维度展开对资本同质化的抵抗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时，差异性和复杂性的关系也带来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通过对个体身体和精神的规训、城乡空间“中心—边缘”的不平衡发展模式，以及全球空间中区域之间时常发生的矛盾冲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把握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方法和角度，马克思主义对此现象的分析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立足人真实的存在状态，用实践的、辩证的方法去透析空间存在的问题。从伦理的角度来分析空间，与从资本和权力的角度分析空间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虽然从资本和权力角度的分析是对空间现状的原因追溯，侧重对空间现状的解构性剖析；从伦理角度分析则侧重对空间规范性秩序的建构性分析。但伦理本身蕴含着人的目的性，可以对被资本、权力、技术所渗透的空间异化问题进行反思与重构。所以从资本、权力和伦理角度研究空间都会对空间问题产生解构与重构的双重过程。其中，破解空间资本化与权力化问题是过程和手段，构建空间伦理化则是目的和结果，空间伦理研究是对空间资本化与空间权力化研究的补充与完善。
第二，空间伦理有利于为空间治理实践提供有效的价值规范。空间生产是将空间作为生产资料或商品的过程；空间重组是根据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社会因素的要求对已有空间格局进行不断调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讲，空间生产和重组决定了空间层次和社会关系。由于空间生产过度追求利益带来身体的工具化、城市和全球内部的等级化、碎片化，因此，在空间生产和再生产时要坚持空间伦理，通过伦理价值来规范空间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伦理失序问题和现象。城市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结构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影响下形成的结果，不同因素会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有个前提：空间是这些因素可以发挥自身作用的必要条件。城市空间伦理本质上是城市社会伦理，它是城市自身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符合人民发展权利的空间诉求。全球伦理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虽然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思潮和事件，但是全球化依旧是未来发展的最优选择。在全球空间成为整体的关系网时，如何协调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的利益、权利关系成为重要问题，全球伦理的提出为纷繁复杂的全球局势找到求同存异的基础。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实践论内容，在不同的空间类型中应构建起符合具体实践的空间伦理为空间生产与空间生活提供有效的价值规范。
从理论意义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有利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有利于推进空间理论研究的整体性；有利于充实伦理理论研究的现实性。理论应伴随人类实践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发展不断地创新和丰富。
第一，空间伦理研究有利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哲学家根据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条件、人民要求，不断凝练创新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人类历史存在的重要方法，恩格斯曾这样肯定其重要性：“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8] 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不会过时，相反，它们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自身理论以适应当时当地人民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世界各地快速生根、发展的现实就足以说明它不是教条而是充满现实观照的开放性思想，它既能够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解释新的时代和空间中产生的新问题，也能为新问题指出新方案。20世纪的空间运动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空间维度凸显了出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包含了社会公平、身份平等、生态正义、城市权利等丰富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空间治理以及空间批判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某些领域内的发展依旧存在短板，比如住宅空间的紧缺、城乡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全球空间的同质化等问题，它们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解决空间不平衡、非正义等发展问题除了实施对资本的规约和权力的限制，还要通过伦理层面的反思将问题解决提升到人类解放的高度。因此，空间伦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空间现实中形成的精神结果之一。
第二，空间伦理研究有利于推进空间理论研究的整体性。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观和世界观中既有时间维度也需要空间维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既是物质精神文明的进步，也是生存环境、生活空间的向外拓展，因为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十分明显地影响了人类的投资偏好、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伦理关系。本书从伦理维度进入空间理论指出空间伦理的目的就是达到人在空间中与自然、他者、社会、人类的和谐关系。人们对于空间的认识从人的身体开始，并在城市和乡村中展开，而且进一步在全球空间中深化。空间中资本因素、权力因素、技术因素成为现代人们进行身体塑造、城市规划、国际交往最直接的影响力和依据标准。资本的过度扩张和权力的无界限应用都需要人们自觉、自主地构建伦理秩序去规范，但是目前关于空间伦理研究以及空间伦理规范的体系建立相对还比较薄弱。空间一旦被人类实践活动所改造就不再是价值中立的范畴，社会化的空间因为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蕴含了明显的政治性、价值性。空间伦理是指人类在空间中进行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时需要树立伦理的价值规范，以达到人在空间中的良好状态，具体通过身体伦理、城市伦理和全球伦理展现出空间伦理的丰富现实性。空间伦理的研究拓展了空间理论的研究范围，将空间研究从资本运作、权力规训中拓展到伦理精神的建构，将空间理论从原因研究深入到了目的论研究。空间资本化和权力化直接造成了空间伦理的诸多问题，通过空间伦理研究反思批判空间资本化和权力化的现象。
第三，空间伦理研究有利于充实伦理研究的现实性。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以实践性、历史性和价值性为特征的空间伦理与传统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的伦理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坚持了传统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相统一，既关注空间伦理对生活的规范性，也不能脱离元伦理学的“善”的概念和本体论思想。所以，空间伦理的研究是要突破以往伦理学的抽象概念，在实践中将规范伦理学与元伦理学有机结合在一起。空间伦理的理论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空间伦理是以人类解放为根本目的的社会伦理，通过调整社会伦理去适应人类生活，让社会成为符合人类自由本质的社会，成为共产主义式的自由王国。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类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伦理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既是人类实践的一种精神引导也是一种社会运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来看，“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9]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建立在人类发展的悠久历史基础上，并与各国实际国情紧密结合成为在全球空间展开的一种革命运动。换句话说，人类的伦理观念是在物质实践、历史传统、血缘关系、地理空间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所以，空间伦理主要是指一种规范性和目的论相结合的伦理研究，它立足于人的日常生活考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强调伦理在空间中的实践性、现实性和历史性。
空间伦理既是伦理的空间性即伦理关系的发生都要有一定的空间场域，也是空间的伦理性即空间实践的过程需要伦理进行规范才能合乎人的需求。不管是个体、城市还是全球的发展和治理都离不开伦理精神，而伦理精神的实践也离不开具体空间的实践。所以空间伦理研究有利于充实伦理研究的现实性，伦理的“善”在不同空间中有不同表现和具体诉求，但是具体空间的伦理目标也都指向了空间伦理的善治目标即指向人类对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向往。
空间伦理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层面讲，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伦理学、文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内容；从现实层面讲，空间伦理伴随着人类实践而持续存在。学界对空间伦理的研究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启发；但由于历史条件的更新，对空间伦理主题的讨论依旧值得进一步研究。
借助中国知网系统，进行“空间伦理”的主题检索，可以获得国内空间伦理研究的整体面貌。国内学者对空间伦理的研究从2000年左右起步，并呈现出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相关文献研究涉及哲学、文学、城市规划、社会学、旅游经济、马克思主义等学科。空间伦理相关文献的主要研究关键词涉及伦理、空间、网络空间、空间生产、空间正义、城市、异化、身体、资本等内容。
根据文献的具体内容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理论性的阐述与解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涉及的经典空间伦理思想的引介和阐述为基础，展开探讨空间伦理研究的时代背景、普遍原则、研究价值等内容；另一方面是以理论为依据进行现实问题的剖析，更加侧重实践内容。着眼于具体的、特殊的空间及其伦理问题，将空间伦理的理论应用于我国的建筑空间、城乡关系、网络空间、公共空间、居住空间的现实之中，考察全球化、城市化过程中这些空间面临的伦理困境和需要的解决之道。总的来看，学界将空间伦理视作一种思考人在空间中存在的新方式，“以空间的方式构想伦理关系和伦理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新颖的和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尝试” [10] 。具体来讲，国内研究文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空间伦理的背景和原因。一方面，空间伦理的研究是对空间理论完善的需要。以往的空间研究范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或者遗忘了空间所承载的生命性和伦理性。吴红涛认为空间伦理学既是为了预防现有空间研究范式中忽略伦理的弊病的需要，也是人们理解和化解现实困境、构建和谐空间的内在诉求。 [11] 还有学者也持有同样的认识，认为由于当代的意见空间内的自由是十分有限的，需要提出空间伦理来解放自由。孙全胜、曲蓉从哲学层面来思考，认为空间视角和伦理视角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空间伦理正是对规范伦理学中“空间特性与伦理规范之间联系的内在规律性” [12] 的研究证明。所以空间理论在理论层面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出于解决空间现实问题的真实需要。由于资本支配空间生产 [13] 和空间中的政治霸权的存在 [14] ，空间实践中产生伦理问题是必然的。正如胡大平教授所指出的：“当代城市化和空间重组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社会后果，亦产生了对其进行伦理干预的迫切需要。” [15] 资本和权力不加限制地使用会导致缺乏社会空间人文关怀和生态理想，所以，空间生产和空间的良善状态都需要人文价值的引导，现实中人的空间生存困境也需要空间伦理来解决。总的来说，国内学者认为，空间伦理的提出既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改造现实的需要。
第二，空间伦理的基本内容。空间与伦理的关系是空间伦理研究的首要内容。对此，吴红涛、张中、曲蓉、张厚军等学者都持有一种共同的认识，空间伦理从字面上看是“空间”和“伦理”概念的组合，但本质上它不是二者简单地相加，而是空间和伦理有机结合形成的新概念。空间和伦理两个领域的内容本身就有内在的统一性：空间是伦理研究的重要视角，空间为伦理关系的存在提供了场域；伦理关系又反过来塑造了不同的空间存在，空间生产研究缺乏伦理学维度就不能深入走向现实，而伦理学唯有增加空间向度才能更深入地走进生活。 [16] 因此，空间与伦理相互作用、相互成就。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具体空间中存在特殊性的伦理问题，而这种差异性内在源于人自身的多元本性，外在源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的条件不同。从空间的不同类型划分而言，空间伦理的内容具有多样性，伦理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上有不同的价值追求。 [17] 不同类型和范围的空间直接限定了不同性质的伦理关系。 [18] 总之，空间伦理研究的中心内容是围绕着人类如何在空间中生活得更好这一主线，既包括空间本身的生产非正义问题，也包括空间内人的权利问题以及人与空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空间伦理必须以生活为中心、以人为中心重新审视物与人的关系。 [19]
第三，空间伦理的研究目的。从根本目的来讲，国内学者认为研究空间伦理的目的是通过探讨不同空间和人的道德、幸福、存在、认同等实践之间的伦理关系，将空间中主体内在的情感、感性能力、道德感激活出来，让空间成为蕴含着温情价值的场所，让人们在居住空间、公共空间、生产空间中感受到社会对人民的重视。人类最崇高的善的现实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客观自然规律和人类历史规律的统一。善的社会条件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程相统一。在空间实践中伦理正是实现这种根本“善”的方式。
从具体目的来讲，有学者认为空间伦理要实现的是人与空间的生态关系，构建生态城市空间，将生态的存在视为人和空间发展的主要目标。空间伦理应是人类空间生活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内容。人类遇到的居住空间问题、公共空间问题、生产空间的问题等，它们表面看起来是城市空间规划的结果，但是本质上来讲，它们都是价值层面是否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基本已经认识到以人民为中心是空间伦理的目的，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追求人类解放的实践发展目的。
第四，空间伦理的实践路径。空间需符合伦理精神的发展，实现空间与人类的和谐共生，这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诉求。空间实践因资本、权力、技术等因素造成了人文伦理精神的缺乏，要实现空间的善治就要尝试去重新建构并实践空间伦理。目前，国内学者提出空间伦理的实践路径主要有具体实践和价值建构两方面。
从具体空间的实践方面来讲，具体、微观的空间是伦理实践基础。吴红涛等认为，空间伦理的实践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因此，必须从具体实存的现象、微观的空间出发。具体空间的典型是建筑空间和居住空间。建筑空间蕴含着人类的伦理思想和审美偏好，建筑与人的关系要实现伦理转变，必须从一种依附关系转变到伙伴关系，“人只有对建筑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才可能将全部身心定居于此” [20] 。由于人的存在，建筑的本质演化为一种历史感的思想空间。 [21] 而居住空间（住宅空间）更能体现人的伦理性，陈丛兰、张淑、王福民 [22] 等学者都认为住宅空间蕴含着人的归属感、生活伦理、家庭伦理等。总之，学界认识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良好的居住空间是一种比较基础的、前提性的要求。 [23]
从空间伦理的价值建构来讲：一方面要构建多元化的空间思想，因为空间本身具有多样性，所以空间伦理的价值应该多元化。从文化层面来讲，要解放空间文化霸权的意识和思想，增强一种相互交流的空间文化；从价值层面出发，要遵循道德哲学基本原则、顺应时代的转换、立足于多样性的空间形态。 [24] 综上所述，人们在不同空间进行生产、交往实践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条件反射去构建不同的伦理关系。
另一方面，空间伦理的实现既需要主体的内化认同，也需要社会制度来保障，建立健全空间实践相关的资本制度、政治制度等，以具体制度保障伦理的实现，制度是一种达成共识的规章要求，它对伦理主体起到外在的、强制的规范。最后，空间伦理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当人类存在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改变时，就需要重新定义空间伦理的价值内容， [25] 构建新的伦理标准亦即构建新的空间伦理观。
国外学者对空间伦理的研究相比国内更加具有原创性和前沿性。对空间伦理的关注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就已开启，虽然当时他们并没有直接以空间伦理为论题进行研究，但是在对资本、空间和阶级的关系分析中已经蕴含了个体道德、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解放等空间伦理思想。概括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空间批判和空间理论研究内容的主要线索和目的都以“人与空间的关系”为核心，认为空间概念、形态、意义和价值都与人的实践紧密相关，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影响了空间的区域结构、价值定位和实践目的。
第一，空间具有多重的属性。国外学者基本达成了一种共识，即人类的实践创造出了不同的空间 [26] ，因为人对于空间的重要性，所以对于人类而言空间是非中立的，它具有与人相关的各种属性。其一，空间具有伦理性。Andrzej Zieleniec指出人类的社会关系必须是发生在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非中立的社会空间，它充满了人类实践的痕迹和伦理的色彩，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俗传统与伦理关系。 [27] 其二，空间具有政治性和战略性。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是政治性的” [28] 。英国激进地理学家、马克思主义女性工作者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又译多琳·梅西）认为空间的布局和规划与国家政治政策紧密相关。 [29] 其三，空间具有社会性。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其四，空间具有资本性。空间在生产活动中成为可购买与置换的商品和对象 [30] 。其五，空间具有关系性。有一些学者认为空间更为本质的属性是关系性，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迭合的位置” [31] 。而多琳·马西直接认为“空间是相互关系的产物” [32] 。总的来说，国外学者们从各种不同的视角认识到与人相关的空间具有丰富的属性。空间是一种多样性存在的构建过程。
第二，空间伦理问题的具体表现。总的来看，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已经涉及人的身体、现代化的城市、互联网、太空等十分多样的空间，指出在这些空间中都存在与伦理有关的问题，因此，空间伦理问题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身体空间上，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个体对物的过度崇拜，以及在生活中的道德堕落。 [33] 在城市空间中，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现代城市内容的同质化、模式化、资本化，缺乏的人文关怀。因为全球化的现实，更多学者关注到了全球空间中的伦理问题，全球空间中出现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处在不平等的权利位置。 [34] 网络空间的形成也促使现代社会成了一个流动空间。网络空间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主要是主体的认同问题。
国外学者还将空间伦理的研究视野放到了更为广阔的太空领域，Baum S D.认为对太空的探索应该遵循太空伦理， [35] 因为在太空中出现了太空“房地产”的资本渗透现象， [36] 但是由于目前对太空领域研究的有限性，所以造成了提出具有共识的太空伦理规范的困难。 [37]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于空间伦理的研究涉及不同的空间层次，并挖掘了不同空间存在的伦理问题和困境。
第三，空间伦理问题的产生原因。国外学者认为资本、消费主义、权力和性别是造成空间伦理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一种观点认为，造成空间伦理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积累和资本逻辑，这种观点具有普遍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不仅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还因异化劳动造成了劳动者无法获得教育和道德提升的机会。英国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又译戴维·哈维）认为资本的城市化、全球化造成了不平衡的空间发展和社会非正义现象的产生。 [38] 总之，国外学者基本达成了资本逻辑是造成各种空间问题的根本原因的共识。
第二种观点认为，消费主义的文化观念影响了人与空间的伦理关系。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英国学者西莉亚·卢瑞（Celia Lury）、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等都持有这种观点，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用一种过度强调物品所代表的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符号严重扰乱了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应然状态。消费符号化将人类丰富的伦理关系扁平化了，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消费伦理关系是一种对传统伦理以及异化状态的表达。
第三种观点认为，权力是干预空间伦理关系的主要因素。福柯的权力空间规训思想 [39] 和多琳·马西的“权力几何学”思想都认为空间与权力是一种辩证关系。空间是权力实践的工具和结果，权力关系呈现出地理分布的特征，权力对空间的掌控，压制了空间本身的伦理性和其他可能性的维度。
第四种观点认为，由于社会性别的不同造成了空间中人的存在不公平状态。从性别出发分析空间实践的理论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多琳·马西。她认为之前的空间研究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因素即男女性别，“空间和地方不仅本身被赋予了性别，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它们都反映和影响了性别被建构和理解的方式” [40] ，因为性别差异导致了男性和女性在劳动与发展时享有不平等的社会空间地位和资源权利。
第四，空间伦理问题的解决路径。针对空间伦理问题，国外学者提出了多样的尝试解决路径，与之相关的城市权利、空间正义、审美主体和希望空间都从不同侧面推进了空间伦理的进程。
路径一，提出城市权利，来对抗城市空间中的权力不平等现象。城市权利是人民寻求空间权利的一种类型，鲍德里亚认为，只有当部分人所拥有的空间及其附加权利是在损害其他人的权利之上获得的时候，空间权的意识才会出现。因此，只有树立城市权利的思想，让人民认识到自身的空间权利，才有可能在资本的控制下解放主体。列斐伏尔指出进入都市的权利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总体性，它不是抽象的权力而是属于城市居民的权利。 [41] 同样，大卫·哈维也持有一致的观点，在《叛逆的城市》中他指出“城市权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 [42] 。总的来说，国外学者认为城市权利是一种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相结合的总体性权利；同时城市权利也是一种实践的权利，需要在城市治理中将其实现。
路径二，寻求空间正义，破解空间生产的非正义现象。国外学者G.H.Pirie认为空间只有作为社会的产物时才能实现空间正义关系。 [43] 对空间正义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 又译苏贾）。索亚在《后大都市》中更加深入地探索了空间正义范畴，他将空间正义与社会正义进行区分，指出“想把社会生活各方面潜在有力但尚属模糊的空间性更加清晰地拿出来……通过有意识的空间性实践和政治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44] 。而且在《寻求空间正义》中，索亚认为空间正义是不可避免的研究内容，正义本身就具有空间性，而空间生产更需要正义精神来规范。总的来说，国外学者认为只有将正义的理念深入到空间实践中，人类世界才能更加美好。
路径三，培养道德主体，解放异化身体的物化消费。身体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不言而喻，身体是人类在空间中的坐标，产生我们的方位感，激发我们感官的体验，当人们突破外界带给人的局限时，体验到的心灵和意识的解放则更加明显。 [45] 消费主义禁锢了身体的感觉，要想打破这种商品逻辑的支配，人们只有“期待着剧烈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 [46] 物品及其表面富裕的陷阱和消费行为带给人们的无尽空虚。消费行为的合目的性符合人类的本性和真实的需求，才符合人类长远的发展目的。福柯将这种合目的性的消费主体塑造为一种道德主体，目的是通过道德主体的感性和审美意识的觉醒，尝试反抗消费和权力带来的规训。 [47] 还有一类学者的诉求是承认所有人都是生态主体，促使人们建立团结关系，以对抗资本对人的异化， [48] 这种道德主体是多元的，最常见的是伦理委员会、道德咨询服务者和个人伦理学家等。
路径四，畅想一种希望的空间，从超越性的价值层面进行展望。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希冀始终存在着，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理想国”、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学家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提出的“乌托邦” [49] 、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提出的关注内在价值的新建筑 [50] 、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 [51] ……它们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希望的空间”。这些著名的空间构想在不同的阶段为人类提供了对未来空间的希望，包含着人类对自身和空间关系的重新思考。这些希望的空间以人类生命为中心原则， [52] 将那些剥削、同质的空间生产转向适合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53] 超越特殊利益和具体空间的局限，寻求人类最崇高的价值——“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空间理论和空间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丰硕，虽然学者们因学科背景和研究兴趣对空间伦理问题的研究各有侧重之处，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内容，但对人类社会实践中伦理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形成了认识空间伦理问题的大体轮廓。这些研究为进一步推进空间伦理的系统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启示意义。
首先，对空间资本化、空间权力化现状的批判反思以及对不同空间的结构和认识都推进了空间与人的关系研究。其次，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提供了思考自身存在的另一种维度和方法，重新开始认识人自身、城市与全球之间的关系，尝试从空间来建构人的身体、城市社会和全球化空间的一种良善状态。最后，国内外关于空间正义、城市权利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空间伦理问题的理论认知，因为权利、正义、人性都是伦理内部的重要部分。根据前文展示的国内对空间伦理的研究主题、关键词和学科分布的现状，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空间伦理的研究虽然涉及不同学科方向，也关注到空间伦理研究的一些重要对象，但是研究还是局限在各自的研究视域中，没有形成比较整体性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背景的整体性、系统性的学位论文研究还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
第一，空间伦理的研究广度和理论深度有待加强。
根据目前文献内容来看，国内外关于空间伦理的直接研究文献还是较少，成果内容主要集中在与空间伦理相关的一些主题上，比如：空间正义、社会正义、城市权利、乌托邦理想等；相反，以空间伦理为主要内容的直接研究文献在数量上相对有限，目前国内外学者除了对网络空间伦理进行了比较深入和详细的研究之外，对其他具体空间伦理的研究还不足够。同时，空间伦理的内容并不局限在正义、权利上，还应包括空间内发展的平衡、和谐、善治状态，空间对人类生存的观照和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因此，本书对空间伦理的层次化和系统化相结合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一方面，本书对身体伦理、城市伦理和全球伦理是空间伦理的具体化内容，通过对身体、城市和全球空间的伦理问题的研究是对空间伦理的广度研究，拓展了空间伦理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本书通过对具体空间伦理的分析再总结构建起空间伦理的整体理论，包括空间伦理的理论内涵、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善治目标。通过总体—具体—总体的论述思路，追问空间中伦理的重要性，伦理对空间的需求是什么，人们如何通过重构空间伦理达到空间善治目标。因此，本书的研究是对空间伦理的理论广度和深度的进一步拓展。
第二，空间伦理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有待凸显。
目前国内外空间伦理研究的主题相对比较分散，缺乏整体性视域的研究成果。国内外文献对空间伦理研究的内容大多以单一空间为对象，以单一学科为背景。空间伦理的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哲学、文学、建筑学视域，主要考察空间哲学、建筑空间、网络空间、文学空间等。这些研究视域虽然也为空间伦理研究提供了合理解释，但是同时也为本书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提供了启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相比其他视域更能凸显出空间伦理的历史性、实践性和价值性。
本书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进行空间伦理研究，主要是基于空间伦理本身的实践内核要求。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从人类认识和实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现实的辩证关系出发去思考空间伦理。同时，也要求从历史的系统性和空间的层次性相统一的原则去分析空间伦理的内容，构建空间伦理体系框架，实现现实的个人、城市社会和全球空间及人的伦理精神的相互构建。空间伦理是对空间本身以及人在空间中实践产生的问题的伦理回应。因此，空间伦理问题更应该用一种比较宏观的视野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要求我们对空间伦理的研究要从人在空间中生活的实际状况为出发点，考虑到在不同的空间中人的伦理有不同表现，在对其进行具体对待的同时也要从宏观层面把握，突出空间伦理研究对于现实的个体、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价值性和目的性。
以上总结的研究不足正为本论题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本书选择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考察空间伦理，意味着要从人民群众的主体观、空间存在与空间伦理的辩证关系出发，既关注到人的实践行为对空间伦理的直接影响，也关注到空间形态对人的伦理精神的不同构建。本书立足人的社会实践将伦理指向个体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空间实践，重构起身体伦理、城市伦理和全球伦理的精神，达到空间伦理的善治目标，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向往。
本书的研究思路从空间伦理的理论分析展开到空间伦理的实践检验，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同时，也坚持了整体与部分的相统一。从空间伦理的整体理论到身体伦理、城市伦理和全球伦理的部分内容再到对空间伦理的整体实践，形成整体—部分—整体的有机体系。本书的研究也坚持了文献研究和现实反思相结合、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相结合、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研究方法。
本书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分析在“实践”范畴下空间和伦理的有机统一，包括空间伦理的基本内涵、主要对象、存在问题和解决之道。通过分析人类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划分微观空间（身体）、中观空间（城市）和宏观空间（全球）。本书将对这三层次空间目前存在的伦理问题表现进行根源探究，并尝试重构不同空间应有的伦理规范秩序，并为人们在多重空间中生活得更好，促进新时代中国空间治理的善治状态提供启示。
空间伦理问题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演变过程，它从具体的、微观的问题发展到一个普遍和宏观的社会问题，同时又存在于不同空间之中。人类在空间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并形成了诸多利益关系和多元的价值观念，多元意味着百花齐放也意味着冲突与共存。伦理正是对人类空间实践中那些冲突的价值观和行为进行规范制约，只有在伦理的规范下空间治理才能合乎人类的本真需求与善治目标。以往对空间伦理的研究要么是对具体某空间的伦理反思，要么是用抽象的伦理理论去批判空间的资本化和权力化，既缺乏空间伦理的整体性研究，也忽略了空间伦理的实践性和历史性研究。因此，本书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来研究空间伦理，就既要做到对空间伦理的整体把握，也要突出空间伦理的实践性立场。
全书行文将按照以下章节思路具体展开。
引言部分主要阐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指出空间伦理问题在人类发展史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章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界定空间伦理的基本规定，包括视域选择的合理性、空间伦理的内涵、研究对象、基本特征，为后文的展开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章旨在分析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伦理问题的初步探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可以找到诸多对于空间与资本、阶级、人类解放之间关系的论述，具体从异化劳动下现实的个人的道德状况，城乡分离与对立的伦理表达以及世界市场对传统地方伦理的冲击三方面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伦理问题的认识。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之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这些空间伦理问题有了新的内容。
所以在之后的几章内容中，将要讨论当代社会对空间伦理问题的原因和解决之路。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中系统讨论了在技术化、消费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代社会背景下重构身体伦理、城市伦理和全球伦理的内容。不同空间因主体的具体实践、社会条件和各种因素而造成不同的伦理问题，同时面对空间伦理问题需要以人为中心去尝试重构空间伦理的精神，为实现人们在空间中更好地生活而努力。
第六章的内容是在对身体伦理、城市伦理和全球伦理分析基础上做出的总结性回应。前文具体空间伦理的重构都朝向了空间的善治目标。空间伦理的善治目标在新时代中国有了具体的治理实践，包括了“住有所居”的空间政策；“城乡融合”的空间布局以及“一带一路”的空间倡议等。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要求和特征，本书主要采用了三种研究方法，它们都服务于论文的内容逻辑，并贯穿始终、相互交织地应用在整个论文论证过程中。
论文思路图示（作者自制）
1.文献阅读与现实反思相结合的方法
文献阅读主要是对空间伦理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全面而系统化的梳理，为其研究的展开奠定理论基础。文献阅读一方面要求做到分析文献的全面性；另一方面需要做到把握文献的时效性，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新时代中国空间实践的研究文献相结合。同时，文献阅读作为理论分析需要现实状况的支撑，对新时代全球化的空间问题的反思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生命力和立足点之所在。空间伦理的研究本质上是对人在空间中存在状况的研究，正如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的实践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总是可以在人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得到解决。空间伦理问题并不只是理论的抽象思辨，而且是需要在现实的人的空间实践活动中得到深入理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方法论，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提供了有效保障。
2.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既要重视空间伦理的历史考察，也要重视空间伦理的内部逻辑分析。任何事物的成长都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的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与事物相关的环境、主体、文化、经济、政治等都会对事物发展起到影响作用。历史考察可以对空间和伦理的概念及其发展进行历时性的整体发展脉络的把握，空间伦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要求。逻辑分析让我们对空间伦理能够更加深入地剖析，身体伦理、城市伦理和全球伦理的具体空间伦理认识，体现了空间伦理研究从微观—中观—宏观的递进式研究思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本身就包含了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因此，研究既要考虑到空间伦理的历史发展，也要思考到空间伦理形成的现实因素。不能只谈历史逻辑，也不能只谈现实逻辑，两者的结合才能让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成立，使空间的历史发展印证人的伦理逻辑，让人的伦理逻辑具有空间的实践性。
3.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
空间伦理研究中包含了多学科的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文地理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空间伦理涉及社会空间理论、空间生产理论、规范伦理理论、空间治理理论、城市哲学、人文地理等内容，所以对空间伦理的研究必然需要选择一种多学科交叉式的研究方法，以期用一种综合性、交叉性的方法对空间伦理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和深化。空间伦理虽然涉及不同的学科内容，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并不能将空间和伦理当作两部分内容来探讨，空间理论是一个研究整体，空间实践中应有伦理因素，伦理实现中也少不了空间因素。本书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并结合多学科理论知识，分析空间伦理在身体、城市与全球层面的具体表现，辨析空间与经济、制度、社会关系、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对空间伦理的研究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内容的丰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时代化创新。研究以空间伦理的善治为落脚点，旨在对新时代中国的民生幸福、城乡关系和国际关系等重大发展领域的治理提供指导。
本书尝试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考察空间伦理理论，以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的伦理反思思想为本书展开的理论基础，进而分析全球化背景下身体和城市因资本、权力、消费观念等而产生的伦理问题，挖掘出这些伦理问题的产生根源，据此尝试构建不同空间中的伦理规范，并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伦理体系。
本书的重点包括身体伦理、城市伦理、全球伦理这三部分内容。它们在逻辑上是浑然一体的，以身体伦理、城市伦理和全球伦理的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剖析出身体、城市和全球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及其原因并找到解决方案将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所在，并通过善治目标来总结出空间伦理的研究价值。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空间伦理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对空间伦理的研究仍然是一项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因为该选题涉及不同学科和不同主体的现实问题，这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推进，才能完善空间伦理的理论。如何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内核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去分析空间伦理问题，让理论构建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度，也具有多因素研究的理论广度，这是本书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难题。同时，构建空间伦理的理论框架也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难点。在纷繁复杂的文献研究中，因中西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差异导致了对伦理本身的认识形成了相互博弈的理论观点，而且，由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实践方式急剧变化造成了伦理观念的转变。人们的伦理观念从传统的血缘宗法伦理转变为以金钱关系为中心的资本伦理。要在多元价值观中，构建一个符合人类实践的空间伦理体系并重构那些曾被解构的伦理精神，比较具有挑战性。本书将根据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及美好社会的建设目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去尝试构建空间伦理的体系。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是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推进的工作。本书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基本原理指出空间伦理问题来源于人类空间实践，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社会因素中展开对空间伦理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思想与以往的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中的空间伦理思想有根本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思想以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以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具有社会性、实践性、历史性、价值性的特征。这种空间伦理思想既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空间先天形式，也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中物质的、惰性的、静止的空间客体。在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中，空间和人是相互独立的存在，独立的空间不涉及人的伦理、实践、精神、自由等价值追求。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空间是人民群众的实践结果，它深深烙上了人类实践的印记，并且展示出与人民群众相关的政治性、伦理性与目的性。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思想研究相较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空间观而言，这是一种新的研究内容，它发掘了空间与人类精神相关的内容。本书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认识到空间伦理是从现实中生发出来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空间理论或伦理理论研究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伦理在本体论、方法论、目的论层面都有内在的契合性，空间伦理的研究既立足于现实的个人的空间生存现状，又指向了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
第二，本书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对空间伦理进行研究。具体来讲，本书研究结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伦理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一方面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这个基本立场不动摇；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伦理学方法和价值论原理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中空间与人的关系问题，以及人在历史和空间中如何更好地生活的问题。所以本书首先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对空间、伦理、空间伦理等基本概念进行了阐述说明和规定，其次通过融合价值原则与伦理规范对空间——人类实践的重要场所、生产资料和社会关系的承载者进行伦理学的反思，为人类在空间中的伦理地生活提供了依据。以往历史唯物主义对空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空间的政治化和空间的资本化内容，关注当代人类社会空间发生异化问题的资本逻辑和根本原因。但这还不够，空间问题和人在空间中的问题虽然在表面上看是由资本和权力的过度干预造成的，但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些不平衡、非正义的空间发展状态直接影响到了个人生存、社会公正和人类解放。所以，对空间资本化和权力化的批判要以伦理反思为更深的依据。通过价值论和伦理学方法的融合，提出空间伦理是指人类的空间实践以善的价值引导而形成的具有规范作用的社会秩序，它有利于人们自觉协调与自我、他人、类本质的关系，引导空间达到和谐有序、共生共荣的善治状态。空间伦理的研究中要将元价值原则和空间实践的具体环境结合在一起，将价值原则转化为空间实践的伦理规范，为具体空间实践提供价值指导。
第三，本书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分析空间伦理的根本目的在于用它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行为。空间伦理既有其一般性的规定和社会发展规律，也有现实空间的具体性。本书既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空间伦理的一般规定和要求，也关注到了具体空间，比如身体空间、城市空间和全球空间中的伦理问题。当然这些具体空间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人类社会关系的层次进行的相对性划分：身体和家庭空间体现的是人与自身的社会关系、城市和乡村空间体现的是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全球空间体现的是人与人类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关于身体伦理、城市伦理以及全球伦理的认识和反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落脚在新时代中国的空间实践之中，对中国的人民生活、城乡发展、国际关系起到一定的积极现实意义。新时代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善治目标，展开了“住有所居”的空间政策、“城乡融合”的空间格局和“一带一路”的空间倡议等空间治理实践。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伦理研究既是理论层面的建构，更是立足现实问题对人类在身体、城市和全球空间中实践行为的价值重建，以此达到个体身心健康、城市社会和谐、全球命运与共的空间伦理善治状态。
本书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将身体伦理、城市伦理、全球伦理以及空间伦理的善治有机构成空间伦理的理论体系。虽然这些研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研究价值，但是由于空间划分标准的多样性，以及人类空间实践本身的阶段性和时代性，导致本书对空间的层次划分和研究内容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些更为丰富的新内容需要笔者努力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进一步去探讨与拓展；所以空间伦理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伴随着人类实践历史条件的发展，它的理论也会不断创新与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常用常新、永葆活力和生命力的秘密所在。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4月28日，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2020年8月1日。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3]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2/t20220228_1827971.html，2022年4月20日。
[4]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小城镇建设》2013年第12期。
[5]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7页。
[6] [英]安杰伊·齐埃利涅茨：《空间和社会理论》，邢冬梅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7] 李培超：《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逻辑思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59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
[10] 段素革：《伦理的空间隐喻：个人与共同体的统一》，《学术研究》2018年第7期。
[11] 吴红涛：《空间伦理：问题、范畴与方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2] 曲蓉：《关于空间伦理可能性的确证》，《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2期。
[13] 任政：《空间正义论：正义的重构与空间生产的批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
[14] 孙全胜：《空间生产伦理：条件、诉求与建构路径》，《理论月刊》2018年第6期。
[15] 胡大平：《通向伦理的空间》，《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2期。
[16] 张中：《空间伦理与文化乌托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7] 张厚军：《当代社会空间伦理秩序的重建》，《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8] 曲蓉：《关于空间伦理可能性的确证》，《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2期。
[19] 胡大平：《通向伦理的空间》，《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2期。
[20] 漆捷：《空间、场所与生活世界——建筑现象学的哲学解读》，《学术研究》2018年第11期。
[21] 万书元：《空间的衰朽——鲍德里亚对当代建筑和城市空间的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
[22] 王福民：《家庭：为生活主体存在空间之价值论旨趣》，《哲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3] 陈丛兰：《居住需求伦理的本质与功能探论》，《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6期。
[24] 孙全胜：《论空间生产与伦理的双向建构》，《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5] 胡大平：《通向伦理的空间》，《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2期。
[26]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Georgia Trend,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9,p.13.
[27] Andrzej Zieleniec, Space and Social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Inc,2007,pp.viiixvii.
[28]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
[29] 张也：《空间、性别和正义：对话多琳·马西》，《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3期。
[30] [英]大卫·哈维：《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董慧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8页。
[31] [法]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16年第6期。
[32] [英]多琳·马西：《保卫空间》，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9—412页。
[34] [英]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575页。
[35] Baum S D,“The Ethics of Outer Space:A Consequentialist Perspective”, The Eth ics of Space Exploration ,2016,p.110.
[36] Williamson M,“Space Ethics and Protection of the Space Environment”, Space Pol icy ,Vol.19,No.1,2003,pp.47-52.
[37] Schwartz J S J,Milligan T.,“On the Methodology of Space Ethics”, The Ethics of Space Exploration ,2016,pp.93-107.
[38] [英]大卫·哈维：《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董慧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
[39]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5—157页。
[40] [英]多琳·马西：《空间、地方与性别》，毛彩凤、袁久红、丁乙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1—232页。
[41]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42] [美]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页。
[43] G.H.Pirie,“On Spatial Justi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15,No.4,1983,pp.465-473.
[44] [美]爱德华·苏贾：《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76页。
[45] [美]R.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与乌托邦式身体》，刘检译，《世界哲学》2011年第5期。
[46]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页。
[47] [法]福柯：《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文选Ⅰ》，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编者前言IX。
[48] Lisa Eckenwiler,“Displacement and Solidarity:An Ethic of Place-making”, Bio ethics ,Vol.32,2018,pp.562-568.
[49]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0] [法]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修订版），杨至德译，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版。
[51] [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2] Michael N Mautner,“Life-centered Ethics,and the Human Future in Space”, Bi oethics ,Vol.23,No.8,2009,pp.433-440.
[53]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Georgia Trend,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9,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