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京女高师：近代国立女子高师教育的开端

作为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只招收男生，女子高等师范教育仍是空白。1912年颁布的《师范教育令》，虽明确规定创办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但只是流于文本形式，一直未被教育部门贯彻实施。1919年北京女高师的成立，打破了女子高等师范教育有名无实的尴尬处境，谱写了女子师范教育的新篇章。

一 从构想到实践：北京女高师的成立及发展

北京女高师的成立是五四时期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萌芽于清末的女子师范教育，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具备了发展为女子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条件。

首先，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发展女子高等教育已是刻不容缓之事。1915年，张承荫发表题为“论北京宜速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必要”的文章，认为在北京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当务之急，理由如下：第一，女子中学教员极为缺乏；第二，女子中学校及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缺少升学深造之地；第三，师范为中国女子职业中最重要者；第四，女子欲求高深师资，不必远涉重洋；第五，北京作为全国首都，乃“中外观瞻所系”之地，应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缩小中国女子教育程度与欧美国家相比较为低下的差距。 上述主张和言论为女子高等师范教育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和舆论环境。

其次，五四时期女子中等教育的显著发展是女子高师教育产生的重要催化剂。经过清末民初的积累，女子教育至五四时期已达到一定的规模。据统计，全国女学生数（教会女生除外）从1906年的306人，至1917年时已增至172724人 ，女子教育的发展可见一斑。其中，女子中学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较为显著，至1918年全国各省几乎都设立了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女子中等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加剧了中学师资紧缺的状况，迫切需要成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缓解矛盾；另一方面，培养了一批具有中等学历的女学生，但她们的升学渠道依然十分有限。“五四”之前，国立大学尚未开放“女禁”，只有个别教会、私立大学招收少数女生，因此，有志于升学的女生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以谋求深造：一是远涉重洋，留学海外；二是进入国内的教会女子大学，如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5年成立）、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成立）、华南女子大学（1916年成立）。清末以来，女子留学教育和教会女子大学固然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但是，由于海外留学费用高昂，官费名额数量有限，教会大学则一般要求学生信教等原因，上述两种教育形式不能满足时人对女子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创办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合乎历史发展的趋势。

再次，民初政府部门和教育界人士的重视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华民国成立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男女平等”思想出发，重视女子教育的发展。孙中山强调“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以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养成真共和民国” 。1912年7月，中华民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女子高等教育问题首次被明确提出。作为议案之一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案》，经会议成员初读成立后，交付教育部审核。1912年9月28日，教育部颁布了“师范教育令”，明确提出要设立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至此，女子高师教育得到了我国法律的认可，在教育制度上得以确立。其后，教育部门为真正落实女子高师教育做了多方面的努力。1915年8月，教育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针对女子高等教育尚未落实的现状，与会者提出由教育部筹办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建议。时隔一年后，女子高等师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1916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又有请设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议案，称：“拟请大部从速筹设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先由北京设立，以后各省逐渐推广。” 同年，教育部举办了女学审查会议，召集京外女学校长商讨修改女学规程，参会者主张在北京设立一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在此背景下，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终于进入实践阶段。作为全国女子师范教育的模范，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积极致力于改组高等师范的筹备工作。1917年2月，该校制定改组计划，拟设教育文学科、数学理化科、家事技艺科三科。修业年限为预科1年，本科3年；未招预科前，先设各科专修科，修业年限为2—3年。改组计划获得教育部批准后，该校于是年8月添设附属中学，停招师范预科，添设教育国文专修科。1918年8月，增添图画、手工及博物专修科为筹改高等师范之预备。1919年校长方还 呈请教育部称，“惟是各省女子师范中学毕业日多，属校名称未改而岁办专科，升学之人或不无中道回皇，转生疑沮”，因此改组事宜为“时会所需，势不容缓” 。1919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全国教育计划书》，指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迄今尚未设立一所，现各省在女子中学毕业而希望升入此项学校藉资深造者，颇不乏人。现定先在北京成立一校，以应时势之需要，再就各省择要增设”。 随后，教育部颁布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从而为女子高等师范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4月，教育部令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命方还为校长。至此，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高师正式成立，这意味着女子师范教育形成了垂直完整的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女高师并非“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 ，也不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学府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教会女子大学在中国近代女子高校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且成立时间一般早于北京女高师，如1905年成立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另一方面，近代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教育形式多样，包括女子专门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如1912年成立的女子工业大学即属于女子高等教育的范畴。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北京女高师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高校及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学府。

从1912年国民政府准许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到1919年北京女高师的成立，前后历经7年之久，最终实现了女子高等师范教育从构想到实践的飞跃。与1912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直接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京高师）相比，近代女子高师教育的发展明显落后于男子教育的同等水平。这与传统的女学观念以及女子教育基础薄弱等因素密切相关。中国女子教育长期“忍辱负重”，确实令人感叹，而北京女子高等学校的成立也实令人敬仰。

北京女高师成立后，尽管学校领导更换频繁 ，校内外环境变动不安，其总体状况与稳定环境下的教育相比确实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有论者就此认为该校“管理制度、课程体系、师资和教学等常规教育制度处于急剧变更、流动松散的无序状态”及“此时的女高师可谓‘校无定制、教无常师、学无定法’，缺乏保障学校教育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 笔者认为，上述论断并不符合史实。事实上，北京女高师在当时较为艰苦、动荡的办学条件下，依然运行着一套内在统一的教育机制，该校不仅能保障自身的有效运行，较好地完成了培养师资的任务，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些都足以说明北京女高师的办学体制、教学管理与其突出的办学效益成正相关，可谓女子高等师范教育的典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科专业设置与时俱进，渐趋完备。北京女高师成立后，一改初级师范时期的学科体系，在原有编制的基础上，按照高等教育的模式设置学科和专业（参见表1-4）。一方面，为了适应当时女子中等教育的发展需求，女高师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学科模式。如鉴于当时缺乏合格的生源，该校于1920年添设补修科 ，为那些欲求高深学问而学历不足者提供补习的机会。同年，学校又添设音乐体操专修科，后因两专业差别较大，不宜合并教学，遂于1921年各自独立成科；另一方面，大力改革学科编制，基本实现与现代大学学科建制的接轨。1922年，许寿裳 就任北京女高师校长后，效仿北京大学，改革学科体系。他认为原有的科部分组过多，“宗旨含混，教学俱困；影响及于学生，亦绝少共同作业之机会”，因此力主“改部为系”，使学科“性质分明，教授易收实益”。 同年，北京女高师废除文理分科，设立10个学系 ，实行选科制，从而形成了较为规范、科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体系。相比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女高师的整体学科建制与两校的差距不算大（参见表1-5），基本具备了现代大学的学科建制。

二是行政管理力求科学化、民主化。在许寿裳改革组织系统之前，北京女高师实行“校长治校”，由此派生出诸如庶务、舍务不相联络，教务方面各自为政、专权专断等弊端，对此学生自治会要求学校“经济公开”“校务公开” 。许寿裳任职后，“默察从前校内情形，颇多沉滞”，认识到“此非办事之不勤，实缘组织之未善”。 为此，他效法北大，对女高师组织系统加以大刀阔斧的整顿。缘是，女高师以往的“校长治校”变为了“教授治校”的评议会制度（详见表1-6），即：第一，校长一人总辖学校的全部校务。第二，学校成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关和权力机构。评议会成员从教授中选举产生，负责制定和修改学校的各项章程、决定各学科的废立、管理学校经费的预决算、提出改良教育的建议案等，拥有较大的决策权。第三，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的行政机关和执行机构，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方面的事务。行政会议下设事务会议、校务会议、教务会议、学科会议和学级会议，分管各自的行政事务。第四，与行政会议平行的是委员会议 ，负责辅助校长筹划各机关进行事宜。该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9种，均采用民主制，议事以投票方式决定。

“教授治校”的评议会制度，是五四时期民治精神和现代大学制度的高度体现。许寿裳所强调的“学校管理，首重精神” ，即是“独立而又共济，为己而又为人” 的民治精神。他认为女高师的学校生活，也应该有这种精神，“无论教职员还是学生，人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觉悟共同维系的责任” 。作为最早实行教授评议会制度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该制度的确立，利于破除“校长治校”的专制之弊，“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 ，亦不会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牵动全校校务，妨碍学生的学业。事实证明确实如此，由于该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北京女高师即使在校长许寿裳请辞虚位既久，校务暂由评议会维持的情况下 ，该校运转仍然正常有序，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学潮。后来之所以发生“女师大风潮”，主要原因就在于校长杨荫榆所实行的“封建家长式”管理制度与女高师的民主管理传统相悖。这表明了评议会制度的施行，对女高师校园民主精神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是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北京女高师改组后办学规格的提升以及教学改革的推进，对师资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为此，学校一方面注重选送专任教员留学深造，一方面广聘兼职教员充实力量，从而使师资状况发生了如下变化：其一，兼任教员多以男性为主。北京女高师成立之初，教员以专任为主。据《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八年九月开学后现行校务状况报告》可知，当时女高师有职员26人，教员45人，兼职教员只有3人。 为了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保证高等教育的水准，北京女高师广聘京城高校的兼职教授，如胡适、李大钊、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周作人、林砺儒、钱玄同、张耀翔、黎锦熙、马裕藻、朱希祖、鲁迅等，从而形成了以男性兼任教员为主的师资结构（参见表1-7）。虽然兼任教员的流动性较高，但限于当时高校经费紧张以及高学历师资短缺的实际情况，以兼任教员为主的师资结构对维持北京女高师的正常办学和进一步发展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二，教职员学历层次较高，且多有留学背景。近代留学生对高师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高师学校师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1918年北京高师的88名教员中，有47名毕业于国外专门大学 ；南京高师的66名教职员中，毕业于国外专门大学者有23人之多。 1924年，北京女高师的124名教职员中，拥有专门大学学历者104人，约占教职员总数的84%；其中毕业于国外大学者62人，占总数的50%。 尤其是女高师的历任校长，除了著名学者方还外，其余都是留学生出身（详见表1-8）。

上表所示校长的留学背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日本留学生对女高师发展的影响。遗憾的是，限于资料有限，笔者无从展开论述日本女子教育与北京女高师的关系，待日后发掘新资料再深入研究。随着壬戌学制的讨论和颁布，欧美派留学生逐渐在教育界占据主导地位，颇受高校的重视。1923年，北京女高师制定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津贴教员留学欧美暂行规程》，规定“凡本校专任教员继续任职三年以上留学欧美者，均得由本校校长提交评议会通过，由校按月津贴之”，“津贴数目为在校原薪十分之五”。

四是读书和学术研究氛围浓厚。北京女高师本着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鼓励学术研究和交流，形成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学校积极延请国内外文化名人来校讲演（详见表1-9），既有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又有以梁启超、梁漱溟为首的“东方文化派”，还有杜威、罗素、爱罗先珂、泰戈尔等来华讲学的外国名家。他们的讲演思想纷呈，涉及五四时期中国学界和思想界的诸多热点问题，如妇女解放、新教育运动、文学革命、学生自治与社会服务、家庭与社会改良、宗教与哲学、自然科学，等等。受此影响，北京女高师学生不仅在各部教员的指导下成立了多种研究学会，而且积极联合外校学生共同开展学术研究（详见表1-10），如杜威、罗素来华讲学期间，北京女高师学生积极参与北京大学的杜威研究会、罗素研究会。学术研究之盛，由此可见一斑。一段来自学生的回忆，更能从侧面展现女高师极为浓厚的读书氛围：“同学们虽然一方面参加社会事业，革命运动，但对于学校功课，也极认真。认真的学习，认真的研究，无故不缺课，这是当年很好的精神。”

五是参加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北京女高师坚持“自动与社会化”相结合的训育原则，提倡学生自治并服务社会。在新思潮的濡染下，女学生参与社会改造的热情极为高涨。她们以组建社团、创办报刊、发表讲演、编演话剧、组织展览等形式，不仅充分参与校园文化和学校管理的建设，而且积极投身五四时期的爱国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新教育运动，努力探索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方法。女高师学生参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以及平民教育组织，在实践中检验有关马克思主义、工读主义和平民主义的理论学说，鲜明地体现了她们思想的活跃和关心国事的热忱。

综上所述，北京女高师经过民初的改组，至五四时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成熟期。无论在教育目的、学科建制还是师资结构、教学质量方面，女高师均不断地进行完善，努力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从而为其进一步提升办学规格奠定了基础。

二 从女子大学到女子师范大学：女高师的“改大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留美学生归国者日众，逐渐在教育界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力。以杜威、孟禄为首的美国教育家相继来华讲学，宣传其教育思想。这些都使得美国教育理念和体制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有识之士鉴于民初制定的学制已不能很好地适应五四时期教育的发展，纷纷要求改革学制，取消大学预科，中学教育由4年改为6年，同时提高师资水平。与之相应，高师改大运动由此发生。

鉴于高师教育的任务目标较为单一、学术水平有待提高及社会地位不及普通大学的现状，当时的学者对高师改大并无疑异。至于高师改大的方向——改为师范大学，还是改为普通大学，则见仁见智，产生了争议。当时社会主要存在两个派别：一是以许崇清、郭秉文、贾丰臻、蔡元培、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合并派，反对高师教育的独立体制，主张应把高师并入综合性大学或升格为大学；二是以北京高师师生为代表的独立派，维护高师的独立性，主张高师应改为师范大学。1922年教育部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最终调和了二者的分歧，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可以改成师范大学，也可以在普通大学内设立师范科，这实际上为高师学校改为普通大学埋下了伏笔。在接下来的高师改大运动中，民初全国独立设置的7所高等师范学校，除北京高师于1923年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高师在1924年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外，其余相继并入或径直转制为综合性大学。 高等师范教育的独立体制遭到了削弱，旧有封闭式培养的高师教育模式被打破，高师教育进入了封闭式和开放式培养并存的混合制时代。

目前很多学者论及高师改大运动时，大都强调北京师范大学是改大运动中“硕果仅存”的院校，往往忽略了北京女高师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事实。 与北京高师相比，女高师虽然亦改为师范大学，但在“改大”路径上别具一格：即在谋求设立女子大学不得的情况下最终改为女子师范大学。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的国情、教育环境及许寿裳、杨荫榆两位校长的个人努力有关。

许寿裳执掌北京女高师期间 ，正值“高师改大”运动兴盛之时。当时社会对于女高师的升格问题，主要有三种意见：其一，“北大与高师早已开放，女子已经有入大学求高造的机会了” ，没有另设女子大学的必要；其二，为保持高等师范教育的独立设置起见，女高师可改为女子师范大学；其三，主张设立女子大学，作为“男女平等的一种表示” 。

针对上述第一种言论，校长许寿裳坚信，北京女高师作为国立最高女子教育机关，应时代的需要，有独立存在且升级为大学的必要，并强调理由如下：（1）男女两性有根本的差异，需设女子大学以发挥女性的特长；（2）男女文化须同等发达，故设立女子大学以促进女子文化；（3）就国内事实而言，男子大学的学科不适于女性，另设女子大学，才不阻碍女子升学的机会；（4）就外国先例来说，欧美各国均有许多女子大学，我国正适宜仿照办理。 此外，对于将北京女高师改建为女子师范大学的言论，他提出以下四种反对理由：（1）全国尚无国立女子大学；（2）北京已有师范大学，想做教师的女性可以报考该校；（3）女子大学中，仍可办师范科；（4）女子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专在培养师资，而在于造就完全的妇人，其方法重在家庭、儿童、艺术、博爱的训练。换言之，女子大学仍以教育的练习为中心，对于家事学、教育学、儿童学诸科目亦作特别的注意，不过其教材与师范大学有些不同，且较之办师范大学，有更多的益处。 可见，许寿裳较倾向于“寓师范于大学”的观点，认为女子大学无论在教材还是学科设置方面，比起师范学校，更能完备学生的基础知识，造就卓越的新女性。

在上述改革思想的指导下，以许寿裳为核心的女高师教职员积极展开了筹办女子大学的工作。1922年11月9日召开的校务会议将筹划“女子大学”提到议事日程，议决先由校长、总务处主任和教务处主任起草意见书。 1923年，北京女高师组织女子大学讨论委员会详加商榷，认为“教育事业不进则退，决无永守故辙之理。于此过渡时期，若必待计出万全始行改革，恐终无此一日。不如积极进行，内之猛自鞭策不以因循自安，外之亦可博社会之同情” 。故设立女子大学之事“无可再缓，若暑假后不能招生，至少又须迟一年，良非得策” 。女子大学讨论委员会后被改为女子大学筹备委员会 ，由该会与校评议会联合办理女子大学事宜。经多次开会讨论，最终决议限于自身条件，女高师一时无法改办成完全的女子大学，只有先以添设大学预科为之过渡。1923年6月，北京女高师公布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添设女子大学预科缘起及招生简章》，其改革理由以许寿裳的改制思想为基础，决定于同年7月起招考女子大学预科一年级两班，各40名 。至9月开学后，实际招收大学预科生文科48名，理科24名 。至此，许寿裳筹划将女高师改建为女子大学的设想得以部分地实现，大学预科与高等部并存于一校（详见表1-11）。

作为北京女高师的校长，许寿裳并没有选择保全女子高等师范教育的独立建制，将女高师升格为女子师范大学，而是主张改建女子大学，以造就全国女子文化中心，培养完全的妇人。从教育层面看来，许寿裳的倡议符合壬戌学制对高等师范教育的规划以及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就其个人而言，这种选择与其国民教育及女子教育思想有着深切的关系。

许寿裳留学日本期间，为探索救亡真理，常与好友鲁迅讨论“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之类的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在许寿裳看来，教育是开启民治、培养民德、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因此，从日本回国后，许寿裳就开始了启蒙民智的教育生涯，尤其注重儿童问题和女子问题。他认为：“非注重女子，使女子文化有相当的发展，那民国的基础终究是薄弱的；非注重儿童，使第二代儿童优胜于第一代，第三代儿童更优胜于第二代，那民国的进步是无望的。” 他指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在于发展女子高等师范，因此作为当时唯一的女子高师学校，北京女高师责无旁贷。1922年10月2日，许寿裳在开学典礼上明确提出了三点治校方针：即发挥民治的精神、发挥女性的特长和造成女子文化中心。这三点方针实质上都是紧紧围绕以改造国民性为基点的国民教育思想展开的。他认为民治精神是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思想资源，且与女子教育息息相关。若不兴办女子大学，其“弊端所至，小之不能巩固家庭，将有破裂之虞，大之不能发展女子文化，因之民治精神无从完成，国家的基础也就薄弱了” 。因此，他任职期间，优先发展家政、保育诸系，积极扩充音乐、绘画、舞蹈等科目，以期充分发挥女性特长，“一洗我国民德性凉薄，趣味卑下的缺点” 。

综之，许寿裳筹办女子大学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其对北京女高师的信心和执着，也折射出其对中国女子教育的远见卓识。立足女校发展而言，许寿裳强调男女差异性的平等，尊重女性特长，培养女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力图将女高师打造为全国女子文化中心，这种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他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并非以女性本身的发展需求为本位，而是更关注女性特长对家庭、国家诉求的满足，体现了当时大多数男性知识精英对女子教育的期望偏向。1924年2月，许寿裳因故辞职离校。

1924年2月28日，教育部委派杨荫榆 继任北京女高师校长，她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国立女子高校的女校长。上任不久，杨荫榆便接到教育部指令称，“查该校原为养成女学师资而设，近来女子教育渐见发达，需人正多，所请改办女子大学一节未便照准。至新招大学预科学生为时尚少，所习课程亦属普通学科，得由该校长改编高师第一年级与旧有学生一律待遇。仰即审度情形，斟酌办理，并将办法呈部备核，是为至要” 。对此，杨荫榆呈请教育部，拟将女高师改办为女子师范大学，她在呈文中说道：“惟自新定学制公布以后，教育之系统为之一变。诚以学校升格常随社会进化为转移，近今国内中等学校既已分成初高两部，增加修业年限，则高等专门以上学校自应有相当之改革，以为高级中学毕业者升学之地步。而在高等师范学校尤宜提高程度，毕业以后方可适应高级中学师资之需求。现时国立各校改办大学及师范大学者已有成例，女子教育似应视同一律，查《学校系统改革案》第二十二条师范大学项下附注云，依旧制设立之高等师范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称为师范大学校。是旧制高师允宜改办师范大学，若仍改编为旧制高师，实与新定学制相矛盾，审度再四，惟有将本校改办女子师范大学以符大部注重女学师资之本意而应时势之需要。”

有关女高师改组为女师大的具体意旨，时任职女师大的吴戒逸在该校成立典礼所做的报告已明确指出：“当世界潮流所趋，文明进步，日快一日，因此高师乃有趋于办大学之倾向。但在中国现时所需要者，乃在教育普及，而谋教育普及，首重师资，故对于一般高深之学问，大学已有贡献，而师资方面，不能不赖师大之深造，所以欲应目前只需要，提高教育，养成师资之宗旨，乃办师范大学。至于师大何以特设女师大？是因即想及此点，极力提议改办女师大。经本校会议通过，教部批准，乃筹办女子师范大学委员会，讨论多次，改组大纲，呈报教部，乃告成立。”

1924年5月2日，教育部下令照准北京女高师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5月14日，筹办女子师范大学委员会成立，杨荫榆被推举为委员长，并对修业年限、学分总数、学科设置及学生待遇等问题提出议案。 5月20日，筹办女子师范大学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对学分制、学科设置做出了议决。5月27日，筹办女子师范大学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议决将组织大纲草案逐条讨论并照原案修正通过后提交评议会核议。 5月30日，校评议会与筹办女子师范大学委员会开联席会议，逐条核议《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草案》，最后议决通过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职员待遇简章》。 6月18日，校教务会议议定《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招生简章》 ，随后展开招生考试等事项。至此，女高师基本完成了改办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筹备工作。杨荫榆“既为女校长之首创者，而又首先创办女子大学” ，彰显了她从事教育的能力和魄力。尽管其后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使杨荫榆饱受争议，但她在困苦局势中仍竭力维持女子高师学校的独立建制，最终将其改建成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大学，这份功劳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综上，北京女高师的升格路径，由许寿裳筹办女子大学到杨荫榆改建女子师范大学，体现了近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转型的多样性。从长远来看，许寿裳筹办女子大学以提升女子教育程度和地位的办学理念无疑是正确、深刻的，但他最终未能实现成立女子大学的设想，这主要是由近代中国国情、女子教育等因素决定的。近代中国一穷二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教育基数庞大，需要通过建立专门的高师学校，以便短平快地培养大批急需的教师。因此，高师教育仍是承担近代教师教育任务的主力军，也是一种合乎国情的历史选择。作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高师对女子基础教育的发展负有重大的使命，急需培养大量的师资以应需求，从而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鉴于此，教育部指令校长杨荫榆，将女高师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唯其如此，既能保持教师教育特色以扩大影响，又可提高办学层次以顺应时代需要，应该说这种转型符合近代国情需要和女子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

1924年7月29日，教育部令准北京女高师所拟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试行。8月1日，教育部函聘杨荫榆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9月22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开学并举行成立典礼。陈宝泉、陶行知、王季烈、雷人百等出席并讲演，肯定了女师大成立的重要意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养成中等学校师资、养成教育行政人员、研究高深学术、发展女性特长” 为宗旨，大学本科设有教育学系、心理学系、国文学系、英文学系、史学地理学系、数学物理学系、物理化学系、博物学系，修业年限为4年，实行学分制，毕业时得受学士学位。除本科外，还设有预科、专修科等。实际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办学宗旨、学科和课程设置在北京女高师的基础上都有进一步改善，尤其是明确了“研究高深学术”的教育宗旨，进一步提升了师范学校的学术水平。

北京女高师前承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后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间校长变动频繁，校名变更多次，可谓经历了一段动荡的历史。然而在此艰难困苦中，北京女高师由中等师范改组为高等师范，又由高等师范升格为师范大学，其进步不可谓不迅速。本着民主和科学的时代精神，凭借与时俱进的姿态不断地在改革中谋求发展，从而使得该校在教育宗旨、组织管理、课程设置、师资结构、学生风貌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近代国内知名的女子高校，展现了女高师人的教育自觉、自信和自强。更为重要的是，女高师的发展不仅关系其自身的成长，而且关系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代表近代女子教育艰苦奋斗的精神。 iiA3CC93kCNaHhfSUmnqQFmy0d1vjmxgU35z9GJdeIURrCOLv1LEq7BmrMiAjh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