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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领域，一些长期被忽视的教育群体（如教育机构、流派等）逐渐引发了学者的兴趣，各种专题性研究也陆续展开，这无疑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不过，至今仍有许多教育机构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这其中就包括本书的研究对象——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以下简称北京女高师或女高师）。事实上，这种研究现状与该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及社会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
首先，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北京女高师实为我国近代早期女子教育的典范。它办学悠久，底蕴深厚，前承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后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成为该校历史上声名鹊起的黄金时期。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女子高校，女高师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办学宗旨和学科体系，开创了女子高师教育的办学模式，发凡起例，功不可没。同时，女高师办学严谨，成效卓著，在短短5年之内，培养了大量的英才，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就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而言，北京女高师可谓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重镇。师生们密切关注时政和思潮的变迁，直接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社会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北京女高师积极邀请新文化运动组织者到校讲学，宣传民主和科学思想。受他们的启蒙和指引，师生们不仅响应“文学革命”的号召，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积极投身社会改造运动，探索国家救亡之道。此外，女高师在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及教育发展方面，贡献良多。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近代教育史还是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来看，北京女高师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对这所高师学校的考察，不仅能丰富和深化中国近代教育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高师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当前面临的高师院校转型提供一些历史启示。
北京女高师不仅是荟萃当时全国女学精华和培育优秀人才的主要基地，而且还是参与和见证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组织力量。据笔者所知，近年来有几本以此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论著，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下面就北京女高师的研究现状作系统地梳理，以期促进今后的研究。
从1904年至今，中国教育史研究已走过了百年历程，经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以来的两次高潮，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以民国第二次学制改革为契机，中国教育史迎来了第一次研究高潮，教育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极富生命力的著作。其中的部分教育史著作，均对当时北京女高师的办学情况有所简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史学进入第二次研究高潮。这一时期，除大量的教育通史、断代史著作陆续出版之外，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地被开拓，出现了一批专门教育史学的研究成果。起初，研究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于精英教育史，从而形成以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为主体的研究范式。相比知名度高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女高师的名气不算大，故诸多教育论著及专业教材对它少有深入的研究。
即便是女子教育专著，也多是简略的介绍，未展开详述。
近年来，很多学者注意到以往的教育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探索研究范式的转换。他们倡导在关注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同时，应使研究重心下移，更多地聚焦于基层和边缘地带，注重对非精英群体和个人日常教育生活的研究。其中“教育叙事”因对日常教育真相的接近，故颇受重视，成为教育学科的热门话题。受其影响，主要有以下两部研究北京女高师的著作。一是姜丽静的《历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
，以北京女高师首届毕业生程俊英
、冯沅君
、庐隐
为个案，通过重点考究她们与女高师之间的关联，力图揭示其思想、知识和志趣变化的心路历程及其背后动因。此外，她针对北京女高师的历史沿革、办学方式、历史地位、研究现状、研究地位等分别发表相关论文进行探讨
，主张借助微观史学中日常生活史和心态史的研究方法，使女高师研究别具一格。二是张素玲的《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
，探讨了北京女高师的变迁以及学生状况，重点揭示了女高师的革命性。事实上，北京女高师既有高涨的革命热情，也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应该多视角地展现其丰富性。
此外，国内的大学校史研究往往站在大学自身的立场，侧重于学校的成长史。与宏观的教育史相比，这种校史研究更能体现一所大学发展的具体语境以及鲜明特点。不过，这样的校史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大多偏重于梳理发展的历程，较少关注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北京女高师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其发展史理应是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的论述要点。遗憾的是，目前所见北京师大的校史著作
，因篇幅或体例的限制，对女高师的历史多语焉不详。
随着女高师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论著有所突破和创新，何玲华的《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1919—1924）》
便是一本较系统的专著。该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北京女高师为个案，探讨近代女子教育与妇女运动、生活间的关系，摆脱就教育论教育的单线模式，而是在教育与女性二维互动中展现北京女高师的丰富性。不过，此书在以下几方面略显不足：一是史料发掘与应用存在诸多疏漏、失误之处；二是论者仅涉及女高师的校园“书写”，而对于丰富多彩的校外“书写”及与现代文学间的关系未能涉及。此外，张素玲的《民国时期两所女子大学的比较研究》
，以北京女高师与金陵女子大学为例，比较二者的教育特色。该文对这两所学校的比较，拓宽了笔者研究北京女高师的视野。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史论著对北京女高师虽多有涉及，但系统的个案研究尚付阙如。因此，仍有可开拓的学术空间。
中国妇女运动史论著涉及北京女高师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其在反帝爱国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历史活动和影响。如马庚存论述了女高师的反帝爱国运动及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刘巨才详细描述了女高师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女权运动同盟会以及女子工读互助团的情况
；吕美颐、郑永福对女高师在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表现亦有所关注
。上述以客观史实描述为主，为笔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妇女史研究正逐渐摆脱以政治史为主线的传统模式，注重借鉴新理论如角色理论、社会性别理论、主体构建理论等进一步拓展学术领域，为中国妇女史研究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如蒋美华的《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
，从角色变迁的视角出发，对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女性角色的变迁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论者在谈及五四时期现代女性角色模式的构建时，列举了北京女高师学生在政治、经济、教育及生活角色方面的变化，为笔者进一步思考北京女高师对近代新女性的培养提供了较好的借鉴；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论述了女性与近代社会诸多层面如教育、经济、民俗、政治等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北京女高师学生与近代高等教育、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等方面的内容。
综上所述，尽管女子教育是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但多为宏观性研究，缺乏对女子高等教育的个案分析。在此情势下，北京女高师在此领域中较少获得应有的学术关注。
“教育与社会变革”“教育与文化转型”是近年来学界颇为瞩目的一个选题视角。现有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综合性大学
，关于高师院校与近代文化的研究成果寥寥，代表性的有武增峰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高师与近代文化》
，论者突破了高师教育本身的范围，把近代高师看作一个文化现象，从文化的角度解析近代高师与近代文化的互动关系；杨彩丹的博士论文《北京高师与近代文化》
，不仅关注了北京高师的内部情况，而且更多地把北京高师放在民国初年这一转型时期的语境下加以考察，展现了北高师与近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丛小平的《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
，将师范学校看作具有社会功能的机构，着重探讨了20世纪前40年中国师范学校的社会历史趋势，以及其在政治与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同时，该书亦考察了女子师范学校在20世纪促进女性社会地位提高过程中的作用。Sun Yen-Chu以北京女高师及女师大为例，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立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1]
该文的特色在于运用了12位女高师及女师大校友的访谈资料，这有助于加深笔者对女高师的认知。以下就北京女高师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一概要介绍，以便在说明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研究的空间。
学界对北京女高师的相关人物如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许寿裳、陈中凡及杨荫榆的研究为数不少。1923年7月，北京女高师校长许寿裳聘请鲁迅兼任国文系讲师。他的教学及讲演，对女高师学生及现代女子教育都有重要的影响；
他支持学生的进步运动，作为“女师大风潮”中的焦点人物，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此外，零星可见蔡元培、李大钊与北京女高师的研究
，均侧重于论述蔡元培、李大钊对女高师的影响。
许寿裳（1883—1948），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纪传文学家。曾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高师、中山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台湾大学等任教。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许寿裳研究都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如钟小安的《许寿裳评传》
，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全面研究其生平活动的著作，其中对许寿裳与女高师及女师大的相关史实亦有较详细的论述；张直心、王平的《风潮起伏中的掌校者——许寿裳在浙江两级师范与北京女高师》
，探讨了许寿裳执掌北京女高师的活动及其在教育管理中的缺陷，有助于笔者进一步思考许寿裳与女高师发展的问题。
陈中凡（1888—1982），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东南大学、广东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暨南大学等，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目前学术界对陈中凡的研究，除注重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外
，多集中于传记和回忆录
，关于陈中凡在教育及学术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笔者在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加强对陈中凡与北京女高师关系的探讨。
杨荫榆（1884—1938），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国立女子高校的女校长，因其坎坷的人生经历及与“女师大风潮”的关系而备受瞩目
。事实上，杨荫榆竭力维持女子高师的独立建制，最终将其改建成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大学，这份功劳是值得肯定的。这一点却是许多论者所未曾注意到的。
通过上述简要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有关女高师与社会文化的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不仅一些重要的女高师人物、社团及刊物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且女高师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间的复杂关系更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相关研究大多着重探讨北京女高师国文部第一届学生的生活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如王绯的《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
，主要以毕业于女高师的现代女作家庐隐、苏雪林、石评梅、冯沅君为例，探寻北京女高师与近代妇女思想、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朱艳丽的《北京女高师作家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以北京女高师的四位作家庐隐、冯沅君、苏雪林和石评梅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本中出现的几类典型的两性人物形象的分析，探析处于萌芽状态的两性关系构想的发生基础、话语层面的意义构成，并对它进行‘五四’社会现实的关照”
；林峥的《女高师的新教育与“新女性”的塑造》
，从演说和话剧着眼，揭示其对女高师国文部首届学生思想启蒙、白话书写、人格塑造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值得关注的是，王翠艳的《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
，通过对女高师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关系的考察，探讨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诞生与现代女性文学发生之间的同步关系，颇具新意。
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出发，丰富了我们对女高师教育情况及历史影响的认知。有鉴于此，本书的难点在于：一方面，本书立足于北京女高师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关系，如何透过学校的教育活动把握其所蕴含的思想文化，这无疑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开阔的视野；另一方面，如何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这无疑增加了难度。总体说来，本书的创新之处有三：其一，史料较翔实。笔者尽力认真、全面地搜集史料，包括档案文献、资料汇编、相关人物的回忆录、文集和日记等，尤其对30多种五四时期的报刊，进行了仔细地爬梳钩稽，从而保证了史料的多元化。其中有些史料还是首次使用，这为本书增色不少。其二，研究视角有新意。本书打破了以往就教育论教育的传统模式，将北京女高师置于近代文化视野下作深入考察，揭示其间隐含的诸种社会文化内涵。其三，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本书对一些已有论断或存在分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北京女高师的“改大运动”以及其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等问题，文本做出了较客观的解读。
目前，北京女高师的时间界定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1919—1924年，基本依照“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名的确立和更改为时限
；二是1917—1924年，指自筹备改组到升格为女子师范大学的7年时间
；三是1919—1931年，即从北京女高师成立到并入北平师范大学。
本书将女高师的时间界定在1919—1924年，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它在学校发展史上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此阶段是校史上的黄金时期，不仅确立了现代意义的办学宗旨、学科体系以及办学模式，而且也是其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时期。此外，笔者会根据研究内容需要，适当地将时间进行上溯或下延。
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北京女高师看作一个教育机构和社会文化组织来加以研究。因此，本书并非只探讨女高师自身的发展情况，同时还考察其在五四时期社会变迁、文化转型中的定位，展现北京女高师与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妇女解放、教育变革之间的关系。概言之，本书主要着眼于北京女高师内部的教育文化环境，尤其是它所参与的社会文化事业以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鉴于本书的切入点是立足于北京女高师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关系，因此主要选取与此相关的几个方面予以着重论述。具体地说，这主要包括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及教育改革，本书的框架结构也围绕这几点展开。
[1] Sun Yen-Chu， Chines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Reform 1919—1919： A Case Study ，Doctoral Dissertation，New York University，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