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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发生前，北京女高师实行封闭式管理，旧学氛围浓厚，思想趋于保守。校长方还喜好古文，禁止学生参加校外的政治活动，对女子教育仍持“贤妻良母主义”的理念。他曾聘请女教师戴礼教授《三礼》，宣讲“三从四德”，学生们呈现出一派“贞淑”的面貌。
五四运动发生后，女高师学生积极响应北京学界的爱国行动，纷纷走出校门上街游行，事后还掀起了驱除校长方还的运动，从而打破了学校原有的专制、禁锢的管理模式。同时社会上的各种新学说、新思潮开始大量地涌入女高师，学生们的“心灵已整个的卷入那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怒潮”
，她们渴求从新文化的精神食粮里获取更多的营养。在此背景下，女高师顺应时代潮流，积极邀请新文化运动组织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梁启超、梁漱溟等来校传道授业。他们作为致力于女子教育和妇女解放的同路人，有着宣传男女平等的启蒙热情和引领女性解放的使命感，并通过授课、讲演等方式（详见表2-1），为北京女高师带来了一股革新的气息。
表2-1 新文化运动组织者与北京女高师的主要活动（1919—1924年）
续表
续表
由上表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点：首先，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大都到过北京女高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对该校的关注。而与之立异，同样赫赫有名的东方文化派主将梁启超与梁漱溟也在被邀之列，则进一步反映了女高师的学术民主和可贵的开放性。其次，新文化运动各派名流纷纷出席在女高师举办的李超追悼会，这更值得我们关注。1919年8月16日，北京女高师国文部学生李超，因不堪家庭压迫病逝。对新文化运动组织者而言，李超之死被视为一件大事，体现了新旧文化在女子教育、婚姻问题和家庭制度等方面的激烈冲突。因此，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积极发起李超追悼会并发表讲演，从不同角度解读妇女解放和社会家庭问题，以期达到宣传新思想和巩固新文化运动成果之目的。再次，从演讲题目来看，他们尽力贴近女子教育的特点，但也不受限制。如梁启超的《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意的几种学科》，显示了他对女子高等教育与职业关系的重视，见解独特。梁启超认为：“提倡女子教育，总要找出几种学问，可以作为女子高等职业之基本者，格外施以训练，令将来男女竞争时，女子才有优胜的把握。”
他希望女学生能自觉地学习史学、会计学、图书馆管理学及新闻学等学科，将来以此为职业“一定立于优胜的地位”
，真正实现教育“立人”的目的。蔡元培的《国文之将来》、李大钊的《理想的家庭》、梁漱溟的《从教育上和哲学上所见中西人之不同》则是对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诸如白话文、家庭改良、中西文化等热点问题的回应和阐释。最后，除授课、讲演外，新文化运动主持者在课外时间还以不同方式参与或支持女高师的各项活动。胡适、李大钊十分关注女高师学生的新剧表演，而且指导并支持她们组织的女权运动同盟会。新文化运动组织者的上述活动，不仅有助于提升北京女高师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更主要的是，他们为女高师带来了富含充沛养分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文化，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学校形成思想解放、积极向上、开放活跃的校园氛围。这对身处其中的女高师学生来说，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行为方式都具有启蒙意义和引领作用。
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主张以实现文学语言和形式的变革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认为白话文“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
。他们十分重视师范生的教育传承责任，频繁亲临女高师，大力提倡白话文。1919年9月，胡适兼任北京女高师的哲学教员，提倡学生写白话文。对此，女高师学生程俊英回忆道：“胡适老师教我们中国哲学史，讲义是用崭新的白话文写的。《新青年》中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八不主义’，给我的影响尤大。我们过去一直作文言文或骈文，认为只有俗文学的明清小说才用白话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经他在课堂上的分析、鼓吹，我们从1918年起就不作堆砌辞藻、空疏无物的古文了。”
罗静轩
也有类似的回忆：“胡适是教我们哲学的老师，那时他刚从美国回来，外表上，还有一点改革的勇气。我们这一班是一向读古文、写古文的，在他当时提倡白话文的启发下，以后我们就不再终日模拟古文了。”
虽然她们的回忆有一定的误差
，但胡适对女高师学生从事白话文创作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1919年11月17日，蔡元培应北京女高师之邀，发表了题为“国文之将来”的演说。他提倡白话文，指出“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而且“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势的”。为了更好地论证白话文的优越性，蔡元培十分有针对性地反驳了一些攻击白话文的观点，证明由“间接的”文言文趋向“直接的”白话文是一种无法抵抗的发展趋势。蔡元培提倡白话文的看法与胡适等人基调一致，但并不认为一定要绝对排斥文言文。他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由此可窥见蔡元培对新旧文化问题所持的更加冷静、平和的分析态度。演讲到最后，蔡元培强调白话文对高等师范学生的重要性，他说：“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应该把白话文作为主要。至于文言的美术文，应作为随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学了。”
这次讲演，不仅显示了蔡元培对白话文发展前途的信心，而且还表现了他对高等师范生肩负传承白话文责任的重视。
至1922年，“文学革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不仅新文化知识分子大都表示认同，而且教育部也下令将小学的国文教科书改用白话文。但当时社会上仍有一种偏见，认为相比高古精深的古文，浅近易懂的白话文只适用于初级教育和通俗教育。对此，文学革命健将钱玄同不以为然，深感有“驳正”之必要。是年10月2日，钱玄同在北京女高师讲演《国文的进化》，指出文学革命“不是嫌古文太精深，乃是嫌古文太粗疏；不是单谋初级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方便，乃是谋中国文学的改良”
。因此，他不仅主张用白话文做初级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教科书，而且提倡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应当用白话文著述学理深邃的书籍。此外，钱玄同还用进化论的观点证明文章是跟着思想事物变迁的，“所以文学革命只是顺着进化的路走去，绝对不是因为白话文学浅近易懂，专为知识幼稚的人们开方便之路！”
他强调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现代人，就应该做现代的白话文章，不要再去崇拜古文。钱玄同的讲演纠正了时人对白话文的若干认识误区，为“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清扫了障碍。
北京女高师响应“文学革命”的宣传，积极投入到白话文运动中。该校的校内刊物《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所刊文章多为白话文，可见女学生的努力和成绩。需要指出的是，女高师学生素有国学根底，对旧文学的书写形式十分谙熟，因此，她们对白话文的接受和运用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国学根底较深的程俊英虽然认同用白话文写文章，但对白话诗仍持有保留意见，她觉得胡适的新诗《蝴蝶》不如旧诗词含蓄隽永。应当说，程俊英的此种感觉，乃是源自深厚文学修养的一种自觉体验，不无道理。此外，女高师学生对新文化运动主将判定为“死文字”的文言文，大多不肯全盘否定，而是多用批评的态度重新评定它的价值。此种实事求是，不盲从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新文化运动组织者按照“文化是要实现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思维逻辑，主张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与教育相结合，以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蔡元培讲演“学生自治”以及胡适提倡“科学方法”，体现了他们对女高师新教育的重视。
蔡元培在女高师有关民主教育的宣传集中于两次“学生自治”的演讲。1919年，北京女高师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当时该校仍实行“校长治校”，尚未成立指导学生自治的机构。因此，该会从成立伊始就承受着非同一般的压力，教员和学生之间常常因思想沟通不足而引发矛盾。1920年4月13日，《晨报》刊登了《女高师自治会之危机》一文，详细披露了自治会的困境。
北京女子师范自治会成立后，对于校中之专制恶习，虽不敢一旦推翻，但亦渐渐着手革新，职员所以颇恨自治会，校长夫人因此久不到校治事，以示反对。有朱监学者，更宿意与自治会为难。近因学生回家事，两方意见竟发生冲突，□前学生之在京有家者，星期六回家，星期日午后即须回校。后经自治会通过，准于星期一清早回校，已得校长同意照行。乃朱监学□执意以为星期六不回校必须说明事故，格外请假，否则记过扣分。自治会方面因朱说与原议不合，据理与争，朱甚愤，闻正在运动解散自治会。自治会之危机已至，未知该校学生将何以打破此难关也。
这件事情的结局虽然以该学监辞职告终，但类似冲突事件时常发生，女高师学生自治会发展初期的艰难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如此情境之下，蔡元培于1920年应邀在女高师讲演《学生自治》。他着重谈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自治会可以试验学生办事的能力，独立的精神”，有助于学生完全人格的养成；二是反驳“学生没有自治能力”的观点，指出既然自治是学生自己要求的，“他就有一番预备的工夫；办事的能力”，所以大可放心；三是希望女高师能够借鉴北大学生会的自治经验，认为学生会和自治委员会的接洽联合，可防止师生意见无法沟通的弊端。
蔡元培的此番讲演，对女高师学生自治会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并指引了方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学生自治制度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
但事实上，从全国范围看，学生自治制度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其所暴露的问题，既有学校当局专制的一面，也有学生自治权力过度张扬的一面，故频频酿成学潮。这令一直对它充满热忱的蔡元培十分忧虑。1923年，蔡元培选择以“自治之成因与范围”为题再度在北京女高师讲演，可谓对上述社会现实的一种回应和反思。他指出自治的本意是“管理自己，不要别人来管”，强调学生自治中“自治性”与“互助性”的关系，对因干涉校政、不满教员而引发学校风潮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从前的学生，到不得已时，全体都慎始慎终的改革，还没有好结果。现在呢？任凭几个人的武断，闹得现在农专法专
都不像样子，所以我们在这潮流之中，都不知不觉地受其害。”
与之相比，当时女高师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学潮，处于稳定发展之中。这与校长许寿裳推行的管理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关系。1922年，女高师设立学生指导委员会
，对学生自治进行辅导。校内关于学生的一切事务，都归学生自治会管理，教职员处于指导地位，从而形成一种“自治”与“他治”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这对当时女高师的学生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此，蔡元培肯定该会“办得很好，很有条理”，“能保守自治会的本意，真是前途希望无穷”！
关于科学教育，胡适在女高师授课时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女高师学生钱用和
对胡适讲课的情形有着深刻的记忆：
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胡适之老师讲中国哲学史。当时胡师方由美返国，年少英俊，博学深思。我们听讲时，大家聚精会神，提笔疾书，把所讲录入笔记。我和庐隐女士最矮，坐在第一排，时常仰首侧耳，听看着胡师的动作，如口吐出珠玑似的，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把老庄孔孟墨子等的思想，分析比较，深刻明瞭，上一堂课，胜读十年书。胡师讲课姿态，历历在目，他直立倚墙，很少走动，讲时常足跟起落，自成节拍，口齿清楚，有时幽默动人，指示治学方法，注重假定、考证、研讨、判断，得益不少。
钱用和所说的“假定、考证、研讨、判断”的治学方法，即为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出的“明变、求因、评判”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体系以及“校勘、训诂、考证”等整理史料的方法。胡适在课堂上鼓励学生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不少学生在他所指示的方法下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如苏梅的《历代文章体制底变迁》
、孙桂丹的《洪水前后之疆域考》
、冯沅君（冯淑兰）的《历代骈文散文的变迁》
、钱用和的《六书名谊次第异同先后考》
均运用了科学的考证方法。其中冯沅君的《历代骈文散文的变迁》一文，不仅洋洋洒洒有两万余字，而且资料翔实，立论有据，是一篇颇见学术功底的论文。冯沅君运用胡适提出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历代“骈散之争”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考证，试图对备受文选派和桐城派各自推崇的“散体文”和“骈体文”进行价值重估。她认为作为文章的形式，骈体、散体各有长短，若用进化论及世界眼光来看，“骈散之争”则未免显得狭隘。
胡适所指示的治学方法对冯沅君思想的震动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在女高师期间所发表的数篇学术论文
及毕业后选择进入北京大学国文门继续深造，皆可体现其以科学方法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和努力。
新文化运动主将提倡教育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不仅为北京女高师指示了学生自治制度的方向，利于该校管理体制的现代化发展，而且提倡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益于推动该校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主将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说、天赋人权说为思想武器，深刻地揭露封建礼教对广大妇女的束缚和压迫，积极倡导女性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早在1918年，胡适应邀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美国的妇人》。他高度称赞美国妇女“超于贤妻良母”的自立的人生观，指出这正是中国妇女最为缺乏的观念。因此，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助我们的‘依赖’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来补助我们的‘贤妻良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
。此外，胡适还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这一全新的现代女性形象介绍给中国妇女。娜拉被丈夫当作“玩意儿”，没有家庭地位和个性自由，她在被迫离家出走时向丈夫宣告：“我相信我第一要紧的是，我是一个人，同你是一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得努力做一个人。”
这实际上为中国妇女树立了一个勇于反抗家庭、争取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新女性的模范。中国社会由此掀起了一股“娜拉热”。
五四运动后，妇女解放思潮不断趋于深化。1923年5月，北京女高师学生演出话剧《娜拉》，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这同时也说明她们是怎样深深地受到胡适所介绍的“娜拉”的影响了。然而，正值“娜拉”效应达到高潮之际，鲁迅应邀在女高师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给沉浸在“娜拉式出走”浪漫激情中的女学生泼了一盆冷水。在他看来，身处现实环境中的“娜拉”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显然，鲁迅对积弊深重的社会现实有着一份比常人更为清醒的体察。身为妇女解放的引领者，鲁迅深知“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楚，更懂得“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残酷，对中国“娜拉”的现实困境感同身受。因此，他主张经济自立的重要性，“在家应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在社会应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对于经济权的获得，鲁迅进一步指出其实现过程的艰难，“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因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妇女解放也是如此，传统的社会、家庭制度和父权文化根深蒂固，妇女解放因经济问题而遭遇挫折的事例屡见不鲜，如1919年的李超事件。虽然鲁迅在讲演中并没有明确给出获取经济权的方法，但他号召妇女解放者应用剧烈的、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去争取与男子平等的经济权。这次讲演后，学生们“思潮汹涌，掀起了巨浪，思想上跳出了一向不曾注意或从来就没有想过的一些问题。从此，同学们常互问‘娜拉走后怎样？’”
足见，鲁迅将学生的思想，在胡适提供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向了深化。
随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兴盛，陈独秀、李大钊逐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并指导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针对北京女高师的李超事件，陈独秀强调李超之死，“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并由此看出社会制度的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二是遗产制。他通过进一步考察男系制和遗产制的发展历史，指出俘虏制度和私有制度是二者的历史根源。那俘虏制度、私有制度的根源又来自何处呢？陈独秀认为“此种恶习皆由于人类占有冲动与劫夺本能”
。由此可见，当时的陈独秀虽说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但同时也接受了英国罗素的新唯实主义哲学。这说明他处于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阶段，但这种转变并非径情直遂，而是经历了一个摇摆的过程。此外，李大钊在女高师开设的“女权运动史”课堂上，不仅介绍了各国妇女争取自由平等、女子参政、保护女工同工同酬的动态，而且指出这些“不过是企图枝节的改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只有社会性质改变，只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这表明李大钊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自觉意识到中国的妇女解放必然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
上述新文化运动组织者的讲演涉及民主、科学、妇女解放等新文化的诸多方面，对女高师的思想启蒙和学术繁荣产生了积极地影响。除了学术讲演之外，他们的课堂教授情形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通过女高师学生的回忆录以窥其一斑。1919年9月，北大教授胡适兼任北京女高师哲学教员，讲授中国哲学史。苏雪林对其讲课情形有生动的回忆：
胡先生点名时，常爱于学生姓名下缀以“女士”字样，譬如钱用和女士、孙继绪女士……常使我们听得互相而微笑。他那时声名正盛，每逢他来上课，别班同学有许多来旁听，连我们的监学、舍监及其他女职员都端只凳子坐在后面。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将毗连图书室的扇槅打开，黑压压地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倾听这位大师沉着有力、音节则潺潺如清泉非常悦耳的演讲，有时说句幽默的话，风趣横生，引起全堂哗然一笑，但立刻又沉寂下去，谁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只词片语。因为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从1919年开始，李大钊在女高师先后讲授社会学、女权运动史和伦理学等课程，学生们因“能够作他门徒，亲聆教诲，无不引以为幸”
。即便是持有反共政治偏见的苏雪林，当回忆起这位共产党早期创始人的时候，仍是满怀敬意：
李大钊先生讲书极有条理，上课时滔滔千言，如瓶泻水，但你永远莫愁他的笔记难记，因为他说话只直说下去，不着一句废话，也没半点游姿余韵，所以一点钟的话记述下来，自然成为实实在在的一章讲义。他的朴实诚恳的面貌和性格也同他的讲授一般，很引起我的敬爱。
鲁迅在女高师讲授的中国小说史颇受好评。陆晶清回忆道：“鲁迅先生讲课，不是在讲台上旁若无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也不是用记录速度念讲义。而是在深入浅出地讲解教材时，联系实际，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思考、分析问题。每听鲁迅先生讲一次课后，我们都要议论、咀嚼多时。”
可见，鲁迅讲课富于启发性，正如许广平所言：“虽说是讲《中国小说史略》，实在是对一切事物都含有教育道理，无怪乎学生们对这门功课，对这样的讲解拥护不尽，实觉受益无穷。”
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频繁到校，成为女高师校园内一道道传播新文化的风景线。针对他们在女高师的活动及师生们的作为，我们可以引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北京女高师的发展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组织者在女高师弘文励教，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同时促进整个学校形成了思想解放、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把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具体而微地融入教学管理中，使之内化成为女高师的优良传统。缘是，我们便不难理解，后来女师大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的英勇爱国，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奋力抗争，正体现了女师大师生对爱国、民主传统的深刻认同和自觉维护。
二是北京女高师对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受新文化运动组织者的启蒙和指引，女高师师生们主动致力于新文化的建设。她们积极倡导白话文，主张兼容新旧文化，庐隐、苏雪林等女学生逐渐成长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知名女作家，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是五四新文化、新教育是五四新女性成长的重要“营养剂”。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妇女发展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在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指导下，女子教育获得极大发展，更多具有“独立人格”的五四新女性走向社会。对女高师学生而言，新文化运动组织者的宣讲，“自有一种无形的吸力吸引着”她们的“人格向上升腾”
，思维趋于理性，她们多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打破了原有的信仰，逐渐供奉起“一尊尊严无比仪态万方的神明——理性”。
这种理性精神正是女高师学生及其一代五四新女性迥异于传统女性的特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