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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学术史资料发现，目前还没有围绕“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结构化互动论述及其当代价值”这个主题展开研究的论著，相关的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马克思非常重视新机器、新产品、新技术、新发明、新工艺、新方法等技术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些思想被关士续、熊彼特、马克·布劳格等国内外学者加以研究和发展。
国内最早研究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的是著名哲学家关士续先生，他从动机、效果、过程、机制等方面初步整理了马克思的技术创新思想。 [2] 任力从类型、主体、动力等方面阐述了马克思的技术创新观。 [3] 陈小玉等挖掘了《资本论》中包含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思想。 [4] 庞元正指出，创新思想的提出源于马克思，创新是实践的高级形式，并日益成为人类实践的主导形式。 [5] 刘红玉、彭福扬在《创新理论的拓荒者》一书中系统整理了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的内涵、分类、动因、功能等论述。 [6] 牟焕森介绍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 [7] 王伯鲁挖掘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技术思想。 [8] 张旭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观点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9]
国外较早关注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的是著名创新理论大师约瑟夫·熊彼特。他不仅深受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影响，而且在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的基础上，明确将创新的概念界定为发展经济而执行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生产条件的组合，包括采用一种新的产品或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开拓一种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等五种情况。 [10] 马克·布劳格 [11] 与本·法恩 [12] 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指出马克思视域中的技术创新包括节约劳动型、节约资本型两大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金指基 [13] 、谢勒 [14] 等，虽然没有专门研究马克思的技术创新思想，但是他们在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时，偶尔会提及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的一些观点。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界很少触及资本与资本逻辑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有人开始关注。最近十多年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领域：
1．研究资本逻辑的相关文本
仰海峰梳理了《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资本逻辑与劳动空间、生活空间、城市空间、心理空间和意识空间之间关系的论述，阐明了资本逻辑不仅改变了日常生活中的非工作时间和工作时间、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结构性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们面对社会历史时的意识，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空间和生活方式。 [15] 郗戈挖掘了《资本论》中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思想，认为生产力与交往普遍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资本逻辑自我扬弃的物质基础，生产力与交往普遍发展过程中孕育的各种进步要素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内在超越趋势，物质基础和内在超越趋势共同推动着资本主义向新社会过渡，从而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向度。 [16] 张峰整理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资本逻辑的两面性思想，即一方面资本逻辑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化；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具有负面效应，造成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 [17] 付文军梳理了《资本论》中的资本宰制、资本逻辑的外在限制、内在超越等思想，认为资本逻辑是《资本论》的批判主线，马克思就是通过对资本范畴的抽丝剥茧、厘清资本逻辑的进路，而实现对资本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 [18] 刘严宁的博士学位论文从经典文本入手，对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基本内容、历史回响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 [19] 冉光芬指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概念，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还是一个具有社会批判功能的哲学范畴，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出发，重温了《资本论》中所蕴含的资本逻辑导致异化、拜物教等思想。 [20] 翁寒冰基于《资本论》及手稿提出研究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理解资本的运行方式必须重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运动。 [21] 孙亮挖掘、整理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资本剥削工人导致工人失去独立性和个性的思想，认为《宣言》在100多年以前就已经为人们摆脱资本逻辑的剥削和压迫指明了方向。 [22]
2．界定资本逻辑的内涵、形态
童世骏认为，资本以自我增殖逻辑为原则、以技术理性为手段，形成一个自在贪婪逐利的资本世界。 [23] 白刚指出，资本逻辑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以增殖为目的，资本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一种交换原则和体系。 [24] 鲁品越等指出，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矛盾运动规律。主要有三种形式：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物质形态的资本逻辑、市场交换过程中表现为货币形态的资本逻辑、资本证券市场运作过程中表现为虚拟财富的资本逻辑。 [25] 毛勒堂等认为，资本逻辑即资本的逐利增殖本性。资本把追逐利润实现无限增殖作为唯一目标，在这个目标下资本不遗余力、不择手段、永无满足地展开的“G—W—G′……”的不断循环运动过程。 [26] 张雷声指出，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活动，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运行轨迹、发展趋势。资本逻辑的形式有三种：资产阶级私有制逻辑发展的本质形态、资本逐利增殖展开的表现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逻辑发展的发展形态。 [27]
3．分析资本逻辑引发的生态问题
陈学明提炼了马克思有关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思想，指出以逐利增殖为目标的资本，必将以功利主义态度看待自然，持效用性原则利用自然，把自然当作逐利增殖的工具，因而从本性来看，资本就是反生态的。在逐利增殖的目标导向下，资本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是无止境的，资本逐利增殖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 [28] 王圣祯、穆艳杰以福斯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道德观为基础，回顾了马克思自然观、发展观以及资本逻辑导致生态问题等思想。 [29] 刘建卓认为，马克思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解剖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通过批判资本的逐利逻辑，指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乃是资本逻辑。 [30] 刘顺指出，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政治手段推行的生态帝国主义，“欠”下发展中国家巨量的生态债务，严重侵蚀和消解了本应遵循国际平等原则的生态正义。 [31]
4．剖析资本逻辑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
陈培永认为，资本逻辑是通过投入更多资本、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再投入更多再获得更多的循环过程，通过这种无限制的投入和增殖，不断积累财富的动态逻辑。资本逻辑运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有助于道德文明的进步。但是，这种增殖逻辑必然滋生负面效应。资本逻辑是当代经济增长盲目、社会失序、权力腐化的根源。 [32] 程广丽指出，资本增殖的本性既带来贫困、罪恶，也带来发展、竞争、繁荣，资本的功利化趋势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 [33] 2015年中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主办了“全球资本逻辑与全球经济正义”的研讨会，与会专家结合当前的现实境遇，从资本逻辑的当代转换和应对、全球经济正义的实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34]
5．研究资本逻辑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张艳玲认为，资本不断介入文化领域，虽然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了文化的经济价值，但是导致文化的异化——唯商品化、唯世俗化和唯工具化。 [35] 李丽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的天然异质性，即资本逻辑谋求物质财富增殖的工具理性与文化逻辑注重精神价值的价值理性彼此排斥。 [36]
6．研究资本逻辑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鲁品越区分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危机”论，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个人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但也导致了人的发展悖论，即总体工人的社会劳动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时，将总体工人结构蜕化为蚂蚁社会结构；个体潜能得到发挥的同时，又将个体劳动者退变为贫困的动物式的单面人。 [37] 张明之从资本逻辑的视角梳理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相关论述，即资本逻辑本身包含着进步性的因素，具有自由的价值，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奴役劳动者。 [38] 李娟、刘庆丰根据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与人的物质依赖性观点，将当代人的普遍特点概括为处于繁忙和多重风险之中。改善人的生存境遇，需要用制度有效掌控资本运行逻辑，用特定符号赋予不同人群生活方式的特殊意义。 [39] 张三元认为，资本逻辑在驱动生产力空前发展、极大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导致了“完全的空虚化”和“全面的异化”等人的发展危机。要克服这一危机，必须以扬弃资本逻辑为前提，让主体性回归人自身。 [40]
7．探讨资本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张力
王学荣基于《哥达纲领批判》文本，论证了当代中国资本逻辑存在的必要性，分析了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所表现的双重效应，指出当代中国应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在利用资本的过程中尽力克服其实践负效应。 [41] 叶险明提出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驾驭资本逻辑，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符合法律规范的非公有制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另一方面要规范非公有制经济，防止权力寻租和裙带关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消除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因素，正确引导资本逻辑，克服资本逻辑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局限性。 [42] 王玉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失范所表现出的食品安全问题、非法走私和集资、假冒伪劣、欺诈垄断等现象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逻辑的扩张性。 [43] 薛俊强提出，共产主义是对资本逻辑具有高度原则性的批判超越。让资本为人服务而不是把人当工具，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志趣和历史承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和中国道路是在坚持共产主义初心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发展阐释共产主义的原则，兑现共产主义的历史承诺。 [44] 牛涛认为，我国文化建设一方面应引入资本，扩大产出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有效发挥资本促进文化生产力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完善文化生产供给制度，规范、约束文化资本增殖逻辑，在文化生产方面驾驭资本。 [45] 毛勒堂从资本逻辑的视角论证了新型大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可能、可行的前提和根据，指出资本逻辑全球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凸显的历史前提，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诉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根据。只有扬弃资本逻辑才能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46] 毕国帅、张琳研究了不同社会制度下资本所具有的理性和非理性特征，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资本是以理性的形式展开和运行的：资本是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存在，在价值取向上资本是从属和服务于人民，在批判的前提下对资本进行有效控制，以鉴纳的态度对资本进行合理利用。 [47] 罗建文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治理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政治逻辑，即驾驭和引导资本的现代本性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历史使命和政治初心。正是在这样的政治逻辑引导下，我国既能有效管控好资本的现代本性，又能激活资本在促进社会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和价值增殖方面的潜在力量。 [48]
马克思有关资本逻辑的论述产生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逻辑运动在不断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列宁的“资本瓜分世界”、卢森堡的“资本剥夺性积累”、以让·鲍德里亚为代表的“符号逻辑”、以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资本占用自然”、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资本空间扩张”等观点。
1．列宁的“资本瓜分世界”论
马克思认为自由竞争会引起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而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垄断，垄断地位的确立必然导致垄断资本联合瓜分商品生产、销售市场、原料基地，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帝国主义的新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考察了他所处时代资本逻辑运动的新形式、新变化、新规律，对帝国主义的资本逻辑运动作了深刻的剖析和尖锐的批判，深化和发展了有关资本逻辑批判的思想。列宁指出，20世纪是从一般资本统治的旧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统治的新资本主义的转折点， [49] 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段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益融合在一起而形成金融寡头统治。这些巨大的寡头操纵着巨额资本，其目的是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上谋求政权的控制，并通过资本输出瓜分世界、剥削世界、控制世界。 [50] 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资本无限逐利增殖的本性就不会改变，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会选择把过剩资本输出到落后的国家。 [51] 由于雄厚的金融实力，这些金融寡头统治的国家便掌握了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特殊垄断地位， [52] 进而凭借这种地位瓜分世界，使资本的密网布满世界进而获取垄断利润。列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看待资本逻辑的双重性，他认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逻辑既有进步的意义，也有巨大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资本逻辑运动有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推动劳动的社会化 [53] ；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会压迫、掠夺、侮辱劳动群众 [54] ，不利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针对俄国落后的现实状况，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并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落后国家必须利用资本逻辑建设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越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就越长，对资本逻辑的利用就越有必要，“不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不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阶级斗争，就谈不到也不可能摆脱资本的压迫” [55] 。
2．卢森堡的“资本剥夺性积累”论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为快速积累和发展资本，欧洲新兴资本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他们在国内运用暴力手段抢占、掠夺农民的土地，通过国债、课税等制度加强对劳动大众的剥削；在国外利用国家政权力量残酷劫掠殖民地的金银财宝，积累起大量货币财富，加速资本和生产资料的集中，缩短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后，资本家利用统治权力大规模发展科学技术，无休止地剥夺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再将榨取的剩余价值进行资本化积累，不断扩大资本规模和再生产，进一步加深了对工人的统治、压榨和剥削。这种将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积累不但会造成社会财富两极分化，而且会导致雇佣工人失业，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其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卢森堡肯定了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理论的正确性，立足于帝国主义资本积累的新特点，揭示了资本积累和剥削的共性，其剥夺性积累理论包括以下观点：第一，在单一的逐利目标下，以剥削为目的而企图占有各种生产力的资本，需要从全世界获得廉价的生产要素、资源、能源、原料。因此，资本家必然搜索全世界，从地球上每个角落里觅取生产资料，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 [56] 。第二，资本剥削并不只是限于资本家对本国雇佣工人的剥削，非资本主义国家、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民族或地区也会受到资本家的剥夺，尽管这种剥夺是通过表面上平等、自愿的商品交换而被动实现的，非资本主义形态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严格地说，资本的存在依赖于这些形态的毁灭。虽然资本主义的积累，是无条件地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但它的所谓需要，乃是牺牲非资本主义环境，从它那里吸取养分，以养肥自己 [57] 。第三，这种世界性的剥夺，会耗尽地球所有的资源、能源和生产要素，导致国际工人阶级的反抗，衍生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最终走向崩溃和灭亡，“帝国主义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必然达到这个顶点，只是进入帝国主义的倾向本身即已表现各种形态，这些形态将使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成为一个灾难的时期” [58] 。
3．以大卫·哈维等为代表的“资本空间扩张”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阐述了资本逐利逻辑过程中造成的城乡对立、贫民窟与富人区的鲜明对比、资本殖民扩张等思想。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扩展，贫富差距、社会分裂等问题接踵而至。以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等为代表的国外学者立足现实境遇，发展了资本空间扩张理论。
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占有和剥削剩余价值的模式是地理空间的扩张。通过扩张，资本不断剥夺着新地区劳动大众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而实现更多资本的累积，再进一步拓展新的地域，由此而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并累积着财富。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 [59]
大卫·哈维则洞若观火地指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本能，驱使着资本不断消除制约其周转的各种空间障碍，向外扩张、拓展逐利空间。空间的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得以缓解、内部矛盾得以淡化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的无限扩张性与自我突破性。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 [60] 但是，资本主义通过掠夺落后地区或国家的空间生产模式以缓解危机、淡化矛盾的做法，一方面会招致反抗，另一方面由于可供修复使用的空间越来越小而无法真正消除危机和矛盾。
4．以詹姆斯·奥康纳等为代表的“资本占用自然”论
马克思在其多部著作中，论述了以获取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逻辑，把自然物当作有用之物，破坏了生态平衡，污染了环境。以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论证了资本逻辑追求利润的无限性与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詹姆斯·奥康纳指出，经济利润至上的资本逻辑运动，不仅把自然界当作满足需要的水龙头，而且把自然界当作排泄的污水池。但是，自然界是有承载力的 [61] 。一旦超过了这个承载力，自然界就会爆发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反过来会加剧经济危机，引发劳工、环境运动。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资本逻辑追求的是短期回报，因而会无休止地占有自然、利用自然，更遑论去考虑生态环境能否承载、资源能源是否可持续等问题，必然导致生态危机。那些对人类社会具有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条件和因素，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则需要更长远的总体规划，诸如水资源及其分配、清洁水源、不可再生资源的分配和保护、废物处理、人口影响以及与工业项目选址相关的特殊环境要求等。所有这些都提出了可持续性问题，也就是几代人之间生存环境的均衡问题，这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 [62]
5．让·波德里亚的“符号逻辑”论
马克思曾经多次论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每个人为了使自己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都会指望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无限野蛮化的、抽象的需要和欲望，不断刺激着生产，由此形成拜物教式的异化消费、异化生产、异化劳动。以让·波德里亚为代表的国外学者从生产、需要、消费、拜物教、异化等重要概念出发，展开对当代资本逻辑转化为符号逻辑的分析批判。
让·波德里亚认为，与马克思所处的工业时代不同，当今社会进入了一个符号、符码统治的消费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由于增殖和逐利需要，资本必须不断生产出新的产品，并通过电视、媒体、广告等营销手段把新产品内化为每个消费者的“真实”需要，消费异化为生产的附庸，被生产培育和引导着。生产企业成为市场的掌控者，控制着市场行为，引导并培育着社会态度和需求 [63] ，消费者失去了对市场的主动反映权。正因为资本力量对人的消费意识的控制日趋加强，人们往往在消费时，为体现资本实力和影响力，关注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再按照商品的成本或劳动价值来计价；而是关注商品的符号，倾心于商品所代表的权力、地位，符号、符码一跃成为区分划分社会等级、表征社会阶层的基本依据，一旦进行消费，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 [64] 。
除此以外，尤尔根·哈贝马斯 [65] 、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 [66] 、梅扎罗斯 [67] 等国外学者，尽管没有撰写以资本逻辑为主题的论著，但他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审视马克思关于技术与科学、资本积累、资本再生产、资本失控等论述的基础上，展开对资本逻辑的当代性研究。
国内学者虽然没有从马克思原著文本出发展开对技术与资本互动思想的专题研究，但已有涉及。
王迎春围绕现代性的构建，梳理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借助机器、交通工具使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论述；对马克思、韦伯和海德格尔有关技术与资本互动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 [68] 盛春辉以三次科技革命为主线，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原理和海德格尔的技术本质理论，论证了技术资本化和资本技术化的强关联性与共生性的特点。 [69] 潘恩荣提出，《资本论》研究需要从单纯基于资本逻辑的方法论（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绝对权力）转向引入技术逻辑的方法论（技术与资本共同作用支撑生产方式革命）研究。 [70]
国外尚没有专门研究马克思技术与资本互动思想的成果，一般是在研究阐发马克思资本批判、技术批判思想的过程中有所提及。马尔库塞指出，在私有制度的保障下，在逐利动机的导引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已跃化为资产阶级实现统治的强大武器，技术进步等于剩余价值和社会生产总值的增加，也是奴役的加强。 [71] 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就是资本逻辑的代言人，它既要提供适宜资本增殖的制度土壤，又要创造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条件，还要提供资本增殖的经济环境、技术条件。 [72] 道格拉斯·凯尔纳继承了马克思对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传统，根据技术和资本的互动提出“技术资本主义”的概念，揭示了技术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 [73]
现有成果从多维度、多方位的视角对马克思的技术创新思想、资本逻辑的阐述、技术与资本的互动理论进行了文本的梳理和解读，为本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笔者认为，还有如下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同政治经济学是互构、互释的逻辑关系，都是以构建新的世界观——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为旨归。 [74] 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结构化互动的论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批判的主线，是唯物史观的鲜活例证和生动阐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推理，是联结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纽带。从既有成果来看，学界都是围绕技术创新或资本逻辑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自我阐发居多，缺乏从庞大的原著文献体系中系统梳理、再现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结构化互动论述的专门著作。因此，基于原著文本，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出发，重视马克思重要著作的内在联系，在纵向上呈现马克思撰写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的整体轮廓和理论建构的逻辑思路，在横向上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微观上系统整理、复现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结构化互动的论述，在宏观上生动鲜活地展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可以使读者更直观、更完整地把握整体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蕴含的理论思维是今天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有力支撑。因此，党员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75]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成为驱动产业发展的新兴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步入新征程，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结构化互动论述，对于我们洞察和分析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抢抓新一轮技术革命先机、以科技创新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并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用和驾驭好资本逻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结构化互动论述及其当代价值，用来指导当前我国实际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