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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结构化互动的重要论述，是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实的产物，是马克思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精华的结果。马克思敢于批判质疑的创新精神、不屈不挠的革命实践经历、为人类谋幸福的社会责任感，是其论述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结构化互动的主观条件。
针对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本逻辑统治、技术创新沦为资本逻辑的手段、危机频繁发生、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等现象，马克思在深入思考的同时，展开对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结构化互动的反思和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尽管已有商人资本、高利贷资本的逐利逻辑，但并不具有主导地位，尚不足以统治社会。自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以来，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资本的逐利逻辑渐渐成为主导逻辑，并日益统治着社会。
第一，资本能够购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商品。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劳动者是全人身依附于奴隶主或半人身依附于封建主，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也从属于奴隶主或封建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资本家可通过货币资本在市场上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商品。
第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立把资本逐利的冲动变为必然逻辑。“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51] 圈地运动、贩卖奴隶、殖民扩张等历史事实映照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资本逐利的贪婪嘴脸。雇佣工人的贫困生活、危机期间大批无产者的食不果腹，同资本家的锦衣玉食、宁愿倒掉牛奶也不愿意救济贫苦百姓形成鲜明对比，生动映照了资本逐利逻辑毫无人性的剥削和压迫。
第三，资本制约和影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进而作用于人类的消费和需求。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大体上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平衡。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追加或减少投资、增加或减少供给具有绝对的权力，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第四，货币与劳动商品的交换关系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通过货币资本这个交换媒介，人与人之间原先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进化到表面上看似平等的劳动力商品与货币之间自由交换的物物关系、金钱关系。这种物物关系、金钱关系统摄和控制着一切社会关系，本是作为终极目的的人，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获取金钱的手段。
第五，资本成为一种权力，愈益谋求和实现着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控制和统治。作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是无限地追逐利润。为了逐利，资本必然要求将经济领域中占有和剥削剩余价值这一增殖模式固化为基本经济制度，使占有和剥削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成为资本的权力。“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 [52] 为了逐利，资本需要一个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需要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制度规则来保证它们自由地获取利益。为了逐利，资本还需要与自由攫取利益相符合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由此，像圈地法案、工厂法案、信用制度等一系列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机器化大生产方式的政治法律制度相继问世，像宣扬自由竞争、自由市场、公平的物物交换等自由、平等的理念也逐渐成为这个特定经济形态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本，这个脱胎于封建宗法关系的猛兽日渐掌控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话语权。
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成熟、资本逐利逻辑主导和统治社会的时代，这些社会现实为他深刻剖析资本及资本逐利逻辑的原因、过程、趋势等深层次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
自哥白尼天文学革命到经典力学体系再到电磁学原理，第一、第二次科学革命为技术革命、技术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纺织机器、蒸汽机、内燃机的广泛使用，电灯照明系统的研发应用，使工业部门应用机械化、电气化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科技成果前所未有地同生产紧密地结合，资本增殖幅度不断快速飙升。资本增殖越快越多，反过来越刺激资本逐利的欲望，资本家越是有了扩大原料来源地和产品倾销地的需要。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发明和改进，为发现新大陆、新的原料来源地、新的销售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加快了原料、燃料等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节约了资本循环的时间和预付资本。
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为例，正是资本逐利的内在冲动与技术创新的相互耦合、共同作用，形成了技术创新和资本逐利逻辑互动共进主导和统治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倘若没有纺织机器的创新，资本家即使有逐利冲动，也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如果没有交通工具的革新，资本家纵有获取巨额财富的欲望，也不可能发现新大陆、进行海外殖民扩张，甚至远涉重洋贩卖奴隶。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与资本逐利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紧密结合的现实情况，为马克思深入思考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互动耦合的机制提供了真实素材。
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从英国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到马克思逝世前，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十多次经济危机，分别是1788年、1797年、1810年、1815年、1819年、1825年、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的危机。其中1788—1819年的危机发生在英国的某些行业，表现为局部的、地方性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频率尚不规则，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早期形式。1825—1882年的七次经济危机开始具有世界性的特点，发生的频率较为规则，从大约十年发生一次，逐渐加剧到七至九年一次。1825年危机发生时马克思年纪较小，还不足以亲身感受到危机的后果。1836年危机发生时，马克思的研究重心在哲学领域，经济危机未能引起他的关注。马克思亲历了1847年的危机，于1848年同战友恩格斯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初步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实质、根源、后果。 [53] 之后，马克思的研究重心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大量阅读了有关经济危机的文献后，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双重性后果。
政治危机风起云涌。欧洲资本主义自萌芽到确立、发展，伴随着腥风血雨。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机器化大生产方式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催生了大批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原来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雇佣工人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遭受沉重剥削和压迫、处境悲惨。为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雇佣工人逐渐联合起来捣毁机器、烧毁工厂、武装起义、暴力斗争，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其中最著名的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尽管这些运动最后被镇压，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为马克思深入探究资本主义政治危机此起彼伏的真正原因提供了实证资料。
生态危机初露端倪。在逐利的冲动下，资本家展开对世界各地各种资源的掠夺，如18、19世纪欧洲殖民者对缅甸、巴西柚木、红木森林的砍伐，对非洲野生动物的狩猎杀伤，破坏了生态平衡。在逐利的冲动下，资本家开足马力搞建设和生产，对能源资源的消耗剧增，导致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例如，作为大工业最主要的煤炭能源，1560年，英国年产量才22.7万吨，到1800年，已达到1500万吨左右。 [54] 污浊的煤烟、毒化的雾霾遮掩了蓝天白云，英国伦敦沦为雾都，甚至在1873年、1880年多次发生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使大量有毒化学废料被排放和散布各地，水体和土壤受到永久性的毒害，肮脏恶臭的污水造成河里的生物灭绝，损害人体健康。历史和现实中的资本逐利扩张导致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为马克思深入思考生态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提供了事实依据。
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快速推进，财富迅速增长、积累，并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资产阶级享受着财富带来的快乐与幸福。与之相反，雇佣工人却过着贫穷、饥饿、肮脏、疾病缠身的困苦生活。
工厂是温和的地狱，工作条件差、时间长。1863年6月下旬伦敦一些报纸曾用《一个人活活累死的》标题，报道一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在一家宫廷时装店打工，一间不透气的小屋挤睡着30个工人，平均每天劳动16.5个小时，忙季时往往要连续工作30个小时。为赶制威尔士亲王夫人等贵族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60个女工一起连续工作了26.5个小时后，玛丽·安·沃克利不堪重负而累死。 [55] 工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了生存，工人不得不吃烂菜叶、烂水果；居住环境拥挤、肮脏、恶臭、潮湿，各种各样的虫子在里面繁殖，致使工人身体普遍衰弱，不仅随时会病倒，而且老得快、死得早。 [56] 更为严重的是，只要疾病一发生，特别是家庭的男主人一旦病倒，整个家庭就陷入极度困境，几乎无人会去关照这个贫困家庭，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性也就暴露无遗，“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 [57] 。
极低的薪酬、恶劣的工作条件、悲惨的生活环境，长时间像机器一样地劳动，使工人身心饱受摧残、精神压抑，日趋沦为片面、畸形的财富增殖工具。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状况，为马克思探究贫富分化的原因和根源提供了现实素材。
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对技术创新与资本逐利逻辑的共谋互动有了深刻认识的同时，马克思也从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资本增殖秘密的探讨、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危机是否不可避免的争论、启蒙运动关于理性的追问及对自由平等的向往、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控诉等理论成果中，吸取了有机养分。
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欧洲先后产生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等流派，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资本及其增殖的秘密各有不同的看法。
重商主义产生和发展于欧洲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扩大了交往范围，形成了世界性的贸易市场，商业资本越来越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与之相适应的重商主义理论，坚持商业贸易为本位，反映了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斯塔福、托马斯·孟等。在重商主义者视野中，资本就是货币，同地主通过出租土地获得地租一样，资本增殖的秘密就是资本所有者通过出借资金获得利息。所不同的是，由于佃户不能把土地带走而债户可以把资本带走，因而资本所有者的商业风险比地主要大，利润水平相应地要提高。 [58]
重农主义产生于18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以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阁等为代表，认为土地的耕种是一切财富的来源。 [59] 所谓资本就是在耕种土地的劳动过程中所得到的收入与投入的费用之差额价值的累积，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农业生产。因为只有农业才能既生产物质产品，又可以增加物质财富；商业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贱买贵卖获取商业利润是欺骗行为；工业也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 [60]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亚当·斯密认为，资本是能带来利润的资财，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劳动。当一些人手里逐渐积聚了资本时，为获得利润，就会去购买原材料和雇佣工人，通过工人的劳动创造和增加新价值，这部分新增加的价值，除去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外，余下的部分便是雇主的利润，以报酬他预先垫付的资本。 [61]
庸俗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穆勒、萨伊、马尔萨斯等为代表。萨伊认为，资本就是以货币、工具、原料、建筑物、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等为具体表现形式的物质财富；资本增殖是通过资本和劳动、自然力的协作而获得的；倘若没有资本，劳动也创造不出任何东西。 [62]
马克思仔细阅读了上述学者的著作，从重商主义学派了解到商业资本流通周转的过程，从重农主义学派了解到资本增殖的秘密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而非流通领域，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了解到资本增殖的真正原因是劳动，从庸俗经济学派了解到资本必须和劳动、自然力等要素有机结合才能增殖。这些观点，为马克思分析研究资本、资本逐利逻辑的过程、运行机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惊人增长与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经济学家们围绕资本主义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进行了论战，形成两大阵营：第一大阵营以萨伊、詹姆斯·穆勒、李嘉图等为代表，认为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另一大阵营以西蒙斯第、马尔萨斯等为代表，认为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63]
以萨伊、詹姆斯·穆勒、李嘉图等为代表的阵营，试图通过论证生产和消费不会失衡来支持经济危机不会发生的观点。萨伊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发生危机，因为整个社会产品的生产者相互之间为对方提供了需求，除非出现政治变动或自然灾害等特殊事件，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继续存在。 [64] 李嘉图支持萨伊的无危机论，认为不管是在封闭状态还是开放状态下，供给都会创造需求，因为人们在生产用来交换产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贸易和消费；即使存在对外贸易，也只是把相等的但更多样化的价值引进市场，满足消费者的各种偏好，而不会干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 [65]
以西蒙斯第、马尔萨斯等为代表的阵营，试图论证生产和消费存在失衡而导致经济危机发生。西蒙斯第强调需求、收入、消费与生产之间必须均衡，因为产品由收入来购买，当生产超过收入即产品超过消费时，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年收入的总量必须用来交换年生产的总量；通过这项交换，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的消费品，都要取得一笔再生产的资本，要为一项再生产而进行投资，并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年收入不能购买全部年生产，那么一部分产品就要卖不出去，不得不堆在生产者的仓库里，积压生产者的资本，甚至使生产陷入停顿。” [66] “需求、报酬、消费要求增加产品，提高生产就是一件好事；需求毫未增加，而生产者完全依靠剥夺竞争对手的产品的消费者，提高生产就是一件坏事。” [67] 西蒙斯第的观点得到马尔萨斯的拥护。马尔萨斯反对供给创造自己需求的观点，坚持认为普遍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消费者的需求随着生产商品能力的增长可以得到充分满足，对购买更多商品缺乏兴趣从而导致销售量下降、利润下跌，形成生产过剩。因此，单纯依靠资本家的相互买卖和工人的工资支出，根本不足以构成一个充分的有效的需求市场，社会商品的总价值也难以实现，最终酿成经济危机。除非社会上有一群永远存在和扩大的第三类不生产的消费者，以他们的消费抵消供过于求的过剩。 [68]
萨伊、詹姆斯·穆勒、李嘉图、西蒙斯第、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危机是否会发生的争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收入之间是否均衡的剖析，为马克思研究资本逐利逻辑衍生的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提供了理论参考。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发展，科学家们揭示出诸多自然界的奥秘，一些束缚人性、理性的教条教义不攻自破，人们开始自信可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走向光明、追求自由平等。
以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勒内·笛卡儿、艾萨克·牛顿、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等为代表的科学家，推崇理性，认为理性高于肉体，理性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并战胜人性弱点，人性能够在理性探索活动中得到完善；一旦理性发达、科学文化普及后，人性就会取得很大进步。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人生而平等、自由，认为人既是世界的主体，也是权利义务的主体。康德则强调人就是人，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黑格尔崇尚人的主体性选择和自由，认为理性是对全部实在的有意识的确信。
马克思从小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大学时期同青年黑格尔学派成员交往密切，又从头至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黑格尔大部分弟子的著作。 [69] 在汲取启蒙运动关于理性探讨及对自由平等追求的文化养料基础上，马克思展开对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共谋互动的批判之路。
16—17世纪，以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等为代表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亲眼目睹了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对“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深有感触，对遭受苛捐杂税和苦役盘剥的下层群众深表同情。底层平民的悲苦命运与有权有势者的纸醉金迷形成鲜明对照，撞击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奋不顾身地控诉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批判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灾难，宣传社会变革。
18世纪，欧洲资本家的剥削方式从血腥掠夺转向雇佣剥削关系，以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锐利的眼光察觉到资本家剥削方式的转换，开始从法理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阐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提出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平等劳动的社会。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德国先后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剥削的斗争范围扩大、方式更激烈。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性地继承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和罪恶，设想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普遍的协作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
威斯特华伦（马克思的岳父）喜欢进步的政治思想，经常给马克思读莎士比亚、荷马的作品，引导年轻的马克思阅读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一起针砭时弊、讨论社会政治现实，“使马克思对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产生了兴趣” [70]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控诉，为马克思揭露和批判资本家为逐利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剥削压迫雇佣工人提供了历史资料，为“两个不可避免”“两个必然”的社会建设思想提供了启发。
任何一种理论、观点的产生，除了受到大时代的影响和理论的滋养外，还同思想家本人的精神特质、道德品质、实践经历息息相关。
马克思胸怀远大理想，终其一生都在为人类解放事业而不懈奋斗。在中学时马克思就开始思考选择何种职业更有助于为人类谋幸福。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尽管长期身陷政治迫害而不得不流亡、生活极度贫困，但马克思从未有过丝毫退却，锲而不舍地坚持并献身于这个理想。在亲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公平与目睹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后，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勇敢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号召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
正是这种心系劳苦大众、不懈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着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调查了解、深入研究资本循环周转运动的规律、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结构化互动的机制等问题，最终发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奥秘是以表面上自由平等的雇佣合同占有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唤醒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实现解放和自由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不畏艰难险阻、敢于质疑批判。无论是在求学过程中，还是在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博览群书，研习法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研读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科技史等自然科学知识，努力从人类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从不迷信权威，从不盲从，富有敢于质疑批判的创新精神。
在质疑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唯物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和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过程中，马克思构建起以实践为基础、旨在改变世界、争取人类解放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在阅读各经济学流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坚决批判、反驳他们的错误观点，借鉴、吸收合理成分，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终其一生都在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71]
马克思在《莱茵报》就职期间，接触到林木盗窃案和葡萄农等事件，让马克思深刻感触到社会的不公平。他毅然挺身而出，撰文为农民辩护。《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开启了长达四十年的流亡生活，虽然不断被驱逐，不断遭受贫困和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领导工人进行着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的斗争，领导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满腔热情支持巴黎公社革命，百折不挠地推动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在长期不屈不挠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更加深刻地感悟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的结构化提供了温床，技术创新退化为资本逐利的手段，沦为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帮凶，号召无产阶级提高认识，将攻击机器转为攻击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统治。正是因为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和批判，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才深刻认识到被剥削的根源，进而纷纷觉醒并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正是因为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才有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第一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尝试。
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和革命友谊，他们有着相同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宽广的胸怀，他们彼此欣赏、坦诚相见、披肝沥胆，共同探讨、研究，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论著，共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
在马克思需要专心从事理论研究时，恩格斯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马克思经济后盾的责任。不仅如此，恩格斯本人也撰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批判资本逐利逻辑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化悲痛为力量，夜以继日地抄写、整理、补充、编排和出版《资本论》的后两卷，整整花了十来年时间，才将这部伟大著作送给全世界无产阶级。
总之，有关技术创新与资本逻辑结构化互动的论述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奋斗的智慧结晶。本书之所以突出“马克思”，是为了尊重恩格斯甘当第二小提琴手而不署名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