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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是如何提升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效果，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效果通常也被人们理解为智库的绩效或智库的影响力。而回答这一问题，又需要对智库承载着哪些功能、智库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路径发挥作用、如何从成绩和问题两个方面认识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效果以及有哪些关键因素在影响着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效果等问题逐次加以研究和探讨。
我们在对智库的概念、特质、类型等作出界定的基础上，按照以下思路展开研究：（1）分析中国智库在政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承载的功能。通过这一部分的研究，明确智库应发挥哪些作用，并明确智库最为重要的角色和功能。（2）分析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方式与路径。通过这一部分的研究，厘清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各类行为与方式，描绘出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各种可能路径与轨迹，由此明确智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3）从成绩和问题两个层面分析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效果。通过这一部分的研究，明确近年来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效果的有关具体表现，同时明确中国智库在作用的发挥方面仍旧存在的不足。（4）探讨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效果的影响因素。通过这一部分的研究，明确哪些关键因素影响着智库作用的发挥，并构建出用于解释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效果的分析框架。（5）最后，对提升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效果的路径进行分析。通过这一部分的研究，明确如何更好地发挥智库的作用，提出具体、系统的对策和措施。
以上各部分的研究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涉及描述性研究（如对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方式与路径的分析、对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效果的分析）、解释性研究（如对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和对策性研究（集中体现为对提升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效果的路径分析），解释性研究致力于生产解释性知识，对策性研究致力于产出规范性和规则性知识。 [125] 3类研究总体上层层递进，其中对策性研究是整个研究的落脚点，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最终服务于对策性研究。
对摘录的文献资料 [126] 和积累的访谈记录等经验材料（两者共50万字）进行了解析和编码，通过编码，尽量减少对重要信息的遗漏。从50万字的文本中提取出近2500个开放式编码（初始编码），并对这些编码在连续比较的基础上层层进行抽象和归纳，以得出有意义的类属和范畴。
访谈时间的跨度为2015年3月到2021年1月，访谈对象包括政府的官员、智库的管理人员和智库的研究人员等，附录C列出了书中出现过的访谈对象。访谈有一个大致的提纲与方向，但访谈问题一般具有开放性，让受访者有充分的空间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附录B列出了有关的访谈问题。访谈主要采取面对面的个人访谈方式。
在开展这项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直接参与了某省级重点智库（以下“某省级重点智库”均为同一智库）建设的服务工作，这些工作的内容包括研究选题的策划、智库活动的筹备、内参报告的编报、与外部各界的联络交流，等等。由于身在智库之中研究智库 [127] ，研究者能够真正进入研究场景，从而围绕智库的建设和运营积累起一定的直接经验并获得有价值的参与式观察资料。
比较分析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包括现象和现象之间的比较、数据和数据之间的比较、行为和行为之间的比较、观点和观点之间的比较，等等。通过比较，逐步澄清真相、深化认识、发现逻辑线索、揭示因果联系。比较分析法在这项研究中的运用还体现在对国外智库特别是美国智库有关经验的分析与借鉴，这些经验涉及智库的组织结构、智库的资源管理、成果的质量控制、智库的文化建设、智库的传播方式等方面。在借鉴国外智库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始终立足中国实际，始终着眼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内涵和要求。
除了以上研究方法，为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我们在研究中还引入定量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作为方法上的支持。
这项研究运用到的资料、数据和信息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1）开展这项研究以来，我们持续跟踪有关智库研究的学术动态，并多次到国家图书馆收集资料，研读了600多项中英文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包括研究专著、学术论文、报纸理论文章、人物传记、智库年报（annual report）等，还包括有关智库建设的政策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等。（2）围绕课题研究，我们开展了多次实地考察、专题调研以及学术交流活动，并对这些活动的成果及时进行总结，形成了书面材料。国外的活动包括：2017年10月15—28日，赴美国实地考察了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128] ）和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等具有代表性的智库，并与美国智库的一些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就智库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通过这次考察，丰富和深化了对美国智库的认识，也启发了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思考。国内的活动包括：2017年11月初参加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的第六届公共政策年会，并在会上宣读了智库研究论文；2017年11月底在中央党校参加“全国党校系统教研骨干研修班”（智库建设研究专题）； 2018年8月赴香港参加有关公共政策研究的培训，这次培训对如何开展智库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多次参加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智库理论与实践》编辑部举办的新型智库建设研修班，多次参加由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承办的“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多次到省内外智库参观访问并参加它们举行的发布会、论坛等。（3）利用开展公务拜访、实地考察、专题调研以及参加智库活动的机会，围绕智库建设与决策咨询工作这一主题，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及时形成文字材料，采用“滚雪球”式的方法不断积累访谈记录。（4）通过直接参与某省级重点智库的建设工作，对智库的日常运营形成了一定的质感经验，并积累了相对于其他资料来源更为直观和具体的参与式观察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智库研究成果的产出情况、智库内参报告的被批示情况、智库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及遇到的问题等。（5）通过相关的问卷调查与网络调研获取必要的信息，包括2019年9月对全国党校系统智库建设情况的问卷调查 [129] 以及研究过程中对数十家国内外智库反复多次进行的网络调研，附录A列出了书中涉及的国内外智库，网络调研的内容参见本书参考文献的“网络资源”部分。（6）通过其他可能的途径获取资料与数据，如检索“中国智库索引”（CTTI）信息管理系统中CTTI来源智库填报的原始数据。
第一，拓展了智库影响力的概念。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效果集中体现为智库影响力的实现，人们一般认为智库影响力包括决策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媒体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等，这是从政策主体的角度对智库影响力作出的区分。本书在采纳这一分类标准的同时，还从政策过程的角度将智库影响力区分为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力、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力、对政策评估的影响力以及对政策变迁的影响力等。智库对政策主体的影响作用与智库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作用具有内在一致性，智库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作用是通过对政策主体的影响作用来实现的，智库对政策主体的影响作用最终要转化为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作用。
第二，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明确了智库角色与功能的集中体现。通过对智库在政策过程各环节角色与功能的分析，明确议题倡导和方案设计是智库功能的集中体现。这两种功能也是智库最为重要的功能，前一种功能重在影响议程设置，后一种功能重在影响政策形成。
第三，描绘了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各种可能路径与轨迹。在对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两种因由（需求拉动与供给推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智库在政策过程中的3个介入点，并根据议题提出者（决策者、公众与智库）的不同以及智库对3个介入点利用情况的不同，识别和描绘出14条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路径与轨迹，从而展现了智库介入政策过程路径与轨迹的不同可能性，也反映了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所具有的连续性。由此努力丰富政策过程和智库行为的有关理论与知识图谱。
第四，构建了用于解释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效果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共包含两个层次的影响因素，第一层次的影响因素是咨询需求、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第二层次的影响因素是咨询需求、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三者各自背后的影响因素。两个层次的因素共同影响着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效果，这些因素总体上又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智库外部环境的因素，包括咨询需求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另一类是智库自身的因素，包括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及其各自背后的影响因素。不同类型的影响因素呈现出一个彼此支撑、相互加强的关系，由此形成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为人们认识、分析和解释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效果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也是本书学术价值的一个体现。
第五，提出了提升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效果的系统性对策和措施。与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相衔接，从3个大的方面提出了提升中国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效果的措施：一是优化外部制度环境，释放决策咨询需求；二是加强智库内容建设，提高思想产品质量；三是增强智库传播能力，有效介入政策过程。突出制度建设这个关键（包括智库的外生性制度和各项有关的内部制度），并对每一方面的措施都尽量予以细化，使之具体、可操作，从而为政府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提供有益、有用的对策建议，也为智库更好地加强自身建设和改进自身绩效提供思路与方法上的支持。这也是本书的应用价值之所在。
[1] 决策者是指政策制定的主体，即有权力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人们常常用政府来指代决策者，这里的政府是相对于市场和社会而言的。
[2] 政策研究又称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
[3] McGann,James G.， and Richard Sabatini, Global Think Tanks: Policy Networks and Governance, London:Routledge,2011, pp.16-17.
[4] McGann,James G.,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7&context=think_tanks, 2019-1-31.
[5] Pautz, Hartwig, Think-Tanks, Social Democracy 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2,p.15.
[6] Zhu, Xufeng,“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49, No.2,2009,pp.333-357.
[7] 孙志茹、张志强：《基于信息流的思想库政策影响力分析框架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1年第20期。
[8] 有学者在对智库的定义中强调智库“以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为己任”，将战略研究与政策研究并列起来提出（参见王莉丽《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8日第7版）。从广义上讲，战略研究也属于政策研究的范畴，是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政策研究，相比于一般的政策研究往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9] 张志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智库使命和智库建设》，《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4期。
[10] 王斯敏：《培养有责任感的“质量型智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光明日报》2015年4月1日第16版。
[11] Stone, Diane,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London: Frank Cass,1996, p.13.
[12] 公共问题相对于私人问题，它具有足够广泛的影响，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往往也需要通过集体的力量与公共的力量加以解决。政策问题首先是公共问题，公共政策解决的就是公共问题而非私人问题。
[13] 苏扬：《一流智库建设思路》，《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11月16日第10版。
[14] 来源于2020年12月19日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Y先生演讲的现场记录，地点：N市。
[15] 倪宁、王群：《试论智库的社会化传播机制》，《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0日第6版。
[16] 和静钧：《中国智库的生存与发展》，《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
[17] 唐庆鹏：《论现代智库的成长逻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18] 文中的智库影响力均指正面、积极的影响力。
[19] 转引自 [美] 安德鲁·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潘羽辉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0] 王辉耀、苗绿、邓莹：《中国社会智库的运营创新探析》，《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2期。
[2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2015年1月20日。
[22] 对于智库在政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承载的功能，第二章将进行专门分析。
[23] 徐占忱：《美国全球知名智库发展现状与启示》，《光明日报》2016年8月10日第16版。
[24] 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28页。
[25] 王辉耀：《支持民间智库发展》，《北京观察》2014年第8期。
[26] 郑秉文：《拉丁美洲智库的基本特征与创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三点认识》，《当代世界》2015年第6期。
[27] 杨谧：《中外智库齐关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智库建设》，《光明日报》2016年3月23日第16版。
[28] 刘妍：《基于研究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 4%的政策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年第2期。
[29] 邹婧雅、李刚：《基于循证的智库应急决策咨询模型研究》，《图书情报知识》2021年第2期。
[30] 陈振明：《政策科学与智库建设》，《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31] 有智库的管理人员讲道：“考量一个决策者水平的是他能够在不同的备选方案中作出正确的选择，但提出这些备选方案并不是他的职责。”来源于2015年3月9日对某党政直属智库科研处W处长的访谈记录，地点：Z市。
[32] [日] 铃木崇弘：《何谓智库：我的智库生涯》，潘郁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页。
[33] 柏必成：《智库功能定位与智库研究课题的选择》，《智库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4期。
[34] 参见王晓真《危难时期更需要支持智库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5日第3版。
[35] 即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
[36] Neill,Robert O'，“Think Tanks and Their Impact”， Asia-Pacific Review, Vol.15,No.2,2008, pp.9-12.
[37] Ahmad, Mahmood,“US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Role,Value and Impact”，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79, No.4,2008,pp.529-555.
[38] McGann,James G.,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7&context=think_tanks, 2019-1-31.
[39] 布鲁金斯学会的官方网站不像美国多数智库那样使用“.org”域名，而是使用“.edu”域名。
[40] Ahmad, Mahmood,“US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Role,Value and Impact”，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79, No.4,2008,pp.529-555.
[41] McGann,James G.，“How Think Tanks Are Coping with the Future”， The Futurist, Vol.34, No.6,2000,pp.16-23.
[42] Abelson, Donald E.，“Do Think Tanks Matter?Opportunities, Constrains and Incentives for Think Tank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Society, Vol.14, No.2,2000,pp.213-236.
[43] 传统基金会副总裁菲利普·特鲁拉克曾说：“我们在推销思想上花的钱，绝对和研究上花的一样多。”转引自王文《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44] Abelson, Donald E.，“Do Think Tanks Matter?Opportunities, Constrains and Incentives for Think Tank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Society, Vol.14, No.2,2000,pp.213-236.
[45] Abelson, Donald E.，“One World,New World: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Affairs Think-tank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0,No.1,2014, pp.125-142.
[46] [美] 詹姆斯·麦根、安娜·威登、吉莉恩·拉弗蒂：《智库的力量——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如何促进社会发展》，王晓毅、张倩、李艳波、郑少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47] 王志民：《稷下学宫与当代智库建设》，《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6期。
[48] 王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文汇报》2015年3月13日第T08版。
[49] 贾西津：《民办思想库：角色、发展及其规制》，《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0期。
[5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51] 程美东：《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缘起》，《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1日第11版。
[52] 潘怀平：《研究室：陕甘宁边区智库建设的历史见证》，《光明日报》2016年8月24日第16版。
[53] 臧安民：《大力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9版。
[5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5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56] Ahmad,Mahmood,and Raees Ahmad Mughal,“The Foreign Policy Think Tanks in China: Input,Access,and Opportunity”， 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 Vol.38,No.3,2011,pp.143-155.
[57] 朱旭峰：《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36页。
[58] Nachiappan, Karthik,“Think Tanks and the Knowledge-policy Nexus in China”， Policy and Society, Vol.32,No.3,2013, pp.255-265.
[59] 和静钧：《中国智库的生存与发展》，《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
[60] 《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36页。
[61]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8日第1版。
[62] 王文：《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
[63] 与这一文件相配套，我国还出台了《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中宣发 〔2015〕37号）和《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这些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举措，比如规定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可用于奖励支出和人员聘用支出（不设具体比例限制），再比如放松对智库研究人员出国交流的次数和天数限制。
[64]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依靠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0日第1版。
[65] 2018年3月，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进行职责的整合，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经过机构重组，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变为24家。2017年，又有13家智库被纳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这些智库包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联合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院（联合武汉大学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其中前5家智库于2020年3月正式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目前，我国共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29家。
[66] 刘阳：《把握中心任务，试点开局良好》，《人民日报》2016年8月20日第4版。
[67] 2018年，根据中央决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其办事机构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负责组织开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工作，协调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关于我们》， http://www.npopss-cn.gov.cn/n/2012/1113/c219457-19569505.html, 2020年3月18日。
[68] 高端智库理事会的成员一部分来自决策机构，另一部分来自智库机构，这便于决策机构和智库机构的对接、交流。
[69] 贾宇、张胜、王斯敏、杨谧、姬泰然：《立足高端服务决策引领发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一周年回顾与研究》，《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16版。
[70] 李刚、王斯敏、陈媛媛主编：《CTTI智库报告（2017）》，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71] 该文件于2017年5月16日由民政部、中宣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
[72]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该方案的一项内容是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以加强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相关的决策和统筹协调职责。
[73]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光明日报》2020年2月15日第1版。
[74] 马雪雯、李刚：《迈向成熟的现代智库：省级重点智库建设的政策、体系和网络分析》，《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4期。
[75] 马雪雯、李刚：《迈向成熟的现代智库：省级重点智库建设的政策、体系和网络分析》，《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4期。
[7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77]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活力 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光明日报》2013年7月18日第1版。
[78] 《深入研究党建理论和实际问题 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光明日报》2016年3月24日第1版。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组织部于2018年11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党建研究会党建高端智库作用的意见》。
[79] 《围绕实现强军目标推进军队院校改革创新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光明日报》2016年3月24日第1版。
[80]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81]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
[82] 王斯敏、曲一琳：《智库建设如何“去虚火，强筋骨”》，《光明日报》2016年6月1日第15版。
[83] 《中国社会科学报》和《新华日报》也推出了《智库》专版。
[84] 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新亮点新态势新思考——2015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光明日报》2016年1月13日第14版。
[85] 财年又称会计年度，美国智库一般采用的是跨日历年度制。
[86] RAND Corporation, 2020 RAND Annual Report, https://www.rand.org/pubs/corporate_pubs/CPA1065-1.html,2021-7-29.
[87] 王斯敏、张胜、臧舒迈：《“比排名更重要的，是智库本身”——对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光明日报》2015年7月1日第16版。
[88] 在这一研究领域，CSIS在麦甘（James G.McGann）团队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当中连年排名世界第一。
[89]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About CSIS,https://www.csis.org/programs/about-us,2019-9-20.
[90] Hamer,John J.，“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ia-Pacific Review, Vol.15, No.2,2008,pp.2-5.
[91] 徐占忱：《美国全球知名智库发展现状与启示》，《光明日报》2016年8月10日第16版。
[92] 刘潇潇：《我国官方智库的发展及改革思路》， http://www.cssn.cn/xspj/201603/t20160331_2947921.shtml, 2016年3月31日。
[93] Ahmad, Mahmood,“US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Role,Value and Impact”，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79, No.4,2008,pp.529-555.
[94] RAND Corporation, 2020 RAND Annual Report, https://www.rand.org/pubs/corporate_pubs/CPA1065-1.html,2021-7-29.
[95] 汤珊红、秦利、王朝飞、王晓云：《兰德做法对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启示》，《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9期。
[96] 来源于2017年10月19日对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L先生演讲的现场记录，地点：费城（Philadelphia）。
[97] Heritage Foundation,2016 Heritage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http://thf-reports.s3.amazonaws.com/2017/2016_AnnualReport_WEB.pdf, 2017-10-26.
[98] McGann,James G.,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8&context=think_tanks, 2020-1-30.
[99] Ahmad, Mahmood,“US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Role,Value and Impact”，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79, No.4,2008,pp.529-555.
[100] McGann,James G.， and Richard Sabatini, Global Think Tanks: Policy Networks and Governance, London:Routledge,2011, p.20.
[101] McGann,James G.,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8&context=think_tanks, 2020-1-30.
[102]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CTTI智库索引》， https://ctti.nju.edu.cn/CTTI/professor/toSearch.do, 2020年6月14日。
[103] 谢曙光、蔡继辉主编：《中国智库名录（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04] 荆林波等：《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105]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1期。
[106] 从中央到县四级共有党校近3000所，其中省级党校34所，副省级党校15所，市地级党校360多所，县级党校近2500所（参见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由此也可以得知，我国各种类型的智库加在一起，其数量要远远超过3000家。
[107] 这里的企业智库不是指营利性和商业类的咨询公司，而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兴办的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其目的在于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技术方向、产业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等开展决策咨询研究。
[108]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在这几个类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传媒智库、平台型智库等类型。参见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CTTI智库索引》， https://ctti.nju.edu.cn/CTTI/professor/toSearch.do, 2020年6月14日。
[109] 参见李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光明日报》2015年1月22日第2版；荆林波等《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
[110] 乔宗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何建》，《光明日报》2014年8月8日第11版。
[111] 徐晓虎、陈圻：《地方智库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地市级智库的实证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12] 王绍光、樊鹏：《政策研究群体与政策制定——以新医改为例》，《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13] 2019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党校（行政学院）“是党和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重要智库”。
[114] 曹智、李宣良、孙彦新等：《改革强军 奋楫中流——习主席和中央军委运筹设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纪实》，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 -12/30/c_1117628550.htm, 2015年12月30日。
[115] 截至2019年6月15日，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其中“211”高校116所，“985”高校39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大量智库是依托这些高校而建立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201906/t20190617_386200.html, 2019年6月17日。
[116] 王绍光、樊鹏：《政策研究群体与政策制定——以新医改为例》，《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17] 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组织院士开展战略咨询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支撑服务是中国工程院的主要职能和中心工作之一。
[118] 2019年10月，该机构与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等整合组建而成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
[119] 周静、鲁敦基：《中国智库：历史渊源与当代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12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于2009年，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经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截至2020年底，该智库已举办6届全球智库峰会（第六届全球智库峰会以视频方式于2020年9月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体制内智库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吃财政饭，该智库的收入来自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的增值收益、咨询业务收入、课题费收入和会员会费收入（参见徐洪才《打造社会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http://www.cssn.cn/xspj/201606/t20160608_3063625_1.shtml, 2016年6月8日）。
[121] 徐宝敏：《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人民日报》2021年9月14日第9版。
[122] 我国高校有超过60万人的社科队伍。参见徐青森《高校智库建设应处理好3个关系》，《智库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期。还有学者指出，我国80%以上的社科研究力量在高校，近半数的两院院士在高校。参见傅广宛《智库发展路径的差异化政策分析——基于两类智库的功能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123] “中国智库研究”课题组：《国内智库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9日第2版。
[124] 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24卷第3期。
[125]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科研处：《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学发展高端研讨会”综述》，《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126] 摘录的取舍标准为句段中是否包含有价值的信息。
[127] [美] 安德鲁·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潘羽辉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致谢。
[128] 国内也有人翻译为“加图研究所”。
[129] 调查数据由宁夏区委党校张弼和北京市委党校赵莉两位老师提供，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