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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指出，智库有着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同智库在具有共性特征的同时，还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对智库进行分类，以对国内外的智库版图得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认识。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国外智库作出不同的类型划分。
可将国外智库区分为5种类型。第一类是持有保守主义立场的智库，这类智库信奉的是自由市场、个体自由、有限政府，强烈主张通过市场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而将政府的干预作用控制在最小的限度。第二类是持有激进主义立场的智库，这类智库的意识形态信条与第一类智库截然相反，认为市场化和私有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强烈主张通过政府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第三类是持有中间立场的智库，这类智库既不偏向于保守主义又不偏向于激进主义，主张综合运用市场的途径和政府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第四类是持有中间偏右立场的智库，这类智库对政府途径和政府干预并不强烈排斥，但更偏好于市场途径。第五类智库是持有中间偏左立场的智库，这类智库承认市场途径的作用和优势，但同时又倾向于通过政府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智库难以被纳入以上类型，并不适合给它们贴上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
可将国外智库区分为大规模的综合性智库和小规模的专业性智库两类。这里的规模是指智库的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综合性是指智库有着多样化的研究领域，并且这些研究领域跨度较大、相关度较低。专业性是指智库仅关注单一领域的公共问题和政策研究，即便涉足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领域也高度相关，实质上是同一研究领域的细化分解。兰德公司就称得上是一个大规模的综合性智库，通过兰德公司2020财年 [85] （Fiscal Year）的年度报告 [86] 可知，该智库拥有1880名员工，年收入达到3.49亿美元，研究领域不仅包括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还涉及教育、劳工、健康、能源、环境、交通、科技等不同的政策领域。从全球范围来看，大规模的综合性智库数量较少，大部分智库都属于小规模的专业性智库，这类智库可能只有几个成员，研究的领域也很窄，但也能够作出值得称道的贡献。 [87] 需要说明的是，智库的规模是相对而言的，专业性智库也可以拥有较多的研究人员，比如成立于1962年的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它聚焦于国防和安全领域的研究 [88] ，拥有220名全职人员和庞大的兼职研究人员网络。 [89]
可将国外智库区分为自上而下设立的智库和自下而上设立的智库两类。前一类智库是在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设立的，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很少挑战政府根本性的政策导向与政策信条。比如，诞生于1968年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就是经由美国国会许可，为纪念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而建。该智库的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拨款，理事会成员有一部分是官方代表，理事长也由总统任命。后一类智库是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设立的，具有显著的民间性。美国的智库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型，它们面向社会募集资金，研究的自主性更强，也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导向提出批评与质疑。 [90]
可将国外智库（这里主要指美国智库）区分为学术型智库、合约型智库和倡导型智库3类。学术型智库对研究的学术水平要求较高，注重研究成果的规范性、完整性与创新性，能够推出大部头的（book-length）研究报告。同时，这类智库对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要求也比较高，招聘的研究人员不仅要在知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而且要有良好的发表记录，以证明他们经过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录用研究人员的标准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国际顶尖高校就极为接近。 [91] 学术型智库一般有着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不会过于依赖某一资金提供方，这有助于它们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研究的自主性，能够自主设置研究课题而不受资金提供方的干预。有的智库为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明确规定每一资助方的出资不能超过智库年预算的某一较小比例。 [92]
相对于学术型智库，合约型智库的资金来源就单一得多 [93] ，比如在兰德公司2020财年的所有3.49亿美元收入当中，绝大部分都来源于通过和政府签订研究合约而获取的财政资金，仅有约17.5%的收入来自慈善捐赠等渠道。 [94] 同时，合约型智库的研究自主性也要小得多，它们的研究受制于政府合约，远非可以自主设置研究课题，如果找不到政府的资助，那么这类智库即便有好的研究设想，也无法开展项目研究。不过，合约型智库在研究自主性上所受到的限制并不意味着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也要受到政府的干预，它们为了确保研究的质量和客观性，不会接受政府对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的干预，敢于向客户说“不” [95] ，如果政府试图干预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那么它们宁可放弃政府的资助。 [96] 合约型智库的优势在于距离决策者比较近，对政府能够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同时在信息的获取上也具有更加便利的条件。这一优势往往是学术型智库所不具备的。
倡导型智库对研究的学术水平要求不是很高，更注重政策思想的传播与推销（marketing），其研究成果往往很简洁，在形式上多表现为时效性较强的政策简报（policy briefs）。相应地，这类智库并不强调研究人员一定要拥有博士学位，具有硕士学位的研究人员也可以符合其招聘的标准。倡导型智库往往具有较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作为美国最大的保守型智库，传统基金会明确把自己的使命界定为：塑造和提升保守主义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建立在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个体自由、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强大国防等信条的基础之上。 [97] 但倡导型智库并不因其意识形态倾向就为某个特定的利益团体去代言，它们把维护特定的政策观念和价值信条作为自己的使命追求，而不是把维护某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所在。这是倡导型智库和利益团体的本质区别。
此外，麦甘在《全球智库报告》中将智库分为7种类型，分别为独立智库、半独立智库、政府智库、准政府智库、大学智库、政党智库以及企业智库。 [98] 还有学者将美国以外的智库划分为3种类型 [99] ：大学附属的智库、政府附属的智库、政党附属的智库。其中，政党附属的智库在西欧最为普遍，尤其是在德国。 [100]
有必要强调的是，不论从哪一角度对智库作出分类，我们都应把各类智库视为一个连续的统一谱系，这个连续的统一谱系便形成了智库的版图。
中国智库数量众多，2020年1月底麦甘团队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9》共纳入了507家中国智库 [101] ，被纳入“中国智库索引”的智库（CTTI来源智库）截至2020年6月共有837家 [102] ，谢曙光（谢寿光）和蔡继辉主编的《中国智库名录（2016）》共收录了1192家智库 [103] ， 201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考察了1303家智库。 [104] 还有学者估算，中国智库的数量远不止进入有关机构视野的这些，仅近年来新建的智库就有5000家左右 [105] 。
对于中国智库的分类，主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官方的分类方法。《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划分为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 [106] 、高校智库、军队智库、科研院所和企业智库 [107] 、社会智库等几个类型 [108] 。
二是将中国智库划分为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体制内智库又被称为官方智库，是指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智库。体制外智库是指具有民间性质的社会智库。在我国，约90%的智库都来自体制内 [109] ，民间智库的发展还不具规模 [110] ，影响力较弱。
三是将中国智库划分为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这种分类方法与前一种分类方法的不同在于，高校智库从体制内智库当中被抽离出来，作为一种单独的智库类型。相应地，这里的官方智库具体是指高校智库以外的其他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智库。还有学者又将官方智库称为决策参考型智库，将高校智库称为学术研究型智库，将民间智库称为社情民意型智库。 [111]
四是将中国智库划分为民间智库、学术智库、部门智库和最高智库。 [112] 其中学术智库既包括各层级大学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又包括各级社会科学院。部门智库是指各级党政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例如直属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最高智库是指党中央和国务院直属的政策研究机构。
我们认为，对中国智库的类型作出区分，应着重把握好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充分考虑不同智库存在的差异性，通过对智库的分类，能够使这种差异性较好地呈现出来。当然，在对智库的分类中，也不能过于强调智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而忽略不同智库所具有的一致性，从而将智库的类别划分得过于琐碎。第二，所形成的智库分类框架应具有足够的涵盖性与囊括性，所有智库都能在这一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所归属的类别，这一框架能够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智库体系与智库版图，避免出现明显的遗漏。
由以上4种智库分类方法可以看出，人们最常采用的智库分类标准就是智库机构的身份性质与智库的隶属关系，我们也主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对智库进行分类，同时也会考虑到智库所处的层级以及智库综合性与专业性的差异等。具体来讲，我们将中国智库划分为党政直属智库、军方智库、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国有企业智库和社会智库5类。
第一类：党政直属智库。党政直属智库是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设立的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各级党校（行政学院） [113] 、各级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也包括隶属各级党政部门的承担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职能的事业单位，如隶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当代世界研究中心、隶属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隶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宏观经济研究院、隶属财政部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隶属教育部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隶属科技部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隶属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等等。在党政直属智库当中，有的是综合性智库，如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各级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有的则是专业性智库，各级党政部门设立的智库多属于这种类型，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该智库着力于通过开展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撑。还有的是国家层面的智库，主要从事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为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服务，如党中央国务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职能部门所设立的各种综合性智库与专业性智库；也有的是地方层面的智库，主要从事地方层面的政策研究，为地方的科学决策服务，如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或职能部门所设立的各种综合性智库与专业性智库。因此，如果对党政直属智库作出进一步的区分，还可将这一类智库细分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智库、国家层面的专业性智库、地方层面的综合性智库与地方层面的专业性智库4个子类。
第二类：军方智库。军方智库是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军方智库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智库不适合用一般意义上的事业单位标准去加以衡量，但其为我国军事政策的制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决策咨询作用，是中国智库版图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2016年1月1日印发并实施）和《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于2015年10月16日审议通过）的出台过程中，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就通过承担相关研究课题发挥了重要的智库作用。 [114]
第三类：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一是包括依托高校的大学智库 [115] ，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武汉大学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等等；二是包括各级社会科学院，除了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国大陆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有社会科学院，部分省辖市也设有社会科学院，据有的学者估算，我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人员接近1万人 [116] ；三是包括社会科学院以外的其他科研院所智库，这里的科研院所智库同社会科学院一样，都由国家力量举办，具有官方色彩，如中国工程院 [117]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等。
第四类：国有企业智库。国有企业智库是直属国有企业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服务机构，有的本身是从党政直属智库转变而来，如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64年的石油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 [118] 的前身是成立于1961年的二机部情报局（1966年该局改组为核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第五类：社会智库。社会智库又称民间智库，是由民间力量和社会力量举办的，一般采取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等组织形式。这类智库的工作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等）不纳入国家公职编制 [119] ，国家也不通过财政拨款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它们需要面向社会募集资金。社会智库具有显著的非营利性与非官方性，它们以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为目的和宗旨，公益性也很突出。近年来，社会智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120]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察哈尔学会、盘古智库，等等。
在上述各类智库中，有的智库并不仅仅承担着决策咨询的职能，而且承担着诸如教育培训、基础科学研究等职能。不同类型的智库各有优势，比如党政直属智库具有接近决策者的优势，高校智库具有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实力雄厚 [121] 、人才队伍强大 [122] 等优势，社会智库具有灵活性优势 [123] ，因而各类智库在我国的智库版图上都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它们也应形成一个优势互补和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中国智库的类型划分如图1-1所示。我们没有将设置在党委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机构和具有营利性的咨询公司纳入我国的智库版图，就设置在党委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机构而言，它们本身是党委政府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 [124] ，按照领导要求通过文稿起草、调查研究、信息服务等承担着“以文辅政”的职责任务，不属于决策者的“外脑”，这类机构诸如各级党委的政策研究室、各级政府的研究室以及党委政府的有关工作部门或职能部门内部设置的研究室等。就具有营利性的咨询公司而言，它们提供的更多是商业服务而非公益服务，它们的直接目的也不在于影响政策，而在于赚取利润。
图1-1 中国智库的分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