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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智库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如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简称 CEIP）成立于1910年，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政府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成立于1916年，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成立于1919年，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35]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成立于1920年。
“Think Tank”（智库）一词是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简称RAND）的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博士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同事的一次聚会上最先使用的 [36] ，指国防专家和军事决策者研讨战略的地方 [37] ，后来被用于统称从事政策分析与政策研究的咨询机构。
现代智库形成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智库已遍布全球，其中又以美国智库最为发达。2019年1月底，由麦甘团队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共纳入了8162家智库 [38] ，这些智库分布在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8》对全球顶级智库（Top Think Thanks Worldwide）的排名，在位居前15名的全球顶级智库当中，美国智库占了9名，排名全球第一的是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由于美国智库在全球智库当中所具有的领先地位，我们主要透过美国智库的演变轨迹来了解国外智库的发展历程。
总体来看，美国智库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1）第一阶段的起始时间是20世纪早期。学术型智库（academic think tanks）便诞生于这个时期，其代表是布鲁金斯学会。在这一阶段，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美国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对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都催生了对智库及其思想产品的需求。学术型智库又被称为“没有学生的大学” [39] ，以强调其具有的学术性质。（2）第二阶段的起始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这一阶段，以专业化为特征的合约型智库（contract think tanks）迅速发展。合约型智库也被称作政府签约者（government contractors），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充分认识到了国防专家的贡献，并且希望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来帮助决策者应对美国在战后所面对的冷战以及核武器威胁等问题。合约型智库与政府有着密切合作，其代表是兰德公司（RAND）。RAND 成立于1948年5月14日，最初是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Douglas Aircraft Company）分离而来，当时名叫“Project RAND”（兰德计划）， 1948年11月1日改名为“RAND Corporation”。（3）第三阶段的起始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阶段，倡导型智库（advocacy think tanks）开始兴起，它们比其同行获得了更多的媒体关注度。 [40] 倡导型智库毫不隐晦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条，大力推介和“营销”与其信条相一致的思想观点，致力于打赢“思想的战争” [41] （war of ideas），努力使自己成为政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42] 倡导型智库的代表是传统基金会 [43] （Heritage Foundation），该智库成立于1973年，拥有50万名会员，是美国最大的保守型智库。
以上在不同阶段诞生的智库是共生共存的，它们在运营中也是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44] 另外，自20世纪之初以来，美国智库呈现出一个加速发展的态势，约90%的智库是1951年后成立的 [45] ，有2/3的智库是在1970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有一半以上的智库是在1980年以后建立起来的。 [46]
决策咨询活动在我国古已有之，创始于公元前374年的稷下学宫便有着类似于智库的功能。稷下学宫位于战国时期齐国的国都临淄附近，在稷下学宫的鼎盛时期，有76名稷下学者受封上大夫，但他们“不治而议论” [47] ，也就是说，不具体处理国家政务，而是专门研究、讨论国家大事，并向统治者进行建言。汇聚到稷下学宫的学者涵盖诸子百家，不同的观点与主张呈现出一个“争鸣”状态，这也让统治者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
稷下学宫具有官办色彩，从唐朝开始出现的书院则属于民间组织，这种民间组织也具有一定的智库功能。 [48] 除了稷下学宫和古代书院这些组织机构，在我国封建王朝的各个时期，个体化 [49] 的智囊、门客、谋士、幕僚等都一直存在，他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学识与智慧为其所服务的对象献计献策，发挥着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虽是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中国共产党历来有着开展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也高度重视信息情报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一文中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50] 在创立中央苏区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先后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等十几万字的详尽调查报告。 [51]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政府秘书处之下设立了“研究室”，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作为中央开展实际工作的参谋助手 [52] ，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 [53]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多次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54]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55] 。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仿照苏联体制，也建立了一些具有智库功能的研究机构，比如隶属于有关政府部门的情报研究所等，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与政府工作人员享有同样的工资和级别，但他们不行使行政权力和承担行政职责，任务是向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 [56]
改革开放后，为了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也为了帮助政府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国成立了一批体制内的政策研究机构。比如，1985年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简称 DRC）。再比如，在国家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决策咨询需求的催生下，一批数量可观的政策研究机构得以建立。 [57] 在这一时期，随着政府向市场和社会的放权，民间智库也有所发展，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一部分人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创办了一些具有民间性质的智库机构。 [58]
进入21世纪，我国对智库的作用和智库的发展予以进一步重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着眼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明确提出：“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决策者正式向包括民间智库在内的智库公开采购思想产品，比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59]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要求：“党委和政府要经常向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 ‘思想库’和 ‘智囊团’。”这一要求的提出在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了这一要求：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60] 不过，在这些文件中，尚未针对智库建设作出专门的论述，转变发生在2013年。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份批示中不仅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一概念，而且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由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被正式写入其中，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智库”，突出了“中国特色”和“新型”，“中国特色”意味着坚持党管智库的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立足中国实际，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为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服务，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服务；“新型”要求超越传统的智库发展状态，意味着新的目标定位、新的功能使命、新的组织形式、新的管理方式、新的运行机制、新的发展环境、新的发展格局、新的发展质量、新的绩效水平。“中国特色”和“新型”为我国的智库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也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引，我国智库的建设就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
2014年以来，针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国家从制度和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强了顶层设计。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强调：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 [61]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办发 〔2014〕 65号），这一纲领性文件从总体目标、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规划了路线、设计了蓝图。《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
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由于《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发布，有学者将2015年视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元年” [62] 。为落实这一文件的要求，中央还先后制定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在制度建设上不断向前推进。
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63] 会议强调：
开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要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优先选择若干基础条件较好、专业特色突出的机构进行试点，建设一批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要加强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规范决策研究、成果转化、考核评估、经费投入等工作，选好配强首席专家，建好专业研究团队，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及时总结和推广试点经验。 [64]
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共有25家 [65] ，这25家试点单位有着广泛的覆盖范围（见表1-1）。2015年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66] 为了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中央还批准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67] 下设立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 [68] ，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议事和评估机构。 [69] 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成立后，召开了多次全体会议与扩大会议，并在研究选题的征集和发布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比如在向中央财办、中央外办等决策部门征集研究选题的基础上，发布了《2016国家高端智库选题方向和重点课题》。 [70]
表1-1 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2017年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71] 和《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这两份文件对我国社会智库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的建设作出了明确的制度安排。2020年2月14日，正值全国万众一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72] 第十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对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完善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健全提出要求，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会议明确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要精益求精、注重科学、讲求质量，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 [73]
除了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和一系列开创性的政策举措，各个地方和各个行业也按照中央政策精神，在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纷纷制定了推动智库建设的政策方案。例如，河南省于2015年7月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原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国科协于2015年9月印发了《中国科协关于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的意见》，江苏省于2015年11月出台了《关于加强江苏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截至2019年4月，共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出台了本省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或办法。 [74] 截至2019年2月，共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明确开展了省级重点智库建设试点工作。 [75]
在制度建设之外，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也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座谈会上，有多名来自智库的代表先后发言，听了大家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对智库建设提出要求：
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 [76]
另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对一些单位或领域的智库建设给予了具体指示，并且对有的单位的具体指示还不止一次。例如：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明确要求中国科学院“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 [77] ； 2016年3月22日，在全国党建研究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希望全国党建研究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发挥党建高端智库作用 [78] ； 2016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国防大学并接见国防大学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和师以上领导干部时指出，“要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围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需求，聚焦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开展政策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79] ；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讲道：“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是国家高端智库……我看过两院院士提交的很多意见和建议，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要继续发挥院士群体的智力优势，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战略研究，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意见和建议，为推进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80] 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强调：“要强化两院的国家高端智库职能，发挥战略科学家作用，积极开展咨询评议，服务国家决策。” [8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和讲话以及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使我国智库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智库意识 [82] 与智库思维得到明显增强，全国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智库建设热情和活力得到极大释放。
在这一背景下，理论界也在积极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增添助力，一些重要的智库研究与评价机构相继建立，比如，201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成立，2015年5月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以及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两个机构成立。也有成立更早的智库研究与评价机构，在我国“智库春天”到来的时代背景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2009年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这些机构举办或承办了一系列重要的智库理论研讨与经验交流活动，也发布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智库研究成果和智库评价报告。比如，2016年以来，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两家机构每年都联合承办“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并且研究开发了集智库信息垂直搜索、智库综合数据管理和智库绩效考核评估3种功能于一体的“中国智库索引”（Chinese Think Tank Index，简称CTTI）这一智库信息管理系统，另外，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还推出了“南大智库文丛”，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则定期出刊光明日报理论周刊“智库”专版。再比如，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于2015年11月发布了首份由中国研究机构推出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于2017年11月发布了《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2017）》；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则从2014年开始，每年上半年都会推出上一年度的《中国智库报告》。
另外，除了光明日报理论周刊“智库”专版，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及作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的《新华日报》等媒体都加强了对智库理论研究成果的刊载与传播力度。 [83] 还有一些重要的网络媒体纷纷推出了智库网页，比如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于2014年12月开办了“智库中国” [84] ，这是我国第一家针对智库的网络媒体平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2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南京大学联合创办了《智库理论与实践》，这是我国第一份专注于智库理论研究和智库实践创新的专业学术期刊。这些报刊和网络媒体为有关研究成果（既包括智库的研究成果，也包括研究智库的成果）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载体，也促使更多的人去关注智库、了解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