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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如何读懂甲骨片上的刻辞，就成为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甲骨学界。一方面，在阅读甲骨片的过程中，甲骨学界总结出了一些阅读的方法和卜辞刻写布局的规律；另一方面，用总结出的方法和规律阅读甲骨片上的刻辞时又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
要读懂甲骨刻辞上的内容，既要从刻写的文字及卜辞的行款形式入手，逐步弄懂刻辞的内容和刻辞与刻辞之间的关系，又要从内容出发，逐步弄明白卜辞刻写布局的形式规律。但是，甲骨刻辞的内容和形式与后世文献材料的内容和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其具体情况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全弄明白的，需要一个很长的探索和研究过程。
刻辞内容与刻辞形式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一种刻辞内容怎样用某种刻辞形式来表现？一种刻辞形式又怎样来表现某种刻辞内容？怎样才能更快捷、更准确地读懂甲骨刻辞？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研究逐渐形成了甲骨学界的一项研究课题——文例研究。
20世纪末（1999年），李学勤先生提出了21世纪“甲骨学”研究的七个课题：文字的研究、卜法文例的研究、缀合排谱的研究、礼制的研究、地理的研究、非王卜辞的研究、西周甲骨的研究。卜法文例的研究是七个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本书在这种学术背景中，在参与探讨和解决卜法文例问题的过程中而产生。
《甲骨学一百年》指出，甲骨刻辞主要包括占卜刻辞；记事刻辞；表谱刻辞；仿习刻辞。 [1]
占卜刻辞，主要指在卜用龟甲和牛肩胛骨等胛骨上所刻写的占卜记录。
记事刻辞有两类：一类是与占卜有关的记事刻辞；另一类是与占卜无关的记事刻辞。与占卜有关的记事刻辞，是专署甲骨卜材的前期准备之事的刻辞，如卜材的来源、甲骨的贡纳、整治及检视者、签名者等。主要有甲桥刻辞、甲尾刻辞、背甲刻辞、骨臼刻辞、骨面刻辞。与占卜无关的记事刻辞，包括特殊记事刻辞和一般性记事刻辞。特殊记事刻辞，大抵属于铭功旌纪或颁事信凭意义的书刻文字，主要有人头骨刻辞、虎骨刻辞、兕骨刻辞、兕头骨或牛头骨刻辞、鹿头骨刻辞、牛距骨刻辞、牛胛骨刻辞、骨符等。一般性记事刻辞，大多是日常社会生活行事的记录，有鹿角器、骨笄、骨刀、骨匕刻辞等。
表谱刻辞，主要有“干支表”“祀谱”“家谱”等，起备览查阅之用。
仿习刻辞，大都是初学习刻者练习刻字、仿刻卜辞或练习契刻技法留下的记录，有少数是熟练刻工（可以看作当时的老师）留下的示范之刻，混杂在习刻文字或仿刻卜辞之间。“习刻”的内容不定，凡卜辞、记事、干支表等均有。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给甲骨文例下的定义如下：“刻辞在甲骨上的刻写部位（即分布情况）及行款（左行、右行，或左、右转行），是有一定规律的，这就是甲骨文例。甲骨文例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卜辞文例（及一些较为特殊的文例）；一种是非卜辞的记事文例。认识和掌握甲骨文例的基本知识，对我们正确识读布满一版大龟（或兽骨）上的刻辞内容及认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很有必要的。” [2]
每一种刻辞，都有其相应的文例形式，甲骨文例包括占卜刻辞文例（以下简称“卜辞文例”）、记事刻辞文例、表谱刻辞文例、仿习刻辞文例。但是由于卜辞是殷墟甲骨文的主体，数量占绝大多数，后三类刻辞数量较少，且刻写形式比较简单，所以甲骨文例研究，主要是指卜辞文例研究。卜辞文例是甲骨文例中最复杂且数量最多的部分。
《甲骨学一百年》指出：“卜辞文例，在甲骨学上的约定意义为占卜文辞与占卜载体的结合关系之表象，专指卜辞在卜用甲骨上所刻写的辞例形式、地位、行款走向的习惯格式和分布规律等等。” [3] 该书对甲骨文例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指出：“其成果主要在两方面：一为卜辞文例的定位研究；二为同文卜辞与同套卜辞的研究。” [4]
卜法研究包括占卜程式、占卜制度、占卜源流、甲骨的来源和卜材的整治等。
《甲骨学一百年》指出：“……甲骨文也是中国古代汉语的祖型，汉语文法所内括的文理、文势及句法、语法乃至修辞诸规律之生成，在甲骨文中已初见端倪，欲研究汉语文法史的初始，探索其语法的早期特点和追溯汉语历史的发展演变状况，舍第一手最早的语言材料甲骨文则难得其真。甲骨文文法主要以甲骨卜辞为研究对象，兼及其他一些记事刻辞，但数量有限，故甲骨文文法，通常即指卜辞语法，内容包括卜辞中的词类、构词法、句型、语法等等。” [5]
在过去的研究中，“卜法”“文例”“文法”三个词，有时前两者结合，有时后两者结合，《甲骨文献集成》中用的是“卜法文例”，《中国甲骨学史》中用的是“卜法与文例”，《甲骨学一百年》中用的是“文例文法”，可见，文例与卜法、文法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通过卜法研究、文法研究，可以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文例情况。反过来，通过文例研究，既可以了解当时的卜法情况，也可以帮助了解当时的文法情况。这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随着各自研究的深入和有机结合程度的提高，甲骨卜辞领域的研究变得日益生动、活跃。
1898—1998年，甲骨学界在甲骨卜辞文例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甲骨学一百年》对其成果进行了总结，指出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为同版卜辞文例的定位研究；一为异版同文卜辞与成套卜辞的研究。
据《甲骨学一百年》，卜辞文例的定位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卜辞文例形式（主要是行款）的研究。主要成果有胡光炜先生的《甲骨文例》，该文揭出文例32式。
1928年，胡光炜先生的《甲骨文例》出版，这是第一部研究卜辞文例的专著，始刊于1928年，后不断有增订，据《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卷为《行式篇》（原为《形式篇》），下卷为《辞例篇》。《行式篇》专论卜辞文例，共揭出32式（原为28式），如下：
1.单字例 2.单列下行例
3.单列右行例 4.单列左行例
5.复列右行例 6.复列左行例
7.单复合右行例 8.单复合左行例
9.单列下行兼单右行例 10.单列下行兼单左行例
11.单列下行兼单上行例 12.复右行兼单右行例
13.复右行兼单左行例 14.复左行兼单右行例
15.复左行兼单左行例 16.复左行兼单左行例及单右行例
17.复左行兼复右行例 18.上下同右行例
19.上下同左行例 20.上下背行例
21.一方左行一方右行例（甲：左右相背者；乙：左右相同者）
22.上行例 23.倒书例
24.上下错行例 25.互倒例
26.斜行例 27.沾注例
28.疏密例 29.重文例
30.合文例 31.反文例
32.句转例
下卷《辞例篇》共揭出16式，大多讨论的是与卜辞文法有关的辞例，在此不再赘述。
《甲骨学一百年》指出：“胡先生此书，在卜辞文例研究上的草创之功，实不可没，但由于受限于当时甲骨材料的不足，又仅据拓印或摹写之本而不辨甲骨真象，故用力虽勤，却不尽如人意。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指出胡光炜此书‘惜材料不足以供用，而方法亦欠精密’，如其谓左右，‘或即以龟为主，然实则违于习惯’。习惯上所说的腹甲之左右，是以人所面对腹甲的左右为准，故胡氏所谓左右，恰恰全应作相反理解，即左乃是右，右却是左。再者，‘胡氏分类之详尽固属甚善，然一则不别常例与特例，二则纲目不清，徒使读者对于契文益增繁难之感。’” [6]
例如：单列下行兼单右行例（9）、单列下行兼单左行例（10）、复右行兼单右行例（12）、复右行兼单左行例（13）、复左行兼单右行例（14）、复左行兼单左行例（15）、复左行兼单左行例及单右行例（16）这些文例都是“常例+合文”的形式，卜辞中的“兼……”，其实是合文，与第30例“合文例”重复，这几种形式可以分别将第9、10式合并到第2式，将第12、13式合并到第5式，将第14、15、16式合并到第6式。
第二，卜辞行文惯例规律的研究。主要成果有董作宾先生的《商代龟卜之推测》之第十章“书契”和《骨文例》，另外，严一萍先生的《甲骨学》（下）辑得胛骨行文形式56式，龟甲行文形式34式，共90式。
1929年，董作宾先生在《商代龟卜之推测》之第十章“书契”中，分论刻辞于龟版之文例、字例及书契方法。《甲骨学一百年》指出：“董氏自己通过细察腹甲之缝（齿纹及千里路）、兆、缘（原卜龟边缘）、理（盾纹），‘认其部位’，‘分别排比，以求其例’，从而创出一条依卜辞所在甲骨部位推勘文例的定位研究法。他据发掘所获龟版可以确知部位的卜辞凡70片，整理而得如下公例：
中甲刻辞之中缝起，在右者右行，在左者左行。
首右甲刻辞，由右边始，左行。
首左甲刻辞，由左边始，右行。
前右甲刻辞，除前足叉之上由右边起者左行外，其余各辞一律右行。
后右甲刻辞，除后足叉之下由右边起者左行外，其余各辞一律右行。
尾右甲刻辞，由右边起，左行；但尾甲不刻辞者为多。
前左甲、后左甲，刻辞与右方对称，其左右行适相反。
总而言之，沿中缝而刻辞者向外，在右右行，在左左行；沿首尾之两边者而刻辞者向内，在右左行，在左右行。
卜辞之文例，以下行为主，因分节段，不能不有所左右；故有下行而右、下行而左之分。其单行而完全向左或向右者，则变例耳。
董氏的这一发现，远出胡光炜所论之上，总结出卜辞文例在龟甲上的行文格式特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正确的。”“……龟甲卜辞行文格式的最基本特征，已被董氏道破，亦即我们在前文所说的‘迎兆卜辞’与‘顺兆卜辞’。” [7]
1936年《骨文例》一文，该文是董作宾根据殷墟前三次发掘所得骨版，统计分析卜辞480余例，探讨牛胛骨上卜辞文例，而总结出的牛胛骨上卜辞的行文通例：
凡完全之胛骨，无论左右，缘近边两行之刻辞，在左方，皆为下行而左，间有下行及左者。在右方，皆为下行而右，亦间有下行及右行者。左胛骨中部如有刻辞，则下行而右，右胛骨中部反是，但亦有下行而右者。 [8]
董氏通过定位研究法把卜辞文例在龟甲牛骨上的行文惯例一并揭示了出来，遂成为甲骨学的基本知识之一。后来胡厚宣在《甲骨学绪论》中对其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归纳：
写刻卜辞，皆有定例。大体言之，除一部分特殊情形者外，皆迎逆卜兆刻辞。如龟背甲右半者，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龟腹甲右半者，其兆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兆向右，卜辞则左行。惟头尾及左右两桥边缘上之卜辞，则恒由外向内，即在右者左行，在左者右行，与前例相反。牛胛骨，左骨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右骨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惟近骨臼之一端，则往往两辞，由中间起，一左行，一右行，不拘前例。又龟腹甲背甲及牛胛骨，凡字多或字大者，往往不合文例，盖卜辞占地既多，情势使之然也。 [9]
20世纪70年代中，严一萍对董作宾先生提出的卜辞行文格式进行了具体论证，他据《丙编》及《甲骨缀合新编》，辑得胛骨行文形式56式，龟甲行文形式34式。这90式大致已集卜辞文例行文惯例之大成。
《甲骨学一百年》指出：“在董氏的当时，具体到卜辞辞例的各种形式表现和某些具有个性特点的习惯书刻风格，少数卜辞的特殊形态，以至整版龟甲和牛胛骨上如有许多条卜辞，其间的系联关系又如何等问题，董氏并未能深入阐明。” [10]
第三，特殊形态的文例和卜辞间的系联关系的研究。主要成果有胡厚宣先生的《卜辞杂例》，该书发凡启例归纳出28种文例。
1939年，胡厚宣发表《卜辞杂例》，分析大量的卜辞材料，总结出28种特殊文例：
1.夺字例 2.衍字例
3.误字例 4.添字例
5.删字例 6.删字又添字例
7.空字未刻例 8.疑字画圈例
9.文字倒书例 10.人名倒称例
11.干支倒称例 12.成语倒称例
13.方国倒称例 14.文字倒书例
15.数字倒书例 16.一字析书例
17.行款错误例 18.左右横书例
19.追刻卜辞例 20.两史同贞例
21.先祖世次颠倒例 22.多辞左右错行例
23.一辞左右兼行例 24.兽骨卜辞对贞例
25.兽骨相间刻辞例 26.一辞分为两段例
《甲骨学一百年》指出：“卜辞文例中还有一些省笔字或省字例，以及同辞而字体大小不同例，胡氏未提及”，“而在同版多条卜辞系联关系方面，也有一些胡氏未涉及者，比如说同版总纲式卜辞例，一版甲骨上有许多条卜辞，同卜同一事，其中只有少数一条或几条辞例完整，宛如总纲而刻于显位，其他辞例则简之又简，或正或反对贞，或自下而上刻辞相间，大多在边缘部位”。“只有把全辞与省辞两者系联起来，才能正确解读卜辞原意。” [11]
通过卜辞文例的研究，进而探讨殷代的文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962年董作宾先生发表的《殷代文例分“常例”“特例”二种说》一文，该文指出“殷代行文体例，除甲骨卜辞，为求美观，始有‘对称’之‘文例’，有‘下行而左’‘下行而右’而外，一般记事文字，无一非‘下行而左’者。”“所谓‘文例左行’者，即‘下行而左’是常例。所谓‘文例右行’即‘下行而右’，凡是‘卜辞’都为‘特例’ [12] ”。这种观点纠正了“卜辞文例”就是“殷代文例”的错误观念，促使大家认识到“卜辞文例”与“殷代文例”的区别以及“卜辞文例”的特殊性。
1947年，胡厚宣又发表了《卜辞同文例》一文，该文对异版甲骨同文卜辞文例展开研究，归纳出11种表象共98例：
1.一辞同文，即异版甲骨上卜同一事情，卜辞文句全同，只是卜数不同而已，凡48例。其中有二卜同文、三卜同文、四卜同文、五卜同文等，每块甲骨上分别署刻一、二、三、四、五之类的卜数。
2.二辞同文，即异版甲骨上同卜二事，但署刻的卜数则相次，凡16例。其中卜用甲骨之套数有二卜、三卜等。
3.三辞同文，即异版甲骨上同卜三事，凡5例，署刻的卜数“皆二卜”。
4.四辞同文，即异版甲骨上同卜四事，凡2例，署刻的卜数有二卜、三卜者。
5.五辞同文，即异版甲骨上同卜五事，凡1例。
6.六辞同文，即异版甲骨上同卜六事，凡1例。
7.八辞同文，即异版甲骨上同卜八事，凡2例。
8.多辞同文，即异版甲骨上均有多条卜辞，各版刻辞皆一致，凡7例。有二卜、三卜、四卜等。
9.辞同序同，即异版同卜，文全同而序数异同，凡3例。
10.同文异史，即异版甲骨上同卜一事而贞人各异，凡9例。这与前举同版两史同贞稍有不同，如《前》7·4·4“辛卯卜，争，贞勿令望乘先归”。《佚》22“辛卯卜，
，贞勿令望乘先归”。此即同文异史之例。
11.同文反正，即异版甲骨上同卜一事，有的甲骨上卜辞为正问，有的为反问，凡4例。如《前》7·43·1“乙巳卜，亘，贞彗不其受年”。《簠岁》4“乙巳卜，亘，贞彗受年”。此即同文反正之例。
《甲骨学一百年》指出：“胡氏此文，通过甲骨卜数和序数的系联，把卜辞文例的研究从甲骨定位研究法及同版同文卜辞系联关系的研究拓展到异版同文卜辞系联方面，也把甲骨文例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3]
“同文卜辞文例的整理，可以使许多残缺不全的卜辞互补完整。1933年，郭沫若发表过《残辞互足二例》一文，即已通过许多条同文残辞互补完整两例武丁时期重要卜辞史料。” [14] 董作宾亦曾据6片残辞互补得一完整全辞。1988年，蔡哲茂撰写《甲骨文合集的同文例》，对该书中的一批同文卜辞作了整理。
“同文卜辞文例的整理，也为研究甲骨卜辞的固有系联关系和甲骨卜辞之材料整理与定位复原，以及商代卜法制度辟一新途。”20世纪60年代中期，张秉权发表的《论成套卜辞》一文，正是这一方面的探索成果。
“张秉权提出的‘成套卜辞’，是指甲骨上那些可以结合数条而成为一套的卜辞，即由同日一事多卜、正反对贞而连续契刻在甲骨上的序数相连、辞义相同或省略的若干卜辞所组成。一套或若干套卜辞如果契刻在若干块大小相似的甲骨的相同部位上，就是所谓‘成套甲骨’，如成套腹甲、成套胛骨之类。换言之，‘成套卜辞’可以在同版，也可以在异版，在异版者或又名之‘成套甲骨’。武丁时的成套腹甲，通常由5块腹甲组成。……‘成套胛骨’数，张氏没有明说，只指出《福》11+《栔》71、《前》4·24·1、《后》上16·11、《前》4·24·2（见《合集》6197—6200），是4块一套的成套胛骨。按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之二，则已举出多组最高数是9块1套的‘成套牛胛骨’，皆属于武丁时期，武丁以后，大多已降为3块1套。成套卜辞的贞人有时不止1位，有2人共贞、3人共贞者。” [15]
“成套卜辞”的认识促进了卜辞文例的深入研究。正如张秉权所指出的，成套卜辞既可以校勘异文、区别章句，还可以由繁知简，观微于著，得知辞意晦涩的卜辞的原意。另外，成套卜辞还能辨明缺笔。张秉权还指出，由于成套卜辞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卜辞的研究，在基本观念和方法上，都有了改变”。
1972年，李达良先生著的《龟版文例研究》，直接利用张秉权甲骨缀合成果研究卜辞文例。该书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是“方位篇”，下半部是“文例篇”。“方位篇”主要论述卜龟之概略，刻辞之位置，行文之方向，同组辞之相对位置，与背面之相承。“文例篇”主要论述卜辞之类别，段落结构之组织，前辞之繁变，文例之省简等问题。如“方位篇”述卜龟刻辞之位置说：“左右相对，两两平行，逐层用之，殆有取于对称均衡之美，此其通例也。”“文例篇”论“卜辞类释例”有：一事一问的单贞、对贞、同卜一事刻数辞所问不限于正负之辞、成套卜辞、同事多卜刻二辞以上体例与成套卜辞同而序数不相连之辞等五类。对贞方面，除正负对贞者外，还有较特殊的二辞皆正或二辞皆负例。第五类卜辞中，有一正一负例，还有二正一负、二负一正例等。又如论“卜辞省文释例”，则指出有二辞相对省文、二辞以上相对省文、不同事类之相对省文、成套卜辞省文、成套腹甲省文例等，二辞相对省文和二辞以上相对省文。
《甲骨学一百年》指出：“李氏书中的讨论的‘方位篇’，乃是过去卜辞文例定位研究法的又一轮展开，而‘文例篇’，则已在成套卜辞认识的基础上，又有了相当精细的梳理和不少新的认识。” [16]
“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还有学者专门从卜辞对贞方面研究甲骨文例者，主要有两书，一是周鸿翔著的《对贞卜辞述例》，二是朱歧祥著的《殷墟卜辞句法论稿》。前者收集了大量对贞卜辞例而结合甲骨定位分析法，进行了包括行文格式在内的系统考察。后者则以卜辞对贞句法之异同为切入点，兼及文法和用语规律，从而揭示卜辞句型的种种特征。”在文例方面，“朱氏指出，对贞形式一般是两两句组并列，间亦有三句组并衡出现。对贞的种类，由句意可分为同文对贞、异文对贞二类；由句型又可分为正反对贞、正正对贞、反反对贞三类。同文对贞中有正反句、正正句、反反句同文对贞三类；异文对贞是指同一甲骨之对应部位刻写的异事卜辞，异文对贞有正正句、反反句以及三句正辞异文对贞等”。“朱书还就对贞卜辞否定词断代研究、对贞句型变异之省文、移位、加接、复合词、类比等涉及卜辞文法的现象作了缕析。” [17]
《甲骨学一百年》总结道：“卜辞文例的研究，大致从早先的甲骨定位分析法，进而发展到研究同版对贞及相间卜辞关系方面，随后又拓展到异版同文卜辞乃至成套甲骨系联方面。”“随着卜辞文法语法研究的日益加强，卜辞文例与卜辞文法两者的有机结合，必将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为活跃、更为生动、更为引人注目。” [18] 其总的发展趋势可以图示如下：
图1 甲骨文例研究发展趋势示意图
从1999年到2021年，这22年间，甲骨卜辞文例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类，2000年宋镇豪先生的《殷墟甲骨占卜程式的探索》一文对殷墟甲骨占卜程式探索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并对利用民族学的调查材料，尝试复原和印证已失传的古代甲骨占卜习俗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文中对文例的研究也进行了回顾总结。
第二类，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对新近公布出版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的研究上，主要成果有2005年刘源的《论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2005年张桂光先生的《花园庄东地卜甲刻辞行款略说》，2014年孙亚冰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另外，刘一曼、曹定云、朱歧祥等先生也对花东刻辞的行款进行了探讨。
《论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一文，对论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规律进行了总结：卜辞基本首兆，在卜兆上方由内向外契刻，至兆干后再沿兆干外侧下行；由于卜辞字数不同，有的未至兆干即止，有的刻至兆干下方后再内行或外行；此外，相关卜兆的数量与排列方式、卜甲上卜辞条数的多寡、卜甲上可供刻字的空间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卜辞的行款。了解、掌握花园庄东地卜辞行款与卜兆之间的密切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王卜辞与其他非王卜辞的行款规律，对深入探讨商代后期的占卜制度也有所裨益。
《花园庄东地卜甲刻辞行款略说》一文指出，花东刻辞有别具特色的地方，其最大的特色是对兆璺的黏附。其走向大致有以下几种：1.迎兆刻辞；2.顺兆刻辞；3.背兆刻辞；4.迎兆刻辞转向；5.顺兆刻辞转向；6.绕兆刻辞；7.跨兆刻辞。该文指出，花东卜辞行款当时的主要的还是以兆为中心，整版安排的概念还比较弱。“从绕兆到圈兆再到一辞概括多兆，似乎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很可能代表着三个不同水平的阶段，不少学者认为花东卜辞是武丁时代并且年份偏早，看来是有道理的。” [19]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主要研究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和记事刻辞的行款形式、书契字体特点等；卜辞的结构形式；同版或异版卜辞的组合形式。宋镇豪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孙亚冰在书中提出了许多饶有兴味的见解。 [20] 略举一二：
对花东同版龟版上的“同一条卜辞的卜兆次序”、“成套卜辞的贞卜次序”、“正反对贞卜辞的贞卜次序”作了分项研究，得出花东同版卜辞的贞卜特点与宾组王卜辞相似，即除正反对贞卜辞多左右对称、先右后左外，别的卜辞的贞卜和燋灼都比较随意，无规律可循。
对应于过去所谓“成套卜辞”、“同文卜辞”，提出并界定了“成批卜辞”的新概念。“成批卜辞”指学界过去所说的“多个回合的贞问”的卜辞，以往讨论不多，泛泛视焉“同文卜辞”，这种情况阻碍了对甲骨贞卜规律的认知，应该加以重视。
宋镇豪认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的优长，在于善于利用比较法、统计法和归纳法，借助考古类型学分析方法，以及图示图表解析法等有效研究手段。该书思路细腻，逻辑严饬，是一篇全面系统探讨花东甲骨文例的力作，已将有关研究臻至一个新的学术境地。 [21]
第三类，主要是对殷墟王卜辞和殷墟胛骨文例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刘影《殷墟胛骨文例》（2016）、何会《殷墟王卜辞龟腹甲文例研究》（2020）。
《殷墟胛骨文例》在讨论胛骨文例时，以时间为经，以胛骨部位为纬，开创了研究文例的新途径。在两系各类卜辞的比较分析中，发现村中南系胛骨的“首刻卜辞”，字大而行款疏朗，是村南系卜辞所特有的，村北系卜辞未见。村中南系胛骨的骨条与骨扇也存在相间刻辞，存在“边面连读”“边面对贞（或选贞）”等多种文例形式。以前一直认为村北系胛骨才存在的“边面对应”例，村南系胛骨其实也是存在的。两系各类卜辞的文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殷墟王卜辞龟腹甲文例研究》以甲骨文分期分类理论为指导，全面细致地探讨了以龟腹甲为刻写载体的各类组王卜的行款走向、版面布局、次序、首刻卜辞等诸特征，系统地论述了不同类组王卜辞龟腹甲文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规律，并将不同类组的腹甲文例特征进行比较，说明其变化之所在，揭示其变化之根由。此外，书中还结合具体实践重点讨论了文例研究的价值和作用，尤其是在缀合甲骨和校勘释文方面。
第四类，主要是对殷墟甲骨文记事刻辞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2009）、《殷墟甲骨文五种外记事刻辞研究》（2021）。
《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主要对甲桥刻辞、甲尾刻辞、背甲刻辞、骨臼刻辞、骨面刻辞五种记事刻辞的组类、刻写位置及特点、格式进行了研究，并对记事刻辞的性质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22]
《殷墟甲骨文五种外记事刻辞研究》研究的重点是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外的祭祀类、铭功旌纪类记事刻辞及干支表刻辞。作者对祭祀类记事刻辞中的“宜于义京”类等词义和文字进行了探讨；将铭功旌纪类记事刻辞分为小臣墙骨版刻辞、人头骨刻辞、兽头骨刻辞及骨柶类骨器刻辞几个部分，深入讨论了其中的疑难字词的含义及用法；全面梳理了干支表刻辞，指出这类刻辞的性质是刻写练习之用，可看作习刻中的一种类型。 [23]
第五类：对殷墟甲骨卜辞文例的分期研究，其主成果有刘新民《殷墟甲骨第一期卜辞文例研究》 [24] 和章念《殷墟甲骨第二至五期卜辞文例研究》。 [25]
刘新民对殷墟第一期甲骨卜辞文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对卜辞类型进行更为详尽的分类，分别对对贞和重复对贞、重贞、选贞、补贞几种在甲骨卜辞中所占比例较高的卜辞进行专题研究，对第一期大版龟甲卜辞的类型和对贞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对三卜式卜辞、三角关系卜辞、三角排列的卜辞三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分析，并分别对其进行专题研究，对刻写位置和卜辞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对卜辞文例研究的成果进行应用研究，并对卜辞文例与商代文化、卜辞文例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章念对殷墟第二至五期甲骨卜辞文例进行了详尽的专题研究，对卜辞类型进行划分，并对第二至五期大版胛骨卜辞类型进行了统计分析，分别对重贞、对贞、选贞、补贞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分别对重贞类型、对贞类型、选贞类型在第二至五期大版胛骨中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对多卜式卜辞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中对三卜式、四卜式以及多卜式分别进行了研究，同时对三角关系以及四角关系卜辞进行了论述，对第二至五期文例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应用价值举例，利用文例规律对卜辞进行了补残、对释文和卜辞分条提出了校正意见。
虽然在自甲骨发现以来对甲骨卜辞文例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尚待研究的问题。
1.甲骨卜辞文例分期断代的研究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2000年之前的文例研究大多没有分期断代，进行断代的也只有些比较零散的研究，例如：胡厚宣先生在《卜辞同文例》一文中，就各种类型的同文举例时，采取了分期举例的方法。朱歧祥先生在《殷墟卜辞句法论稿》中，其选取了六百余版完整地对贞文例进行了分期的统计，得出结论：一期卜辞中对贞版数最多，二期趋少，至第三期又增多，至第五期中对贞句式大减。2000年之后的文例研究，大多进行了分类分组的研究，但是分期断代究仍有欠缺。分期断代与分类分组的标准和意义不同，观察视角不同，新发现的特点也有差异，尽管近年来学界主要用分类分组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是分期断代研究仍然有其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
2.甲骨卜辞的类型方面，分类有待商榷。例如，李达良把“对贞”分为“正负对贞”“二辞皆正”“二辞皆负”，朱歧祥把“对贞”分为“正反对贞”“正正对贞”“反反对贞”，其实“二辞皆正”和“正正对贞”就是同为正的“重贞”，“二辞皆负”和“反反对贞”就是同为负的“重贞”，这四种类型都是“重贞”，划归为“对贞”不太合理。
3.有些文例研究不够深入。例如对“两正一负”和“两负一正”的研究就不够深入，而且没有把这两种类型的卜辞与“三者皆正”“三者皆负”的卜辞联系起来研究。
4.专题性的研究存在不足。过去的专题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贞卜辞”和“成套卜辞”方面，在其他类型的卜辞方面，专题性研究比较少。
5.卜辞文例研究的应用研究方面存在不足。过去的文例研究主要集中在解决“如何读懂甲骨片上的刻辞”这个问题，所以文例研究的成果也主要应用在怎样读懂甲骨片上的刻辞这个方面，而对文例研究的成果在其他方面的应用研究相对不足。
6.卜辞文例对后世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尽管有人提出了“易卦爻辞起源于甲骨文”的说法，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本书的研究意义如下所述：
1.文献学的意义。①研究卜辞文例既有助于甲骨片的整理研究，也有助于甲骨文释文及研究性著作文献的校订工作；②有助于认识刻辞与刻辞之间的内在联系、刻辞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准确地理解刻辞的本义。
2.语言文字学的意义。研究甲骨卜辞文例是考释古文字的一种方法，总结文例规律，有助于古文字考释，有助于推断卜辞的残字缺辞及模糊不清的字迹，有助于推断不完整的刻辞。
3.考古学的意义。发现文例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与排谱研究以及碎片缀合的继续深入进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历史文化的意义。研究甲骨卜辞文例对商代占卜制度的研究以及当时审美心理、思维方式、文化观念的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由于甲骨文时代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了，甲骨刻辞的刻写、排列、布局形式与今天的文献书写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其形式比较怪异、复杂。根据胡厚宣先生和孙亚冰、葛亮等学者的统计，已知出土商周刻辞甲骨的总数约16万片，读者如果不了解甲骨刻辞的形式体例，要读懂这么多甲骨片，则会有泥牛入海的感觉。一个普通读者如果熟悉了甲骨刻辞的刻写、排列、布局的各种怪异形式，形成一个认知模板，读起甲骨片来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也会轻松容易得多。
所以，本书旨在有助于读者了解甲骨刻辞文献的体例，帮助读者比较准确、顺畅地阅读和理解甲骨片上的刻辞内容，特别是刻辞数量较多的大版龟甲及大块胛骨。
本书主要对《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中的卜辞文例进行研究。
表1 殷墟甲骨各期片数及比例
本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卜辞的类型研究，包括基本类型和复杂类型。
2.卜辞文例专题研究，对重贞、对贞、选贞暨补贞四种在甲骨卜辞类型中所占比例较高的卜辞类型进行专题研究，其内容包括卜辞的对称与不对称、正负关系、布局位置、行款方向等；另外对多卜式卜辞进行专题研究，包括三卜式卜辞、四卜式卜辞、多卜式卜辞以及三角关系、四角关系的研究。
3.对第一期大版龟甲卜辞的类型和对贞卜辞的类型统计分析，对两种主要甲骨卜辞类型对贞和重复对贞的排列形式进行专题研究；对第二至五期大版胛骨卜辞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并分别对重贞类型、对贞类型、选贞类型在第二至五期大版胛骨中的情况作统计分析。
4.卜辞文例研究成果的应用研究。
5.通过文例所反映出来的商代占卜制度、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审美心理的探讨。
6.甲骨卜辞文例对后世的影响，卜辞文例与《周易》八卦暨六十四卦的比较研究。
1.对殷墟甲骨卜辞文例进行分期断代的研究，梳理每一期卜辞文例的形式、规律和特点，在研究中，重点研究过去甲骨学界研究得不足的地方和尚待研究的问题，力图有所突破和创新。
2.逐片阅读甲骨原片（拓片等），对其文例进行分类、归纳、比较、总结，探究其类型、规律。
3.分若干专题，每一个专题尽量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4.注意吸收甲骨学各个分支学科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参考借鉴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数学、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5.对甲骨卜辞文例研究的成果进行应用研究，并加以例证，以使本研究成果能在学术研究中和人们的学习生活中发挥作用。
1.在研究中，尽量从原材料中得出观点和结论。
2.在研究中注意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注重新的研究和探索，力图有所突破和创新。
3.不完全纯粹研究文例形式，在研究文例的同时，关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以求揭示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
4.在利用工具书的同时，不迷信工具书，例如在利用《甲骨文合集释文》和《摹释总集》的时候，对其中释读错的地方进行校订。
[1]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2]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3]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4]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266页。
[5]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6]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7]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8] 董作宾：《骨文例》，《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3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
[9] 胡厚宣：《甲骨学绪论》，《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下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5年。
[10]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11]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2] 董作宾：《殷代文例分“常例”“特例”二种说》，《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5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
[13]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14] 郭沫若：《残辞互足二例》，收入《古代铭刻汇考·殷契余论》，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石印本1933年版；又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5] 蔡哲茂：《甲骨文合集的同文例》，《大陆杂志》1988年第76卷第5期。
[16]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7]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8]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9]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20] 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1] 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22] 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线装书局2009年版。
[23] 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种外记事刻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24] 刘新民：《殷墟甲骨第一期卜辞文例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5] 章念：《殷墟甲骨第二至五期卜辞文例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