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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影响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重大事件，文化事件是其中一部分，它的作用深入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根源，与其他力量一起，在不知不觉中，不可阻挡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创设社会发展的逻辑。几个世纪以来不间断的思想启蒙运动终于迎来现代人的文化意识觉醒。文化意识觉醒的标志是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尽管文化主体性不断遭到各种挑战。人们不再将渐进形成并固化的文化模式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而是在坚持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认识到人是文化的主体，通过反思精神结构的形成与再生产机制，努力寻求促进精神结构更加完善的途径。不过，文化意识的觉醒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是人们对于精神结构再生产机制的创建，当文化的巨大价值成为现代社会普遍共识的时候，它因此进入了被多种力量主宰发展方式的时代，文化权力因此而产生。
所谓文化权力，是指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通过文化价值的发现和运用，将文化当作获取某种利益、达成某些目标的手段或工具的权力。拥有文化权力的主体称为文化权力主体。依据文化权力所属主体是个人还是集体进行分类，文化权力主体分为文化权力组织主体和文化权力个人主体。文化权力组织主体有四个经典代表：公共权力机构；各种民间组织机构包括商业组织机构；教育机构，主要指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层级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家庭。文化权力个人主体是指拥有文化权力的社会个体，权力为个人所有，而不是指代表各种组织机构行使文化权力的个人。文化权力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权力形态，更不是指文化本身具有何种权力，而是指各种社会力量所具有的文化使用权与文化发展权。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权力结构划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以及思想权力三个类型。经济的文化权力，是指某种社会力量以文化为工具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力。政治的文化权力，是指政治组织通过文化行动达到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巩固或获取意识形态权力的目标，这是当今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所有政治组织都在试图获取的权力。思想的文化权力，是指知识分子个人或群体所拥有的运用文化进行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的权力。
所谓文化资本，就是各种文化权力主体在运行其文化权力进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权力、财力等资源构成的资本。依据权力主体在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等领域的投资目的，文化资本的形态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政治文化资本，即文化权力主体以实现政治价值为目标而进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权力、财力等资源构成的资本；二是经济文化资本，即文化权力主体为经济利益或商业利润而进行的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权力、财力等资源构成的资本；三是精神文化资本，是指文化权力主体以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为直接目的而进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权力、财力等资源构成的资本。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区别：政治文化资本和经济文化资本在进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时，必须将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作为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行动的参照因素，但只是将其作为达到政治价值目标或经济价值目标的手段，只有当文化权力主体以人的精神需要满足为直接目的时，所投入的文化资本才成为精神文化资本。
依据文化资本所属的权力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进行分类，文化资本主体分为文化资本组织主体和文化资本个人主体。文化资本组织主体运作的文化资本称为组织文化资本，是指以组织或机构的形式作为文化权力主体进行运作的文化资本，行使文化权力的方式是代表制，即法人或责任人代表某个组织或机构行使文化权力，进行文化资本运作；文化资本个人主体运作的文化资本称为人力文化资本，是指个人为实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权力、财力等资源构成的资本，行使文化权力的方式是自主行使，自我选择文化权力行使方式，自主运作文化资本，个人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责任或其他社会责任。
文化资本的运作过程叫作文化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是不同环节有机联系而且相互衔接、彼此呼应的过程，由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即文化流通，包括文化分配和文化交换等行为）和文化消费三个环节构成。文化权力主体在文化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的不同环节的投资行为，产生了文化资本的多种形态。在文化生产领域投入的资本称作文化生产资本；在文化传播领域投入的资本称作文化传播资本；在文化消费领域投入的资本称作文化消费资本。三种资本相互接力，各得其所，构成文化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的总过程，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等行为，构成文化存在的生态链。
文化资本具有四种基本属性。一是精神属性，无论文化资本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它都是以介入人类精神生产过程和结果的形式进行运作，精神属性不是文化资本的本质属性，却是标志其资本所属生产领域的属性；二是价值属性，文化资本在文化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传播和消费的过程中不断循环和周转；三是关系属性，文化资本只有将文化的生产、分配、交换传播和消费与人的各种价值需求联系在一起，才能进入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基础。因此，文化资本自产生那一刻起，就是一种体现各种价值关系的存在，文化资本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精神产品价值的生产、分配、传播、交换和消费的关系。
文化资本是文化权力主体进行的文化生产、文化传播与消费行动所运作的资本总和，文化资本以文化权力为前提，没有文化权力，就没有随后而来的文化资本运作。文化权力意味着个人或组织拥有文化运用的自主权或行动自由，没有文化运用的自主权和行动自由，文化资本的运作就失去合法性和主体能动性的支持。任何自由都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接受那些确定正当与否的原则的指导，按照那些规定行为应该如何的具体细则而行动，这个观点是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思想运动的伟大成果。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一书中指出：“而处理确定的对象和这些对象所遵守的规律 [法则] 的质料的哲学，又有两方面。因为这些规律 [法则] 要么是自然的规律（Gesetze der Natur），要么是自由的法则（Gesetze der Freiheit）。关于第一种规律的科学称为物理学，关于第二种规律的科学是伦理学；前者也称为自然学说，后者称为道德学说。” [18] 文化权力主体在运用文化资本达到某种目的时，意味着他拥有文化资本的运用自由，这种自由需要接受某些法则的管辖和指引，这些管辖和指引文化权力运用文化资本的法则，是文化资本需要遵循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是文化资本的伦理义务。
文化资本的伦理义务，是指文化资本的主导者进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以及文化消费的行为所承担的遵守伦理原则和伦理规则的义务。文化资本履行伦理义务的前提，是文化权力主体运作文化资本的行为所遵守的伦理原则以及伦理规则需要得到明确。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探寻文化资本运作行为所要遵循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规则。伦理原则是行为指导原则，即判定文化行为正当或高尚与否的基本原则，是形而上的文化行为正道；伦理规则是指导文化价值关系中各种文化行为的实施细则，它给出具体情境下文化行为正当性的判定标准，明示何种行为才是正当的或应该的行为。
文化资本的伦理义务研究具有双重价值，即文化价值和伦理价值，它是以文化为领域的伦理研究，也是伦理领域的文化研究。文化权力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文化权力运作文化资本，不仅可以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而且可以创造商业利润，给文化投资主体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权力作为文化权力的重要形式，始终担负着推动精神生产从而解放思想、开启民智的重任，因此，文化资本的伦理义务研究，就是赋予文化权力主体的文化行为以伦理责任，为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行为，装载道德指南针。在价值立场上，文化资本伦理研究从属于文化革新运动，因而必然遵循文化革新运动内在的两个发展逻辑，即文化—人—社会逻辑以及文化—政治逻辑。文化资本的伦理义务研究遵循文化—人—社会逻辑，这条逻辑的本质是思想启蒙和观念进步的路线，引导文化资本的伦理义务研究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文化资本伦理义务研究，是基于文化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过程，以文化生产、文化传播以及文化消费等作为研究对象，探寻文化行为所遵循的道义和规则，是在文化世界进行伦理研究，在伦理领域开展文化研究，因此，文化资本的伦理义务研究意味着一种跨学科的新研究范式，基本方法是实践主义方法。
文化资本伦理义务研究所运用的实践主义方法，具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它以实践经验作为认知基础，基于人的实践活动所接触到的经验事实作为判断基础，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第二，它以实践作为检验研究结论的标准。证明或证伪思想观念的方式有两个，一是逻辑方式，二是实践方式。实践主义以实践方式作为证明或证伪思想观念的根本方式，也就是说，用经验事实作为证明或证伪的最后标准。第三，它以实践理性引导思维方向。实践主义方法从属于理性主义方法，基于事实进行知性认知和理性抽象的思维活动，以实践理性对于伦理原则和伦理规则的探索或创设，将文化资本的伦理义务研究从事实判断导向价值判断和伦理判断。第四，它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深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构成的生活方式中研究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从而在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的基础上，发现或创设文化权力主体运行文化资本的所有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道义原则和行为规则。
本书采取两种方法叙述研究内容：一是运用抽象方法进行理论叙述，构成本书的文化资本伦理义务的形而上学内容；二是运用实证方法进行实践叙事，基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方式进行文化文本研究，构成本书的文化资本伦理义务的实证研究内容。但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叙述还是具体的文本分析，实践主义研究方法的目的都在于试图通过探索文化资本所要承担的伦理义务，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贡献微薄的理论力量，符合一百多年来我国文化运动的宗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6] 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
[7]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8] [英] 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9]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10]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1]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12]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404页。
[15] 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
[16] 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7]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8] [德]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