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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并不是纯粹的思想运动，它的存在、发展以及变化趋势，始终以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时代问题为前提。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兴起动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文化革新运动，二是大众文化勃兴，三是文化市场的崛起，四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的社会生活精神化转变。
文化研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现当代中国文化运动的一个形式，与其他文化行动彼此呼应，构成现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文化思潮与文化实践。现当代中国文化运动的起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被当作是现当代社会中国思想界文化研究运动的开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文化研究不同的是，现当代中国的文化革新运动构成文化研究背后一条隐秘而又完整的主线。虽然从历史事件而言，五四新文化存在的时间是20世纪初的十几年，但是它所开创的文化运动延续至今，可以这样说，现当代中国所有的文化运动，在理想目标上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其本质就是文化革新，文化革新是现当代中国文化运动的初心和使命，文化研究、文化建设、文化作品的创制，都是遵循着文化革新的目标和立场而展开，文化建设、文化作品的创制与文化研究之间，因为文化革新运动而成为彼此关联的文化行动。文化革新运动不仅通过文化生产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研究对象即精神产品；而且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政治方向、价值目标和道德立场的参照。文化革新运动与社会发展的深度交织，促使知识群体关注和探索文化文本或精神产品与人的发展、文化文本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果没有现当代中国风起云涌的文化革新运动，就不会有当下如此态势的文化研究。
19世纪中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于中国而言可以用“天崩地解”来形容。当工业化文明的曙光已经从西方世界的地平线冉冉升起的时候，中国社会依然沉睡在农业文明的温床上做着酣梦，但是这种貌似平静实则僵化的社会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推动的初级阶段的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3]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14] 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中国最早一批接触外界前沿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带来极大震动，他们开始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结构、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国民精神的同构等问题进入，试图寻找到中国社会问题发生的思想观念根源，试图通过文化革新的途径推动国民精神结构尤其是思想观念的革新，从而重建国民的主体性，找到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主体。中国的文化研究一开始就背负重大历史使命，具有改革社会的宏图远志，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运动，文化革新意识或文化革命观念一直贯穿其中，直到今天，文化研究依然将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人的发展当作价值目标，从而摆脱了将文化研究仅仅当作知识研究或艺术研究的有限视野。
文化革新运动呈现两条逻辑：一个是思想逻辑，一个是行动逻辑。思想逻辑是文化—人—社会逻辑；行动逻辑是文化—政治逻辑，两个逻辑构成文化运动的精神动力，也预设了文化研究的价值目标和道德立场。文化—人—社会逻辑的本质是思想启蒙，基本形式是精神生产或文化产品创制，探索文化、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通过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的传播启蒙理性，重构实践主体的精神结构和思想观念，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合格的行动主体。鲁迅先生是文化—人—社会逻辑的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在悲凉和悲壮中寻找解救中国社会的药方。以文诊世、以文救世、以文化人的使命意识，在初始阶段为文化运动设置了理想和意义目标。文化—政治逻辑的本质是社会动员，即基于某种政治目标而对社会公众进行思想教育和观念引导，实现群众力量的重组。文化—政治逻辑来自近现代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一方面，文化被当作政治运动的强大手段和思想武器，起着社会动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成为文化研究的推动力量，甚至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左右文化研究路线的决定力量，进步政治力量试图通过文化革新达到政治革命或社会发展的目标。
文化—人—社会逻辑与文化—政治逻辑并不是截然分开，二者之间存在一定联系。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政治因素始终深度融入文化—人—社会逻辑，这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又是一种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群体追随时代潮流、自觉担负历史使命、以进步之名追寻文化研究价值的体现。《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等作品，与《呐喊》等作品相呼应，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大师们的时代精神特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的几次文化争论。
现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兴起的社会现实条件，在于两种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变革给公众生活方式带来的重大变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明显的精神化趋势。
一是物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物质生产过程和结果与精神产品深度融合。随着工业化生产力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颠覆性技术重构，物质生产方式不再是手工劳动或机械化操作，纯粹知识转化为技术，再转化为物质生产力，作为文化内核的知识逐渐掌控物质生产过程和结果，成为现代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灵魂。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等精神元素，不仅作为物质产品的附加值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以传播手段或言说工具的方式与物质产品的流通过程融合，作为物质产品更快被接纳并进入生活方式的助力元素。同时，精神生产需要各种资源和条件，它借助物质生产而生产和传播自身，由此，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深度融合，强大的商业整合机制和庞大的市场以及利益吸引力，催生了现代社会全新的物质生产方式，即物质与精神两种使用价值共同生产、相互支持的物质生产方式。
二是精神生产方式的转变。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高科技的支持下，精神生产力水平得到巨大提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根本区别在于，物质生产是通过劳动实践创制物质产品，人的意识能动性体现为改变物质存在方式以及创建新的物品；精神生产通过脑力劳动创制精神产品，人的意识能动性体现为对于精神活动过程及结果的记录、整理和叙述，产生知识、观念和艺术等精神产品，用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再生产或重建精神结构。但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共同之处在于，两种生产的生产力水平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科学技术是推动两种生产效率提升的第一动力。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于精神生产过程时，创制精神产品以及叙述、传播和呈现精神产品的效率得到几何级数的增长。精神生产方式的革命，精神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为社会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产品。当代社会丰富的精神产品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可以获得价格低廉却内容丰富的精神产品。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精神生活在人的生活方式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众的生活方式发生重要转向，就是生活方式精神化。
现代社会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教育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力的提升带来物质产品总量的增长，为扩大教育规模提供了物力和财力支持；科学技术不断升级教育技术，教育效率成倍提高。最近二十年，我国高校招生人数扩大了十倍，而且高等教育入学率还在提升，受教育人口的增长和积累，对于一个社会人口素质结构的改变具有颠覆后果，生活方式因为教育的扩张而逐渐呈现精神化特征，这是现代社会的趋势。在现代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研究范式中出现文化研究，以研究文化为途径展开对于社会的研究，并追溯到社会存在的实践主体，即人的研究，尤其是人的精神生产、精神结构以及精神生活的再生产研究，文化研究终于因为它对于社会存在本质和进步趋势的洞见，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关怀而成为当今时代影响巨大而深远的科学研究范式。
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活方式的精神化或文化介入。生活方式的精神化，一方面体现为生活过程中精神生活占据重要位置，精神生活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生活消费的“口粮”；另一方面，已经化身为商品的文化产品，如同超市琳琅满目的物质商品，为人们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文化商品，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为公众文化消费的选择自由提供了产品条件。大众文化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物质生活水平逐渐过渡到富裕层次后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大众文化的崛起是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现象，它具有巨大的精神建构力量以及对于社会发展机制的深远影响。大众文化因此成为当代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文本，甚至有观点将文化研究等同于大众文化研究，足以反映出大众文化作为新型文化文本的影响力量。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从概念而言，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与西方社会文化研究思想中的大众文化概念都有所区别。大众文化概念在西方社会的文化研究中被使用的时间大约是从20 世纪40 年代开始，美国批评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宣称是他创设了大众文化（Mass-Cult/Massculture）概念，但是大众文化所指对象，在不同研究者那里并不相同，有时指通俗文化，有时指流行文化，有时指媚俗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指的是文化工业，从一种文化文本类型的描述，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商品的工业化生产机制和意识形态统治方式。“文化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思考大众文化的方式分别是 ‘文化主义’ 和 ‘结构主义’。前者把大众文化看作自下而上自发兴起的文化，一种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代表人民的声音，是作为能动性的大众文化。这种范式由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人威廉斯开创……后者则把大众文化看作由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强加、为利润和意识形态控制服务的文化，这是结构主义的大众文化。这方面的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以及某些政治经济学派别。” [15] 上述归纳指出大众文化在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研究范式中的不同含义，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即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的研究，不属于文化主义，也不属于结构主义，虽然带有二者的理论痕迹，但是从研究范式而言，流行文化研究属于“娱乐主义”，是一种关于各种文化文本的呈现形式、流行机制、受众基础以及社会影响的研究。
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大众文化，并不是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概括的带有阶级分析色彩的，与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相区别的群众文化、基层文化，也不是结构主义研究范式指出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生产的带有意识形态图谋的“社会水泥”，它是指由多种社会力量推动、多种方式创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以满足社会公众精神生活需要为目标的文化产品，以及这些文化产品在呈现、传播和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文本形态。它不是用来进行阶级斗争和划分阶级界线、代表阶层呼声的寻求特定阶层存在感的文化，不是某个政治组织用来制造意识形态认同结构的文化，不是在众声喧哗中如烟花般绚烂却迅速湮灭的“昙花型文化”，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水平后所具有的现代化表征，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因此，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不是暂时的、狭隘的、带有政治图谋的文化，也不是一个松散的各种文化产品的组合，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文化模式，一种文化共同体，不仅是精神生产的结果，而且是精神生产的资源；它对于社会公众精神结构的再生产能力，使其成为当代社会精神生产的基本方式，它将在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陪伴国人，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家园，一种稳定的精神生活再生产方式。
在确定当今中国大众文化所指对象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一，大众文化得以产生和繁荣的物质基础是中国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物质财富的增长。无论在范围还是程度上，经济繁荣为中国公众物质生活水平带来巨大改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各种满足后，为精神生活得到满足提供了个人经济条件和时间自由。第二，大众文化生产方式与科学技术水平，与物质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二者之间具有正相关联系，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生产关系的变化，给大众文化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关系带来全面而根本的变化。工业化发展到今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以及信息技术等，正在给大众文化生产方式带来颠覆性重建。第三，大众文化以文本形态进行传播的方式，已经由单纯的传播变成复制、生产、传播合一的过程，即文化文本传播的过程，也是文化文本得到高效率复制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文本被高效率改造、加工的再生产过程。第四，市场机制在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以及消费行为中具有发动机作用。文化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不仅带来投资的增长，而且带来生产技术升级，大众文化生产不仅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而且市场具有的竞争机制不断激发大众文化生产的精神动力，大众文化产品种类和数量因此得到几何级数的增长。第五，大众文化具有多种呈现方式从而构成多样态的文化形式，如符号呈现、物质呈现、行动呈现、影音呈现等。符号呈现是指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呈现文化作品；物质呈现是指以物质产品作为载体呈现文化作品；行动呈现是指以特定行动组合如表演等方式呈现文化作品；影音呈现是指以音乐、电影、电视剧作品以及网络游戏等形式呈现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是当代文化研究的文本基础。大众文化产品的凋零或单调，无法提供丰富的文本，文化研究因此失去研究对象的丰富性而造成思想匮乏；大众文化产品的丰富，反向激发文化研究的活力，为文化研究提供实践经验基础，文化研究的理性活动，必须以文化的感性存在物和知性的经验归纳为基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不仅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众多对象，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实践经验，文化研究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果将文化研究当作一种学科范式来看待，那么文化研究在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呈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化研究的启动阶段，标志是新文化运动。它是由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发起的一场提倡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文化代表人物以《新青年》杂志为阵营，正式拉开现当代中国文化运动的序幕，也由此开启文化研究行动。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旗帜是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引起文化界广泛响应。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它在20 世纪初乌云密布的中国天空划出一道亮彻天地的闪电，不仅试图为国人精神进化设置方向和路标，也为文化运动和文化研究确定了“启蒙思想、革新文学以发展社会”的宗旨，影响至今。
作为文化研究开端的新文化运动，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文本，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形式的叙述文本研究，从属于社会文本研究，原因在于新文化运动本质上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化运动，而是一场以文化革新的方式进行的思想启蒙运动，其目标在于改造国人精神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文学革命带来的叙述文本革命，承担了这场运动的思想宣传和社会动员。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成为政治运动的推动者，开启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新征程。从后来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从新文化运动走来的政治革命的领导者始终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文化研究的分支演进阶段，从五四运动到20 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社会已经不具备开展大规模文化研究或文化运动的历史条件，文化研究的对象发生分化，一部分是叙述文本研究，一部分是社会文本研究。叙述文本研究以文学、戏剧研究为主要形式；社会文本研究以文化人类学研究为主要形式。文学与戏剧研究是这一阶段文化研究的主流形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
第三阶段是文化研究学科化阶段，从20 世纪90 年代初一直到当前。虽然新文化运动是现当代文化研究的开端，但是其宗旨在于以思想启蒙和文化运动的方式启发民众，进而推进社会革命，因此新文化运动后期走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最终融入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是必然趋势。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以社会运动为宗旨的文化研究范式，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文化建设和文化自我革新为目标的文化研究才真正开始，文化研究进入学科范式的建构与完善时代。在这个阶段，文化研究出现几个新特征。第一，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研究范式以独立的学科范式耕耘于自己的领域，但是出现两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一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对文化研究范式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对那些以社会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影响很大；二是文学研究范式开始衍生出文化研究分支，将文学研究拓展到文化研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戴锦华等学者开始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展开对电影作品和都市流行文化的研究，虽然在当时影响不大，但已经预示一种趋势的开始。第二，文化形而上学理论建构初步完成，文化研究获得顶层设计支持。司马云杰的《文化价值论》、衣俊卿的《文化哲学》等著作，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奠基著作。第三，文化研究学科开始建立，2010年9月，首都师范大学自主设立的文化研究专业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在国内属首次，标志文化研究学科正式建立。第四，以文化研究命名的学术机构、学术活动以及传播媒介不断涌现。2000年中国大陆第一个以文化研究命名的学术机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在上海大学成立，其后上海多所大学成立了类似机构。2005 年，上海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启动“1990 年代上海地区文化分析”研究计划；2008年开始“当代中国文化生产机制分析”研究计划，包括“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分析”和“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分析”两部分 [16] 。第五，以文化研究命名的学术杂志陆续出版，成为文化研究专门化、专业化以及学科化进程初步完成的标志，在文化研究历史上注定占据独一无二重要位置的杂志就是陶东风先生等人创立并主编的《文化研究》集刊。《文化研究》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学术阵营，一方面译介世界各国文化研究前沿成果和思想观点，另一方面集中国内一批知名学者开展文化研究，研究范围横跨叙述文本与社会文本，至此，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终于呈现出确定的研究对象、清晰的研究范围、基本研究方法以及彼此关联的理论逻辑。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积累，尤其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的解决，终于以学科的形式确定了文化研究范式。在文化研究的总体框架内，由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的差异，文化研究存在多种分支研究范式。
文化哲学研究。文化哲学以文化现象的总体为经验基础进行文化形而上学的建构，创设文化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以及发展论，建构文化研究的上层建筑的理论体系。由于文化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以及文化文本的扩张，文化哲学基本理论需要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在20世纪90 年代开始出现的文化哲学理论，深受文化人类学理论影响，经过几十年的文化实践，当今中国的文化哲学面临新的理论难题。
大众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当代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兴起为前提条件。国民财富的增长、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促进，为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西方国家大众文化发展逻辑不同的是，我国大众文化商业资本投入只是发展动力之一。大众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方式，从属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体现国家软实力水平，因此商业资本或市场机制是推动大众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却不是最终的主导力量，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目标与价值追求，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大众文化的崛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叙述文本和社会文本，文化研究以文化哲学理论为原则，以文学、艺术、文化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对大众文化文本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构成当前我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国学研究。当今中国没有哪一种文化如国学那般命运多舛。作为新文化运动批判标的，国学为几千年的政治统治和社会动荡承担了罪责，被设定为与思想启蒙对立的文化势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得是国学的至暗时刻。更为不幸的是，随着国门打开，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文化的强力传播再次给了国学沉重一击，国学不仅在思想界被边缘化，也被青年群体冷落。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母体，国学在被历史疾风吹落蒙尘后，内在光华依然照亮星斗，它的复兴只是时间问题。国学研究在当代的兴起具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其内在无无替代的文化价值依然存在，只是静待复兴良机，这个时机出现在21世纪初；二是国人精神生活对于文化资源产生巨量需求，在市场经济改变中国社会运转方式以及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安顿心灵、问道解惑、完善观念结构等需求，促使国人转向国学寻求精神资源；三是青年一代在热切拥抱西方文化后逐渐发现，自己的文化家园依然在传统文化那里，西方文化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能够为国人开辟新的思想路径，但是在价值论、修身养性，尤其是在各种迷茫的渡口接引精神的任务，最终需要国学担起责任；四是国际局势的转变，导致文化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软实力较量，国学研究和传播成为我国文化强国战略的一部分。多种原因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时代力量，推动国学再次成为显学，国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支。
《文化研究读本》一书中，罗钢和刘象愚在归纳文化研究活动的特点时指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藏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提倡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研究全然不同的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 [17]
从价值预设而言，无论存在多少种研究方式或研究分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价值预设，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社会治理价值。思想价值是指将文化研究的意义与思想进步联系在一起；艺术价值是指通过叙述文本和社会文本的研究，发现文化文本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赋予当代文化存在以艺术品质；社会治理价值是指文化研究以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明的片段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在这些社会文本中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先进文化嵌入行为和生活方式的途径达到改革社会、完善社会治理的目标，从而获得更高阶的文明。在文化研究的各种价值预设中，有一个价值始终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价值而存在，并因此影响文化研究的总体走向，即文化研究始终是文化运动的一个形式，文化运动始终受到文化革新意识和使命的引导。现当代中国的文化运动以文化—人—社会逻辑和文化—政治逻辑预设文化研究的价值目标和道德立场，通过文化革新以启蒙思想，推动社会进步，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