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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成为科学研究对象，是从民族学开始的。1839 年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学会在巴黎成立，其行动纲领将民族学研究宗旨设定为“鉴别人类种族的要素，其身体构造、知识与道德的特质，语言、历史的传统”。1859年法国成立人类学会，将民族学附属于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一词由美国考古学家霍姆斯（W.H.Holmes）于1901 年创设，研究领域为人类文化史。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内容基本相同，当文化人类学逐渐将研究对象从原始民族扩展为现代工业社会时，文化人类学正式成为研究文化现象的科学。 [7] 尽管如此，文化人类学毕竟从人类学和民族学发展而来，因此他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概念以及话语方式，始终归属于人类学体系，而不是后来的文化学体系。文化人类学自产生以来，形成了几个重要理论流派，影响最大的当属进化论学派，代表人物是达尔文、斯宾塞、麦克南伦、泰勒、摩尔根等。他们创建的理论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的基石，而且奠定了后来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在其经典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符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 [8] 。显然，这个定义不是从文学艺术或文化哲学的知识框架出发而是从民族志或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出发而给定的，不仅成为文化人类学领域得到广泛学术认同的文化概念，也成为其他文化研究学科借用的概念，但是上述概念的突出优点同时也是其局限，就在于它的学科属性。作为后学的文化研究范式因为这个定义的巨大影响力而陷入了不知如何重新界定本领域的文化概念的困境，这也是造成文化概念纷繁复杂的原因之一。文化移动和传播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拉策尔；法国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尔干；功能—结构论学派创始人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1884—1942）和拉德克利夫 - 布朗（Radcliffe-Brown）；美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至1942 年12 月21 日）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花与刀》以及她提出的“文化模式”理论，对于文化人类学以及其他领域的文化研究的影响极为深远；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 -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 年11 月28 日至2009 年10 月30 日）则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理论流派。
在文化研究范式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研究的影响程度属于奠基级别，现阶段的文化研究细分为以文学艺术为对象的文化研究、文化社会学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以及文化哲学研究，除了文学艺术研究之外，无论是文化社会学还是文化哲学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研究，其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领域的界分以及话语体系的运用，都能发现文化人类学范式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文化研究起源于英国，最开始阶段，在对工人阶级亚文化进行研究的时候，“伯明翰中心的学者采用了一种被称为 ‘民族志’ 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源于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创造的‘参与观察法’” [9] 。
文化人类学为文化研究的出现准备了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思维逻辑线路，但是它毕竟属于人类学学科，作为独立的文化研究从英国开始。“狭义的文化研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而后扩展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尽管霍尔声称，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 ‘绝对的开端’，但在追溯其根源时，大多数学者都把五六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几部著作，如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以及P.E.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看作它的奠基作。” [10] 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思潮的推动力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的文化研究范式。意识形态、阶级、性别、文化权力以及大众文化等概念，成为文化研究确立自己独特研究领域、研究对象、核心命题以及基本观点的思想路标，文化研究由此自成门户，独树一帜。将文化当作意识形态进行分析研究的推动者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他的基本观点是，意识形态从外部构成了我们的本质和“自我”，因此我们所谓本质的自我不过是一种虚构；我们是依赖于那些对我们施加教育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身份并成为一个主体，我们对自我的看法不是由自己产生的，而是由文化赋予的。 [11] 但是阿尔都塞的理论对于近现代主体性哲学关于主体观念的解构遭到诟病。此时，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开始了，文化被当作一种权力，尤其是意识形态权力，葛兰西认为阶级斗争或政治权力的争夺，关键在于如何获得“文化领导权”。直到今天，将文化与权力深度关联，依然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在20 世纪60 年代后迎来了工业社会的繁荣阶段，物质生产力水平和精神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为大众文化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条件。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理论的奠基者和权威，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阿多诺等人认为，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倾向和商品拜物教特征，其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扼杀了艺术个性和人的精神创造力，并产生同质性的社会主体；大众文化具有强制的支配力量，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方式，压制了人的主体意识，助长了工具理性。 [12] 大众文化批判方法论几乎决定了今天所有大众文化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推动，文化研究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研究范式，逐渐走向社会研究范式；从科学知识建构以及意识形态批判，走向人的精神结构批判、社会存在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研究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政治立场和价值目标，摆脱了民族志和文化人类学将文化当作一定时间和空间某个群体总体生活方式加以考察的研究范式，最终将文化研究的对象确定为精神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将文化研究的领域确定为人的精神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将文化研究的价值设定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作为文化研究的学科框架得以确立，尽管当代文化研究范式依然带有浓厚的文化人类学甚至民族志的色彩，但是，以时代的精神状况或者说以人的精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构成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