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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文本输入的方式生产个体精神结构。公共精神结构的形成机制比个体精神结构的形成机制要复杂得多，它是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多种文化权力主体共同行动的结果，也是各种文化权力相互博弈、各种文化资源相互竞争的结果。
负载精神资源的文化文本，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个体意识，建构个体社会意识即精神结构；各种权力主体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合力，逐渐形成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公共精神结构。文本只是精神结构得以形成的精神资源载体，文本生产、文本流动以及文本信息输入，才是文化改变个体意识、形成公共精神结构的必要条件。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文化文本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文化文本如何进入流通环节即进入流动渠道，什么样的文本信息可以进入个人意识，哪些文化文本可以最终成为公共精神结构的核心要素。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精神结构形成的过程可以发现，文化文本的生产、流动以及信息输入的决定力量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主体力量即文化权力主体，二是客观力量即各种社会历史条件。
文化权力主体分为文化权力的组织主体以及文化权力的个人主体两个大类，文化权力的组织主体有四个经典代表：公共权力机构；各种民间组织机构包括商业组织机构；教育机构，主要指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家庭。文化文本的生产、文本流动以及文本信息输入，都是文化权力主体推动的结果。
政府机构拥有合法授权，掌控巨量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政府机构制定文化发展规划，为文化生产投入人力、物力和资金，组织力量开发文化资源，培养优秀的精神劳动者，为文化生产提供各种物质条件和制度保障，将精神劳动从个体劳动形式转化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形式。中国和西方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机构，主要是通过兴办教育的方式主导精神劳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培育，如各个历史时期政府主办的“官学”即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的以及各级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太学和国子监是我国在近代以前的最高学府，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代、宋代以及明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与之相关的师资、使用的教材等都有比较完备的规定。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朝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属于贵族学校。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官学教育制度，为精神劳动源源不断输送文化生产的人力资源。此外，政府机构组织力量投入文化典籍的编写或编纂工作，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方式，甚至主导了一个时代文化生产的基本状况。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永乐六年（1408），累计参与编纂者超过三千人，全书约3.7 亿字，共11095册，内容囊括了我国明朝以前的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文化成果。如此鸿篇巨制，唯有政府举全国之力才有可能生产出来。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国家和政府机构是否重视教育以培养精神生产的人力资源，是否投入资源进行文化生产，直接决定了那个时代文化繁荣与否。
政府代表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其中就包括文化管理或文化治理。文化管理或文化治理的根本任务是两个：一是管控文本流通，二是管控文本信息。文本流通的管控决定了哪些文化文本获准进入社会传播渠道；文本信息管控决定了哪些精神资源或文化信息能够最终进入文本，通过文化传播转化为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所需要的精神资源。政府机构进行文化管理和文化治理主要是通过两个方式进行，一是柔性方式，即通过舆论宣传、教育引导的方式，改变公众的文化信息选择标准；二是刚性方式，即通过文化立法或指定文化传播规范的方式，管控文本流动和信息输入。
现代社会，能够左右文化生产和文化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力量就是文化商业主体，即市场环境中各种经营文化产业的商业组织。作为文化产业的投资主体，对于文化生产和文本流动具有极为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影响力的来源在于日益扩大的文化商品消费需求以及由此推动的巨量文化资本投入。文化商业组织主要在两个环节投入文化资本，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二是文化商品的销售。商业组织以市场为导向制定文化生产规划，商业目标明确，以市场需求反向确立文化产品的生产投入规模。市场机制内的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具有相同的商品属性，是商业组织为了商业利润而生产的文化商品。文化商业组织投入文化资本的另一个环节是文化商品流通。进入市场交换环节的文化产品成为文化商品，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将文化商品定义为“用来交换的精神劳动产品”。同一个文化商业组织，有可能同时在文化产品的生产环节和文化商品流通环节进行资本投入，也可能只是在文化产业链条的某个环节进行资本投入，或者在文化产品生产环节投入资本，或是在文化商品流通环节投入资本。在市场体制下，文化生产与流通环节的资本投入，对于文化产品生产的数量、文化文本传播的速度和规模，产生巨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6] 资产阶级作为商业组织的集合体为何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获得如此大的发展？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机制推动的不仅是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而且是商品流通的速度和范围的急剧扩大，商品流通速度关系到资本的循环与周转速度，也是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这一“惊险一跳”的关键环节。“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7]
现代社会，生产个人精神结构和公共精神结构的文化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三足鼎立”现象：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机构、代表市场与商业资本力量的商业组织、代表教育主体的学校，三个主体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在各自的领域通过各自的途径生产精神结构。政府机构生产精神结构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任务和政治目标的要求；商业组织通过文化产业生产精神结构，直接以经济利益或商业利润的获取为目标；只有学校所进行的文化教育行动，直接以精神结构的生产为目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对学校生产精神结构的行动存在各种影响，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当代社会，这是一种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学校的教育活动需要各种资源的支持，资源供给途径，要么来自公共权力提供的保障，要么来自商业组织的资金投入。尽管如此，学校教育在接受公共权力管理和治理时保持相对独立性，在接受商业组织的资金投入时没有被市场逻辑操纵，是一个时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教育只能用来育人，而不是以育人为工具来获取经济利益。
在精神结构生产的过程中，学校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原因在于学校拥有任何其他文化权力主体都不可能拥有的两个生产条件：一是精神劳动主体条件，二是精神结构生产对象条件。精神劳动主体是指学校拥有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精神结构生产的对象，是指学校的教育对象即学生群体。
任何文化权力主体进行精神结构的生产，都必需一个基本条件，即文化资源的供给。文化资源来自精神劳动，精神劳动主体所具有的精神产品或文化产品生产力，直接决定了文化产品的丰富程度，从而也决定了精神结构生产所需要的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学校的独特优势在于，它拥有受教育程度最高、专业化水平最高、集中度最高、工作任务最为专门化的从事精神劳动的人力资源，即教师群体。重新发现文化资源，基于已有的文化资源深度开发或创新，基于实践经验进行知识创新，通过各种渠道引进外来文化等，是学校的精神劳动大军进行精神生产的主要方式，文化资源因此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
学校进行精神结构生产的另一个独特优势在于受教育对象之间法定的教育关系。受教育对象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目的，正是改变和完善个人精神结构。学校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教育手段培养学生，生产学生精神结构，改变或完善学生精神结构，是所有学校教育工作的主要目的，也是直接目的，这是其他任何文化权力主体都不具有的独特优势。政府机构生产精神结构的主要方式是舆论宣传以及文化传播，效果如何不仅取决于舆论宣传的力度和文化传播的效能，而且取决于社会公众的认同或接受与否。精神结构生产并不是商业组织进行文化活动的目的，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只是商业组织获得文化产业利润的工具，精神结构的变化只是市场体制下文化产业的副产品。只有学校，不仅直接将教育对象精神结构的生产与完善当作行动目的，而且精神结构的生产行动受到教育对象天然的支持，因为所有进入学校教育系统的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正是发展和完善本人的精神结构。
就精神结构生产方式而言，政府机构依赖于舆论宣传，但无法确定受众；商业组织依赖于市场营销；它们都不具备学校教育的专门化、系统化、组织化与规模化优势。学校主要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以教材为载体，对学生进行文本输入和精神劳动能力的训练。公共精神结构的形成，依赖于社会个体对于文化的认同，学校是生产公共文化认同的专门场所，因此，学校是人类在文明时代专门进行精神结构生产的场所。
个人精神结构的生产方式有两类，一是消极的精神结构生产，二是积极的精神结构生产。消极的精神结构生产是指外在力量通过文本输入的方式改变个人精神结构；积极的精神结构生产是指社会个体自主输入文化信息，或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文本输入以改变自身的精神结构。如果说政府机构、商业组织以及学校对于个人精神结构的生产属于“他者生产”或消极生产，个人对于自身精神结构的生产则属于“自我生产”或积极生产。所有的个人精神结构的生产方式都是消极生产与积极生产的统一。
所有的社会个体都是精神结构生产的主体和生产对象的统一。作为精神结构的拥有者，个体成为精神结构生产的对象；作为精神劳动的承担者，个体是精神结构生产的主体。个体在生产精神结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行动方式。一是以从事精神劳动的方式生产精神产品，创制文化文本，增加文化资源；二是进行文化产品的传播或交换，促进文化文本的流动；三是参与文化市场行为，进行文化商品的交换；四是以文化输入者的身份对他人进行文化文本输入，改变或再生产他人的精神结构；五是以认同与否的方式参与公共精神结构的形成过程；六是出于自身的精神生活需要而进行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是精神结构再生产的前提，个人在进行文化消费的过程中，精神结构得到生产或改变。因此，个人对于自身、他人以及社会公共精神结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精神结构的生产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生产主体，即文化权力主体，生产主体状况构成精神结构生产的主体条件；二是生产资源，即文化资源，构成精神结构生产的精神条件；三是生产环境，包括物质条件和社会历史基础，构成精神结构生产的客观条件。
精神结构生产的客观条件，居首的是物质条件。一方面，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人类生存和延续所必需的基础；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到精神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文化文本的传播技术，从竹简到纸张，到电信再到当代的新媒体，每一次文化传播技术革命都带来文化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文化传播技术得到提升的根源在于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经济基础是精神结构生产的社会历史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个体精神结构与社会公共精神结构属于上层建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8] 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直接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精神结构的生产过程。经济基础不仅是通过物质条件，而且是经由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方式对精神结构的发展变化产生各种影响。
在各种因素中，对精神结构生产具有根本影响的因素是物质条件。精神产品的生产、文化文本的流动以及文化消费方式，与物质条件直接相关。物质资源持续不断地投入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文本的流通以及文化消费，构成文化资本。能量供给是任何一种社会行动的生命线，文化资本从精神生产到文本流动再到文本信息输入的过程，构成文化生产精神结构的完整链条。这条生产线如果缺少文化资本持续不断的投入或供给，就会发生断裂，精神结构的生产线会因此停止运转。在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建构精神结构，依赖于各种文化权力主体以各种方式，不断投入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所体现的，不是物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生产、文化传播以及文化消费等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关系，每个文化权力主体在文化关系中的行为，都需要接受“自由的规则”的约束和规范，这就是文化资本的伦理义务。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