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家庭的伦理承载力

十八 现代中国家庭的伦理承载力

家庭作为天然的伦理摇篮，铸就了中国伦理型文化的根基，为中国人提供了生命意义和生活秩序。改革开放40年所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加剧了人口地域性流动，这些都对传统的“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和“兄友弟恭”产生着冲击。男女平权、婚姻自由、自我中心等观念的出现和盛行逐渐建构起中国现代家庭伦理新观念。从计划生育到开放二孩生育，国家对人口生产的干预更使得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内代际关系、子女抚育和老年赡养等功能也呈现出新的样态。我们不禁要发问，现代中国家庭是否还具备足够的伦理承载力，为国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我国当前家庭伦理的基本状况，更好地解释现代中国家庭伦理对居民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借助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利用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居民生活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对家庭伦理现状展开量化分析。本文讨论的“家庭伦理承载力”主要从代际交往、婚姻关系、同胞意识以及家庭伦理向国家和社会伦理的扩展等方面加以具体考察。 ^[6] 通过伦理调查所获得的实证数据，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当前我国家庭伦理的现状、共性和发展规律，也有助于深化学者对当前中国家庭伦理观念的理论探讨，把握中国家庭伦理的发展走向。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2017年8月至10月由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江苏省委宣传部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组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完成的调查所得出的。此次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方法抽取样本，受访者为18—65岁中国居民（港澳台居民除外）。为覆盖流动人口，此次调查采用GPS/GIS辅助地址抽样法构建住宅抽样框，取代传统的户籍抽样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8755个，分布在全国76个区县级行政单位内，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代际伦理

成年子女与父母的紧密关系是中国家庭最显著的特征 ^[7] 。尽管西方的现代化家庭理论预言代际关系的重要性会呈下降趋势，但是近十年来许多经验研究表明，中国家庭代际互惠合作性质与传统社会相比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未像西方社会那样出现下降的趋势，中国的家庭在日常照料、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方面依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 ^[8] 。本次调查主要从孝道观念和代际交往两个方面考察我国当前家庭代际伦理状况。

1.父子关系仍为“五伦”之首

孟子最早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完整地概括和表述了儒家对社会基本人际关系的界定。“五伦”中的父子、夫妇、长幼都是从家庭内部延伸出去的。总体上说，家庭伦理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依据、以家或家族为本位、以等级差序为基本结构、以父子关系为轴心、以孝为主要运作手段的超稳定的伦理系统 ^[9] 。如钱穆所言，中国传统的五伦中“唯父子一伦最其主要，而孝道则亦为人道中之最大者” ^[10] 。那么，在现代中国家庭中，纵向的“父子”关系是否仍被视作核心，或者说第一位的呢？

本次调查通过一道排序题让受访者对包含家庭内外的共13种伦理关系进行排序，列出哪些关系对自己极为重要。结果显示，“父母与子女”“夫妻”和“兄弟姐妹”这传统的“三伦”普遍地被受访者列为极为重要的三类关系。有67.5%的受访者将“父母与子女”关系列为第一位，这个比例远高于其他选项；有51.0%的受访者认为“夫妇”关系第二重要，有53.5%认为“兄弟姐妹”关系第三重要。到第四位和第五位，选项的分布变得分散，“朋友”关系、“同事或同学”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均有所提及，但答案的集中度明显降低。可见，家庭内的三大伦理关系仍然被视作生活的根本，尤以代际关系为重中之重。

2.“子孝”的新表达

在具体分析我国当前家庭的孝道观念和行为之前，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当前我国家庭普遍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此次调查问卷中有一道题要求受访者根据主观判断，在11种常见的现代家庭问题中选出其认为十分令人担忧的两项。表5-1根据受访者对11种问题的担忧程度做了排序，结果显示，养老和代际关系问题是现代家庭极为关注和担忧的核心问题。但是，对“老无所养”的担忧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孝道衰落，因为选项“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孝道意识淡薄”并没有得到过高的关注（排第5位）。中国式养老担忧更多地可能是未富先老与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家庭快速小型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既然受访者最担心“老无所养”，那么实际的赡养情况如何呢？问卷询问了受访者“在过去十天里，为父母做过哪些事情”，借此了解受访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孝道实践如何。选项涵盖赡养行为中的三方面共九个指标：生活照料（包括陪看病、生活照料和做家务），经济供养（包括买东西和给钱）和精神关爱（包括看望、打电话、谈心聊天和外出游玩）。排除掉有18.6%的受访者父母已去世，无法提供有效答案之外，仅有8.8%的受访者回答在过去十天里没有为父母做过任何事情，其余72.6%的受访者都以不同的方式与父母有过联系和互动。

如图5-1所示，“打电话”最为普遍（也间接地反映出两代人分别居住的情况），其后依次是“做家务”“买东西”“生活照料”“谈心聊天”“看望”等。可见，当前孝道行为主要地表现为生活照料和精神关爱两方面。相比“给钱”这种直接的经济赡养方式，买东西更为普遍，成为物质赡养和精神关爱的综合表达。

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要求中国人迅速适应养老方式由家庭向社会的转变，即家庭不再具备为年迈的父母提供生活和精神照料的充沛能力。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放开，也极可能导致家庭内部的人力和情感资源进一步往下一代倾斜。因此，包括养老院在内的社会化养老方式成为养老选择进入中国家庭的视野。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与子女同住”仍被视作最理想的养老方式（53.3%），但“自己单住，生活难以自理时找护工”（14.3%）和“敬老院、护理院等专业养老机构”（13.4%）等社会化养老方式也开始被接受。

此次调查结果暴露出当前我国家庭在养老方式选择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依靠子女养老仍是主流，换言之，是理想类型。有47.2%的受访者认为当父母一方长期生活不能自理时，主要承担照顾工作的人应该是子女，而认为应送护理机构的受访者仅为3.1%。此外，有32.8%的受访者认为独生子女组成家庭后，应该跟父母同住，有28.3%的受访者认为最好是和父母靠近居住。可见，不论是在照顾老人的责任分担，还是从居住安排上看，中国家庭依然表现出明显的传统倾向，即重视代际亲密感，强调子代反哺的伦理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已经不再被看作不孝。在调查中，有28.9%的受访者认为送父母去养老院并不意味着不孝顺，有51.6%的受访者认为要看情况，相对而言，其中一部分是不孝的。只有19.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将老人送到养老院等同于不孝行为。

上述几组数据综合表明，尽管现实生活中的赡养方式已经出现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迫于生活压力和家庭赡养能力弱化的现实而接受其他养老方式选择，护工、保姆、养老院、护理院等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和养老资源开始成为家庭养老的补充，并逐渐得到认可。但是，当前我国家庭的孝道观念和养老意愿仍带有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特点或伦理理想，执行了3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似乎更加强化了代际的情感纽带。

3.日趋平等的代际交往

与“孝”的社会化本质不同，“慈”更具有本能意义 ^[11] 。父母往往会出于自己的本能和对子女的责任，竭尽所能地付出，即便是老年父母，也通常以各种方式对自己子孙做出贡献，以减轻子女赡养的压力 ^[12] 。比如，问卷中关于老人是否有义务帮子女带孩子的问题，大约1/5的受访者（21.3%）认为老人有这个义务，是天经地义的；有41.1%的受访者认为老人没有这个义务，老人帮助带孙辈，子女应感恩；另外还有33.2%的受访者认为没有义务，不过带孙辈也是天伦之乐，应该帮助带。总体上看，尽管大多数人不认为照顾孙辈是老年人的绝对义务，但是充分肯定了含饴弄孙的伦理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将这一问题与年龄进一步做交互分析时发现，不同年龄组的受访者在看待老人是否有义务照顾孙辈的问题上带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如表5-2所示，年长者比起年轻人更认为老人照顾孙辈是天经地义，而年轻人的观点则呈现出相反的倾向，反对用义务束缚老人，强调子代应当感恩。

针对父母的责任，问卷中还设计了两道相呼应的问题，以考察子代对父辈建议的接受程度如何。受访者被问及“如果孩子面临重大问题（婚姻、升学、就业等）时，您的态度是怎样的”，结果显示，有40.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通常“只提建议，让他们自己选择”，有24.5%认为自己通常“积极建议，努力说服他们采纳”，而承认自己会“全部包办，替他们做决定或搞定”的受访者只有5.8%，另有7.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表态，免得子女将来埋怨”，还有4.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经常提出建议，但大多不起作用”。紧接着另一道题询问“对子女提出的有关人生发展方面的建议，被采纳的情况如何”，结果表明，有19.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对子女提出的建议“经常被采纳”，有61.6%的受访者表示“较多被采纳”，表示“基本不被采纳”的占16.8%，只有1.7%的受访者表示选择“从不被采纳并遭到嘲讽”。

从表面上看，很高比例的父母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父权思想，尊重子女、主张平等是当前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主流。但是，同样地，我们将这两个相呼应的问题与年龄进行交互分析后发现，选择“不表态，免得子女将来埋怨”和“经常提出建议，但大多不起作用”的年长受访者的比例远高于中青年受访者（见表5-3）；相应地，年长受访者在向子女提建议时“基本不被采纳”的比例也远高于中青年受访者（见表5-4）。

（二）婚姻伦理

相比具有纵向传承性的父子关系，以姻缘为基础的夫妇一伦虽没有血缘纽带，但其在家庭伦理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荀子·大略》有云：“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颜氏家训·兄弟》言：“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在家庭里，夫妻关系是一切家庭伦理关系的根本；在国家中，夫妻关系也先于父子、君臣关系而生成。在家庭由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进程中，夫妻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凸显。阎云翔在中国东北农村的田野调查也发现，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自20世纪90年代起有所改变，主干家庭中代际权力平衡发生了明显改变，横向的夫妻关系已经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 ^[13] 。因此，考察夫妻关系和婚姻观念是了解现代家庭伦理的重要维度。

1.责任与自由

在传统社会里婚姻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视作两个家族的结合，现代婚姻开始逐渐重视婚姻中的个体和情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婚姻伦理观念发生了更加显著的变化，人们对自由的两性关系的包容度在提高，婚姻中个体感受的重要性也被提升。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利用李克特量表从认知的层面考察受访者对于婚姻，尤其是离婚的看法，希望据此了解公众的婚姻伦理观。结果如表5 -5所示，受访者对“婚姻意味着责任，要考虑给对方造成什么后果，不能轻易选择离婚”这一观点的认同度最高，选择“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的合计占88.1%。紧随其后的是对“是否离婚应该从家庭整体（包括子女）考虑”的认同度，合计占85.3%。对“婚姻是社会的事”的认同程度也高达67.3%。

相较之下，受访者对“自由的婚姻”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赞同“是否离婚主要考虑自己的感受和利益”的占34.3%，赞同“婚姻应当是自由的，如果有更满意或更合适的人就与现在的配偶离婚”占22.1%。因此，总体上中国人的婚姻依然注重家庭整体利益，体现出伦理实体性。但是，婚姻价值观念也逐渐多元——人们在肯定婚姻对于家庭整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重视个体自由和感受。

此外，调查还发现，受访者对于像“婚外恋”这种不道德的婚姻行为普遍持反对态度（调查中选择比较反对和强烈反对的合计占比为89.6%），而对于“不婚”“试婚”和“同居”等现象的包容度在提高。有34.8%的受访者认为社会的两性关系（如婚前同居、婚外情等）是“个人选择，无所谓好坏”，更有13.9%的受访者认为两性关系日益开放“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见，尽管婚恋中这些“非主流”现象尚未得到认可，但理性的中立和包容态度已经逐渐盛行。公众不再将其简单地看作道德问题，而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生活方式的选择。

2.生育观

生育在中国家庭伦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次调查设计了一道直接反映生育观的问题：“你认为生育是否是一种人生义务？”调查结果显示（如图5-2），有68.3%的受访者认为生育是一种人生义务，包括种族绵延和家族延续，当然更主要的是出于一种家族延续的责任（41.1%）。尽管其余1/3的受访者不认同生育是人生义务，但是“没有孩子将老无所养”是比较普遍的看法（23.0%）。

与传统的生育观念相一致，本次调查还发现，受访者对“丁克家庭”和“代孕”这两种新型的家庭现象的接受程度普遍较低，合计达70.5%的受访者反对丁克家庭（含强烈反对和比较反对），有78.5%的受访者反对代孕（含强烈反对和比较反对），而对这两种现象持中立态度的分别占27%和19.8%。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受访者的户口、年龄、受教育程度对此题的态度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对“丁克家庭”持中立态度，相反地，受教育程度越低，越会选择强烈反对。同时，年轻人态度更中立，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反对态度更激烈。

（三）同胞意识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悌同孝具有极大的粘连性，孝与悌紧密相关，互为表里。正所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家所强调的“兄友弟恭”不光是次第层面上的“长幼有序”，也包含着宽泛意义上兄弟间的笃爱和睦，甚至可以扩展到家庭以外的同辈交往上。 ^[14]

然而，在我国执行了30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切断了许多年轻人对“兄友弟恭”的直接体悟，失去了在与兄弟姐妹相处中接受情感训练和道德行为训练的机会，手足情更多地存在于情感想象之中。正因为如此，本次调查仅有很少数的题目提到兄弟姐妹关系，更多地偏重代际关系研究。

调查问卷中有一道题询问受访者对“遇到困难的时候，兄弟姐妹通常都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陈述的同意程度，结果有40.8%的受访者选择“完全同意”，有49.3%的选择“比较同意”，选择“完全不同意”和“不太同意”的合计为9.9%。从数据上看，人们普遍对兄弟姐妹关系和同胞支持的认可度很高。这一结果在经过年龄分组对比后，差距依然不大。尽管交互分析（如表5-6）显示，受访者因年龄不同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兄弟姐妹通常都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观点上存在着显著差异性，但从数值上看，并不能更多地反映出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变化。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本次调研样本中农业户口占大约2/3，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宽松，尽管政策控制了子女数，但是独生子女家庭数量依然相对较少，大多数受访者还是有兄弟姐妹的。此外，中国的家族观念总体较强，独生子女仍有机会在表亲那里形成有关兄弟姐妹的情感想象，培育伦理认知，因此，对同胞关系的评价倾向于积极。目前，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兄弟姐妹等同辈关系的研究。

（四）家国天下

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家庭为本位，由家及国。家庭的伦理承载力绝不止于家庭内部，更要向外延伸到家庭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15] 在由“家”到“国”的过程中，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使“家”的伦理规范自然过渡到“国”的伦理规范，达到家国之间的和谐统一。 ^[16]

本次调查对居民由家及国这种伦理能力的考察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的公益心和功德心，即家庭内部的“亲亲”之爱能否扩展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同理心和公德意识；二是处理家庭与国家之间关系，即公私矛盾中的伦理决策能力。这两方面伦理能力的培养恰恰是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双重身份的基本要求。

在调查中，我们询问受访者“在大街或社区里，看到行走或生活困难的老人，您经常的反应是什么？”有43.7%的受访者选择“想到自己的（祖）父母或自己的未来，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有26.3%的选择“出于义务责任感，想帮助他”，有25.2%的选择“有同情感，但没有想帮助的冲动”，还有4.6%的觉得“没有感觉，习以为常”（见图5 -3）。可见，通过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在家庭伦理实体内部所坚守的孝，可以被推广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公德。

类似地，在另一道关于是否要扶起摔倒老人的问题上，有44.0%的受访者选择“立即扶起”，有26.7%的选择“等有证人时再扶”，有7.2%的选择“先拍照，再扶起”，而坚决地表示“不扶，避免惹是生非”的占9.9%，另有11.1%的选择“报警”。尽管近年来关于扶起摔倒老人被讹的事件屡有发生，这其中也涉及很多与信任相关的问题 ^[17] ，但是帮助老人的意愿依然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家庭伦理感的向外延伸。

家庭伦理和国家社会伦理并不总是一致的，很多时候反而表现为两种身份的冲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著名论断，便是血缘亲情与社会正义冲突的一种体现。如果现代人也面临着同样的情景，他们会如何选择呢？在调查中，当受访者被问到“如果您的父母或兄妹偷了别人的东西，警察正在查找，您的行为反应可能是什么”时，结果显示，“子为父隐”的伦理认同依然是主流。

（五）结论

本文以2017年全国道德调查数据为例，从代际伦理、婚姻伦理、同胞意识和家国天下四个方面探讨当前中国家庭伦理的现状，通过实证数据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家庭整体的精神价值依然强大，受访者普遍认为家庭伦理关系或血缘关系对社会秩序具有根本性意义，父母与子女、夫妻和兄弟姐妹仍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关系，体现出传统的家庭伦理观的现代延续。

第二，亲密的代际关系仍是当前我国家庭的主要特征，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在养老、抚幼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共同协作，保持着很高的代际互动水平。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少子化趋势和公共福利的欠缺也为代际伦理带来挑战，一方面，人们对父慈子孝、含饴弄孙充满文化意义上的期待；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安排和代际交往方式上已经顺应了新的时代发展潮流，呈现出个体理性和平等互惠的特征。

第三，婚姻包容度提升，两性关系多元。尽管社会的主流观点仍然非常重视婚姻的社会功能，以及家庭的整体利益，但是，对两性交往中的新现象已经持开放态度。婚恋中的诸多观念和行为被“非道德化”，形式多元的亲密关系逐渐成为自由的生活方式选择。

第四，将生育视为家族延续的责任仍是一种主流的看法，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观点依然深入人心，但是更具开放和前卫的生育思想已经在城市、年轻人和高学历群体中崛起，这也会对我国当前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产生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现代中国家庭在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下依然表现出很强的伦理特质。尽管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减少、婚姻包容度提升、两性关系多元以及个体主义的崛起为中国家庭带来新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成员互动模式，但这些并未像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会削弱中国家庭的精神纽带和价值系统。相反地，中国家庭更多地呈现出维系共同体稳固和追求个体自由并存的新家庭主义特征。家庭在现代中国社会仍具有绝对的伦理意义。

（张晶晶） hmRB/TX9XzKXbi/NuKbYNegZDFmtEH3qgvDVgK2mlyGDXtgSSKRhAqj306x/au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