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多元价值冲击下社会大众道德认知的代际差异

在本次调查中，人群被分为五个年龄层，分别为30岁以下、30—39岁、40—49岁、50—59岁以及60岁以上。年龄是整体社会伦理环境发展的纵向维度，包含了成长环境、现实生活、道德感知能力等丰富的信息。而前两个年龄层，即30岁以下（以下简称“甲组”）以及30—39岁（以下简称“乙组”），是整体社会最具活力的年龄层。如果说40岁以后年龄层反映的是传统和主流意识，甲、乙两组的道德取向和生存境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示未来的伦理环境发展趋向。而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尽管只是相去十年，这两个年龄层次就呈现出明显的分野。这种分野集中反映了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变和转型，其中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通过对比和分析，我们期待在其中找寻出社会伦理演进的逻辑线索，找出在其中起到重要影响的因子和这些因子的影响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因子将在今后对中国社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一）被访者分析

本次调查是在2013年进行，因此甲组的被访者均是1983年后出生的，大致涵盖了80年代后期出生和90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人，这些被访者有的是学生，有的还在为成家立业拼搏奋斗，有的刚刚成家立业。这些被访者成长的年代正好对应改革开放最开始的30年，而这30年中，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在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价值的冲击下，传统伦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甲组被访者身上反映出的特质，乃至矛盾纠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在面对新时期万花筒时所表现出的彷徨、迷茫、新奇和奋进。而个体的道德修养必须来自伦理实体的熏陶和训练，成长在激荡年代里的甲组被访者，他们的伦理道德状况是不是真的如外界所担忧的那样，成为“垮掉的一代”，是不是真的因无所适从而缺乏道德感，他们对主流社会伦理道德现状的理解和冲击又是怎样的？

乙组被访者出生在1973—1982年，主要覆盖的是“70后”这一群体。中国人讲究三十而立，这个年龄层的被访者已经成为家庭的支柱，并且已有成为整个社会中流砥柱的趋势。大部分被访者已经生儿育女，为人父为人母。作为完整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群体，比起甲组被访者，其童年经历了计划经济大行其道的年代，而在其二十几岁的年纪则恰逢21世纪初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是一个百年难遇的窗口期。因此，他们更多地感受到了新旧时代的碰撞，这种碰撞发生在他们的道德观念已经基本形成的年龄段，他们对社会伦理氛围的认同和反思则反映了社会对主流和支流、传统和新潮的态度。那么作为即将接过社会建设大旗的乙组被访者，他们的伦理道德状况如何？他们对传统是怎么看的？对现代又是什么态度？这30年来政府主导伦理道德建设的效果究竟如何？其中的得失成败又在哪儿呢？

（二）道德认知的时代差异

1.社会参与和精神发育程度

一个人的道德认知水准与其精神发育程度密切相关，从孩提时代的无知无识，到青春期的懵懂，到三十而立的成熟，到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坦然，年龄背后积淀的是伦理认知与道德内化的过程，亦是个体精神的发育史。甲乙两组相差的十年，是一个人从家庭中走出，走向市民社会，甚至以自我的成熟意志为基础重新建立新家庭、组成新实体的过程。通过对社会的深入参与，乙组被访者更多地拥有对“伦”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则来自对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参与。可以说，甲、乙两组被访者在很多问题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乙组被访者与后面几组年龄更大的被访者趋同的回答，从横向的维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此基础上。

调查中在被问到哪个因素最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几组问题上，甲、乙两组被访者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

五组被访者都认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是造成人际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但是相较于乙组被访者，甲组被访者对不公和差距的感知显然没有那么强烈。而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是在比较中才能得到体现的，是需要有相当程度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参与才能感知的。而有目共睹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客观上被拉大了。造成甲组被访者得出这种差异较大的结论，无疑是由于甲组被访者的社会化生活参与度不高。而反观乙组被访者，和后面几个年龄层所得结论的比例就相当接近了。

如果甲组被访者对社会化生活的感知并不深刻，那么什么是他们道德世界的支撑内容呢？参考图4-10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三个问题是甲组被访者比较敏感的：“个人主义盛行”“缺乏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意识和能力”“社会资源缺乏，引发恶性竞争”。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缺乏人际理解和沟通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伦理的本质是个体与实体的关系，当个人还是作为个体存在之时，可以说是只知其伦不知其理的。所谓个人主义，无非就是将个体置于群体之上，置于其他个人之上，如果撇开个人品格的问题不谈，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说甲组的“个人主义”是由社会参与不足的客观现状所导致的问题，而不能武断地推断为“垮掉”。每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面临过相似的问题，只不过可能由于特定时期的特殊性，每一代人呈现的方式和样态存在着差异。而认为“社会资源缺乏，引发恶性竞争”则是甲组人所面临的生活现状。由于尚作为个体而存在，因此甲组被访者只能为自己获得尽量多的资源去保证个人生存，乃至生活的权利。无数的年轻人正憧憬着经济自由基础下真正“自由”的那一天的到来，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日渐感受到社会的结构性压力，这就是对自由感知和获取自由方式的变化——作为实体中的一员而获得自由。但不可否认的是，乙组被访者对个人主义的认同较其他组也更为明显。这多少可以说明一些趋势。不过，这种趋势是否等同于“个人主义”，值得进一步讨论。

换个角度看，甲组对融入实体表现出了很强烈的期待，因为他们认为理解和沟通的问题影响了人际关系，反过来说，他们渴望被理解，并与他人进行沟通。理解和沟通的前提首先是尊重他人，并平等视之。在精神成长的过程中，个体意识到了自我必须通过被他人承认来获得存在感，必须在实体中才能成为完整的个人。因此黑格尔才会说：“把一个个体称为个人，实际上是一种轻蔑的表示。” ^[5] 这里的个人，就是那种无实体的幽灵了。这种对实体的渴望以及对个人身份的焦虑，是个人精神成长的过程，也是个人自我道德完善的动力。

同样地，关于身心不和谐问题的数据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

甲组对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形成强烈的感受，而乙组则处在家庭事业立足始稳的阶段，急切渴望有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他们的未来。而对于个人的问题，例如底蕴、自我调节以及理想信念这些“少年维特式”的烦恼，甲组则更为敏感，这也折射出甲组被访者渴望通过个人的力量来改变自我现状的心理状态。

2.道德体认的总体状态

图4-12调查的是“道德状况的总体满意程度”，非常明显，甲、乙两组被访者对社会道德状况的满意程度是最低的。特别是“满意”一项，与后面几组拉开了非常大的差距。这种非常不乐观的道德预期势必会对甲、乙两组被访者的行为造成不利的影响。人们对道德的认知往往是一种预期，而所谓道德的行为在康德看来，动机就必须是纯粹的，纯粹为道德而道德的。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是反过来想，假设我们在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之初就对他人的道德状况感到不乐观，这至少会让选择和行为产生动摇。毕竟，如果在一个充斥着不道德行为的环境中，道德的行为很多时候反而会祸及自身的权益。这就是黑白颠倒了。

对于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也表现出了个人在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上的悖论。

对于个人道德素质主要问题的调查结果十分深刻地反映了道德状况预期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当然，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无知”和“行动”都是意识上的，至于到底有多少道德知识，多少道德行为在这里是无法反映出来的。但是不论行动是否发生，至少在意识上已经可以看到甲、乙两组被访者所发生的断裂，认为人们“道德上无知”的在甲组被访者中只占了7.7%，乙组也只有12.0%的比例，换句话就是这两组被访者，大多能清楚地明白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并且认为他人在这一点上也是清楚明白的，而大部分被访者却不认为他人甚至包括自己能够把这些道德知识实践出来（“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在七成左右）。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吊诡，但仔细考察，这其实与不乐观的道德预期很有关系。

黑格尔认为，在人们的道德观念中，存在着两种预设的和谐，即道德与客观自然的和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德者有福，还有道德与主观自然的和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不论是哪种和谐，都仅仅是作为一种预设而存在，这些预设为我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前行为的理由和动力。如果很多人对他人的道德预期是负面的，那么这种预设，或者说是期望就会被打破，那么可想而知，一个人选择做道德的事情的动力能有多大了。

（三）道德认知的时代养成

1.从媒体敏感到媒体免疫

甲、乙两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年轻，这两组被访者基本都能够与现代社会的信息化进程进行无缝的衔接。在大数据、云数据时代，相应地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接受和处理信息能力的要求。而相应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其道德观念形成的过程中也接受着日新月异的信息潮的冲击，而主导这些信息内容和走向的，毫无疑问就是各种媒体了。

在本次调查中，有几个问题都提及了政府引导的公民道德建设的诸项措施。

通过以上几组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甲、乙两组对这些道德建设举措表示“没听说过”的占比相对于平均水平都明显偏低，特别是甲组被访者。但是，认为“有效果”和“一般”的占比却基本与平均水平持平。例如，在被问到“对典型人物的宣传”效果的感受时，选择“没听说过”的甲、乙两组被访者的比例分别是6.6%和9.8%，远低于平均13.8%的水平，但是选择“一般”和“有效果”的比例却和平均水平相差无几。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府的这些道德建设举措，对甲、乙两组被访者，也就是“90后”“80后”“70后”的人群是产生了影响的，他们也接收到了政府所发出的信号，并且了解这些活动，但是，这些活动的真正成效有几何却要打个问号，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政府努力的方向，基本分为两种方式：树立典型和正面宣传。道德的典型人物就是将这些人等同于道德本身，且不论这种等同或者类比是否可能，即便现实中存在着道德上完满的人，普通百姓对其的感觉，要么是高山仰止，难以企及；要么是将这些人物当作异类和他者来看。可敬固是可敬，却不可爱不可学。“敬畏”“敬而远之”这些词汇司空见惯，“敬”本身产生的直接影响往往是“远”，由此可见普通百姓对这些典型和楷模的态度了。而正面宣传就是试图将一些正确的、高尚的内容在人群中进行反复传播，这些口号乃至活动往往带有强烈的仪式感。有仪式感的东西就会给人带来神圣感，也可能带来距离感和虚无感，这种分寸把握很考验政府的智慧。不论是典型还是仪式口号，其内容本身都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这种方式下的道德建设在甲、乙两组被访者身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政府引导的道德建设工作，除了政府这一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也通过媒体来影响民众。媒体有着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是道德建设的主要阵地。通过媒体多方位、立体式的报道，可以更好地对政府道德建设的开展进行协助。但是在本次调查中，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于问题“您认为在自己的成长中得到道德训练的最重要场所或机构是？”认为是“媒体”的只分别占了甲、乙两组的1.5%和2.0%，其中甲组甚至低于1.7%的平均值。但是我们用常识几乎就可以作出判断，对于“80后”“90后”群体，媒体提供的信息占据了这部分人的大块时间，甚至可以说，除了身旁的熟悉圈层，他们对外面世界的理解以及注意点基本都是来源于媒体，那么，调查得出这种似乎不符合事实的结果，原因就在于，这些被访者已经产生了“媒体免疫”的效应。

在被问及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时，有两组数据涉及媒体及娱乐界，而这两组数据正是甲、乙两组与其他组别产生巨大差距之处。在有关“娱乐界以丑闻、绯闻炒作污染社会风气”的问题中，认为“严重”的甲组被访者占到了52.1%，和平均38.2%的水平差了10多个百分点，而乙组也占到了43.5%，虽然不及甲组那般敏感，也是大大高出平均水平的。

同样地，甲、乙两组对公众人物用知名度攫取财富现象表示“严重”的认同也较其他几组要高得多。而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百姓对娱乐界以及公众人物的了解和信息基本都只能来自媒体的报道。因此，如此高比例的“严重”，一方面反映出媒体对包括娱乐界在内的公众人物的报道偏向于负面以及部分公众人物本身的风气不正，也从侧面反映出甲、乙两组被访者受媒体报道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而“媒体缺乏社会责任，炒作新闻”问题则更为直接地反映出了甲、乙两组对媒体的不满。甲组被访者认为此问题“严重”的比例达到49.1%，也远远高出了36.0%的平均值，在此问题上乙组的比例则和平均值趋近。可想而知，能得出“不负责任”的结论，表明甲组被访者对媒体的态度和作为一定是非常敏感和关注的，而遗憾的是，媒体的表现似乎不能达到人们的要求。

媒体所代表的是社会的声音，他们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因此西方也称媒体为“第四权力”“无冕之王”，这不无道理。真实和客观是对媒体报道的要求，但事实上，媒体也承担着道德教化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而现代传媒市场化的趋势深刻地改变着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报道内容。媒体被两股力量所裹挟——权力和金钱。权力需要媒体进行正面宣传和教化，这就要求媒体的报道必须具有政治正确性，并且内容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市场又要求媒体求新求怪，特别是在西方，媒体更倾向于用揭丑的方式去吸引眼球，这两种力量的制衡和博弈，往往导致媒体呈现出一种吊诡的尴尬和精神分裂。媒体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使人们对媒体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媒体几乎必须成为公正和正义的代表，但是媒体的报道又往往用空洞无力的口号和耸人听闻的负面消息来填充。期待和现实的强烈反差，导致人们特别是对媒体敏感和熟悉的甲、乙两组被访者的不满。更有甚者，人们对媒体的报道产生了无条件的抵触，媒体报道的内容越来越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获得人们的信任，甚至媒体报什么人们就不信什么，这就是“媒体免疫”了。

上面问题的调查结果更直观地反映了甲、乙两组，特别是甲组被访者的“媒体免疫”现象，在被问及国外报道和主流媒体报道更愿意相信哪个的时候，有高达37.0%的甲组被访者选择了“谁都不相信，自己判断”，由此可见，从小浸淫在信息潮流中的甲组被访者，对于媒体的报道持更为慎重的态度，而“媒体免疫”的现象也更为突出。而乙组被访者则与后几组被访者对媒体报道的态度差异不是很大。同样是对媒体很敏感、很关注，但对媒体所传播理念的吸收和理解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甲、乙两组被访者道德观念存在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

2.象牙塔之重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归类中，师者，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一个群体，是非常受到尊敬和信任的，而自古以来“师”这个字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学术或技术的楷模，更是人生和人格方面的楷模，但是本次调查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在被问及对教师群体伦理道德状况的满意度时，甲、乙两组选择“满意”的占比和平均水平相比低了4—5个百分点。可以说，相较于年龄段更大的被访者，甲、乙两组被访者对教师伦理道德的满意程度是比较低的。

不仅仅是教师，与教师有类似的社会功能、知识层次更高的专家学者也呈现出了类似的窘境。

从图4-20中的数据可以看到，甲组被访者对专家学者伦理道德状况表示“满意”的比例是最低的，较平均值低了6个百分点。而最近几年来，关于教师和专家的道德问题、职业操守问题层出不穷，乃至在某些特定时间段内，教师和专家学者几乎走向了他们曾经代表的道德楷模形象的反面。

但是，对于教师和专家学者伦理道德状况表示“不满意”的甲、乙两组被访者，学校和教师群体恰恰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被问及“成长中得到道德训练的最重要场所或机构”时，甲组被访者将第二重要的场所投给了学校，这是与包括乙组在内的其他被访者截然不同的选择。当然我们前面提到，甲组被访者所处于的特殊年龄段决定了他们对于社会的理解和参与度是不够的，但是，对学校的选择如此之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些问题。这里的学校，与其说是一个场所，不如说是一个阶段。反思甲组被访者，作为“80后”和“90后”群体，他们所出生和成长的年代，相当一部分人是能够得到完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乃至更高等的教育的，这就导致他们成长和道德观念养成的主要时间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学校对他们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所，对甲组被访者而言，人生之初的二十多年，很大一部分是在处理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中度过的。这种处理既包含了个人对实体的体认，也带有强烈的家庭氛围的痕迹。

一般而言，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其求学伊始对老师一般是言听计从的，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甚至能超过对父母的信任。随着慢慢长大，青春期的学生往往开始对老师产生抵触情绪，但又保持着对老师权威的尊重。这种若即若离的情感往往会持续到义务教育阶段的结束。学校是人类设立用来对未来接班人进行集中教育的场所，这种教育除了包括知识的传递，还应该是一个伦理的、道德的传承场所，所以学校是神圣的，教师作为灵魂的塑造者也是神圣的。学校是一个象牙塔，就要尽力排除来自外来环境的各种干扰。这并不意味着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就是温室里的花朵，只不过在特定的年龄段中，整个社会必须尽力帮助下一代形成健康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以后进入更为复杂的社会时，不至于迷失方向。

但是，甲组被访者——大部分完整地接受了义务教育的一群人，对教师群体的伦理道德满意度却不高。一方面的原因当然是这一群被访者比他们的上一代接受了更为完整的教育，对教师群体的认识和要求更高，另一方面令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在这些年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大潮中，对教师教学水平和道德水平势必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可以预见的今后，学校提供的教育必将深刻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身为师长的言传身教。对一代又一代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养成而言，学校与教师队伍的建设既是基础性的工程，又是最宏伟的工程。象牙塔之重，是重中之重。

3.家庭的坚守

家庭是伦理关系的核心和基础，离开家庭我们几乎无法描述一个完整的伦理实体，而调查结果也反映了这一点。在问及“最重要的关系”时，排名前三的分别为父母与子女、夫妻和兄弟姐妹。血浓于水，年代在变，人们对于家庭的眷恋却没有改变。

特别要指出的是，经常被媒体指摘不通孝道，缺乏家庭观念的“80后”“90后”在最重要的关系中选择“父母与子女”的高达68.5%，远远高于任何一个年龄组别，这几乎颠覆了人们对于他们的刻板印象。甚至相反，甲、乙两组被访者对父母更为依赖，由于时代原因，家族式的伦理已经离他们很远，只有小家庭才是他们的归依。

另外一个数据似乎也反映了相同的问题。

关于孝顺问题的数据表明，只有三成的被访者认为年轻人在孝顺上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根据调查结果，年青一代人不孝顺的问题似乎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普遍，之所以会形成缺乏家庭观念、不孝顺的错误印象，既和媒体的引导性报道有关，又和时代剧烈变化时社会观念的激烈转型有关，两代人、三代人之间观念脱节导致了互相的不理解，给人造成了“不肖子孙”的负面印象。但是在甲组被访者的意识中，依然将家庭，包括父母子女的关系以及夫妻的关系看得非常重。甚至，由于他们所面临的时代，市民社会格外强势和发达，以至于倾轧了原本属于家庭的时间和空间，这反而导致甲组被访者对于家庭的渴望。近些年火起来的亲子节目正是当下人们这种心态的投射。

但是，在问及接受道德训练最重要的场所时，尽管家庭仍然高居首位，但是甲、乙两组被访者选择家庭的比例却明显低于其他组别。如此重视家庭关系的甲、乙两组被访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来自家庭的道德训练。这种矛盾深刻地存在我们看到的社会现实中。

家庭道德训练的缺位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需要从调查中进一步挖掘家庭道德训练的缺位发生在哪些环节。

一方面，婚姻建立在两性关系之上，而甲、乙两组被访者分别有39.7%和38.2%的人认为两性关系的过度开放导致了婚姻的不稳定。如果说乙组被访者作为“70后”群体具有对婚姻足够的现实体验的话，那么很多尚未成家立业或成家伊始的甲组被访者高达四成的比例则是值得反思的。按照他们的年龄层次，他们对两性关系开放的理解肯定要比婚姻不稳定深刻得多，而关于婚姻状况的感受更多地来自媒体和自己父母或者其他亲戚。可以说，这种态度与前几代人的表率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把问题过多地归结在某一代人身上是不公允的，也是不客观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这个问题视作一个动态的过程、长期的趋势，客观地看待两性关系在时代中的演进，以更有针对性地提出策略。

另一方面，甲、乙两组被访者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面临着挑战。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甲、乙两组均有最大比例的人认为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可以位列第三重要的关系，但32.5%和40.5%的占比与其他组别比较，还是很低的。特别是甲组，比总体比例低了十多个百分点，这十多个点的差异，可以很明确地反映出一些问题。其实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基本都经历了计划生育时期，很多这一时期出生的孩子都没有兄弟姐妹，自然对兄弟姐妹关系重要性的认知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朋友、同学同事等基于校园和工作的关系填补了这一空缺，这里不能武断地评判它的优劣好坏，不过，这种关系的式微肯定会对这两组被访者道德观念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道德元素变迁与道德建设反思

甲、乙两组被访者是中国社会这30年从闭塞到开放的见证者，他们也不得不肩负起这一个时代艰巨的使命。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势必将影响今后中国社会的走向。因此，我们试图用一个宏观的图景去描绘他们的道德生活。

这个问题将现代社会主流的五种思潮进行比较，占据主要地位的依然是绵延千年的“中国传统道德”，总体比例占到了六成多。然后，对甲组被访者而言，传统道德的地位显然是受到冲击的，只有55.4%的甲组被访者选择了“中国传统道德”。尽管只差了十年，但是乙组被访者的选择比例则高达65.3%，与平均水平基本持平，由此可见这十年间中国传统道德的退守趋势。而传统道德在甲、乙两组被访者心中的分量，也是这两组人在面临一些问题时态度迥异、乙组被访者更倾向于向更高年龄层被访者的选择靠拢的意识形态缘由。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社会主义道德对甲组被访者的影响比对乙组被访者的影响要大得多。以“70后”为主的乙组被访者深受父辈的影响，接受了很多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熏陶。他们同时经历了计划经济的时代，但童年和青年时期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正统教育又存在一定的断裂，这种断裂来源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多元价值的冲击，这种冲击的时间点恰恰处在那一代人由懵懂走向成熟的节点上。童年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熏染，成长过程中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使这一代人成为最先开始反思正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中，“70后”的社会精英与公共知识分子由于现实地位的缘故，往往承担了价值导向的任务。他们身上呈现出多种价值观融合和冲突的面貌，个体间差异非常大，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呈现出了激烈的矛盾。

有意思的是，从小受到多种观念和思潮冲击的甲组被访者，却是各组中选择社会主义道德作为最重要的元素里占比最高的。除此以外，也可以看到西方的以及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对他们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当然，这种对“最重要的元素”的选择也可能是他们对现实环境的认知，而不完全是他们自己所认同的。但即使如此，也可以认为甲组被访者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了十分鲜明的社会主义道德影响。道德意识是对伦理环境的体察与承认，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甲组被访者，他们的道德意识必然会深刻地受到社会主义道德的影响。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反思。同样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甲组被访者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经历中，所接触的和受到的各式各样的冲击更为多样和强烈。他们大多有着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个性释放，他们不再满足于被教导和灌输，他们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去了解世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是认为社会主义道德在他们的道德意识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分量。因此，至少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交流与碰撞、开放与交融，是形成一个稳定的、包容的、正确的道德意识的重要方式。

以“80后”“90后”为主的甲组被访者，和以“70后”为主的乙组被访者，逐渐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将逐步地从“非主流”登上“主流”的地位，成为这个时代的基色。这两组被访者呈现出的巨大差异，有社会参与和精神发育程度的客观因素，但最终则根源于价值观形成的方式和环境。

对于乙组被访者而言，中国传统道德仍是道德意识的主色调，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接触到社会主义道德和市场经济道德，以及网络世界。乙组被访者目前大多已经成家立业，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历练让他们正处于人生中的黄金时间，对社会的体会也更为深刻，因此他们对道德和伦理的认知，包括对家庭、对舆论的态度，更倾向于接近社会的主流认知，接近比他们更为年长的群体，同时他们的理念也往往引领着社会舆论的走向。这种接近到底是由于年龄原因还是时代烙印则需要再行观察，但是对即将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乙组被访者而言，他们的道德认知无疑会引领中国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总体伦理和道德状况。

而对于从小就在多种价值观冲击下成长起来的甲组被访者，这次的调查结论则推翻了一些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的道德状况较其他组别并没有出现巨大下滑，对一些伦理环节反而更为敏感。作为年轻的一代，他们更愿意积极主动地投入时代的洪流中去，推动这个时代的变革，因此他们的认知和价值观往往表现得更为激进，这是可以理解的。学校和家庭成为甲组被访者获得道德训练的主要场所，媒体则在他们的道德意识养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导致他们对小家庭（特别是与父母的关系）更为重视，对学校对教育更为关注。对媒体和道德建设的敏感与免疫并存，这让他们在受到多种价值观冲击的时候又不至于迷失，可以更好地选择和甄别纷繁世界后的是与非。

两组被访者道德观念形成的过程，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

一是一味强调正面的灌输和宣教已经难以真正深入人们的内心。

二是系统的文化教育和道德训练成为人们培养道德意识的主要手段。

三是家庭没有丧失在伦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反而成为日益重要的元素。

当下的网络技术发展之迅猛，使信息传播空前精确、垂直和迅捷，人们的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网络传播内容的冲击。其所具有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特色对政府和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挑战，传统的道德建设方式显然落后于时代。然而通过对甲组被访者的分析，多元的冲击本身并不会让一代人“垮掉”，社会主义道德成为他们心中的主旋律之一。因为在人们接触各种信息的同时，也是培养道德感的时机。道德建设不再应该是灌输和宣教，而应该是一种对话和互动，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不该是相互挑刺，自立藩篱，而应该更多地进行交流，真正的交流应该是让所有年龄的人成为同代人，培养人们在面对复杂的伦理生活时的自主和理性意识，彰显在大是大非面前道德坚守的意义，同时朝着更开放、更多元的方向努力。

（沈铖贤） vtXt0U38YST184nHiNpU/d3a3+DZK/gThAXk69rl0av6G9LbUB7FTkoFrAdI5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