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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诸群体不仅在经济层面呈现出多样态的分布格局，而且在精神文化层面也更加复杂多元。在这一背景下，社会诸群体的伦理道德状况较之改革开放前发生了显著变化。把握这些变化的经验表象，分析变化的内在规律，进而预测变化的未来走向，成为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2017年，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依托江苏省“2011”计划“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重点智库“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合作，对全国官员、企业家、专业人员、工人、农民、企业员工、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等社会诸群体的伦理道德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通过调查，对当前我国社会诸群体的伦理道德状况既有了宏观性的把握，也对诸群体的伦理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实现了微观性的透视。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公众在进行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群体性差异。本文将结合相关调查数据，对这一群体性差异做出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给予分析和梳理，同时尝试超越数据表象，在理论层面对相关问题的解决给予相应的探讨和思想建构。
众所周知，个体在进行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过程中，总是或隐或显地遵循着相应的伦理道德评判标准，进而在不同道德情境中做出相应的认知判断、价值选择和行为实施。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结构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利益格局复杂多变，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社会公众在进行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过程中，其所遵循的伦理道德评判标准势必存在差异。然而，上述认知仍然是基于社会反思的理论想象，我国社会诸群体在现实层面是否真的呈现出这一“差异”？“差异”的程度和影响如何？“差异”的具体表现怎样？只有对这些更为具体的问题展开实证调查分析，我国社会公众的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差异性问题，才能真正获得充分的数据与材料支撑。
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社会诸群体伦理道德状况大调查，我们看到，当前我国社会的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所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群体性方面，换言之，不同群体之间较之同一群体内部在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上所存在的差异更大。具体而言，我国社会公众在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深受个体对社会伦理道德状况总体认知的影响，我们就我国社会诸群体对中国当前伦理道德状况的总体认知展开调查。
首先，尽管各社会群体对我国当前社会伦理道德总体满意度比较高，但是对总体满意度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
表4-1 各群体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的总体满意度 （%）
从表4-1的数据来看，诸群体在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的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官员群体对社会伦理道德状况的满意度要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而对伦理道德状况的不满意度官员群体也明显低于其他群体。企业家群体对社会伦理道德状况的不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其次，社会伦理道德状况具体体现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我国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满意度，社会诸群体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4-2 各群体对我国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满意度 （%）
从表4-2的数据来看，企业家、工人、农民、企业员工、做小生意者诸群体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满意度比较低，而官员、专业人员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诸群体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满意度较高。
最后，社会上诸群体对于群体自身的道德状况的满意度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4-3 各群体对自身道德状况的满意度 （%）
从表4-3的数据可以看出，官员、企业家、专业人员诸群体对自身的道德状况的满意度较高，而工人、农民、企业员工、做小生意者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诸群体对自身的道德状况的满意度较低。
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不仅受到社会大的伦理环境的影响，而且受到具体的社会伦理道德因素的制约。我们就影响我国当前伦理道德状况的因素，在各群体中展开调查。调查表明，对于诸因素的认知，社会诸群体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就影响当前我国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素，在利益、情感、主流价值观、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五大因素中，社会诸群体的反馈存在显著差异。
表4-4 影响我国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素 （%）
工人、农民、企业员工和做小生意者认为利益在影响人与人关系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大，而企业家、无业失业下岗人员则认为情感在影响人与人关系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大。官员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影响人与人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较之其他群体的比例明显较大，而对于西方价值观的作用，工人、农民和做小生意者较之其他群体则关注较少。
其次，就影响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生活最重要的因素，社会诸群体也给出了具有明显差别的反馈。
表4-5 影响我国社会道德生活最重要的因素 （%）
从表4-5的数据可以看出，官员和农民群体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其次才是意识形态中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而且二者之间的差值在这两大群体的反馈中，明显大于其他群体。
再次，就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伦理道德的影响的认知，社会诸群体也存在较大差异。
表4-6 对“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伦理道德的影响”的看法 （%）
从表4-6的数据中我们看到，官员、企业员工对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伦理道德影响较之其他群体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认为其积极影响要明显高于消极影响。而做小生意者和专业人员较之其他群体更看到了技术发展对于伦理道德的消极影响。
最后，就市场经济对我国伦理道德的影响的认知，社会诸群体也存在较大差异。
表4-7 对“市场经济对我国伦理道德的影响”的看法 （%）
从表4-7的数据中我们看到，官员、农民、企业员工对于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影响较之其他群体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认为积极影响要明显高于消极影响。而专业人员则较之其他群体更看到了技术发展对于伦理道德的消极影响。
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总是由相应的伦理尺度和道德标准所决定，这些尺度和标准或显或隐地不仅影响着个体对于他者伦理道德行为的认知和判断，而且直接决定了在相应的道德情境中，个体采取何种道德判断以及相应的行为实践。
首先，就影响个体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最主要因素的认知，我们选取“自己的良心”“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公众人士和权威人物的观点、国外媒体的观点”“自己的利益”“他人的评价”“社会后果”“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规范”“先贤教导”等因素，对社会诸群体展开调查。
表4-8 对“影响个体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最主要因素”的看法 （%）
表4-8 对“影响个体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最主要因素”的看法 （%）续表
从表4-8的数据中我们发现，社会诸群体的认知和反馈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农民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群体认为自己的良心在影响自身道德选择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比例均超过了70.0%。工人、企业员工和做小生意者群体则把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作为影响自身道德选择的第二大因素，而且占比均超过了20.0%。同时，公众人士和权威人物的观点对企业家道德判断的影响要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其次，就何种社会关系对个人生活最具根本性意义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我们选取“家庭关系或血缘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职业关系”“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自身的关系”六种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表4-9 对“何种社会关系对个人生活最具根本性意义”的看法 （%）
从表4-9的数据中，我们发现，社会诸群体的认知和反馈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家群体认为家庭关系和血缘关系对个人生活最具根本性意义，这一比例超过60.0%，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而官员和专业人员群体则对于第二重要的社会关系的认知更倾向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比例均超过20.0%，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再次，就当前中国社会个人道德素质的主要问题的认知，社会诸群体存在较大差异。我们选取“道德上无知”“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既道德上无知，也不见道德行动”等问题展开调查。
表4-10 对“当前中国社会个人道德素质的主要问题”的看法 （%）
从表4-10的数据中我们发现，官员、企业家、专业人员、工人、农民、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群体认为“道德上无知”是当前中国社会个人道德素质存在的主要问题，比例均超过10.0%，而企业员工和做小生意者则比例较小。另外，选择“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是诸群体的普遍认知，但也存在差异，其中工人和农民的选择比例低于70.0%，而其他群体尤其是官员、专业人员和企业员工的选择比例超过75.0%。
最后，就根据什么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符合伦理或道德的标准这一问题的认知存在差异。我们选取“传统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大多数人认同的道德规范”“当事人共同利益和意志”“自己的良心”等因素展开调查。
表4-11 对“判断某种行为是否符合伦理或道德的标准”的看法 （%）
从表4-11的数据中我们看到，“传统道德观念”对诸群体的伦理道德判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各群体的选择比例在50.0%左右，第二大影响因素是“风俗习惯”，在25.0%左右。但是，各群体的具体选择又有所差异，如企业家和专业人员对于“传统道德观念”的认同较之其他群体更强，而工人和农民对“风俗习惯”的认同较之其他群体更强。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总是受到相应道德模范的影响，也受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环境的影响。然而，在当前我国社会伦理道德情境中，道德德性品质和社会公平环境，究竟何者对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更大，究竟何者对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更为重要，社会诸群体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
一方面，就社会生活而言，个体德性和社会公正哪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选取“个体德性最重要”“社会公正最重要”“二者应当统一，但二者矛盾时应先追求个体德性”“二者应当统一，但二者矛盾时应先追求社会公正”四个方面展开调查。结果表明，社会诸群体对个体德性和社会公正的重要性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
表4-12 对“个体德性和社会公正何者重要”的看法 （%）
从表4-12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家群体对个体德性重要性的认识偏低，仅占5.9%，而其他群体均达到15.0%左右，而且农民群体达到了20.0%。另外，社会诸群体普遍认为个体德性和社会公正应当统一，但对于二者发生矛盾时，究竟更应当追求何者则不同群体的认识仍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就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和最需要的德性是什么的问题，我们选取“爱（仁爱、博爱、友爱）”“义（道义、义务）”“宽容”“责任”“公正”“诚信”“忠恕（将心比心）”“理智”“节制”“谦让”等德性品质设计调查问卷，形成了表4-13中的数据。
表4-13 对“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和最需要的德性是什么”的看法 （%）
表4-13 对“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和最需要的德性是什么”的看法 （%）续表
表4-13的数据表明，社会群体普遍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德性是“爱”，各群体的认知占比均超过了20.0%，总计认同度达到了28.8%。官员、专业人员、企业员工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选择比例超过了30.0%。但是，关于个别德性的认识，不同群体也存在差异。如“诚信”，企业家群体的认同度要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这表明在企业运行过程中，企业家最为看重的道德品质是诚实守信。
中国社会未来的道德发展状况无疑将影响当前社会诸群体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同时，对于中国社会未来道德状况的认识，也反映了当前社会诸群体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特征。我们围绕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冲突及其解决途径以及未来理想伦理道德生活设计调查问卷，从调查数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社会诸群体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共识，但差异亦很明显。
首先，就当今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冲突的认识差异，我们选取“腐败不能根治”“生态环境恶化”“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老无所养”“未来没有把握”“生活水平下降”等要素展开调查问卷，并形成了表4-14中的数据。
表4-14 对“当今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冲突”的看法 （%）
表4-14的数据表明，社会诸群体在“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冲突上具有较大共识，但企业家群体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明显比其他群体更为敏感，并得出了58.8%的高值结果，而其他群体的比例在30.0%以上。另外，“腐败不能根治”和“生态环境恶化”两大因素也为社会群体所关注。
其次，就当前我国的公民道德和社会风尚建设的首要问题的差异，我们选取“弘扬优秀传统道德”“建设伦理道德的核心价值”“惩治官员腐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提高个人道德素质”要素展开问卷调查，并形成了表4-15中的数据。
表4-15 对“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和社会风尚建设的首要问题”的看法 （%）
表4-15 对“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和社会风尚建设的首要问题”的看法 （%）续表
表4-15中的数据表明，社会诸群体在“提高个人道德素质”是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和社会风尚建设的首要问题上具有较大共识，但专业人员和做小生意者群体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比其他群体更为敏感，并得出了高于40.0%的高值结果，而其他群体的比例也在30.0%以上。另外，“弘扬优秀传统道德”和“惩治官员腐败”两大问题也为社会群体所关注。
最后，就未来最向往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认识的差异，我们选取“传统社会的伦理和道德（如仁、义、礼、智、信）”“战争年代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如革命烈士无私献身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追求个人利益的市场经济下的道德”西方道德（如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要素展开调查问卷，并形成了表4-16中的数据。
表4-16 对“未来最向往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的看法 （%）
表4-16 对“未来最向往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的看法 （%）续表
表4-16中的数据表明，社会诸群体更为向往的是“传统社会的伦理和道德”，占比为60.1%，并具有较大的共识，但与其他群体相比，专业人员、农民、企业家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对这一伦理道德文化的向往比其他群体更具热情，并得出了高于60.0%的高值结果。另外，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也为社会诸群体所向往。
从以上调查数据分析所呈现的当前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现象来看，社会诸群体在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上尽管有着广泛的共识，但是其中存在的诸多差异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关注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群体性差异，对于我们准确、真实地把握当前我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现状，对于有效掌控我国社会公众的意识形态动态，尤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那么，究竟我国当前社会诸群体的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何以呈现出如此复杂的状况？诸群体的道德标准选择和价值排序何以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群体性差异背后隐藏的社会伦理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构成我们深入把握当前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状况的重要前提。
结合相关调查数据及其呈现的规律，我们认为，造成当前我国社会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存在群体性差异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众收入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而这一成果的取得无疑应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说，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价值结构。因为市场经济所崇尚的利益原则改变了改革开放前中国集体主义至上的伦理价值前提。结果是，利与义的关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利与义的矛盾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诸群体伦理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核心要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社会群体在对我国社会总体伦理道德状况的判断上存在差异，因为不同群体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不同，那么合乎逻辑地讲其秉承的价值观念也必然有所差别，再加之利益原则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而，对于我国当前社会伦理道德状况的判断自然千差万别。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物质生活的利益原则也正在侵蚀着精神生活的道德原则。结果是，崇高与德性在当代中国从学者到普通公众都将其看作被消解和边缘化的存在。雷锋式的好人好事，感动中国的年度评选尽管构成主流价值文化宣传的有力把手，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我们也看到雷锋精神被诸如彭宇事件等利益与道德之间的纠葛所侵蚀。德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否认地衰落了，社会诸群体的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陷入传统德性缺失，新的市场经济契约型道德尚未成熟形成的精神空档期。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社会公众的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存在差异便不难设想了。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仅使得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而且深刻影响了我国社会的文化格局。当前，我国社会文化逐步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无疑构成我国社会文化的核心，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构成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一极，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一直在与中国传统多元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结构。上述文化样态，尽管自近代以来始终构成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结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文化结构由于经济社会的深层变革，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大众文化价值观念逐步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局面。
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更是个体行为选择的隐形标尺。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复杂且多元发展必然影响社会群体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从既有的调查结果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诸群体所秉持的文化已经发生重大的分化，但是官员群体一方面由于自身社会角色的原因，而深受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越来越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影响，可以说，官员群体总是在二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和协调中做出相应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企业家群体一方面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及其契约型伦理规范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但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的仁义礼智有着天然的认同，因而也总是在中西两种伦理道德文化中谋求必要的平衡。与官员和企业家群体的文化意识矛盾和道德判断纠结不同，我国社会的底层群体诸如农民、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等公众，则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形式有着强烈的认同，进而在进行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时，往往具有时代的明显烙印。
社会诸群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存在的差异除了经济和文化的原因，我国社会结构本身的深刻变化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社会结构是社会诸群体组成的宏观格局的体现，社会结构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必然存在差别，可以说，社会诸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其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必然存在显著的差别。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前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更在深层上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传统单位制的瓦解和新的市场契约关系的逐步确立，这引发了中国社会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原本依托公有制经济或国有企业平台工作、生活的社会公众，可以在“单位”获得从教育、医疗到社会保障等全方位的社会支持，因而，“单位”对于当时的社会诸群体而言，不仅是一个工作岗位，而且是一种伦理性存在。然而，随着单位制的瓦解，社会群体原有的伦理依附性平台消失，社会诸群体不得不“冷静”地面对个体与他者、个体与实体的关系，进而传统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文化的影响势必减弱，其他伦理文化形式的影响势必增强。而在这方面，做小生意者、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等群体的体认毫无疑问是最为切近的。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封建家族的大家庭结构被瓦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逐步从家族过渡为家庭。当前，我国社会的基本家庭结构是以三口之家为代表的小家庭为基本单位所组成。家庭结构的重大变革引发的是人与人关系的深刻变革。传统大家族基于血缘关系所组成，其根深蒂固地具有伦理团结的功能，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这里无疑可以获得丰厚的滋养。随着我国家庭结构由大家族向小家庭的转变，人际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被越来越缩短甚至断裂，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认同逐步被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所取代。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社会诸群体所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无疑是双重的，这就是既脱离了传统文化的伦理滋养，又尚未建立起新型的契约型伦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理解，何以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的总体认识，对于未来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状况的期许，不同社会群体给出的理解虽有着普遍的共识，但其中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以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更是发展迅速，科技革命在推动全人类生产方式重大变革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改革开放尤其是近20年来，在科技全球化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提高迅速，这不仅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为全社会物质生活生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的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而在这些改变中，伦理道德观念尤其受到深远的影响。
从我们的调查数据库所反映的诸多现象中可以发现，科技发展对于社会诸群体的影响既是全方位的，也有着显著的差异。从总体层面来看，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交往方式更加便捷，但同时也更加间接。电脑、手机等新型媒介代替传统的面对面交流，不仅是交流的形式，而且是交流过程所蕴含的伦理意涵。社会诸群体普遍反映，交流形式越来越方便，但交流的深度却越来越浅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没有由于科技发展而增进，反而有着疏远的趋势。从具体层面来看，不同社会群体由于对科技成果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不同，进而科技发展对其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官员、企业家、企业员工和专业人员的道德判断和行为方式受科技的影响更大，而对农民、无业失业下岗人员、做小生意者的影响相对较小。
当然，科技发展对于社会群体的伦理感知和行为选择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通过自媒体、网络等方式所进行的道德宣传和伦理监督，对于社会群体的伦理道德水平提升无疑也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影响。科技发展所减轻的体力劳动强度，也有利于社会公众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精神生活和心灵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当前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状况在社会群体道德认知和伦理抉择意义上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的形成总体上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结果，具体上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科技发展等层面共同作用下的意识形态症候。通过调查问卷揭示这些“症候”的外部表象，基于调查数据分析这些症候凸显的问题和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谋求治疗这些症候之道，正是我们本次研究的题中之义。基于前文所做的相关数据描述和原因分析，我们来谈一谈如何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个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差异问题。
个体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的差异性“症候”所表征的是当前我国社会诸伦理道德矛盾的“病症”，这些病症的产生在其直接性上是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变革的结果，但其深层的学理原因则是经济发展与精神发展的矛盾、多元文化冲突的矛盾、个体德性与社会公正的矛盾和科技发展与道德发展的矛盾这四个方面的伦理道德危机。因此，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社会诸伦理道德矛盾及其所引发的诸群体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差异，需要以辩证法的总体性思维协调和整合上述四重矛盾，在这一协调和整合过程中，寻求当代中国社会诸群体伦理道德价值选择的最大伦理公约数，寻求最大化的道德认同与行为选择标准的伦理共识。
弥合社会诸群体的道德判断差异，寻求社会诸群体的伦理共识，首先应当处理好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经济发展与精神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然而，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的精神文化发展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亟须发展。而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调查也表明，我国社会诸群体的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道德难题，这就是“义利之辨”。义利问题尽管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在前现代社会就存在，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状况中的义利问题则更为突出和复杂。
从社会诸群体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状况的总体认识和未来期许中，不难看出，经济条件差、收入水平低的群体倾向于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道德发展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应当加强道德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当今社会重利过多，而遗忘了义之重要性。而经济条件好、收入水平高的群体倾向于认为，应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升道德发展水平，只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人们的道德发展才能获得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是道德发展的前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有效合理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道德发展的关系、义利关系就成为寻求社会群体伦理共识的首要前提。
按照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观点，道德作为一种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总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经济发展与道德发展、义与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道德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撑，经济发展也必然要求道德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当前我国社会诸群体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的义利之辨问题，必须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协调经济发展与道德发展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为社会诸群体的认识提供了正确引导。
实际上，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契约精神与现代社会的道德发展并不冲突，而且现代社会道德发展的土壤恰恰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市场经济的生成与成熟。虽然在亚当·斯密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不需要外在的权力干涉，但是他仍自觉认识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有个体道德情操的内在调节。斯密的道德认知既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道德规律的理论总结，更是对现代社会义利问题的理论解决。我们应当看到，伦理共识并非基于外在的权力设定，而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培育的个体理性及其契约精神的整合之产物。现代社会的道德是多元之崇高，相对之绝对，我国社会诸群体的伦理共识可以在经济发展与道德发展的协调中实现。
社会诸群体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差异的实质是各群体所秉持的伦理文化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思潮复杂多变，多种伦理文化并存发展且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在这一背景下，社会诸群体所秉持的伦理文化也呈现出复杂多元局面，同一群体认同不同的伦理文化，不同群体却对同一伦理文化有着内在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寻求当前我国社会诸群体的伦理共识，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当前我国社会伦理文化的发展形势，推动不同伦理文化形式的深度会通与融合，谋求不同伦理文化样态的最大公约数。
当前，我国社会文化形态中发挥重大影响的伦理文化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官方主流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二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三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西方伦理文化。这三种文化形式在当前中国社会诸群体中有着庞大的思想市场，诸群体的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或隐或显地深受某一种或几种伦理文化形式的影响或决定。因此，当前我国社会诸群体的道德判断差异的实质也可以理解为是三大伦理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与博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诸群体的道德差异中寻求最大的伦理共识，必须在三大伦理文化的价值观念差异中寻求最大的思想共识，推动三大伦理文化的会通与融合，只有如此，社会诸群体在道德判断差异中实现行为选择的包容才能从根本上被设想。
中国当代伦理文化的会通与建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总体性视角为切入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平台，推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化，推动西方启蒙理性的伦理文化的中国化。进而，充分吸收不同伦理文化形式的精神因子，推动当代中国多元伦理文化的交融与会通才成为可能。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解决现代道德危机的伦理实体，为当代中国人提供新的伦理精神家园。西方现代道德文化克服传统伦理的非理性强制，为当代中国人实现独具个性的道德自由提供伦理启蒙。这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形态也随之发生重要转变，即从一种建构性的绝对“科学原理”转变为一种整合性的相对“批判理念”。作为“批判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使命在于，以“总体性”的视角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实体文化和现代西方道德的个体文化进行批判性整合。这种批判性整合不仅是构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谐共生的新型伦理生态的理论前提，而且是构建面向当前中国社会伦理现实的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基本内容。
调查分析社会诸群体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差异，旨在把脉中国当前社会的伦理道德发展状况，为全社会的道德发展和公众道德素质的涵养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指引。毋庸置疑，涵养道德是当前我国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然而对于涵养道德亟须解决的伦理道德问题是什么、如何涵养道德等问题，社会诸群体却给出了差异显著的答案。综观这些答案，我们发现，其聚焦的主要是一对基本矛盾，这就是个体德性与社会公正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构成社会诸群体对于当下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判断的重要场域，而且构成社会诸群体对于未来中国伦理道德前景设想的重要把手。因此，我们要寻求当代社会诸群体道德判断中的伦理共识，必须重新反思当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建设中的个体德性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自罗尔斯《正义论》出版以来，西方学术界围绕公平正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虽然有“德性伦理”的当代复兴与之抗衡，但正义问题由于紧扣当今时代之伦理的脉搏而影响日盛。与西方社会公正理论在学界和公众中获得普遍关注形成对照的是，回顾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我们看到，在对公民道德教育方面，最典型的伦理情结是“学雷锋”式的对个体德性的关注。然而，我们的前期调查表明，对中国道德建设社会诸群体期待国家、政府和社会有更积极的作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运动式”的“学雷锋”上，要求在民主法治、惩治腐败、整治权力、消除特权思维、缩小两极分化等方面，真实地推动社会公平正义。这些调查信息表明，“公正论—德性论”二峰耸峙实际上是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真实状况。
对于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今中国最急需的伦理行动究竟是什么？是“学雷锋”，赞美“道德英雄”这一不断再现的伦理情结，进而崇尚个体德性激发社会公众道德感悟的思路，还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实践证明，仅仅以“国家行动”一次又一次开展的“学雷锋”式的德性运动，总是遇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时冷时热甚至不冷不热的结局。仅仅以法治思维的高压态势勒紧制度管理的“笼子”，往往忽略了个体在面临道德选择时的“良心发现”，道德总是具体的感知而非抽象的管理和规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寻求社会群体在涵养道德素质上的伦理共识，必须把个体德性的宣教与社会公正的维护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既创建一个有利于道德发展的宏观伦理环境，又能创造一种有利于道德主体主动作为的微观伦理情境，进而推动社会群体之间的真实伦理道德认同。
探讨当前中国的伦理道德建设，必须关注科技发展对公众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进而也必须关注科技发展对社会诸群体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深刻影响。我们的调查表明，不同群体对科技发展的接受能力、接受程度和认同程度不同，其对相应道德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其对自身行为选择的理解也不同，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在个体道德判断差异中寻求伦理共识，必须关注科技发展与道德建设的内在关系。
毋庸置疑，当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现有伦理道德规范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的巨大变化，引发的是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深刻变革。消极的观点认为，科技发展损害了道德，科技越发展，道德越退步。这一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卢梭在《科学与艺术》一书中的重大思想发现，即科学与理性的进步并没有“敦风化俗”，而是“伤风败俗”，无疑深刻揭示了科技发展与道德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的调查也表明，社会诸群体有着切实的体认和感知。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科技发展也在推动道德的发展和进步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一方面，科技在让人与人的交往更加便捷的同时，也促使人更加自律地做出相关的行为选择，从而推动现代社会契约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道德规范内省的同时也需要外在的监督，科技在对不道德行为的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既然科技发展与道德发展既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又有着激烈的冲突和矛盾，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科技高速发展时代的道德建设呢？如何在不同群体认知差异中，在科技发展与道德发展之间寻求最大的伦理共识呢？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既积极推动以伦理为底线的新科技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倡导和培育以科技为媒介的新伦理的诞生和发展。
一方面，科技发展必须坚守伦理道德的底线，只有符合社会基本伦理道德规范的科技，才是有发展生命力的科技，也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一直以来，科技都被看作一种价值无涉的存在，但事实证明，科技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土壤，科技本身就渗透着人对自然、对他人的伦理道德关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科技发展应该以伦理道德为底线，更以伦理道德为灵魂，只有如此才能聚合社会公众的内在认同，发挥出独特的伦理规范作用。
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建设应该积极利用科技发展的成果，伦理道德在本质上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它就体现在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伦理道德建设应该走出书斋，积极利用优秀科技成果来发挥自身的引导和规范功能。在此基础上，把抽象说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外化为亲切的科技产品，从而实现道德发展与科技发展的深度融合。
当前我国社会诸群体在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依据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显著差异。这五个方面包括对于社会伦理道德状况的总体认识，对于影响我国当前社会伦理道德状况因素的认知，对于决定个体道德选择的伦理道德标准和尺度认知，对于依靠德性引导还是社会公平正义涵养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对于解决今后中国社会未来道德发展状况的认知。造成上述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和科技创新四个方面的迅猛发展和急剧变革，引发我国社会伦理道德大环境和个体道德认知的深刻变化。因此，推动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发展和伦理建设，既需要深入剖析社会诸群体道德判断差异的原因，更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在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多元文化的冲突与会通、个体德性与社会公正、科技发展与道德发展的张力关系之间，寻求超越差异达成共识的解决之道。
（高广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