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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试图根据2007年、2013年、2017年 [1] 全国伦理道德调查数据库信息，对这十年间我国伦理道德发展状况，尤其是其间在伦理道德方面产生的共识与差异进行分析。对比十年前后的调研数据，其发展轨迹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特点：第一，当前我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总体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大众关于伦理道德对人际关系的调节能力和约束能力的认同度等，相比十年前，大大地提升了，人们普遍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精神样态；第二，中国伦理道德精神的四维结构形态演变为三维主力结构，即中国传统道德、市场经济道德与意识形态道德，共同构成当代社会伦理道德发展框架的三要素，形成一种带有稳定性倾向的三重架构模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第三，十年间，中国伦理道德精神“二元对立”的生命体征状态被打破，开始偏向、聚集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伦理认同，它们所代表的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开始获得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同时，在这十年间，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伦理策源地作用，与家庭和国家两大传统的伦理场域一起构成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主阵地。
比较2007—2017年的调研数据信息，其基本目标之一，是弄清这十年间我国伦理道德状况在伦理关系、道德生活、伦理道德发展的影响因子等方面是否仍旧保持着某种稳定性，是否达成了一定的价值共识，从而寻找社会和谐与伦理道德治理的合法性基础。研究发现，这十年间，我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演进轨迹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具有稳健上升、共识度增强的明显特点。
伦理道德满意度是三次大调查共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意在探寻社会诸群体对当前我国伦理道德状况的基本看法和社会心态。对比三次调查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在2017年的大调查中，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总体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大众关于伦理道德对人际关系的调节能力和约束能力的认同度等，都延续并提升了，2017年有关数据的比例都超过60.0%，这表明当前社会的伦理道德发展进入良性轨道，国家道德治理卓有成效，人们的道德生活质量大幅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个人道德素质和满意度，在2017年的调查中，也获得大幅提升。在“您对自己道德状况的满意度”中，表示“非常满意”的占15.3%，表示“比较满意”的高达77.6%。这一问题在2007年、2013年的调查中并未直接涉及，而是隐性地包含在其他问题中，暗示出十年前中国人的个体道德意识并不凸显，但2017年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出个体自我道德意识的明显增强。这一方面彰显出主体自身的道德自觉性开始勃发，另一方面表达出道德评价的话语权开始向自我倾斜，显示出一种自我认定的道德倾向，忽视社会、他人的道德评判，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价值倾向。
关于伦理关系三大调查的主要任务是呈现社会群体的伦理实体意识和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范型。对比十年间的调研数据，我们发现，在2007年大调查中所提取出的当代社会“新五伦”关系即“父母”“夫妇”“兄弟”“同事”“朋友”，经过十年时间，仍然是当代人最重视的伦理关系。
表1-1 当代社会“新五伦”（2007/2017）（%）
从伦理道德关系的排序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逐渐形成的“新五伦”已经基本构成当代人的重要伦理关系，伦理世界中的基本元素和结构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我们可以以此预见未来社会伦理关系的基本范型；第二，以家庭为主体的“从实体出发”的伦理观念依然是主流，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姐妹等家庭伦理元素占据重要地位，表明当代人的伦理实体意识仍旧很强；第三，朋友、同事或同学关系日渐重要，“同事”与“朋友”的认同比例有所提升，市民社会的特质增强。这一信息所透露的信号，表明当代人的社会交往日趋重要，尤其是网络世界越来越成为集中交往的聚集地，对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也是2017年“新五伦”关系比例比十年前大为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2007年的大调查中，关于“您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的德性是”的结果显示，“爱”（78.2%）、“诚信”（72%）、“责任”（69.4%）、“正义或公正”（52%）、“宽容”（47.8%）是排在前五位的重要德性。到了2017年，前两位没变，后面三位依次为“宽容”“责任”“孝敬”，这表明，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等德性要求，在当代社会中仍具有比较高的认同度，同时在延续原有的社会德性要求中也彰显出当代社会伦理道德生活的新变化。而且，十年过去了，民众对社会公正的呼声和期盼仍是最主流的道德价值追求。2007年关于“您认为一种合理的伦理道德状态应当是”这一问题，认为“社会首先要公正，社会公正是个体德性的前提”的排在第一位，占30.5%。同样，2017年关于“当今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冲突”调查显示，分配不公排在第一位，占33.4%。这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新五常”的道德要求和品德规范将日益稳固，人们内心的伦理道德渴望有了一致性的需求，这将为国家开展道德治理和道德生活秩序制度化管理打下良好的社会心态基础。
从2007年到2017年，10年间中国伦理道德精神的结构形态与生命体征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表达出怎样的信息？这是研究中国伦理道德发展10年轨迹的一个重要任务。
20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伦理道德精神由四元素构成，即“市场经济道德是主体，意识形态提倡的道德、中国传统道德是两翼，西方道德影响是辅助结构” [2] ，在2017年调查中，关于“您认为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3] 的回答发现，这四元素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其比例与结构关系却发生了明显变化。
表1-2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2007/2017）（%）
2017年的排序调查显示，中国传统道德的支持率普遍高于其他三种，稳居第一位，成为当下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中流砥柱；而市场经济道德和意识形态道德则不分上下，分别构成两个重要的影响力分支，西方文化道德的影响力已经日益滑落，甚至可以忽略其影响力。这样一来，当前我国的伦理道德精神结构，已经由原来的四维架构转变成三维架构，即以“中国传统道德为主体，意识形态提倡的道德与市场经济道德是两翼”，可以说，中国传统道德、意识形态道德与市场经济道德已经形成当代中国比较稳定的三维伦理道德精神结构，这一三重架构模式将成为影响当代人伦理道德观念和生活的重要因素。这一新变化传递出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时代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一信息，传统道德观念在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获得了高度的认可和肯定，并且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2007年的调查结果，表达出中国伦理道德精神处于一种“二元体征”的矛盾状态，“这种二元体征，既是一种高度的共识，也是一种高度的对立和截然的对峙。二元体征既是一种矛盾状态，也是一种悖论状态，它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伦理道德发展的某种临界状态” [4] 。如果说，10年前，中国伦理道德精神在许多方面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临界状态，那么，10年后，这种临界状态已经被打破，开始偏向一方，产生了主次、高低等分离问题。
在2007年的调查结果中呈现出一个“伦理—道德悖论”，即对道德及其发展状况的“基本满意”与对伦理关系的“基本不满意”之间的悖论，这一悖论在10年后基本得以消除，不复存在，这在问卷调查内容如“您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的总体满意度”“您对当前我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满意度”的结果中显示得十分清楚，其满意度都高达60.0%以上，扭转了10年前伦理与道德对立的尴尬处境。
2017年新增加的关于“伦理感”与“道德感”的问题调查，二者回答“经常有”加上“偶尔有”的比例，都达到了50.0%，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如“您常常体验到自己身上有一种‘伦理感’的存在吗？”（表1-3）
表1-3 常常体验到自己身上有一种“伦理感”的存在（2017）（%）
“您常常体验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道德感’的存在与满足吗？”（表1-4）
表1-4 常常体验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道德感”的存在（2017）（%）
这意味着10年间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发展，不仅没有加大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甚至对立，恰恰相反，而是极大地改善了伦理与道德之间的悖论关系，使伦理与道德的和谐度与融通感逐渐改善，并日益加强。
10年间，中国伦理道德精神“二元体征”的性质和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二者之间矛盾对峙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处于失衡状态。
义利关系问题是社会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中的基本价值逻辑，它反映出时代所奉行的主流价值倾向，10年过去了，在“义”“利”道德价值的选择上，“利”更占据优势。2007年，当时社会认为“义利合一，以理导欲”（49.2%）与“见利忘义”（21.0%）、“个人主义”（21.9%），二者判断基本持平，处于对峙状态。在2017年的系列问题调查中，这些数据分别变化为51.6%、37.1%和11.0%。此外，系列问题调查中，关于“您是否同意当前的社会是人人为自己”，回答“完全同意”的占11.2%，回答“比较同意”的占57.9%；关于“您是否同意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是见利忘义的”，回答“完全同意”的占7.7%，回答“比较同意”的占50.3%；关于“您是否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回答“完全同意”的占7.5%，回答“比较同意”的占47.5%。综合起来看，表达同意的人数已经占到60.0%左右，这表明，“义”“利”道德价值的主流取向已经偏向了“利”。
关于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如表1-5所示，它反映出我国当前的社会道德公正状况趋于良性发展，人们对德福同一性的道德哲学规律认同度很高，国家道德治理拥有良好的社会心态和大众基础。
表1-5 关于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2007/2017）（%）
关于生活水平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相比10年前，当代人更加认同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幸福感也就越强，201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就越幸福”的人数比例高达61.0%，这与10年前主张二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观念大大不同。而且，对于“您目前的状况是”“您的生活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是怎样的”，两个问题的选择非常细致多样，但是认为“生活富裕、小康和幸福快乐”的比例高达58.0%（见表1-6），“生活水平提高了或没变，幸福感提高了”的比例升至78.4%，这已经充分表明了我国当前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和谐与同一（见表1-7）。
表1-6 您认为您目前的状况（2017）（%）
表1-7 最近这些年，您的生活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是怎样的（%）
在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十年轨迹中，伦理世界的突出变化集中表现在人们的“伦理世界观”方面，反映出当代人在伦理观念、伦理秩序、伦理实现方式等方面的困惑与冲突，尤其体现为“两大伦理悖论”。
总体特点是家庭与国家的伦理实体意识依然很强，家庭和国家高于个人的伦理实体意识是主流。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家庭和国家的实质性地位在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中虽然很重要，但其重要性却有所降低；第二，社会伦理意识在个人的道德生活中日益重要，开始呈现超越家庭、国家的趋势。
关于家庭—国家—个人关系的主流观念，在10年发展期间最明显的变化是社会的因素逐渐凸显，构成“家庭—社会—个人—国家”新的道德序列。
对比2007年、2017年“您认为哪一种伦理关系对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最具根本性意义”的调查数据，我们能够十分清晰地发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28.8%上升为46.7%，“家庭关系”略微下降，维持在32.6%，而“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迅速下滑，由16.1% 降为10.4%。同时，在“您认为在自己的成长中得到最大伦理教益和道德训练的场所”问题调查的排序回答中，“家庭”由10年前的63.2%降到现在的33.8%，“学校”由59.7% 降到26.3%，“国家”由6.8% 变为3.2%，只有“社会（如单位、社区等）”略微上升，保持在33.3%。这些数据传达出的重要信息是，无论是对社会秩序还是个人生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已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社会甚至开始超越家庭与国家，成为伦理道德精神的主策源地。当代人已经逐渐摆脱了家庭和国家的伦理束缚，真正进入了“市民社会”，传统的国家和家庭伦理观念要让位于社会伦理、公民道德的培育，社会生活秩序和公共生活领域等伦理道德问题将成为当下最重要的时代问题。
总体状况是：“从实体出发”的伦理观与伦理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仍占据着绝对优势，是当代人主流的伦理思维方式。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当代人的社会交往与生活重心进入了“社会”领域，因此，在“实体性思维”中，单位、企业、机构、社区等新实体形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以个人为中心”的“原子式思维”不可小视，已构成影响实体式伦理行为方式的重要方面。
关于家庭伦理，2017年的调查对“是否离婚应该从家庭整体（包括子女）考虑”“离婚的事应该兼顾社会评价和社会后果”，表示“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的合起来超过60.0%，对于“是否离婚主要考虑个人自己的利益”“婚姻应该是自由的，如果有更满意和更合适的人就和现在的配偶离婚”等问题，表示“完全不同意”和“不太同意”的合起来达到70.0%以上。
关于国家伦理，国家对于个人生活和存在的意义非常大，人们普遍保持着“国家富强是个人幸福的首要前提”的共识，对政府伦理、国家道德治理都抱有很强的信任感和依赖性，也认同在必要时为了国家利益而甘愿牺牲个体利益的观念。
面对同一个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日益开放，它对社会风尚的影响是”，10年间的最大变化是，当代人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态度，越来越理性谨慎，不是表现得越来越开放、随意，反而是越来越慎重、严肃。
表1-8 目前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日益开放，它对社会风尚有何影响？（%）
“伦理场”主要是指对社会、个人的伦理关系、观念和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在伦理世界中，主要是以家庭伦理、职业伦理、公共伦理为三大伦理场域，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三大伦理关系为主要考察类型，从而期望发现其中的社会伦理行为和伦理问题。总体来说，在三大伦理场域中，社会因素得到了大幅提升，它既可以表现在职业伦理场域中，也可以反映在公共伦理中，相比家庭伦理场域而言，其活动及其影响力大大增加（见表1-9）。
表1-9 您认为在自己的成长中得到道德训练的最重要场所或机构是？（%）
家庭伦理场的突出问题，相比10年前，发生了改变。10年前，排在首位的是“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而今天，排第一位的是“养老问题”。它表明，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家庭伦理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已经转向了父母一代。
职业伦理场问题突出，10年间的调查结果都认为“大多数人将职业当成谋生的手段，缺乏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加起来达到60.0%，这说明10年来我们的职业伦理和道德要求没有丝毫进步，职业道德教育是失败的。
在社会冲突方面，10年间最突出的问题依然是关于社会公正的诉求，但是显示出一种矛盾心理。在2017年的大调查中，关于“您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冲突是？”的回答排在第一位的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33.4%），排在第二位的是“老无所养，未来没有把握”（43.7%）。在关于公正问题的其他调查中，对“总的来说，您认为社会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回答“说不上公平也说不上不公平”的排第一位，占38.0%；对“和前几年相比，您认为目前我国社会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现象”问题，认为“没什么变化”的占53.0%，认为“有很大改善”的，占33.5%。然而，在调查最担忧的社会问题时，人们的回答却一致地集中到了信任问题上。这一方面显示出人们在公正与诚信问题上的摇摆，另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在人们心中，这两个问题已成为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见表1-10）。
表1-10 对当今中国社会，您更担忧哪种问题？（%）
人与人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冷漠、社会诚信缺乏、人与人之间信任度低、公正心缺乏等方面，与10年前的“过度的个人主义”“竞争激烈、利益冲突加剧”等突出性因素相比，其变化在于：道德主体间的冲突问题即“我”和“你”之间的关系问题变成显性因素，如何与他者相处、“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道德问题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
在人与自然的冲突方面，相比10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无论是从社会秩序方面说，还是对个人生活而言，都只占了很小的比例。而且在2017年的大调查在讨论“您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冲突是？”中，人与自然的冲突问题也只占了不到20.0%的比例，这反映出一个信息：国家在自然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人们很信任这一努力，并没有表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过度紧张和忧虑。同时，也印证了另一个10年道德发展轨迹中的新变化，就是当代人越来越投入社会领域中，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所开启的社会交往和虚拟世界，没有太多的热情和心思来关注自然问题。
第一，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认同度强，但现实影响力弱。在2017年关于“对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您最向往的是”和“您认为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生活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问题的调查中，人们对这两个问题中“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选项的支持率分别为60.1%、50.4%，远高于2007年的20.8%，这表明中国传统道德在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精神的四元素构成中占据了核心、领先的地位，而市场经济道德由40.3%下降为17.5%，意识形态提倡的道德基本不变，维持在23.0%左右，西方道德影响持续下滑，由11.7%降到8.3%。这组数据直接反映出当代社会人们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认同度和依赖感非常强烈，西方道德观念的影响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基本不足为据。
但是，2017年大调查“对当前我国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因素是”的回答，“传统文化的崩坏”排在第一位，占比高达41.2%，远高于其他三个因素。与10年前的12.0%相比，这一数据上升了近30.0%，说明在这短短的10年间，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在当代社会的认同度虽高，但在现实的伦理秩序和道德生活中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却日益降低，中国传统道德成为一种观念上的道德渴望和理想，在道德实践中却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第二，国家伦理信任度高，但实际存在感低。在2017年的调查问卷中关于“如果国外报道与国家主流媒体的宣传内容不一致，您倾向于相信”“如果朋友圈的消息与国家主流媒体的报道不一致，您相信哪一个”，人们选择相信“主流媒体”的比例分别为68.5%、59.6%，与10年前“相信国外媒体报道”截然相反。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过去一年，您对各种政府网站的使用情况”，选择“从不使用”的比例高达69.7%，显示出当代人在国家伦理“知行合一”上的道德分裂。同时，关于“您认为中国梦和您个人、家庭追求美好生活有多大程度的关系”的问题，回答“关系很大”的只有35.5%，回答“关系不大”的占36.9%，回答“不清楚什么是中国梦”的占18.4%，回答“根本没有关系”的占9.1%，后三者合起来占比高达64.4%，这也与人们对国家伦理的高度信任感形成巨大的思想与现实反差，值得深思。
在2007—2017年的10年间，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变化轨迹，在道德世界所呈现的整体气象令人欣喜，虽然10年间展现出许多新的问题，但总体上却始终洋溢着一种确定性的、积极乐观自信的精神气质。
道德世界反映的是道德主体与客观自然（社会现实）、主观自然（感性欲望）之间基本的关系问题，10年间，人们对道德世界的期许和信念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升了，同时在道德信念、道德基本关系的处理、道德规律的把握等方面相比10年前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虽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主流的道德价值倾向已经转向了“利”，但是，当代人心中的道德世界观却仍以“义”制“利”，表达出追求至善的道德信念。
2017年关于“请问您是否同意现代社会好人有好报，恶人终究会受到惩罚”的调查，表示“完全同意”的占15.2%，表示“比较同意”的占50.7%，这说明人们对于道德善恶的因果律所持有的道德信念仍然很强烈。即使面对“跌倒老人扶不扶”“好心人会被冤枉”等道德难题，人们所表达出来的主流道德信念依然是善意的，这种良好的道德信念和社会心态一定要得到珍惜，要培育建立完善的道德制度、行为机制和评价机制，来保护发扬这一“善端”，因为已经有30.0%的人表达出了警惕意识并开始运用理性思维寻求保护，更有20.0%的人表示“再也不会帮助别人了”（见表1-11）。
表1-11 如果在路边看到一个老人摔倒，您的反应是？（%）
表1-12 好心人救助老人却反被诬陷的事情。假如您是这位好心人，您会？（%）
要特别关注的是，形成对立思想状况的景象也同样存在，如“请问您是否同意现代社会守道德的人大多吃亏，不守道德的人讨便宜”，表示“同意”和“不同意”的比例恰好相同，都是50.0%左右，这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德福不统一”现象对人们道德世界观的影响仍然很大，道德同一性规律在现实生活中处于脆弱的不稳定状态，要建立牢固的道德世界观信念还须努力。
道德方式，主要区别于“从实体出发的”伦理行为方式而言，着重探讨当代社会中的道德主体有关何者优先性的问题，考察的是道德与利益、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德性与正义等的关系问题。在2007年的大调查“德性与公正”之间的关系中，呈现的结果是二元对峙，德性与公正各占50.0%。在2017年的调查结果中，“社会公正”远优于“个体德性”，但是，认为“二者应当统一”的比例占到了51.1%，反映出人们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已经趋于正常化，不再是一种分裂的对立式观念，更多的是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种内在关联统一的观念下，人们的思想又表现出更加隐秘的变化，即二者在发生矛盾时，“个体德性”领先于“社会公正”（见表1-13）。
表1-13 您认为对社会生活而言，个体德性和社会公正哪个更重要？（%）
在2007年的调查中，关于“对社会行为是否符合伦理道德的判断依据”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回答，排在前两位的是“大多数人认同的道德规范”（57.6%）、“自己的良心”（51.0%）；到了2017年的调查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变成了“传统道德观念”和“自己的良心”，而“大多数人认同的道德规范”已经退化，选择比例只有不到20.0%。这表明，当代人有了更加理性化的道德观念，不容易随波逐流，而是有了独立客观的见解和认知，这一转变也反映出传统道德观念在当代社会的认同度大增，获得了“90后”“00后”等新生代人的肯定。
公民道德实践的意愿和主体道德能力发生改变。比较2007—2017年的调查结果，一个可喜的道德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个体道德素质有了显著提高，“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由10年前的83.9%下降到69.3%，虽然仍存在着“知行分裂”的道德难题，但也反映出这十年来我国道德教育和道德治理初见成效，社会整体的道德困境有所改善，公民的道德实践意愿和现实行动能力开始增强。此外，在2017年的调查中，对于一系列问题如“我会经常关心比我不幸的人”“我时常会同情他人的难处”“在做决定前，我会试着从每个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当我看到有人被利用时，时常想要保护他们”“我有时会试着站在他人的角度，以更好地理解我的朋友”“在批评他人之前，我会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我处于那个位置会有什么感受”等，表示“比较符合”的占比基本在25.0%左右，表示“一般符合”的占30.0%左右，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人都能从“我”出发来思虑他者，说明当前人们虽然十分看重个人利益，但已经表现出对他者存在着明显提升的善良意志和道德关怀，整个社会显露出一种向善的道德努力，正逐步形成一种健康、友善、关爱的公民道德生活环境。
道德主体的道德认知、自觉意识和自我约束力也大大改善。对于2017年新增加的调查问题，如“您认为餐馆里说话声音很大是否关乎道德”“在公共场所的椅子上睡觉是否关乎道德”“您本人是否随地吐痰”“您本人是否在公交车或地铁上大声打电话”等，80.0%以上的人都有着清晰的、肯定性的道德认知，并有60.0%以上的人做出了“从未有过”的肯定性回答，充分说明了人们面对这些细微的行为活动，其道德素质已大为提升，对自我道德行为的约束力也日益增强，道德自律性更加凸显。
这一调查的目的，一是对比分析中国伦理道德精神的结构形态、伦理世界、道德世界中的新变化；二是试图发现影响当代社会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元素和新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影响。
通过考察2007—2017年的大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的两大策源地即家庭和学校，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影响伦理道德精神发展的主体因素方面，也呈现出10年间的一致性，如2017年的调查选项，“您的思想受什么人的影响最大”“您认为现代孩子的价值观受何种因素影响最大”，排在前两位的仍是教师与父母。
关于道德榜样、英雄人物、革命传统教育的道德教育，仍要大力提倡，引起重视。“民族英雄和新时期的先进人物，您觉得还值得在社会上大力提倡吗？”认为有必要的占59.6%，表示不了解、不关注的人竟然接近40.0%，充分说明这一工作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要加大单位、社区、机构、组织等社会伦理、公共伦理场域的道德影响力，因为它们在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却没有发挥出相应的道德作用。在2017年新增加的问题中，对于“您所在的单位是否进行道德教育？”回答“有”的仅占4.0%，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关于“对当前我国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因素是”，对比10年间的调查结果，发现有着明显的差异。2007年的调查显示，“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排在首位，高达55.4%，后面依次是：“外来文化冲击”，占28.2%，“传统文化的崩坏”，占12%，其他，占4.4%；而2017年调查的排序结果，显示出多元的影响因素：“传统文化的崩坏”“以权谋私，官员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外来文化冲击”“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网络技术的发展”等，其中“传统文化的崩坏”排第一位，占41.2%；“以权谋私，官员腐败”排第二位，占26.5%；这两个因素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这一差异不仅显示出，十年来影响我国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的主要因素的数量大大增加了，而且凸显出现实的社会变迁本身对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影响与作用。10年间，官员腐败现象已经受到人们的深恶痛绝，产生了恶劣的社会道德影响，成为10年伦理道德发展轨迹中的突出性否定因素。在对“哪些因素应当对当前社会不良道德状况负责”的追踪调查中，“以权谋私，官员腐败”延续了10年前的结果，仍旧排在前列，占比高达55.3%。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伦理、官员道德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成为时代之痛。另外的几个否定性社会因素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企业不讲诚信、损害社会利益”，排在第二位，超过了原来的“社会不良影响”，说明企业伦理有待加强。
除了社会文化、环境等否定性因素，还有主体性方面的影响因素，如对于“伦理道德方面最不满意的群体”，相比10年前的同样问题和答案，人们却只是对“娱乐明星”表示最不满意。在谈到其他具体的道德败坏现象时，对“当前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严重程度”“当前社会生活奢侈，铺张浪费的严重程度”“当前干部不作为，相互推诿扯皮的严重程度”“企业危害社会利益等的严重程度”“娱乐界、媒体污染社会风气，缺乏社会责任的严重程度”“社会公众人物利用知名度攫取社会财富的严重程度”等，认为“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合计起来都超过60.0%，这说明在整个社会道德环境中，干部道德、企业伦理、公共道德都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力，而且其负面、消极的影响力非常大，因此，各社会群体、组织单位等在弘扬正能量、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10年间，影响中国伦理道德发展轨迹的复杂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第一，社会大众心态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2017年的大调查虽然基本延续了10年前的问题模式，但其问题的设置和安排更加细致化、多样化、具体化，对于同一类主题从多个角度设置问题，并安排排序选择的形式。大量调查数据显示，对这些从不同角度设置的问题的回答出现了交叉、重合的现象，这表现了大众认知和心理上的矛盾、困惑。
第二，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成为影响当代人道德观念的突出因素。在2017年的调查结果中，与10年前相比，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伦理道德精神的影响力结构发生了变化，网络技术虽仍排在首位，但是它对当代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生活的影响力度急剧上升。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您一般是从什么渠道最先知道的？”选择“网络”和“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介”的分别为32.5%、23.6%；对于“过去一年，对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博客、播客等）的使用情况”，给予肯定性回答的占61.2%；关于“对形成我国当前各种新型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哪些因素影响最大？”关于选择“网络和媒体”的比例高达47.2%；对于“从网络中获得的信息对您的思想行为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认为“影响很大”的占22.2%，认为“有一些影响”的占53.6%。关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伦理道德的影响”，认为有“积极影响”的占54.8%，认为有“消极影响”的占15.7%。这表明，在“社会”的伦理道德策源地之中，互联网已经构成人们伦理道德交往的“主阵地”，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中的重要道德场域。但是，互联网场域的社会交往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道德信任和可靠性。
尽管这十年来我国道德发展呈现出快速、多变的态势，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生活实践发生了诸多冲突与变迁，但无法阻挡民众心中对未来道德发展所持有的乐观精神和自信心态，这为我国伦理道德建设的美好前景奠定出良好的社会大众心态。2017年调查中对于“你觉得今后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会变得怎么样？”，回答“越来越好”的占71.4%。关于“您对于我们正在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看”，回答“充满信心，因为它能给中国带来繁荣富强”的占47%，回答“不太了解，但相信这条路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占36.4%。
2017年的系列问题调查，如“政府倡导的文明城市创建效果如何”“政府推动的学雷锋效果如何”“政府推动的志愿服务效果如何”“政府倡导的反腐倡廉效果如何”“政府倡导的典型人物的宣传活动效果如何”“政府推动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效果如何》”，回答“效果很好”的比例都在60.0%左右，可以说，政府与国家伦理仍然是人们心中最强烈的实体性依赖，人们对由政府出面组织和管理，抱有很高的期待和信任，对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同时，在2017年的大调查中，关于“您听说过道德讲堂吗”这一问题，表示“没听说过”和“听说过，但没参加过”的比例合起来达91.3%，这表明政府在社会道德治理的普及化和大众化上，亟待努力。
在10年的道德发展中，市场经济道德始终是我国伦理道德精神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子，而且，随着我国市民化、社会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以及全球化、网络化的全面渗透，如何引导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追求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在2007年调查中，对“您认为目前的人际关系”问题的回答中，表示“受功利原则支配”的排在第一位，占38%；而到了2017年，这一比例高达63.0%，可以看出公民大众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已经出现严重偏离，“义利”辩证关系的价值导向严重失衡，这对于人们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产生重大威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虽然家庭在当代社会中所承担的伦理约束力和道德影响力在下降，但仍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对个体而言，最重要的伦理生活关系和道德受益场域仍然是家庭，父母成为最直接有效的道德教育者。同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也同样获得人们高强度的认同，2017年的调查，关于“您根据什么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符合伦理或道德”的问题，选择“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比例高达51.2%，这表明，家庭伦理和传统道德资源有着深厚的文化认同根基和大众支持率，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未来道德发展必须有力地推动家庭伦理教育的深化和中国优秀传统道德资源的当代化普及与落实。
（赵素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