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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本身必须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是亚里士多德经典法治定义的两项要素之一。在现代法治体系中，为了实现良法的目标，就必须确保立法活动本身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在我国，《宪法》确立了立法制度的基础和框架，《立法法》则将立法制度予以具体化，并进一步对其科学性和规范性发挥了补强和延展功能。由此，《立法法》成为最为重要的宪法相关法之一。近几年来，围绕包括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在内的诸多法治事件，相关宪法学讨论经常伴随着立法实践和《立法法》而展开。如果将《立法法》视为动态的宪法，也并不夸张。因此，对《宪法》与《立法法》的统合性研究具有重要性，宪法学者加强对《立法法》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宪法学和立法学的适当融合也具有迫切性。
王建学教授的主攻方向是宪法学，自读博开始就一直以央地关系和地方制度为具体研究领域。2008年他以“作为基本权利的地方自治”为题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我曾担任其答辩委员会主席。就我的了解而言，他在多年来的央地关系和地方制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三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是注重比较法特别是中法两国宪法的比较研究，二是注重对宪法文本进行系统的规范分析，三是注重挖掘历史文献并结合历史语境。随着央地关系和地方制度研究的方法、内容和体系日臻成熟，他不断拓展并开辟新的学术领域，研究主题不仅包括了立法学，而且还涉及人权法、监察法和环境法等。
《立法法释义学专题研究》一书，是王建学以宪法研究为基础，在立法学领域沉潜深思的重要成果。通过对若干代表性具体立法问题进行较为精致的分析，该书主张在立法学研究中使用法释义学或法教义学的方法，即以《立法法》的条文为基础和框限来解决立法实践中的相关问题。但值得欣慰的是，该书也并未因此落入注释法学的窠臼，作者对《立法法》的释义始终注意到并结合了特定的社会背景，保持了智识思考上的开放性。故该书所倡导的立法法学恰好体现了我国法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不断成熟和深入的总体趋势。
综观全书，我认为其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基于《宪法》对《立法法》进行解释，进而实现宪法学和立法学的有效结合。作者将宪法释义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结论充分运用到《立法法》的解释中，比如，以宪法价值溯源和内涵填充等方法阐明《立法法》特定条文的含义，从而为《立法法》的准确适用奠定规范基础。此外，作者还借助合宪性解释方法，基于《宪法》对《立法法》的特定条文进行规范反思和批判，实现了法教义学的体系内批判功能，最终助益于立法制度的完善。
二是聚焦代表性、典型性的立法实践问题，对《立法法》特定条文和制度建立深入且系统的解释框架。比如，《立法法》第99条（原第90条）规定的被动审查机制是我国审查制度的重要问题，作者通过对审查要求与建议的性质、效力和相互间关系等问题进行规范释义，形成了较为精致和优化的制度性解释方案。当然，《立法法》中包含多项具体制度，作者显然无法对整个《立法法》实现全覆盖，但其已有分析内容和思路对其他立法制度的研究不乏借鉴价值。
三是注重比较研究特别是比较解释方法，从而丰富《立法法》解释的学术想象力。比如，关于《立法法》第13条的试验性立法问题，作者非常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中法两国的比较研究，从而确立起以比例原则为主旨的《立法法》第13条解释方案。我国的《立法法》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特性，但其中的某些制度不乏比较法意义上的可借鉴项。因此，比较研究的思路特别是比较解释的方法就具有较强的学术增量价值。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可能在于，与作者所倡导的立法法学或立法法释（教）义学相比，书中对具体专题的分析虽然较为精致，但关于立法法学的基础理论分析和建构则略显薄弱。晚近以来，学界关于立法（学）与法教义学的结合性研究逐渐深入并取得若干成果。这些成果将有助于在理论上证成该书所倡导的立法法学。故也有理由期待作者未来在该领域持续性地做出学术贡献。
诚如萨维尼所言，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种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构完成，如何立足于中国实践，接续中国法制演进的优良传统，亟须法学学术主体意识的自觉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以此言之，王建学教授的本部著作，代表了中国优秀青年法学学人的有益尝试。近几年来，王建学通过一贯的勤学敏思从而成果丰硕，特别是在2020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资助更是殊堪嘉许。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看到王建学的不断成长，我甚感欣慰，期待他励志笃行，卓然大成。
是为序。
秦前红
《法学评论》主编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2021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