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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东乡族本科生的英语学习焦虑现象为线索，挖掘目标群体的英语学习焦虑与语言冲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外语教育规划层面对语言冲突的诱发因素做出针对性的调节，使东乡族本科生在心理健康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其文化优势实现专业发展。开展本研究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一项以经济建设为主导，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共同发展的重大举措，其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语言是实现“五通”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促进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也是服务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沈骑，2015）。由此，李宇明（2015）提出，“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必将促进沿线国家之间人员的流动，届时沿线国家的交通、商业、教育、旅游等各行业之间的交流势必增加。培养能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通有无的区域特色人才，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参谋助手”、“政策推手”与“项目抓手”（辛越优、倪好，2016）。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涉及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多元文化区域的典型代表，其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与“一带一路”西线的其他国家有很多交集。因此，提高该区域少数民族的外语水平，使其成为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区域特色人才，是实现与“一带一路”西线国家“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助推器，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保障。然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涉及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长久以来受经济、交通、环境、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教师水平、生源质量、教育资源、教育政策实施等方面均与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有较大差距，少数民族学生多通过当地民族优惠政策，以较低的高考成绩录取、接受高等教育，英语水平比较低下，严重地阻碍了其专业发展。
以东乡族为例，东乡族是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心线——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绝大多数东乡族聚居于我国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受当地经济、交通、师资水平、民族传统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东乡族基础教育薄弱，各项教育指标长期处于各民族之末（曹建华、陈其斌，2011）。大部分东乡族学生依靠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以较低的高考分数进入高校学习，在校英语学习压力较大，表现出较明显的英语学习焦虑情绪。东乡族的语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与“一带一路”西线阿拉伯国家有一定的交集。缓解东乡族本科生的英语学习焦虑情绪，使其在心理健康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特色实现专业发展，可为教育部门与语言规划部门进一步培养符合“一带一路”战略所需的区域特色人才提供新思路。
21世纪初，在校学生的学习生活研究逐渐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但对相关话题较为感兴趣的多为我国的教育学界，所呈现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学习生活的宏观研究。此类研究普遍通过文献梳理的方法，分析学习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学习生活对教学生态、学生的德育培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例如，郭思乐（2005）提出，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中，学生的德育培养长年得不到重视，其培养过程多渗透于教学或德育课程当中，属于“外施的”、“刻意的”，难以进入到学生的内心深处，以致基础教育领域中教学生态被破坏。他认为学习生活是学生生活的重要环节，是中小学生发展天性、形成美好德行的摇篮。因此，德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学生的学习生活问题，教育工作者应注重在学习生活中培养学习者的品德。唐荣德（2005）认为，我国的学校教育过于关注学生的学习问题，而对学生的学生生活关照不足。学习生活是学生所经历的一种特殊成长历程，是突出学生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培养学生人文知识、人文精神的重要依托。当前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学生的规范性，而忽视个体的生成性与个体性，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
第二类是对学习生活的调查研究。此类研究多通过问卷、访谈等手段，对我国中小学生、本科生以及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生活进行了调查与探讨。例如，王俊山、张燕燕、柯慧（2011）抽取上海市静安区3200名中小学生作为被试，通过自编《学生学习生活质量问卷》并实施问卷调查，发现上海市静安区小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良好，但随着年级与年龄的增长，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呈下降趋势。曹冉（2013）运用访谈法、观察法和文本分析法，通过上学、课堂听讲、回答问题、做作业、考试等日常学习情境对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的“学困生”实施观察与访谈，发现“学困生”在学习生活中主要存在心理安全感缺失、教师支持不足、学习策略相对滞后等问题。李军、陆惠、张卫民（2016）对北京林业大学350名本科生实施问卷调查，以探究微信对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影响。调查发现，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使用微信的频率较高、使用范围较广，微信对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简单回顾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于学习生活的研究呈现两大特点：首先，对于学习生活的研究多在我国教育学领域展开，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中小学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等，但针对学习生活体验更加多元化的我国少数民族群体观照不足。其次，从研究范式来看，目前与学习生活相关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不论是思辨为主的定性研究，还是通过发放问卷进行的调查研究，均是“自上而下”地就学习生活的重要性进行调查或讨论，而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某一现实问题而开展的针对性调查成果较少。基于前人的相关研究，本书试图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进一步开拓思路：
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本书将东乡族本科生的英语学习焦虑视为个体在其学习生活中，内部心理环境的一种表现方式。学习生活既包括学习者周围的外部环境，如学校环境、社区环境、家庭环境等，也包括学习者个人的内部环境，如心理环境。人是社会的产物，其心理发展受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在研究“英语学习焦虑”这一心理现象时，即可基于个体自身的心理系统进行研究，也可将心理系统置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展开讨论。John Dewey（1981）提出“教育即生活”，学生的学习过程不仅局限于课堂、学校当中，家庭、社会等周围环境往往对学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产生的英语学习焦虑问题，可从学校、社区、家庭、文化氛围等多方面进行考量。在此视角下，东乡族英语学习者的焦虑情绪可从其周围的外部环境因素入手，挖掘学习生活内、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剖析目标群体产生英语学习焦虑的原因。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以学习生活为课题的相关研究多通过量化手段展开调查。采用量化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优势在于发现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相关研究也是基于量化研究方法的优势，“自上而下”对某一群体的学习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从而得出普遍意义上的结论，但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某一现实问题而开展的针对性调查成果较少。本书认为，学习生活是以有血有肉、拥有情感而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体——人为中心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自身的“生成性”、“不确定性”和“矛盾性”（李森、王牧华、张家军，2011）。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理性、技术思维膨胀，这种思维模式过于依赖客观数据，更倾向于将现实中的同类事物抽象化、规律化。正如Erich Fromm（1988）所说：“我们认识事物一般有两种方式：抽象和具体。在当代西方文化中，这种两极倾向几乎完全让位给了单一的人对物的抽象倾向，而忽视了关系的具体性和独特性”。基于“人”的个体差异性和独特性哲学理据，本书在方法论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为主、量化研究方法作为辅助的思路。首先，研究通过“英语学习焦虑量表”对目标研究群体进行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最终筛选出三位英语焦虑水平较高的被试作为初步观察对象。随后，研究者以三位研究对象在学习生活中所面对的英语学习焦虑为线索，分别对其进行个案追踪调查，并结合个案研究结果，从外语教育规划层面提出针对性的调节措施。
长期以来，以理论为导向的应用语言学多采用“自上（理论）而下（实践）”的研究范式，将语言学理论单向应用于实践，形成了研究范式的“单行道”（沈骑，2012）。在“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倾向日益明显，研究问题日趋复杂，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研究范式已是大势所趋。本书聚焦于东乡族本科生在学习生活中产生的英语学习焦虑问题，采用质性为主、量化为辅的研究方法，“自下而上”地探讨如何使东乡族学生群体在心理健康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身的民族文化优势，实现专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