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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是我国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东乡族人口总数约六十多万，其中绝大多数分布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的东乡族自治县气候干旱、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状况始终不尽如人意，是国务院与甘肃省确定的重点扶贫县之一。受当地经济、交通、师资水平、民族传统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东乡族基础教育薄弱，各项教育指标长期处于各民族之末（曹建华、陈其斌，2011）。大部分东乡族儿童在接受初等教育之前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从小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学习、使用东乡语，直至正规教育阶段（小学阶段）才开始接触、学习汉语。
然而，由于东乡族自治县师资力量薄弱，东乡族本族的教师、尤其是英语教师严重匮乏，聚居区内绝大多数英语教师均为汉族人，并不懂得东乡语。这导致东乡族学生在其英语课堂学习中，需要借助自己并不熟练的汉语来掌握英语，学习过程中“费时低效”的现象尤为突出。基础教育阶段结束之后，东乡族学生大多通过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以较低的“高考”分数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面对身边英语水平较高的汉族同学、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硬性成绩要求、与专业课相关的英文文献，东乡族学生在高校的外语学习压力较大，表现出较明显的英语学习焦虑情绪。
学习生活既包括学习者周围的外部环境，如学校环境、社区环境、家庭环境等，也包括学习者个人的内部环境，如心理环境。在学习生活视域下，上述提到的东乡族本科生的英语学习焦虑情绪，可视为个体内部心理环境的一种表现方式。生活世界哲学观认为，个体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密不可分，只有实现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和谐统一，才能实现个体自身的全面发展。正如K.Lewin（1935）所提：个体产生的任何行为（如心理行为）均源于各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事物整体，包括个体自身与其所处的周围环境（详见Lewin心理场论）。由此，东乡族英语学习者的焦虑情绪可从目标研究群体周围的外部环境因素入手，挖掘其学习生活内、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剖析目标研究群体产生英语学习焦虑的原因。
东乡族本科生的外部生活环境当中，有两种外语存在着潜在的相互竞争关系：英语与阿拉伯语。一方面，从学校层面来看，东乡族本科生的在校学习生活环境当中，英语毫无疑问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论是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还是专业英语（ESP）课程、专业课外文文献阅读，高校教育体系当中所谓的“外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英语教育。另一方面，从社区、家庭层面来讲，阿拉伯语在东乡族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阿拉伯语对东乡族群体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语言本体、民族文化习俗两个方面：首先，东乡族的母语为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该语言的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是一种仅存在口语而无文字的语言（《语言学百科词典》，1993）。东乡语词汇中的混种词较多，包括汉语、阿拉伯语、东乡语、突厥语、波斯语五种（金双龙，2013）。有研究认为（徐丹、文少卿、谢小东，2012），东乡语当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突厥语并非借词，而是其先民底层语言的反映。由此可见，承载着大量民俗传统文化的东乡语，在东乡族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语言本身与阿拉伯语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交集。其次，东乡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前往当地清真寺“诵经”是东乡族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在寒、暑假期，部分在读东乡族本科生对“诵经”的参与度也极高。罗莉（2015）通过实证调研发现，面对东乡族学生的英语学习困难情况，部分家长已对孩子的英语学习失去了信心：“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去学习英语，倒不如多学学阿拉伯语”，因为“不学阿语、不做礼拜，就不会做人”。由此可见，非正式教育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阿拉伯语更加契合当地族群的传统文化诉求，在东乡族的民族文化习俗中占据一定的影响力。
语言竞争是广义语言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东乡族本科生在其外部学习环境中所面对的语言冲突，与其个体内部的英语学习焦虑心理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语言冲突极少源于单纯的语言、文字问题，其背后往往隐藏着经济、宗教、文化等更深层次的冲突源（李丹，2015）。那么，在东乡族本科生在学习生活环境外部（学校、社区、家庭）所显现的语言冲突，有哪些更深层次的诱发因素？如何利用语言冲突的正向功能，从外语教育规划层面对这些诱发因素做出针对性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