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主流理论对货币乘数有两个口径的界定，一是存款派生乘数，这是由单家银行（或若干家银行）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下的存款派生机制而推导出的；二是（基础）货币乘数，这是基于存款派生乘数的逻辑，在加总层面由基础货币到货币供应量的派生机制而推导出的。不论是哪种货币乘数，它们的理论逻辑其实并不严谨，与实践逻辑也不一致。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乘数理论的提出是将法定存准率机制从央行对单家（或若干家商行）的调控效应扩展到整个商行系统，忽略了对央行—商行层面存款派生机制的考察，没有考虑到央行收取法定存准后的资金运作，忽视了央行在创造信用货币中的存款乘数，这导致在货币政策操作中会高估法定存准率调整的功用。
本书提出一套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存款派生乘数”的新货币乘数理论，用以诠释传统货币乘数在实践中缺乏解释力的问题。我们分析了双层银行体系和货币乘数的关系，分别讨论了商业银行—实体部门层面的存款派生乘数，以及央行—商行层面的存款派生乘数，比较了二者的差异。我们进一步地展示了双层存款乘数框架下的实践逻辑，用中国和美国的实际数据印证双层存款乘数机制的存在性和运行逻辑，并论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理论存在的误区。在央行—商行和商行—客户双层存款派生机制的框架下，我们在传统货币乘数的基础上，设计了新的货币乘数计算方法，从不同角度衡量货币派生的效果，包括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乘数，央行货币净投放乘数，以及增量货币乘数，并将这些新口径的货币乘数和传统货币乘数进行了比较。
需要说明的是，货币乘数高低只反映经济金融运行发展中的货币创造机制和货币结构变化，并无优劣好坏之分。在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总量和金融总量的扩展，信用货币总量的扩张是一个客观趋势，与此对应，货币结构中履行支付功能的电子货币占比上升也是必然的。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如果数字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纸币，则货币乘数还将进一步提高。另外，从货币供应量角度看，货币乘数高低是权衡货币供应量多少和货币政策松紧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它只有与具体的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投资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和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利率水平变化、投资收益率等金融指标相连接中才能做出合适的判断。
[1] 需要注意的是，他们认为，“高能储备”由银行体系中的现金资产构成，但它并非法定存款准备金。
[2] 当然，现实中，由于不同银行的派生能力不同，把存款从派生能力小的银行转入派生能力大的银行，会导致货币量的扩大。
[3] 米什金的教材把存款派生乘数称为“简单存款乘数”，它等于银行体系存款的变动除以准备金的变动，这里的“准备金的变动”其实就是黄达一书提到的“原始存款”。为什么原始存款等于准备金变动？这里有个隐含的假设条件，即银行体系达到无限次存款派生的均衡状态。在这个状态，准备金的数额等于法定准备金的数额，没有超额准备。在均衡状态，给定的准备金规模对应着均衡时的存款规模，可以看成是该准备金规模派生了如此规模的存款。当法定准备金率下调时，银行体系出现超额准备，于是银行对外贷款，直到新的均衡实现，超额准备金再次为0。无论如何，最终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数额相对于降准前不变，它恒等于原始存款。但是由于降准，导致派生存款变大，银行体系存款派生能力增强。
[4] 由于银行间的资金往来不影响准备金的总量，故不用考虑同业拆借问题。
[5] 计算原理参见“五、双重存款派生机制与商行准备金的关系”。本书采用简化的计算方法，假定央行只与商行系统进行外汇买卖、证券买卖和票据买卖，央行“其他负债”均为央行向商业银行的正回购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