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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组建成立，一直到1984年与中国工商银行分立的36年间，它既履行着中央银行的职能也发挥着经营性银行的职能。其间，1953年以后，中国虽然曾设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等经营性银行，但它们均属人行领导；1965年11月，中国农业银行第三次并入人行以后，人行成为中国唯一的银行。在信用货币创造中，人行实际上发挥着央行货币创造和商行货币创造的双重功能，由此，两个存款乘数连为一体。从表4.6中可见，1952—1984年，“各项贷款”始终大于“各项存款”（这一现象延续时间实际上为1949—1993年），即贷差。贷差额最多的是1990年，达到3568.08亿元；贷差率（贷差数额/贷款余额）最高的是1978年，达到38.9%。贷款大于存款以有款可贷为前提，在存款资金不能满足贷款需求的条件下，人行运用了发行货币（即“流通中货币”）和自有资金等机制来增加可贷资金数额，由此，既将商行的存款乘数和央行的存款乘数连为一体，又将进入存款乘数的资金扩展到了“自有资金”。由于人行集央行职能和商行职能为一身，所以，法定存准率无效。如果按照 K =1/ r 计算，则存款乘数为无穷大；同时，人行尚未建立资产负债表制度和“储备货币”范畴，如果按照 K = M/B 计算，则货币乘数或者无法确定，或者只能以“存款货币/流通中货币”的方式计算。以“存款货币/流通中货币”计算，1952—1984年，货币乘数从3.42倍上升到4.72倍。从表4.6中还可以看出两个要点：一是尽管每年的新增贷款均在人行信贷规模管理的控制范围内，但总体上新增贷款数额还是超出了同期新增存款数额；二是贷款并没有引致等量的派生存款，即便假定“流通中货币”全部漏出，贷款余额依然大于“存款余额+流通中货币”。
表4.6 中国银行系统的信用货币创造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由此，中国银行系统迈出了市场化改革步伐。1994年10月27日出台了《货币供应量统计和公布暂行办法》，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5月10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8年1月1日人行取消了长期实行的信贷规模计划管理机制，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银行系统迈入了市场化进程。与表4.6相比，表4.7的背景有了三个变化：其一，人行与商行已分立为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系统，央行创造货币的功能与商行系统创造货币的功能相对分离，由此，央行的存款乘数与商行系统的存款乘数相对分立。其二，2001年12月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存贷款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由此，贯彻巴塞尔协议要求，实施资本充足率制度，存贷款投放受到存贷比和资本数额的限制。其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之后，防范金融风险，强化内控机制，成为央行和商行系统共同的着力点，由此，提高贷款资产质量，增加贷款损失准备，保障流动性比例，成为商行和银行业监管部门的关注指标。
表4.7 中国银行系统的信用货币创造
从表4.7可见，第一，1999—2019年，“各项存款”始终大于“各项贷款”（实际上，1994年以后，“各项存款”就已超过“各项贷款”，原先的贷差转向了“存差”），据此可以推论，贷款所需资金主要来自“各项存款”，因此，存贷款之间有着商行存款乘数效应。第二，“金融性公司存款”是“储备货币”的主要构成部分，它占“储备货币”的比重虽然从1999年的86.04%下降到2019年的69.72%，但依然居于高位；“金融性公司存款”占“各项存款”的比重从1999年的26.59%下降到2019年的11.71%，在大型银行法定存准率13%、中小银行法定存准率11%的条件下，2019年“金融性公司存款”226023.86亿元，近乎等于法定存准金，鉴于此，商行的超额准备金数额相当有限。第三，2019年“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117748.86亿元，明显大于“流通中货币”77189.47亿元，这反映了人行提供给商行系统的资金来源并不完全来自流通中货币，而是一部分来自商行在人行的“金融性公司存款”，其内在机制是央行存款乘数。第四，与1999年相比，2019年的“各项存款”增长了16.73倍，若把1999年的存款视为初始存款，则存款派生乘数为16.73，但货币乘数（ M 2 /储备货币）仅从1999年的3.5增长到了2019年的6.13，即按照 K = M/B 计算的货币乘数难以充分反映存款乘数。
中国70多年实践从内在逻辑上证实了货币金融运行中的确存在着商行和央行两个层次的信用货币扩张，与此对应，也就存在这两个层次的存款乘数。换句话说，任一时点上的各项存款余额均应是这两个层次存款乘数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形，如果仅在中国实践中存在，也许还具有特殊性，但它在其他国家的实践中也是存在的。
表4.8 美国银行系统的信用货币创造
续表
表4.8列示了美国商行系统和美联储2000—2019年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些重要指标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商行系统的存款乘数效应持续发挥。与2000年相比，2008年美国商行系统的存差从354.39亿美元扩大到3406.41亿美元；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全美商行系统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同等程度的提高，表现在存贷款上表现为存差进一步扩大。与2008年相比，2014年“商行存款”增长了44.74%、“贷款和租赁”仅增长了10.76%，存差扩大到28346.05亿美元；在退出量化宽松的背景下，全美商行系统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提高，但存差进一步扩大。与2014年相比，2019年“商行存款”增长了26.36%、“贷款和租赁”增长了31.23%，存差余额进一步扩大到32099.08亿美元。尽管如此，在全美商行系统中依然存在着存款乘数效应，20年间“商行存款”增长了2.54倍、“贷款和租赁”增长了1.71倍。第二，在基础货币中货币发行占据主体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联邦储备券”占“联邦储备券+央行存款”的比重从2000年的94.87%提高到2007年的97.97%，但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美联储向商行的放款增加，商行在美联储的存款增加，这一比重从2008年的40.60%降低到2014年的33.08%，2015年以后，在退出量化宽松的背景下，这一比重又逐步回升，2019年达到45.36%，但依然远低于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占比。由此可见，美联储量化宽松所运用的资金主要不是来自现金货币增发，而是商行在央行的记账式存款。第三，央行存款乘数明显提高。美联储的“联邦储备券”和“央行存款”主要用于向商行投放再贷款等资金。通过“证券、贷款等”路径投放的资金与“联邦储备券”之比，在金融危机前的2000年为91.53%，金融危机中从2008年的143.73%上升到2014年的340.75%，退出量化宽松后的2019年依然高达233.62%。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就资金面而言，主要是通过“美联储通过向商行购买证券（和再贷款等）、放出资金→商行将资金存入美联储→美联储再向商行购买证券（和再贷款等）、再提供资金……”的央行存款乘数机制实现的。这一过程从全美商行系统的“现金资产”也可得到证实。第四，以 K = M/B 计算的货币乘数与实践中存款乘数相去甚远。以 M 2 为例，按照 M 2 /（联邦储备券+央行存款）的方式计算，2000年美国的货币乘数为8.33倍，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过程中从2008年的3.91倍降低到2014年的2.99倍，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过程中又从2015年的3.15倍上升到2019年的3.99倍。这些数值的变化不仅与前述的存款乘数严重不符，也有悖常理。如果选择“ M 2 /联邦储备券”方式计算货币乘数，2000年为8.78倍，在2008年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中上升到9.64倍，在2015年实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中下降到8.99倍，2019年又进一步降低到8.80倍，更加贴近存款乘数的变化，也更符合实践逻辑。
综上所述，中美实践都证明信用货币创造中存在着商行系统存款乘数和央行存款乘数，这两个存款乘数交互作用的结果表现为货币乘数。这一实践结果，与货币理论中的存款货币创造、央行是银行的银行等原理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