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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每个科目都有着特定含义并有着对应数字。孙文对这些科目的具体内涵把握不到位，引致对货币创造中的一些认识偏差。
孙国峰（2001）认为：“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是公众的资产，是银行的债务”；“货币是公众持有的一种资产”。这一认识并不符合资产负债表的基本规范。
首先，货币和资产并非同一范畴。在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产”（即“资金”）指的是具有货币功能的资产。它既具有货币功能又属“资产”范畴，这直接意味着“货币≠资产”。其中，资产是货币的载体，“货币”只是这种特定资产所具有的一种特定功能。就货币本身而言，它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货币等功能，但它不具有所有权、产权和债权等功能；这些权力和利益属于资产范畴。因此，所谓的“货币是公众的资产”实际上已经将“货币”与“资产”相混了。
其次，货币也是商业银行的资产。“货币资产”位于资产负债表的左列。如果它指的是实体企业（或居民家庭）的存入银行的货币，则它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对应科目应为右列负债方的“客户存款”。“客户存款”在客户进行“存款”的时刻，它属于客户的资产；在“存款”手续办理结束后，它记入商业银行的负债但同时也记入商业银行的资产。这部分存款只有记入商业银行的“货币资产”后才能发挥货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也是商业银行的资产（并非只是公众的资产，也并非只是商业银行的“债务”）。另外，如果商业银行将吸收的“客户存款”通过“货币资产”科目存入央行，那么，这笔“客户存款”就转变为央行的负债和商业银行的资产。
最后，货币和资产的流程不同。从流程看，这笔“货币资产”发挥资产创造功能和发挥货币的交易功能是不同的。以100元货币资产为例，资产创造过程是：实体企业A将100元“货币资产”存入→商业银行的负债方增加100元“客户存款”→商业银行将这100元“客户存款”存入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账户，由此，商业银行资产方“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科目增加了100元资金；发挥货币交易功能的过程是：实体企业A向实体企业B达成购物合同→实体企业A向商业银行发出指令，要求其向实体企业B支付60元→商业银行从其在央行的存款账户中划出60元到实体企业B的银行账户→商业银行将实体企业A的“客户存款”减为40元并通知实体企业A→实体企业A的“货币资产”减为40元，同时“存货”增加60元。在实践中，这两个流程是不可相混的。
孙国峰（2019）认为，货币的本质是“无限跨期价值尺度的一般性债务”。银行的“贷款能力是无限大的，贷款规模只受到客户需求的限制”。“多家银行的运行类似于一家银行，其贷款能力也是无限大的”。“银行应当是无限存续期的机构”，“当有了背后是政府的无限存续期的中央银行支持后，银行存款货币就具有无限存续期的特征，可以作为无限跨期价值尺度的一般性债务，可以在未来任何时期清偿其他的债务”。“只有银行没有预算制约，它的资产负债规模在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大”。这一系列的“无限”大致涉及了时间、数量和能力等范畴，但与资产负债表的要求并不相符。
首先，从数量看，在任何主体的任何一张资产负债表的任何科目中数字都是具体的、有限的，不存在“无限”的数字，因此，不论是运用银行资产负债表还是运用央行资产负债表都无法证明银行或者央行具有无限大的贷款能力，与此对应，也无法证明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可以无限扩大。
其次，从时间看，货币、银行和央行均非人类存在伊始就已存在的经济现象，迄今也尚难证明只要人类还存在，它们就必然存在，因此，货币的“无限跨期”、银行“无限存续”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基本的时空观的。另外，任何债务均有着明确的时间界限，即便是永续债也不是可以无限期存续的债券，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无法证明“无限跨期”的一般性债务是存在的。
最后，从机构间的机制看，政府并非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也尚难证明在人类继续存在的历史中它始终存在，由此，即便有着政府的支持，央行也难以“无限存续”（且不说，理论上也还有人在探讨“去央行”）。央行的有限存续必然引致货币、银行和债务的有限存续。另外，在无限存续和贷款能力无限大中，政府→央行→银行之间的“支持”并非市场机制，而是行政机制安排。如果孙文研讨的货币创造以行政机制为基础，从研讨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出发，则需要专门构建新的体系框架。
孙文在分析中强调：“银行和公众在货币面前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货币面前，“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银行的负债是货币，央行的负债是基础货币，不在一个层次上”（孙国峰，2001）；在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基础货币和货币不在一个层次”（孙国峰，2019）；“在私人信用货币制度下，发行货币的权威是部落首领或者宗教领袖”。这种“不平等”和“不在一个层次”的表述，与市场机制中公平观、平等观的最基本要求并不一致，在国内外主流的金融学教科书和相关论著中均无提及（也无论证）。
首先，货币贯彻着平等理念。市场机制以介入市场交易的一切主体处于平等地位为基本前提。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 [7] ，在货币上这种平等机制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货币是同质的，只有量的区别；为同质性所决定，货币没有等级差别，“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都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8] 。由此，在货币面前强调“不平等”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
其次，“地位是不平等的”语焉不详。孙文强调银行和公众在货币面前的不平等地位，但未阐明是要强调债务人的权利要比债权人的权利更重要，还是要强调银行的货币比公众的货币有着更高的含金量，抑或是要强调货币在银行手中要比在公众手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功能？从主流金融学教科书和已有论著看，有三个要点是清楚的：其一，货币功能（如交易媒介、储藏手段等）不论对公众还是对商业银行来说都是一样的，并不存在对某一主体拥有这种功能而另一主体则不具有这一功能的现象。其二，不论是在商品交易场合还是货币借贷场合，交易都是以双方当事人彼此之间的地位平等从而达成的合同关系能够充分反映彼此的意愿为前提的，并不存在交易中的某一方应当拥有某种特权（从而可以强制对手方接受合同）的情形。其三，中国现实中的确存在某些由非市场机制引致的商业银行服务不规范的现象，但它们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予以克服的，不能作为理论原理予以确立。无论如何，将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地位不平等作为货币创造的重要条件，既不符合所有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不符合法治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实践。
最后，从基础货币的构成看，它由央行的“货币发行”、商业银行缴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构成，那么，其中哪个部分不属于货币范畴？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经营运作中通过吸收存款方式获得的资金和股东投资形成的资本性资金，它与客户资产账户中的“货币资产”（或“银行存款”）相比，除了资产的主体不同外，其他方面并无实质性差别。从中国货币供应量的统计角度看，央行的“货币发行”属于M 0 范畴，商业银行吸收的各类存款（包括它们存入银行账户中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则属于M 1 或M 2 范畴，因此，存在着货币统计层次的差别。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牵扯不到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地位不平等问题。从金融监管角度看，央行拥有监管商业银行的职责，商业银行属于被监管对象，因此，二者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但监管必须依法展开，既尊重市场规律又贯彻法治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很难用“地位不平等”予以表述。从资产运作看，央行“货币发行”所形成的资产既可以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路径贷放给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购买债券（如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路径流向商业银行等交易对手方。在这些金融交易中，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地位是平等的（至少在理论上不能以假定央行强制商业银行接受某项交易为前提）。
[1]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4—615页。
[2] Macleod原文（此处引用的是1905年第六版）为：“In modern times private bankers discontinued issuing notes，and merely created Credits in their customers' favour to be drawn against by Cheques. These Credits are in banking language termed Deposits. Now many persons seeing a material Bank Note，which is only a Right recorded on paper，are willing to admit that a Bank Note is cash. But，from the want of a little reflection，they feel a difficulty with regard to what they see as Deposits. They admit that a Bank Note is an ‘Issue’，and ‘Currency’，but they fail to see that a Bank Credit is exactly in the same sense equally an ‘Issue’，‘Currency’，and ‘Circulation’（Macleod，1905，Vol.2，p.310）.”“Sir Robert Peel was quite mistaken in supposing that bankers only make advances out of bona fide capital. This is so fully set forth in the chapter on the Theory of Banking，that we need only to remind our readers that all banking advances are made，in the first instance，by creating credit（Macleod，1905，Vol.2，p.370）.”
[3] 例如，Macleod在 The Theory of Credit （1889）中提出银行的本质是根据需求创造并发行有支付功能的信用，是信用的制造厂。原文为：“Thus we see that the very essence and nature of a Bank and a Banker：is to create and issue Credit payable on demand：and this Credit is intended to Circulate and perform all the purposes of money. A Bank is，therefore，not an office for ‘borrowing’ and ‘lending’ money：but it is a Manufactory of Credit（Macleod，1989，Vol.2，p.364）.”其主要作品包括：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1856）， The Elements of Banking （1876）， The Theory of Credit （1889）， Credit （1901）等。
[4] 值得一提的是，孙国峰（2019）认为，他所提出的LCD理论已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并列举了一些外文文献予以证明，但诸如Ryan-Collins等（2011）、McLeay等（2014a，2014b）、Werner（2014a，2014b）、Jakab和Kumhof（2015）和Li等（2017）等文从未提及过孙国峰的相关研究，且这些文献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其中就包括Goodhart（2017）。孙文提及“Goodhart（2017）认为，贷款创造存款理论现在已逐渐成为共识”，实际上曲解了原文含义和写作意图。作者在摘要的第一句话列举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货币供给决定理论的四种主要方法，分别为（1）存款创造贷款；（2）基础货币乘数；（3）信贷对应法；（4）贷款创造存款。紧接其后，作者指出“这四种方法都是被批判的，特别是过去常常作为标准学术模型的（2）和正在成为共识方法的（4）”[相应原文为“During the last two centuries there have been four main approaches to analys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oney supply，to wit：（1）Deposits cause Loans，（2）The Monetary Base Multiplier，（3）The Credit Counterparts Approach and（4）Loans cause Deposits. All four approaches are criticized，especially（2）which used to be the standard academic model，and（4）which is now taking over as the consensus approach（Goodhart，2017，p.33）.”]。而孙文仅从下半句得出结论，却忽视了上半句。同时，作者在正文中多次强调“贷款创造存款，因而商业银行决定货币供给”这一理论是不完全正确的（原文为“partially true”或“partial approach”）、值得怀疑的（原文为“sceptical”或“to be treated sceptically”）。此外，Li等（2017）则是在前面几篇文献理论基础上所做的研究，同样不足以支持孙文所提的LCD理论。
[5]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3页。
[6]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页。
[7]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8]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