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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货币创造的内在机理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它不仅涉及货币银行学的主体框架和许多基本理论的确立，而且涉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市场均衡理论（从而商品均衡与货币均衡理论）的基础。孙国峰（2001）对黄达等建立在综合平衡论基础上的信用货币创造理论进行了批评，同时，也对建立在宏观经济均衡基础上的主流货币银行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基于“存款创造贷款”原理的“货币创造和银行运行的概念和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该理论的推导过程基于存款、贷款、存款准备金等概念，是错误的大综合”；应“从最基本的银行贷款的会计分录入手，提出和阐明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创造和银行运行的理论”（即“贷款创造存款”），颠覆传统的货币创造和银行运行理论。孙国峰（2019）又认为“‘贷款创造存款’理论（Loan Creates Deposit，LCD）由孙国峰（1996）提出，并由孙国峰（2001）全面阐述，指银行通过资产扩张创造存款货币”，对斯密、熊彼特、明斯基以及后凯恩斯学派的传统货币理论以及现代货币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货币的核心功能不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而是组织生产。货币的本质不是一般等价物，而是作为无限跨期价值尺度的一般性债务”。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以下将这两篇文章简称为“孙文”，仅标注年份。
“贷款创造存款”并非现代命题，其起源可追溯到信用创造学说的先驱约翰·劳（John Law）在1705年发表的《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一书。在实行贵金属本位的背景下，约翰·劳认为金银等贵金属并不是最好的货币载体，以土地、公债、股票等为支撑所发行的纸币是最理想的货币；由于纸币（银行券）是由银行信用担保发行的，所以，银行提供信用就可以创造货币和创造资本。1715年，约翰·劳频频向法国新政府建言，建立一家银行清理历史遗留的旧债。1716年5月，约翰·劳建立银行的提议得到批准。6月，法国通用银行开业，这实际上是一家存款银行（不具有贷款业务的功能），它通过发行银行券将支付手段扩展到了巴黎和里昂之外，一度刺激了工业和贸易的繁荣。此后几年，约翰·劳的事业飞黄腾达，先后创办了皇家银行、西方公司，涉足烟草专营、铸币厂和包税等业务，还担任了法国财政部部长之职。但好景不长，在发行银行券过程中，约翰·劳逐渐解除了贵金属储备资产对其数量的制约联系，导致信用货币量的急剧增加。高通胀动摇着人们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开始使用贵金属货币。直到1720年随着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银行券停止兑现，在事业破产的同时，约翰·劳的理论也破产了。约翰·劳被免职，逃亡于比利时。此后100多年，信用创造理论销声匿迹。
1844年英国出台了《英格兰银行条例》（又称“比尔条例”），在贯彻李嘉图通货原理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央银行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制度，强调货币中性（这在后来成为西方主流货币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要求纸币发行必须有等额的贵金属作为准备金（即在金库中必须有相应数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保证）。但实践进程很快就突破了这一规定，1847年10月30日，英格兰银行的贵金属准备减少到了160万英镑，存款高达1300万英镑，引致英格兰银行陷入支付危机。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政府财政出手救助。对此，马克思（2004）说道：“英格兰银行不用它的地库内金属储藏作准备金而发行银行券时，它创造了一些价值符号，它们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它们还按没有准备金的银行券的票面总额，形成了追加的——虽然是虚拟的——资本，并且这一追加的资本，会为它提供追加的利润。”这一机制延伸到各家商业银行，也就有了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在这里，我们看到各银行创造信用和资本的方法：1.发行本行的银行券；2.签发以21天为期在伦敦兑付的汇票，但在签发汇票时，立即收进现金；3.付出已经贴现的汇票，这种汇票之所以有信用能力，至少对有关地区来说，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因为有了银行的背书。” [1] 1870年以后，第二次产业革命在欧美国家快速展开。电力、化学、造船、汽车、飞机、钢铁、电话电报等诸多重工业和通信业的发展急需巨额资金支持，如果囿于贵金属货币的界定，将银行券发行限制在等额的贵金属准备的基础上，势必限制这些实体产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各国之间展开的产业竞争。H.D.麦克鲁德（Henry Dunning Macleod）早在1866年就出版了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提出了银行贷款创造存款的观点 [2] 。并在随后40多年时间内出版了11本专著，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等角度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贷款创造存款”的原理 [3] 。在第二次产业革命背景下，麦克鲁德的理论适应了产业扩张过程中对货币的大量需求，其代表作 The Theory of Credit （1889）得到了政府和学者的广泛重视。他对“货币”“信用”等基本概念进行了考证、界定和分析，认为银行按照需求创造和发行信用货币，银行转账存款的过程就是信用创造的过程；凡是具有交换手段（或购买力）职能之物都是货币，因此，信用就是财富，就是货币，但它比贵金属货币更重要；银行创造信用的目的在于追求利润，为此，信用也是资本；银行及银行业者的本质是信用的创造和发行，不是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媒介者，所以，银行就是金矿；在创造的信用数量上，信用的膨胀倍数主要由存款准备金率决定。麦克鲁德的信用创造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运用银行券扩展银行信用的实践需求，一度流行于欧美各国。
1920年，德国金融学家Albert Hahn发表了 Economic Theory of Bank Credit 一书，在麦克鲁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信用创造理论。他强调信用就是货币，支票或存款凭证等债权凭证实为货币本身；银行的授信业务先于受信业务，不是先有了存款随后才能放款，而是先有了贷款随后才创造出存款；资本不来自储蓄而来自信用创造，信用扩张可以促使商品生产的绝对量大幅增加；银行可以无限地创造信用，商业银行与发行银行（如央行）有着内在连锁机制，一旦出现流动性问题，发行银行将施以援手，所以，商业银行可以从货币数量限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自由地创造信用，央行是“信用的无限宝库”。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主流经济学开始深入探讨一般均衡价格中的货币数量问题，以揭示在既定总收入条件下的货币数量。1911年，欧文·费雪发表了《货币购买力》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交易方程式：MV=PT（式中，M代表一定时期流通中所需货币数量，V代表一定时期内货币平均周转次数，P代表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加权平均数，T代表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数量）。1917年，A.C.庇古发表了《货币的价值》一文，提出了剑桥方程式：M=kPy（式中，y代表实际收入，P代表价格水平，Py代表名义收入，k代表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的比率），认为全社会的货币需求量，既取决于商品交易中所需的货币量，也取决于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存量（即储藏货币）。这些理论都对“贷款创造存款”的信用创造理论中的缺陷进行了批评。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问世，提出了货币均衡观点，强调货币均衡与商品均衡的协调机制。1937年，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希克斯和汉森进一步提出了“IS-LM模型”。在这个过程中，信用创造理论中的信用创造资本（实应为“资金”）、贷款具有创造存款的功能、货币乘数、信用创造具有促进生产和交易扩展的功能等理论被西方宏观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所吸收，但银行的授信业务先于受信业务、银行可以无限地创造信用等认识则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和主流金融学范畴，沦为另类。
对于这些未被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所吸收的部分，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其提出了批驳或评论。例如，Stiglitz和Walsh（2006）认为虽然存款的创造过程看似无中生有，但实际是真实发生的过程。通过电子化方式创建记录来创建存款要明确存款的创造规则，使系统能够以原始存款增加额的数倍扩展存款。Hanson等（2015）认为一家银行的规模取决于它的存款经营权，也就是以存款为前提。银行的资产中贷款与证券的比例差异非常大，其原因是贷款虽然对银行非常重要，但银行的规模不必因贷款机会而受到限制，而是取决于如何最好地投资存款。
在中国，刘洯敖（1983）概括性地介绍了信用创造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主张，中肯地指出了他们的理论缺陷，批判了他们的理论错误。盛松成（1985）概括了信用媒介学说与信用创造学说之争的主要内容，以及信用创造学说的历史意义和对货币银行理论发展的影响，提出“银行贷款并非存款的转型，而是银行的信用创造。贷款决不受存款的限制。银行以一定的存款准备金为基础，便可贷出数倍于存款的金额。这就是现代商业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理论的最初思想”。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货币乘数公式，已成为所有西方货币银行学的构成内容。丁孜山（1992）简要介绍了信用媒介学说和信用创造学说各自的主张和特点，认为“既不能忽视存款的必要性，又要充分认识和肯定贷款的重要意义”，二者不可偏废。
由上简述可见：第一，“贷款创造存款”的观点，从约翰·劳算起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从H.D.麦克鲁德算起也有140多年的历史，因此，它并非由孙文首次提出，也不是由孙文首次论证的 [4] 。第二，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信用创造理论中贷款先于存款、银行可以无限地创造信用等认识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范畴的主要成因在于，这些说法既不符合货币均衡与商品均衡乃至宏观经济均衡的内在机理，也不符合已有的经济金融实践。第三，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银行业发展过程中，信用创造理论得到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研讨，因此，对从事货币银行学（或金融学）教学研究的学者和相关实务工作的人员来说，这些理论并不陌生。
“存款创造贷款、贷款创造存款”原理是世界各国货币银行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它不仅深植于宏观经济学，而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撰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和各国央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展开货币政策调控的理论基础。孙文立足于批判主流货币银行学中的信用创造理论，认为在信用货币创造中并不存在“存款创造贷款”这一前提，只存在“贷款创造存款”（即一切信用货币都是由贷款创造的，简称“LCD”），将100多年来未被主流货币银行学接纳的信用创造理论内容（如银行可以无中生有地运用贷款创造存款，可以无限制地创造信用等）加以扩展，并且运用了资产负债表的复式记账方法予以论证，试图闯出一条与主流货币理论相反的理论之路。如果这种与主流货币理论相悖的探索，能够符合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包括历史逻辑）也还属“难能可贵”范畴，但可惜的是，孙文的论证存在着逻辑错误。有鉴于此，本书从资产负债表角度对孙文中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进行商讨，指出其中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差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