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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的特殊性，流动性风险与其伴随而生。从风险类型上而言，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与前文的融资流动性风险概念有许多重叠，甚至可以视为后者的一种典型情况。但由于商业银行业务的特殊性，流动性风险的内涵更加复杂，需要进行单独的分析。
第一，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界定。在理论探究和实践过程中，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受到学术界、实务界和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际金融组织和监管部门就此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做出了界定。表2.1列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界定及其出处：
表2.1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代表性概念
续表
从这些界定中可以看出，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定义的最终落脚点都是无法偿付债务、履行支付义务，因而，可以说明流动性风险是决定商业银行能否正常经营的最重要风险。不同定义之间的区别主要集中在偿付债务、履行支付义务的资金来源之上，早期的定义中未对该资金进行详述，后续的定义中对资金来源进行了分析，强调“合理成本”，这表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不仅与其资金来源（融资流动性）有关，也与资产变现时的市场流动性有关。
在对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进行的丰富讨论中，学者总结出了两个特点：一是间接性、综合性。商业银行流动性的风险是间接的、综合性的风险。一旦银行发生了风险，无论是信用风险、利率风险还是操作性风险，最终都会转化为流动性风险问题（Brunnermeier and Yogo，2009）。Matz和Neu（2006）认为，流动性风险是一种间接风险，因为在其他金融风险出现一个或多个峰值后，流动性风险会增加。二是外溢性。流动性风险在银行间具有溢出效应，最终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造成银行系统性风险。Brunnermeier（2009）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短债引起的流动性风险在市场参与者之间大范围传染。
第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成因。早在19世纪80年代学者就已关注到商业银行经营运作中面临着流动性风险（Bagehot，1873），但传统银行理论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焦点集中于银行的负债端。这是因为，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之前，存款人随机的提款行为会为商业银行带来较大的流动性风险，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提款挤兑。这种银行挤兑的风险也被认为是商业银行的融资流动性风险（Diamond and Dybvig，1983）。随着商业银行融资渠道的增加，商业银行面临着更多融资渠道资金紧缺带来的流动性风险（Huang and Ratnovski，2011）。此后，一些学者研讨了资产负债表外的贷款承诺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流动性风险。Cornett等（2011）发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造成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暴露的主要原因是贷款承诺。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包含融资流动性风险与市场流动性风险。从融资流动性风险看，当商业银行因存款人提款或集中性的贷款承诺导致流动性不足时，可以出售贷款或将贷款用作抵押品（Bhattacharya and Thakor，1993；Diamond and Rajan，2001）予以缓解。但当市场流动性变得稀缺时，此类销售会变得更加困难，同时，短时间迅速出售资产也将压低资产价格，使银行资产缩水，从而使获得资金的机会更加受限（Nikolaou，2009）。Brunnermeier和Pedersen（2009）以及Brunnermeier（2009）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商业银行的市场流动性风险和融资流动性风险可能会相互加强。
一些学者从资产负债的整体视角分析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产生的原因。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主要源自银行通过吸收存款为贷款融资的业务模式，即存款期限短而贷款期限较长造成的期限错配。正常情况下，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必然导致期限错配。因为银行等金融中介的一项主要职能就是引导和推进资金的跨期配置（Gorton and Pennacchi，1990）。贷款期限越长，银行可获得的存贷款息差扩大，利润增加，但期限错配更严重也意味着商业银行要承担更大的流动性风险（Bianchi and Bigio，2022）。Shin（2008）研究了流动性风险的资产负债表传染路径，当商业银行过多地依靠存款资金经营业务，杠杆率较高时，存款业务规模的波动将引致流动性风险。
资产证券化是商业银行增加资金的一个重要机制，Wu和Yang（2008）认为，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成为商业银行融资主要来源之一，但资产证券化会鼓励商业银行投放更高风险贷款。若该部分贷款被证券化，则商业银行需根据监管要求自持劣后产品，因此，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Ambrose等（2005）认为，商业银行倾向于将低风险贷款证券化，同时保留高风险资产，这种维持证券化信用的做法将引致银行流动性风险上升。高磊等（2019）研究表明，资产证券化的展开，通过增加商业银行风险贷款将使流动性风险溢出。资产证券化会因为增加风险贷款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
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也会对商业银行流动性产生重要影响（Allen and Gale，2017）。银行间市场是商业银行之间调剂资金的渠道。2007—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的银行间市场“冻结”现象，说明大多数商业银行遭遇流动性危机的主因在于银行间市场等资金批发市场的流动性供给中断和融资流动性的枯竭，并非存款人的挤兑（Huang and Ratnovski，2011；Bonfim and Kim，2012；Borio，2010）。
从宏观层面看，货币主义学派强调，货币政策失误是造成流动性风险的主要原因。Krugman（2000）、Rothbard（2003）认为，货币政策过度宽松使金融机构出现了流动性风险。但后凯恩斯学派对此并不赞同。Kindleberger（2000）认为，凯恩斯主义框架下货币的流动性需求是货币需求的一部分。由于货币供需存在均衡，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可以通过有效的金融市场加以出清，因此，金融机构不应出现流动性风险。其次，在关于通货膨胀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关系上，Vodova（2011）调查了捷克共和国银行的流动性决定因素，认为通货膨胀对流动性风险有重要影响。但Horvath等（2014）的研究认为，通货膨胀率对银行流动资产的影响不显著。Moussa（2015）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与银行流动性呈负相关。
第三，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度量。传统度量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指标主要有流动性比率、存贷比、核心存款比率、流动性缺口等。基于传统指标的度量，根据不同资产分类和权重来测度不同的比率，其中，常用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还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流动性匹配率和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中国银监会，2015）、存贷比、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Bonfim and Kim，2012）等。
Andrén等（2005）在风险暴露的CFaR模型基础上引入宏观因子变量测算现金流，并进一步利用VaR方法估计企业的流动性风险。此后，Yan等（2014）将该方法用以度量商业银行的融资性流动性风险。Garleanu和Pederson（2007）在VaR的基础上度量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刘晓星和王金定（2010）、任庆华等（2013）利用预期损失ES测度法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进行了度量。这些度量方法各有不足，难以有效反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状况。Brunnermeier等（2011）首次提出了流动性错配指数（Liquidity Mismatch Index，LMI），以衡量商业银行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的融资流动性之间的错配程度。流动性错配指数采用降维方式将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两部分信息进行综合，可以衡量商业银行总体的流动性风险水平，因此，相比于传统的流动性风险缺口分析具有一定优势。
在构建流动性错配指数的过程中，Brunnermeier等（2011）将商业银行的行为分为两期。其中，第0期为事前期，商业银行在这一期从事风险和流动性决策，确定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第1期出现状态
，在这一给定状态
ω
下商业银行
i
的流动性错配指数定义为：
，其中，
和
分别表示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的融资流动性，有
和
；
代表商业银行在
ω
状态下资产方某项资产j的余额，
代表商业银行在
ω
状态下负债方某项负债j的余额（
），
和
则分别代表t时刻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的融资流动性对应的权重，
，
。为消除银行规模不同造成的流动性风险计算结果出现的异质性，Banerjee（2012）在Brunnermeier等（2011）的基础上，考虑了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差异，选择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作为权重计算的标准，采用静态权重法计算流动性权重，分别计算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的融资流动性。
在Brunnermeier等（2011）和Banerjee（2012）的基础上，高磊等（2018）改进了绝对流动性错配指数的计算方法，计算了相对流动性错配指数。他们将单家商业银行相对流动性剩余指标界定为：
，其中，
MLA
i
（
t
）表示银行
i
在
t
时刻的市场流动性，
FLL
i
（
t
）表示银行
i
在
t
时刻的融资流动性，因此，
RLMI
I
（
t
）表示
t
时刻银行
i
的相对流动性错配指数，相应的银行体系相对流动性剩余指标为
。权重的选取方法包括静态权重法和动态权重法。静态权重法选择巴塞尔Ⅲ提出的关于流动性风险指标净稳定资金比例（Net Stable Funding Ratio，NSFR）作为计算权重的标准；而动态权重法对于数据的要求标准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