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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是重要的微观主体，有着创造派生货币的功能，在一国经济中是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它们的经营运作直接影响着市场流动性和企业流动性，因此，有着专门研讨的必要。在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中，许多商业银行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困境，严重威胁着金融体系的稳定，鉴于此，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流动性风险的管理问题引起了监管层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商业银行流动性研讨主要涉及五个方面问题：
第一，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界定。从学理上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概念与企业的流动性大致相同，但因商业银行业务的特殊性和在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某些具体内容和度量方法与企业的流动性有所差异。Tirole（2011）认为，商业银行的资金需求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一是市场流动性（Market liquidity），即通过出售现有金融资产获得资金，包括出售易变现的短期国库券或将其作为抵押在回购市场上获得贷款等。二是融资流动性（Funding liquidity），包括吸收新的存款、发行长期债权、发行优先股或其他证券等。其中，市场流动性强弱取决于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融资流动性强弱则取决于经济环境、存款人意向、证券交易的难易程度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救助等。Nikolaou（2009）和Chiaramonte（2018）认为，银行流动性还应包括中央银行流动性，即中央银行供给基础货币的取向和数量，如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调整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供给的意向。Huang等（2008）使用银行间同业利率来反映商业银行的融资流动性水平；Frank等（2007）、孙彬等（2010）、吴卫星等（2015）均使用三个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与三个月期国债收益率的差值作为商业银行增量融资流动性的测度指标；彭建刚等（2015）分析融资流动性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影响，认为商业银行需要考虑零售融资成本，使用存款年化平均成本率来作为商业银行融资流动性度量的一部分。
第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Liquidity Creation）。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是近十年来银行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流动性创造是商业银行的一项最基本职能。商业银行通过以流动性较好的负债（存款）来为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贷款）融资来创造流动性（Jiang et al.，2019）。根据这个思路，Deep和Schaefer（2004）构建了简易的流动性转化指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在此基础上，Berger和Bouwman（2009）提出了度量商业银行流动创造能力的指标。其主要计算步骤是：首先，根据流动性程度高低分别将资产端和负债端的科目分为流动性、半流动性和非流动性三组；其次，对应赋以0.5、0和-0.5的权重后，加总后得到资产端和负债端的流动性；最后，用负债端创造的流动性扣除资产端吸收的流动性，得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水平。为保证指标在规模不同的各商业银行之间的可比性，通常把流动性创造水平除以总资产来进行标准化处理。这一方法还可以具体细分为表内流动性创造和表外流动性创造（孙莎等，2014；邓向荣和张嘉明，2018）；同业流动性创造和非同业流动性创造（郭晔等，2018）。
第三，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度量。Brunnermeier等（2014）提出，流动性错配指数（Liquidity Mismatch Index，LMI）可以作为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代理变量，用于衡量商业银行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的融资流动性之间的错配程度。流动性错配指数采用降维方式将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两部分信息进行综合，以衡量商业银行总体的流动性风险水平，相比此前的流动性风险缺口分析具有一定优势。
在构建流动性错配指数的过程中，Brunnermeier等（2014）将商业银行的行为分为2期。其中，第0期为事前期，商业银行在这一期从事风险和流动性决策，确定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第1期出现状态
。在这一给定状态ω下，商业银行
i
的流动性错配指数定义为：
（其中，
和
分别表示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的融资流动性），有
和
，其中，
代表商业银行在
ω
状态下资产方某项资产j的余额，
代表商业银行在ω状态下负债方某项负债j的余额（
），
和
则分别代表t时刻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的融资流动性对应的权重，
，
。在Brunnermeier等（2014）的基础上，为消除商业银行规模不同造成的流动性风险计算结果出现的异质性，Banerjee（2012）考虑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差异，选择净稳定资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NSFR）作为权重计算的标准，采用静态权重法计算流动性权重，分别计算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的融资流动性。
Bai等（2018）指出，使用静态方法来度量资产流动性的结果很可能发生误导，因为资产的流动性是内生的——当资产持有者陷入流动性困境而被迫抛售资产时，将引致资产价格下跌，资产持有者遭受的损失会侵蚀其资本金，又使资产持有者的流动性状况进一步恶化 [29] （Allen and Gale，2004；Brunnermeier et al.，2013），所以，具有时变和前瞻特点的流动性错配指标更加可靠（裘翔，2015）。
在
Brunnermeier
等（2011）和
Banerjee
（2012）的基础上，高磊等（2018）改进了绝对流动性错配指数的计算方法并计算了相对流动性错配指数。他们界定单家商业银行相对流动性剩余指标为
，其中，
MLA
i
（
t
）表示银行
i
在
t
时刻的市场流动性，
FLL
i
（
t
）表示银行
i
在
t
时刻的融资流动性，因此，
RLMI
I
（
t
）表示
t
时刻银行
i
的相对流动性错配指数，相应的银行体系相对流动性剩余指标为
。权重的选取方法包括静态权重法和动态权重法。静态权重法选择巴塞尔Ⅲ提出的关于流动性风险指标净稳定资金比率作为计算权重的标准；动态权重法对于数据的要求标准较高。
此外，常用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还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率、流动性比例、流动性匹配率和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 [30] （中国银监会，2015）、存贷比、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Bonfim and Kim，2012）等。
第四，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银行获得流动性的渠道主要包括股权融资、吸收存款、出售现有金融资产（包括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向其他银行拆借资金和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等，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出渠道主要包括发放贷款、同业拆出、购买证券和储户取款等。中国银监会对单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界定是，“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 [31] 。按照资产和负债的方式分类，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包括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的融资流动性两类。资产的市场流动性，指商业银行将其资产变现且不发生损失的能力；负债的融资流动性，指商业银行在时间不受约束条件下以较低成本获取资金的能力。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主要源自它们吸收的存款转为贷款的业务模式，即存款期限较短而贷款期限较长造成的期限错配（Choudhry，2011）。在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的存款与贷款之间必然发生期限错配，内在机理是，商业银行的一个主要金融职能就是引导资金实现跨期配置（Gorton and Pennacchi，1990）；另外，贷款期限越长，商业银行可获得的存贷款息差就可能越大，这有利于银行的经营利润增加。但存贷款的期限错配同时意味着银行承担的流动性风险扩大（Bianchi and Bigio，2022）。
传统银行理论将流动性风险聚焦于银行的负债端，认为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之前，存款人挤兑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的流动性风险（Diamond and Dybvig，1983）。但现实中，商业银行的经营运作同时面临负债端（存款人取出存款）和资产端（借款人不充分履行贷款承诺）的流动性风险。Kashyap等（2002）认为，吸收活期存款和发放贷款均要求商业银行预留准备金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取款和贷款需求，但只要存款人和贷款人的流动性需求不是高度相关的，同时从事两类业务就可以“节约”部分准备金，即二者存在“协同效应”。Gatev等（2007）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协同效应”的假说。Gatev和Strahan（2006）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流动性紧张时，商业银行存款的安全性（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等一系列措施建立起银行安全网，可以有效地保障储户的利益）反而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银行，由此，活期存款降低了银行贷款带来的流动性风险。Acharya和Mora（2015）的研究认为，在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商业银行确实面临着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双重流动性压力。在资产端，贷款人加快使用已获得的贷款额度；在负债端，存款减少，存贷比下降，这使商业银行被迫提高存款利率来争夺存款（那些对外发放更多贷款的银行提升存款利率的幅度更大），但提高存款利率所增加的存款远远不能弥补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差额，最终导致了银行贷款供给的减少。
此外，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状况也有重要影响（Allen and Gale，2017）。银行间市场既是商业银行之间调剂资金的渠道，也是中央银行展开公开市场操作的场所，它将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联系起来。Goodfriend和King（1988）认为，银行间市场可以有效地推进流动性在商业银行之间的重新配置，中央银行只需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保证流动性总量的供给充足即可。但Flannery（1996）、Freixas和Jorge（2008）、Freixas等（2011）认为，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单个银行的“搭便车”行为等市场摩擦将阻碍银行间市场的有效性，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不可或缺。2007—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的银行间市场“冻结”现象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大多数银行遭遇流动性危机的主因在于，银行间市场等资金批发市场的流动性供给中断和融资流动性枯竭，并非存款人的挤兑（Huang and Ratnovski，2011；Borio，2010）。Gale和Yorulmazer（2013）、Heider等（2015）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证明，商业银行在危机中囤积流动性（hoarding liquidity）的动机主要有两点：一是预防性动机，即未来自己遭受流动性冲击、未来获得现金的成本要高于现在持有的非流动资产所获得的收益；二是投机性动机，如果未来的流动性需求高而非流动资产的价格低，则可以使用现金购入遭受流动性冲击的商业银行所出售的折价资产，以获得比直接向这些银行提供流动性更高的收益。这种囤积行为导致了银行间市场的低效率，由此，中央银行必须履行其最后贷款人职能 [32] 。Allen等（2009）和Freixas等（2011）强调，中央银行在危机中介入，可以降低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波动性（银行体系中流动性的代理变量），维持银行间市场的低利率相当于为商业银行流动性提供了保险，使商业银行不会选择储藏流动性，以保证银行间市场正常发挥配置风险的作用。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备受监管层的关注，监管趋势由针对单个商业银行的微观审慎政策向涵盖整个银行体系的宏观审慎政策扩展。“同群效应”可能导致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趋同，进而引发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Farhi and Tirole，2012）。Krugman（2000）、Rothbard（2003）认为，政府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存在过度管制，这使经济结构出现扭曲，此外货币政策过度宽松使金融机构间出现了流动性风险。与货币主义学派观点对立的是，Kindleberger（2000）认为，凯恩斯主义框架下货币的流动性需求是货币需求的一部分，但由于货币供需存在均衡，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可以通过有效的金融市场加以出清，因此，金融机构不应出现流动性风险，货币主义学派主张下货币政策失误是造成流动性风险的主要原因。
国内学者也尝试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问题加以分析。姚长辉（1997）将流动性风险出现的原因归为商业银行营利性和流动性之间的矛盾。王飞（2011）则认为，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风险和筹资风险形成的流动性螺旋使流动性风险的波动性增加。刘献中（2010）认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和资产规模造成了流动性风险。高士英等（2016）认为，货币市场基金和互联网基金的出现，加大了商业银行流动性的不确定性。
第五，资产证券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已有研究认为，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动机主要包括：增加商业银行流动性、增强盈利能力、将风险由表内转移至表外。资产证券化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在资产价格高涨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资产价格下跌时资产证券化市场价格急剧下跌，可能导致流动性紧缺。资产证券化既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也导致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资产证券化可能引致过度信用创造，诱发金融机构贷款监督机制弱化，冲击一国金融政策。
Altunbas等（2010）通过对欧元区银行大样本数据分析，论证了资产证券化可以为商业银行扩张信贷提供支持，但认为扩张信贷同时也需要考量经济周期和银行自身风险。Purnanandam（2011）认为，商业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获得了更多流动性，增加了高于平均违约风险的贷款。Cebenoyan和Strahan（2004）研究表明，扩张信贷规模、增加经营利润是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的一个主要动机。商业银行倾向于增加风险较高贷款，通过增加杠杆率提高破产概率，同时，能够出售贷款的商业银行会持有更高比例的风险资产（即对于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商业银行，增加风险资产是自我选择行为）。郭红玉等（2018）认为，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行为降低了表内流动性的缓冲；如果银行因资产证券化产生持续不断的流动性预期，则流动性用于支持发放风险贷款符合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高磊等（2019）强调，资产证券化发行通过增加商业银行风险贷款而使流动性风险溢出。
商业银行经常获得短期融资并提供长期贷款，因此，相较于资产端，负债更早到期，它对融资的依赖性较强。商业银行的经营基于其所能承受的与流动性风险密切相关的信用风险，它的贷款组合中信用风险越大，就越难将贷款出售获得融资。Wagner（2007）指出，资产证券化提高贷款流动性主要出于事前激励，是商业银行为增加利润进行的自我选择，因此，可能引致更大的风险。
资产证券化会因增加风险贷款而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Wu和Yang（2008）认为，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成为商业银行的一个主要的融资来源。资产证券化鼓励银行投放更高风险贷款；若该部分贷款被证券化，则商业银行需根据监管要求自持劣后产品，因此，会增加它的风险。Ambrose等（2005）认为，商业银行倾向于将低风险贷款证券化，同时保留高风险资产，这种维持证券化信用的做法将引致银行流动性风险上升。
从上述五个方面看，国内外学者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界定基本是一致的，即主要界定为资金。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是存款人的货币资产，发放的贷款是商业银行的货币资产，借款人获得贷款后在记入负债的同时也记入了货币资产，因此，均属资金范畴。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通过“存款创造贷款、贷款创造存款”持续创造着货币资产。这与从金融市场和实体企业角度将金融资产的变现性界定为流动性，有着根本性区别，也更加符合“流动性”的本意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