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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基本现象。无论是商品还是金融资产，“流动”总是通过交易完成的，由此，从经济主体角度来看，也就有了微观主体（企业）的流动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宏观流动性等。凯恩斯在《通论》中曾论及个人和企业的货币需求。在现实中，流动性（或现金流）状况直接关切着企业的财务状况、再生产循环乃至破产风险，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微观主体流动性的理论分析以探讨金融市场流动性为基础 [28] ，与后者相比，学者集中地聚焦探讨微观主体的流动性的时间相对较晚，大量的文献问世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研讨的重心在于商业银行和企业因流动性问题而破产等问题。主要涉及三方面问题：
第一，企业的融资流动性。Williamson（2008）认为，微观主体流动性是经济主体将其财产转化为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能力。Nikolaou（2009）指出，流动性的内涵有两个要点：其一，流动性是一个流量概念，即金融体系中的资金流；其二，流动性同时也包含实现资金流的能力。鉴于此，他们认为，微观主体流动性关注的是微观主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资金流入和资金流出的匹配程度。微观主体在一定时期内资金流入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企业自身的经营所得，通过销售产品和服务获得资金；二是将持有的证券类资产或变现能力较强的其他资产（如土地、房产、通用设备等）出售以换取资金；三是增加新的负债或者权益来获得资金，包括向银行等金融中介借贷或发行新的证券（股票或债券）等。其中，第一种渠道由企业的经营能力与经济行业状况决定，第二种渠道则受到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显著影响，第三种渠道则与企业状况、市场流动性和宏观流动性密切相关。在金融学研究中，学者通常只关注后两种渠道，并且将其称为融资流动性（funding liquidity），在公司财务领域则被称为短期偿债能力，有的文献直接将两者等同，把微观主体的流动性定义为融资流动性。
现有研究中对融资流动性的内涵认知大体一致。虽然关于其内涵的描述有所差别，但均在微观企业和金融机构层面，从资产负债表出发关注其持有资产的市场流动性水平和获得额外流动性的能力。萨托里斯和希尔（1994）认为，如果资产能很快地以最小的价值损失和最低的交易成本转化为现金，则称该资产具有流动性；如果一个企业能偿还到期债务，则称它具有流动性。但他们并未明确提出融资流动性的概念。Borio（2000）、Strahan（2008）、Brunnermeier和Pedersen（2009）认为，微观主体的流动性指的是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及时地以合理的价格获取资金的能力，也称为融资流动性，它具体表现为一个机构为了满足到期债务的付款义务，通过出售资产或进行外部融资获得新资金的能力。Nyborg和Strebulaev（2004）认为，当金融机构或市场参与者在金融市场中获得融资的成本升高即意味着市场的融资流动性更差。巴塞尔委员会BCBS（2008）将融资流动性界定为银行满足其负债或对到期债务进行结算的能力。
在国内的研究中，彭兴韵（2007）认为，在资产期限结构视角下流动性可划分为内部流动性和外部流动性，前者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资产到期日曲线的截距和斜率，后者指一个经济主体的内部流动性不足时，由另一家有多余流动性的企业或银行以及政府的相应机构（如中央银行）来提供的流动性。孙彬等（2010）认为，融资流动性主要指缺乏资金的金融机构通过各种融资途径（内部或外部）获取资金的难易程度。李研妮和冉茂盛（2012）将融资流动性定义为企业短期内获得资金的能力，在实践中应从现金流角度理解它，即一家实体企业的现金流入至少应大于或等于流出。吴恒煜等（2013）认为，融资流动性风险是指融资约束发生作用时的风险，即要求交易商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其持有的证券头寸提供融资。吴卫星等（2015）将融资流动性界定为金融机构通过同业借款或质押式回购的方式获得流动性的能力。
第二，融资流动性的度量。企业资产可分为存量资产和增量资产，由此，融资流动性的度量也主要从这两个角度展开。
一些学者认为，存量融资流动性是指，企业通过出售自身资产获得资金的难易程度和所要承担的流动性折价。在企业存量资产由证券类资产构成的条件下，存量流动性与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内涵相一致。但在分析企业持有的其他各种类型资产（如实物资产）中，他们提出了不同的度量方法。Shleifer和Vishny（1992）、Sibilkov（2009）从市场价值角度构建了公司资产流动性的测度指标，认为企业资产在二手市场的销售价值反映了公司资产的流动性；Schlingemann等（2002）认为，企业所处行业的资产流动性可由行业资产交易强度衡量，即行业年度资产交易总额除以行业年度总资产来衡量。在此基础上，王春峰等（2012）提出，企业资产流动性应为企业资产占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乘以行业资产流动性。Gopalan等（2012）则采用赋值法，对企业持有的不同类型资产进行赋值来反映企业的资产流动性水平（即存量融资流动性），这些资产被分为现金及现金类资产、非现金类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相应的权重依次为1、0.75和0.5。何光辉和杨咸月（2012）将企业的流动性定义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胡泽等（2013）直接用经营性现金流和货币资金度量了企业的存量融资流动性水平。在这些文献中，一些学者将企业的现金资产和非现金资产均视为流动性的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则只关注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即只将现金类资产视作企业的流动性。Ajello（2016）通过现金流量表，用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与资本、股利支出的差值来反映企业的流动性水平；Kim等（1998）把企业持有的现金量与总资产的比率视作企业的流动性水平；Opler等（1999）使用企业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类资产价值与除现金、现金类资产以外的总资产的价值之比来衡量企业的流动性水平。
增量融资流动性，通常指企业从外部获得额外资金的难易程度和融资成本。大部分文献使用单一指标测度企业的增量融资流动性，但也有一些文献将多个指标通过某种权重组合在一起，综合地测度企业的增量融资流动性。Adrian和Shin（2010）将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变化率作为流动性指标，用以反映企业外部融资的规模；胡聪慧和刘学良（2017）选取美国TED信用利差、Baa级债券信用利差、股市买卖价差、股市做市商收益及商业银行股价为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加权构建融资流动性测度，其更接近于描述一个微观主体的增量融资流动性；张力菠（2009）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以极为微观的角度仿真模拟企业的现金流运动状况，以此来分析企业的现金流缺口。
第三，企业的现金管理。在企业日常经营中现金管理至关重要，同时，现金管理会影响到企业持有的现金类资产数量，对企业的存量融资流动性产生直接影响。企业现金管理，通常指企业对所持有现金数量进行管理的机制和方法。在企业现金管理研讨中，学者大多探寻企业持有现金的最优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主要有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啄食理论等。Opler等（1999）、Bates（2009）均通过实证发现企业持有的现金水平围绕着某一个数值波动并呈现出向该值收敛的趋势，认为这一数值就是最优现金持有量，同时预防性动机将使企业持有超额现金，即企业进行外部融资需要时间和额外成本，为避免错过投资机会或无法满足额外流动性需求而违约，企业需要持有一定数量的现金或现金类资产。Dittmar等（2003）认为，现金来源于企业的经营收益和利润水平，利润率高的企业才会持有更多的现金。Jensen（1986）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最优现金持有量应该使股东价值最大化，但企业管理者通常会持有超过这一数量的现金。Scott（1995）指出，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如法律环境、政治制度、经济主体态度等。Dittmar和Duchin（2010）则从企业的内部制度角度研讨了制度因素对企业现金持有调整速度的影响，度量了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证明了治理水平越高的企业调整现金持有量的速度越快。Ozkan和Ozkan（2004）从公司治理的多个方面研究了企业制度因素对现金持有的影响，包括信息不对称、企业股权结构特征等。
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会对企业现金持有产生影响。Campell等（2011）认为，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难以预期的外部冲击会迫使企业持有一定数量的现金以使财务具有足够弹性。Baum等（2008）将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与企业个体风险分开，证明了随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最优现金持有量也呈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企业的融资约束，即是增量融资流动性的一种体现，宏观经济中的货币总量等其他流动性概念都会对企业现金管理产生影响。
从实体企业融资流动性的研究成果看，各个学者从各自研究的角度探讨了“融资流动性”，但由于研究的具体对象、内容和角度不同，对融资流动性的界定、场景、度量和效应等的分析也不尽相同，其中既包含了实物资产、无形资产和证券资产的变现性，也包含了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发行证券（债券和股票等）的增量融资，还包含了企业拥有的资金量与流动资产的比率（即流动性比率）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研究中着重考虑到了资金需求方的期待，忽视了资金供给方的意愿，未能从资金供给方的意愿深入研讨卖方资产变现性或发行证券（或申请贷款）应满足的相关条件和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