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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莫曲布嫫
摘要 ：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着建设全球和平的使命在其主管的平行领域竭力开展文化间对话，以“丝绸之路整体研究项目：对话之路”为发端，并将承载文化“相遇”的“道路”或“路线”作为开展跨学科研究和促进文化间对话的观念基础，相继推出“铁之路”“奴隶之路”“信仰之路”“安达卢斯之路”等系列化的文化间项目，不仅为阐扬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提供了智力支持，也为国际社会的相关后续行动树立了实践范式。文章通过梳理“对话之路”系列项目的萌蘖和分孳，分析“丝绸之路”作为方法的概念化进程、工具意义及应用案例，旨在从“文化间对话”的视野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 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文化多样性；文化间对话；教科文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8月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明确提出八项要求，其中包括要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要切实推进舆论宣传，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
本文即是践行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尝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以传统概念上的“丝绸之路”为多路线程，围绕“文化间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这一主题展开部门间行动，先后在其主管的教育、科学、文化、信息和传播领域组织跨学科智力资源，推动“对话之路”系列项目
[1]
，在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国际社会和世界许多国家成为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建设人类持久和平的实践范式，值得钩沉稽索。文章主要采取档案研究法
，依托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和教科文组织在线数据库，梳理和勾连相关工作文件和研究报告，进而以事件为线索，通过叙事分析，阐释作为方法的“丝绸之路”及其工作模型和实践案例，以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国际上的前鉴和参考。
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专设机构，教科文组织被委以重任，将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对话作为培育和平的重要途径，诚如其1946年通过的《组织法》所说：“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长期以来，这一使命和愿景也一直是其职能范围内的优先事项之一。
20世纪50年代，教科文组织实施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强化方案——“东西方文化价值相互欣赏重大项目（1956—1965）”，旨在应对整个世界有关东西方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知识和认识的失衡，进而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及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MAPA/2 AC/4）。1976年8月，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九届会议通过了1977—1982年中期战略（19 C/4 Approved） [2] ，其中已明确提出“文化间对话”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为推进该战略的实施，教科文组织还专门编印了《文化间研究导引：阐明和促进文化间交流的项目纲要》 [3] ，并通过其文件系统向成员国分发。因此，该组织从文化政策研究层面致力于文化间对话的努力，通常被认为可以追溯至1976年。
198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行动计划（1988—1997）》（以下简称“十年行动”），其四个主要目标定位于：认识发展的文化维度，肯定并充实文化认同，扩大文化参与，以及促进国际文化交流（A/RES/41/187）。该计划于1988—1997年实施，在联合国系统中由教科文组织作为牵头机构，下设一系列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包括：（1）丝绸之路整体研究：对话之路；（2）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整修；（3）手工艺发展十年计划；（4）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的历程”；（5）塞维利亚1992年世界博览会；（6）Lingua Pax外语和文学能力培养国际项目；（7）世界教育卫星网；（8）科技创造力研究方案；（9）不同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家庭作用比较研究；（10）文化的发展维度及其方法论研究。与这些项目交相同步的侧端活动，还有促进文化创作（电影、录像带、唱片、盒式录音带）的在地生产、向会员国提供咨询服务、交换信息与经验分享的平台等（A/44/284）。在该行动计划执行的十年间，由152个会员国、13个政府间组织及45个非政府组织发起的1200多个项目被认定为“世界文化发展十年”的正式活动，其中有将近400个项目得到教科文组织的财政支持，包括中国于1996年组织召开的“世纪之交的文化发展国际研讨会”（CLT-97/ICONF.203/INF.4）。
丝绸之路为文化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见证。教科文组织在“十年行动”框架下实施的一整套文化间对话方案，特别纳入了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双重导引的“文化道/路模型”（the modality of cultural roads/routes），为其后渐次展开的“对话之路”系列项目奠定了长足发展的观念基石。
甘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什么道路可以通向和平，和平本身就是道路。”正是在这句名言的启发下，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行动计划》的框架下于1988年启动“丝绸之路整体研究：对话之路”（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 [4] 这一火种型文化间项目。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曾在其颇富诗意的讲话中回顾并概括了该项目的由来（DG/90/39）——
丝绸之路，穿越陆地和海洋，狭义上讲是商业之路，这是从商贸的角度论；但在广义上看，则是传播和社会交流。这些古老的道路，穿过时间的薄雾，可上溯至3000年前，不仅输送过昂贵的货物，如丝绸、瓷器和香料，还承载过同样珍贵的非物质文化成果（intangible cultural products），如思想、神话和传说。这些有关早期的细微线程编织起人们日益复杂的交流网络，联结着我们自身的世界，并提供了如此令人惊叹的见证。因此，教科文组织给予这个项目的名称便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
“丝绸之路整体研究：对话之路（1988—1997）”项目（以下简称“丝路项目”）有双重目标。其一是学术和科学。尽管此前丝绸之路一直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但直到当年尚未对这一浩瀚绵长的人类历史宝库开展过全面、系统的跨学科调查。而实施这样的研究无疑超出了任何个人乃至国家机构的能力。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唯有组织和促进必要的国际合作，调动所需的大量资源，并呼吁国际组织的参与。正是教科文组织对这一呼吁作出了回应。其二在于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彰显将丝绸之路的文明联结在一起的历史纽带。作为联合国系统“十年行动”的一个重大项目，该项目还有助于促进国际文化合作的目标。
在“丝路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先后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十多个国家、两千多位专业人员参与其间，并从不同角度为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生产，组织了一系列项目和活动，成绩斐然。通过下面的一组数字，我们或许能够对“丝路项目”在十年间取得的丰硕成果及其背后的运作方式和基本思路形成更为直观的了解：（1）5次国际科学考察：从1990年至1995年先后展开，依次是从西安到喀什的“沙漠丝绸之路”，从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丝绸之路”，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蒙古的“游牧之路”，以及尼泊尔的“佛教之路”，旨在通过重新发现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特殊活力，重建和更新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人文环境。来自47个国家的227位专家参与，加上地方学者，还有上百名世界各地的媒体代表。（2）43场学术研讨会：在科学考察各个阶段组织的26次研讨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或在十年计划的框架下举办的17次研讨会；共有27个成员国参与主办，总共宣读的论文超过700篇 [5] 。（3）5个研究项目：与科学考察同步展开，包括丝绸之路的语言和文字研究、驿站和邮政系统研究与保护、中亚岩画的流存与研究、利用遥感技术研究考古遗址，以及沿丝绸之路的史诗研究。（4）6个研究中心和关联机构：考察活动本身带动沿线几个国家建立了研究机构或国际机构，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中国福州）、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日本奈良）、国际游牧文明研究所（蒙古国乌兰巴托）、佛教信息与研究中心（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中亚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及国际文明比较研究所（巴基斯坦塔克西拉）。（5）“平山奖学金项目”：每年为丝绸之路研究领域设立10个奖学金名额，共有来自38个国家的90位学者受益。（6）68种出版物：由教科文组织或由该项目直接产出的学术成果，包括教科文组织出版物10种，研讨会论文集19种，关联项目成果22种，其他17种。（7）若干音像资料：纪录片电影4部，视频两种，CD音乐两种；国家电视台纪录片41种；影像资料约有400小时的胶片，还有难以计数的照片和幻灯片；见于各种报刊的文章超过400篇；还有未作统计的电台节目、展览（教科文组织总部和成员国）、海报及校园墙画。 [6]
通过科学考察、建立机构、学术研讨、著述出版、开设展览、提供奖学金，以及新闻媒体集中推介等方式，“丝路项目”不但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调查研究成果，还开创了多线并进的国家—次区域—区域—国际合作模式，直接或间接受益的人群超过百万人，影响扩及全球。尽管“丝路项目”的双重目标集中体现在科学考察活动中，但也构成其项目设计的主要特征和创新之处：一方面运用多学科方法，对科学、技术和文化沿着丝路通道在东西方之间发生的交流进行长时段的现场调研，以促进国际和国家层面的进一步研究，为文化研究和反思人类文明进程做出重大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大量的活动、展览、出版，以及广泛的媒体报道，吸引成员国的参与和广大公众的关注。媒体的参与，尤其是其实地考察和报道，使该项目十分引人注意，重新唤起人们对丝绸之路的兴趣，并有许多国家要求再度开放这些古老的通路，尤其是开展文化旅游活动。回看“丝路项目”在这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以及在具体操作方面，都有大量成功经验可以总结。就学术研究建设择要言之，至少有如下数点：以科学和学术作为牵引，从一开始就较好地绕开了由于社会制度、学术传统、文化立场等的不同而可能出现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之间发生颉颃的弊端。以科学和学术作为前导，也容易推动各国政府和民众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间，发挥各自的能动作用。这种从不同端口发动、从不同层面同时推进计划的工作路线，较为容易形成互动和协作，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而广泛的学者和机构网络则有助于确保这一合作机制在后续行动中继续保持良好态势。
这里，我们需要从方法论意义讨论“丝路项目”的设计和展开，方能理解作为“共同遗产”的丝绸之路之于人类的今天乃至未来的无穷价值。教科文组织在促进文化多样性方面所开展的工作，是其在联合国系统内所担负的特定职责，并且与其创立以来所开展的保护和促进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活动一脉相承。为此目的，该组织在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则对概念进行思考和定义，二则制定方针、政策和具体路线以建立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伦理和行动框架。亘古通今的丝绸之路虽然早在“东西方项目”的十年期间被各方学者加以讨论过，但远未上升到方法论层面来进行全方位的科学和人文研究，尤其是囿于“东西方”的二元观照，消弭了文化间对话应有的张力和弹性。从20世纪70年代起，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研究计划”（Programme of Cultural Studies）便开始致力于应对文化间问题，并将区域文化研究纳入议程：一方面对全球范围内主要区域与次区域的文化“相遇”（encounters）进行横向的共时性探究，另一方面对不同文化间发生的互动与交流及其特征和影响展开纵向的历时性分析。在这种同时贯通时空的动态视野中，人类历史上走过的重要“道路”（roads，地面、陆上）抑或“路线”（routes，水面、海上）便被纳入研究、促进和传播有关“文化间性”的工作方略之中。
“夫道古者稽之今，言远者合之近。”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及其所承载的人类移徙史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创造力，俨然是今天无与伦比的对话资源。仔细筛查相关文献，我们不难发现，以“道/路”与“相遇”作为关键象征并非偶然。那些具有深刻意涵的“道路”或“路线”，在“丝路项目”的实际进程中或被当作“文化间对话的方法或路径”（the roads and routes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dialogue）本身，或被视为“文化间对话的观念基石”（the base of ideas for intercultural dialogue），或被确定为“文化道路和线路的模型”（the modality of cultural roads and routes）；而多向探究世界各国人民的“相遇”便直接转向了有关“文化间接触”“文化间交流”及“文化间对话”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反思。尤其重要的是，推广“共同遗产与多重认同”的理念（the concept of “common heritage and plural identity”）
[7]
，则是教科文组织当时着力于通过丝绸之路开展文化间对话的导向性方针。正是设计者和执行者的良苦用心与诗意表达让古远而陌生的丝绸之路变得亲切和熟悉，那一条条亘古苍茫的陆路和水路也转换为人人皆可从自身的行走和与他者的遇见去感悟和观想的“对话之路”。在“丝路项目”的精心演证中，“丝绸之路”即“对话之路”，赋予人类最宝贵的共同遗产当是一种理念，一种胸怀，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
许多世纪以来，类似丝绸之路的条条“道路”和“路线”使世界各种文化、文明和宗教相遇相知、互为联系并相互影响。对这些古代道路网络和交流渠道所产生的互动进行系统探察和研究，有助于对人类今天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理解和反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正是因为历史上有无数行者勇于迈开脚步，踏出让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交往的大道小径，使得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知识、思想、技术、艺术及价值观和创造力既相互碰撞，又彼此吸纳，方形成了影响当今地方、国家、次区域、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多样性同存共荣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图景。
回观“丝路项目”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最初以丝绸之路为发端的“对话之路”直接与前述的五次科学考察路线（沙漠之路、海上之路、草原之路、游牧之路、佛教之路）相对接。马约尔曾多次明确指出，“路线”或“道路”作为文化载体的激发性概念（stimulating concept）构成教科文组织开展的若干研究项目的观念基础；这种“文化之路”方法（“roads of culture” approach）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强调多元文化的重要性，这一点与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同样重要。 [8]
随着“丝路项目”后来几年的发展，围绕一些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道路”或“路线”而渐次展开的“之路”型项目（roads/routes projects）也依托文化间的“相遇”这一极富张力的象征性对话图景而开枝散叶，带动和推进了国际社会有关文化多样性与和平建设的文化间对话。以下，我们不妨以时间线索为序，对教科文组织在“十年行动”中陆续推出的“之路”型项目作一简略回溯，重点在于描述事件、意义及后续影响。
作为文化间项目的一部分，教科文组织于1991年发起的“铁之路”项目（Iron Roads Project）旨在彰显非洲大陆的技术文化，以帮助这个地区更好地应对发展的挑战。项目鼓励进行跨学科的科学研究，并与影响非洲国家与铁相关的工业发展战略进行合作，同时为文化、艺术和教育活动提供框架。该项目由一个16名成员组成的科学委员会负责监理，并由当时教科文组织促进和平文化的文化间对话与多元性部门管理。
作为该项目的组成部分，一系列科学会议相继举办，成果结集为《非洲的铁之路》宣传册和《非洲铁冶金的起源：烛照上古之新光——西非和中非人民的记忆》一书。这一科学新著认为，非洲在大约5000年前便发展了自己的铁器工业，包括在西部和中部非洲和大湖区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铁器制作中心。新的科学发现挑战了长期以来的许多传统观点，尤其是对既有的殖民偏见和缺乏根据的臆断作出了有力的反驳。教科文组织文化间对话科前负责人杜杜·迪耶纳（Doudou Diène）在该书序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最终的目标是采用严格的、跨学科的、国际化的科学方法，以恢复非洲直到今天都在被褫夺的文明及其深刻标志：铁。” [9] 这项合作成果的作者皆来自“铁之路”项目组，有杰出的考古学家、工程师、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通过追溯非洲冶铁的历史，以许多技术细节讨论冶铁业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作用。此外，项目还带来了一项多学科巡回影展，从世界各地有关非洲金属制作的大约30部影片中筛选而出的一部影片于1999年10月26日至11月17日在教科文组织总部放映。2000年，作为第七届国际非洲艺术和手工艺贸易展览会的一部分，在瓦加杜古特设了“非洲铁之路奖”，首位获奖者便是一位铁匠的后代——年轻的布基纳法索人托马斯·巴摩戈（Thomas Bamogo）。 [10] “铁之路”项目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反种族主义行动，直指非洲对宽容、相互理解和对话观念所作出的贡献。
贩奴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在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超过1500万人的男性、女性和儿童沦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悲剧的受害者。教科文组织认为，对主要历史事件的无知和掩盖，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解及合作，而贩奴交易和奴隶制不仅曾经影响全球面貌，而且持续造成当今社会的不安和动荡。因此，教科文组织下决心打破在贩隶交易和奴隶制问题上的长期缄默，于1994年在贝宁威达市发起“奴隶之路项目：抵抗、自由、遗产”（Slave Route Project：Resistance，Liberty，Heritage；以下简称“奴隶之路”） [11] ，诉求力图通过以下三个目标达成：（1）促进更好地认识世界范围内的奴隶制（非洲、欧洲、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印度洋地区、中东和亚洲）的起因、行动模式、事件及结果；（2）高度关注并强调这一历史产生的全球变革和文化互动；（3）通过促进对多元文化、文化间对话以及构建新身份与新型公民的反思，大力推动和平文化建设。 [12] 1997年，教科文组织将每年8月23日定为“废除奴隶贸易国际纪念日”；2001年，在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期间，联合国确认贩奴交易和奴隶制为危害人类罪。
“奴隶之路”这一后来被誉为“灯塔”的文化间项目正是从苦难记忆与文化强制进行逆向烛照和思考，直面历史阴暗的一面留给人类的深刻教训，也从多方面促进人们更好地认识到种族歧视和偏见给今天的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危害。该项目成绩斐然，除了陈列和反思贩奴历史的博物馆建设、口头传统搜集计划、地方文化体验活动按规划得以陆续推进，纪念地、建筑物和遗址也得到了系统的清理和建档。此外，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尤其是这一地区的口头传统，得到教科文组织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在书面档案和口头传统之间，关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书面和图像档案只能说明事实。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转向口头传统，以获得更完整的观点和对这一历史更多样化的评估。口头传统通常反映了受害者的故事，但远未被披露。为促进这种由传说组成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分析和实际使用，口头传统研究以故事、谚语、标记、隐喻、叙事、符号和其他表述形式的特征为依据而展开，并出版了许多口传作品。该项目还建立了几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以保护这一特定的口头遗产。总之，留下记忆的义务和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乃是“奴隶之路”项目所追求的目标；同时，该项目对反思当代形式的奴役（contemporary forms of slavery）也有着至关重要的镜鉴意义。
教科文组织的宗教间对话计划是文化间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促进冲突与宗教归属日益相关的世界中不同宗教、精神和人文传统之间的对话。1995年6月，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起了“信仰之路项目”（Roads of Faith Project）。由来自三大宗教专家倡议的《拉巴特提案》（ Rabat Proposals ）构成了1996—1997双年度活动方案的框架（26C/3.7），并为以下行动奠定了基础：一是设立教科文组织教席；二是创建一个汇集三大宗教知识的研究所，并由各宗教的专家领导；三是为1997年6月在马耳他举行“促进宗教间对话会议”创造了条件。这次会议旨在评估现有结构内所进行的种种实验，进而开展以各种方式组织的文化间对话和宗教间对话，寻找可能采取的后续措施。该项目最初展示三大宗教对精神、文化和艺术财富的产生和传播所作的贡献，而后发展为一项宗教间对话的跨学科计划：为创造新的对话和交流空间，一个题为“精神汇流与文化间对话”的全球方案出台，同时覆盖了“信仰之路”项目和“安达卢斯之路”项目（CLT-97/CONF.203/3）；其具体目标在于研究并确定导致不同文化间和文明间关系中断或巩固的机制和内驱力，促进对精神传统及其所基于的价值观的相互理解。
伊斯兰教、基督教及犹太教的文化和信仰曾经在安达卢斯（今天的西班牙境内）并肩共存了近八个世纪，因此这一地区为文化间的“道/路”与“相遇”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演证环境。在这一背景下，1995年11月，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核准了“安达卢斯之路”（Routes of al-Andalus）项目，旨在立足于“共同遗产与多元认同”这一方针，彰显在中世纪西班牙逐渐发展起来的对话进程、机制和遗产，并研究在当时的语境下所发生的互动之于当今的影响。马约尔指出，当今世界日益复杂的进程正在导致一种非常危险的势头——从许多正在发生的冲突中可以看出——不过，也有机会在文化之间激发汇流，烛照许多共享的价值。因此，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将重点放在当代的汇流进程上，为属于不同文化或宗教传统的社区之间开展对话，找寻尽可能多的交汇点；通过提请注意这些社区之间互相借鉴和相互赋予的方式，进而鼓励以新的方式来看待彼此，深化团结一致的意义。与此同时，该组织的目标也在于建立桥梁——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桥梁，以期在西方、阿拉伯世界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在民族、文化及宗教之间，建设一个相互交流和相互尊重的未来。 [13] 杜杜·迪耶纳也提出：“要确保安达卢斯的西班牙不仅被视为一个古老的美学场景，而且作为一种文化间对话的经验而加以理解和体认，这才是必要的新知。” [14]
总体上看，“铁之路”“奴隶之路”“信仰之路”及“安达卢斯之路”的拓展和延伸，不仅有前瞻性眼光和责任感，有超越当前人类文明步伐的勇气，还有具体的路径和可操作的技术路线。此后，在教科文组织甚或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中，“之路”成为“文化间对话”跨学科系列项目的代名词，凸显了“道/路”作为概念工具的方法论意义。正如教科文组织在一则题为《路即思想之道》的推介文章中所云：
作为文化间对话之载体的“道/路”概念对1994年的“奴隶之路”和1995年的“铁之路”（已证明非洲创造了自己的制铁工业），以及“安达卢斯之路”和“信仰之路”有着显著的启发作用，包括最近的“宗教间对话”计划——旨在重点关注创造宗教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文化与精神。 [15]
综上所述，教科文组织在“十年行动”中实施的系列化“文化间项目”以“对话之路”为主题标识和映射图式，已然具备了方法论和实践论的范式价值，尤其是“奴隶之路”“信仰之路”和“安达卢西亚之路”等项目表现出跨学科性和扎根于地方、次区域、区域及跨区域的特点，在具体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这些特点表明文化间具有深刻的相互影响。由此，路路相连，话语相通，作为和平文化关键因素的文化间对话所具有的内在活力和当代价值得到彰显。“奴隶之路”项目在促进对贩卖黑奴的历史事实进行多学科研究以及揭示由其产生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可以使有关的人民接受的确由暴力但也由相互接触而形成的历史记忆和共同遗产，以此创造他们之间进一步和解的条件，并认识到其各自文化演进的多元化活力。同样，“信仰之路”和“安达卢西亚之路”项目力求阐明文化融合的过程，同时鼓励在属于不同的文化和宗教领域但具有共同的历史遗产和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的社区之间建立对话的空间（151EX/43）。
在“十年行动”框架下，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领域围绕“共同遗产与多元认同”的讨论，随着“之路”系列项目的展开愈加走向深入，尤其是为促进文化间对话、培育对话精神并发展“对话伦理”继续开展了一系列传统和创新活动，其主要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1）促进对文化认同和多元遗产的形成过程及其互动关系的相互了解，提高对“普遍性”和“多样性”的辩证认识；（2）倡导从时空、历史和记忆的角度看待对话；（3）加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联系；（4）拓展对话新场域及其研究。由此，从文化遗产与旅游、文化与社区、文化与创造力、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经济及环境）等维度推动和平文化建设。与此同时，在组织编纂人类发展史和区域史的同时，实施系列化的跨区域文化间对话项目，致力于阐扬文化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复杂过程。
为推动旨在描述和证明各种文明和文化相互受益、相互汲取营养并丰富自身的学术工作，同时支持科研机构之间在国际上建立在线交流和联系的网络，教科文组织还努力将有关文明间对话的价值观纳入历史、地理和通识教育的教学大纲之中，促进采用各种有利于艺术教育的创新性方式和方法，并就这些领域应遵循的政策向会员国提供建议（171EX/40）。在“之路”系列项目的开放性框架下陆续完成的项目有阿拉伯计划、高加索项目、中亚文化间对话、地中海方案，以及通史和区域史书写等。以下，笔者各择若干要点予以简述。
为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对阿拉伯文化的了解，通过促进对话和交流，鼓励阿拉伯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加深相互理解，进而推动文化间对话、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教科文组织与其成员国中的阿拉伯集团从1989年便开始酝酿“阿拉伯计划”（Arabia Plan），并于1991年正式启动。该计划当时有三个战略重点领域：其一，“连续性和变迁”，意味着将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理解为发展的推进器；其二，“创新与现代性”，包括促进当代阿拉伯的创造和创造力；其三，“文化间对话与普遍性”，侧重于阿拉伯文化在与世界其他文化互动中的作用。
该计划在前十年的实施中，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例如出版《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的外交档案（1523—1945）》《伊斯兰文化面面观》（4卷）、《世界棱镜中的阿拉伯穆斯林文明》等研究成果，编制“阿拉伯国家世界遗产清单”，设立“世界阿拉伯语日”和“教科文组织—沙迦阿拉伯文化奖”，推出“阿拉伯文化经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伊比利亚—美洲文化的贡献”项目（ACALAPI，后独立于“阿拉伯计划”）。时至2001年，教科文组织和阿拉伯集团明确意识到该计划必须更新，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诸如全球化、互联网和新的传播趋势、人口移徙、恐怖主义和新的武力冲突。因此，各方提出了一套新的倡议《阿拉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其中新纳入促进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地方的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利用因特网分享阿拉伯文化的主要作品，或促进体现阿拉伯文化遗产的音像制品等内容。直至今天，阿拉伯计划的使命也并未失去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承担并协调“地中海倡议”的相关行动，在总干事的建议下将实施重点下放到开罗，使之成为第一个在阿拉伯世界中心运作的“地中海计划”（Mediterranean Programme）。该计划专注于促进三个密切相关并被视为网络的标志性活动：（1）知识航行：历史上的海船制造网络；（2）地中海保护区：公园和花园网络；（3）手工艺网络。除了这些工作领域，该计划还坚持向数字鸿沟和教育中的消极成见进行必要的斗争，并围绕以下三个主要问题而展开：（1）促进文化间对话；（2）促进和平文化；（3）为可持续共同发展奠定基础。
高加索地区连接欧洲和亚洲，处于许多文明和文化的交叉口，以其丰富的历史根性、传统及宗教为特征而堪称文化多样性的区域典范。1999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提议在高加索地区国家、次区域和区域间发起共同行动，讨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促进和平文化的共同价值观的方式方法，由此构成“高加索项目”（Caucasus Project），活动涉及教科文组织的所有领域。在项目范围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还包括该次区域的生态问题、全球气温升高问题和地震情况（30/C/DR.34）。在文化领域开展的活动主要有：（1）在保存、修复和展示文物古迹领域开展合作；（2）保护和进一步发展民族语言与本地语言，鼓励学习和提高外国语言知识，以推动次区域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3）开展文化交流，包括促进展览展示、民族艺术创作和传统手工艺，翻译和出版经典作品和现代作家的著作，联合摄制影视，协同组织文艺演出等。活动主要是在南高加索地区展开，重点目标人群包括青少年和妇女，并在三个发起国设立了教科文组织高加索教席。
为落实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化间对话，尤其是中亚不同宗教之间对话的行动纲领，“中亚文化间对话”项目（Intercultural Dialogue in Central Asia Project）特别鼓励处于转型时期或冲突局势中的国家之间展开文化间合作，以期加强该区域的社会凝聚力、团结及和平。项目本身侧重于中亚地区，既是因为该地区在人类文明和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为了进一步阐扬教科文组织在其“丝路项目”中提出的推广“多重认同与共同遗产”的理念。这是从“丝路项目”延伸出来并发展得较为完善的一个次区域性部门间项目。在逐步扩大范围的同时，带动了一系列具有长期影响并产生乘数效应的丝绸之路活动。其间的平行举措主要包括：设立教科文组织中亚教席网络、撒马尔罕国际中亚研究中心、乌兰巴托国际游牧文明研究所，编纂《中亚文明史》（4卷），开展中亚文化多样性与对话节，支持在中亚建立丝路古代驿站和邮政系统清单，并参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促进中亚和丝绸之路沿线文化旅游的项目实施，协助申报世界遗产名录，以及在文明间对话的框架下开展宗教间对话。这种次区域性的合作模式和多向交流的对话理念，即便在项目结束之后也保持着活力。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中亚地区较为频繁的互动项目正在延展；仅在国际中亚研究中心的后续项目中就有十多个国家共同推动，但已超出中亚范围，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也参与其间。
教科文组织的“通史和区域史”（General and Regional Histories）编撰工程由来已久，其宗旨在于“让人民谱写自己的历史”。有相当多地方权威史学家参与编纂工作，从而体现视角的转变。相继推出的《人类史》《非洲通史》《中亚文明史》《加勒比通史》《拉丁美洲史》《伊斯兰文化面面观》等一系列历史书写，举世瞩目。它们作为文化间对话项目的配套工具，为开展与历史、记忆、对话相关的系列活动，为重新发现人类观念以及由其自身命运形成的愿景并学会共处提供了助力。一方面，为读者提供对社会演变、文化繁荣、世界各地区间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趋势的全球认识，以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另一方面，就分裂社会的历史叙事与记忆性叙事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以鼓励分析性学习、批判性思考和互动式辩论，以消除误解、偏见和歧视。在陆续推出通史和区域史的同时，还利用互联网启动了利用《非洲通史》的一个教学项目，以利于形成民众的认同，并帮助他们了解作为任何区域文化多样性基础的共同联系，尤其是对非洲移民社区而言。
在以上文化间项目的陆续推进中，教科文组织不失时机地将由“道/路”和“记忆”两个关键词所激发的对话理念映射为各种文化交流的联结网络，由此演证人类的过去对当今世界文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关联，并在区域、次区域乃至国家等不同层面推广历史书写和教学的新实践。正如杜杜·迪耶纳指出的那样：“谈到长期记忆——这才是‘路线’概念（the concept of‘routes’）的根本意义。” [16] 虽然以上陆续展开的文化间项目各自都有不同的维度和重点，但大抵都既有对历史的检视和反思，也有对未来的期许和谋划，关注的重点依然是人类社会在精神、文化、艺术、知识、技术等领域的交往行动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历史与记忆之间展开文化间对话，强化并凸显了当今人类认识过去、反观自身、塑造未来的现实意义。而“丝路项目”产生的影响，犹如火种，不仅已经惠及当下的人类社会，还会有深远绵长的作用。人类社会的成员，或早或迟都会从自己或他者的历史与记忆中学到彼此相处的智慧和合理的做事方法。这也是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倡导“学会共同生活”的目标。
文化多样性是一种理念。围绕这种理念，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组织富有成效的多向度对话。另外，文化多样性亦可作为文化表现形式、创造力、创新能力，以及谅解与和解能力的一种适应过程来加以体认，在文化间对话实践中加以保护。在教科文组织推出的一系列跨学科的部门间对话行动中，“丝路项目”以“路”为“道”的方法可谓影响深广，因其始终将观念及其实践落实到文化间对话这一主题上，在对话相关性的设定和树立实践范式方面为“十年行动”及其宗旨而执行的文化间项目奠定了方法论和实践论的基础。这些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拉丁美洲—加勒比2000”（Latin America-Caribbean 2000）、“玛雅世界”（Maya World）、“巴洛克世界”（Baroque World），以及“阿拉伯文化经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伊比利亚—美洲文化的贡献”（The Contribution of Arab culture to Ibero-American cultures through Spain and Portugal，ACALAPI），等等（27C/103）。
在促进多重形式的文化间对话方面，由“丝路项目”开启的“对话之路”当属最具示范效应的旗舰项目，成为后来以同样的基本思路发起的其他后续行动的样板。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展的“促进和平文化”计划，与各个“之路”项目、“两个世界相遇50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阿拉伯文化发展计划”等深度融合，也成为“国际理解”的一个个重要标志。1999年，“之路”系列项目被纳入联合国《和平文化行动纲领》（A/66/273）的实施范围，不仅使教科文组织的部门间行动产生了倍增效应，也带动了该组织在其主管的各领域先后主推的各种文化间项目或计划。此后，教科文组织还开展了一系列传统的和创新的活动，建立新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各机构间和各组织间的合作，使得文化间对话活动在次区域、区域及跨区域层面显著增强。例如，在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有“区域间哲学对话”“思想之路”（亦作“通往第三个千年之路”）和“艺术之路”；在教育领域有“未来之路”，在文化、教育及信息和传播的部门间项目中有“电影与文化间对话”“数字丝绸之路”和“伏尔加河大道”；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迦太基之路”“腓尼基人之路”和“安第斯大道：文化之路”等项目，先后与欧洲委员会的“文化线路计划”、世界旅游组织的“遗产之旅”和“记忆之旅”，以及世界遗产委员会推动的“遗产线路/文化线路”形成多重呼应。与此同时，还在国家、区域或次区域乃至跨区域等层面拓展为一系列后续行动，诸如中欧和中南欧地区的“蓝色多瑙河”和“橄榄之路”、太平洋次区域的“海洋之路”“非洲独立之路：解放的遗产”、亚太地区的“陶瓷之路”，等等。从上述这些实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之路”项目的方法论价值在许多地区得到了印证；与此同时，也充分说明加强文化间对话、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开展和平建设行动的重要支柱；保护文化多样性作为和平对话和可持续发展的共享资源，则有利于培育创造的多样性，并加强文化间能力。在更大的框架内（包括宗教间对话），教科文组织特别关注鼓励地方、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文化多样性与政策多元化，鼓励区域和次区域的相关创议，彰显文化间传递和交流的重要意义。所有各方的行动都对文化间对话起着决定性作用。
作为“对话之路”系列项目的“模板”，“丝路项目”将“陆路”和“水路”本身作为对话方法和路径的策略，以其机巧的辩证思考和灵动的形象表述，不仅开启了以“道/路”与“相遇”互为表里的话语关联和阐释空间，而且“之路”的标识性符号和话语意义也在不断复制、翻版及拓展中彰显出实践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对步入新世纪的国际社会走向文化多样性的深入讨论和对话伦理的知识再生产形成了积极的助力。2004年10月，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就“文明间对话的新路径和具体行动”展开辩论，其背景文件对“之路”系列项目的借鉴价值予以了高度评价：
通过欧洲—阿拉伯对话、地中海项目或教科文组织、阿拉伯文化组织和伊斯兰教科文组织之间的三角合作等项目，可以更好地认识到文化间对话在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和积极影响。具体行动是加强特定区域和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凝聚力（例如在中亚、东南欧、高加索、印度洋、地中海地区，以及“阿拉伯计划”）；进而通过“道路/路线”项目突出互动和相互影响，对丝绸之路、非洲铁之路、安达卢斯之路、信仰之路、橄榄之路、伏尔加河大道和奴隶之路（促进各地区大学之间的具体项目，研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成因和形式）以及戈雷[—阿尔马迪纪念馆]项目予以特别关注，以利培育文明之间、文化之间和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170EX/INF.5）。
正是随着“之路”型项目的不断“落地”，“丝路项目”开启的“对话之路”也在不断延伸和扩展，而“道/路”和“相遇”这两个颇有说服力的象征符号，以内嵌的隐喻和阐释张力说明了“道/路”即方法，方法即“道/路”，由此引领着不同文化间的多向对话及其实践之道，稽古揆今，深入人心。在“十年行动”走向尾声之际，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贝尔纳·于热曾以《在路上》为题，对“之路”项目的意义作出如下评价：
教科文组织正确地采用了“路线”这一主题，由此将各种互为孳衍的相关项目与文化对话连接起来。这些亘古绵延的路线因其曾经运输过某种贵重品而得名：丝绸、生铁，甚至奴隶。另一些路线，大多不是由于贸易的取道，而是取决于道路所交汇的中心，例如，耶路撒冷——三大一神教的圣城；古安达卢斯——三大文化曾经在此和平共存。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正是由身心屏障、地形力线和人类谋略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并由其决定着某个思想是否能超越时空，在某一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中产生的某段书写是否能对某块大陆的另一端产生影响。传播是刻意的还是偶而为之的？当归功于扩张力还是吸引力？一种思想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是缓慢的渐进过程抑或是历史性灾难的结果？思想的旅程，取决于地理的恒常抑或是战争的命数，还是取决于各古代文明中心的十字路口抑或某条新路线的发现？若想了解自己来自何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须重返过去的大道小径。 [17]
正所谓“路即思想之道”。古往今来，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正是沿着“大道小径”孜孜不息，成为驱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必不可少的动力。与生物的线性进化不同，文化的非线性进化特质，就让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们，能够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通过有用的知识和好的做事方法的彼此启迪和共享，而大大加快文明进程的步伐。人类以往在地球上的活动，总体而言，是十分成功的。今天，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超速发展，以及人们越加频繁的移徙，文化间的对话比起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和丰富。不论怎样，过去、当下乃至未来的“路网”依然在延伸，需要人们在“相遇”和“对话”中不断前行，也要不断回首，尽管道路依然迢遥。
进入21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和“奴隶之路”作为“对话之路”的两个项目几经沉浮和曲折，浴火重生
，在联合国系统促进和平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后续行动中一直被当作实践样板，尤其是在“国际文化和睦十年（2013—2022）”和“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2015—2024）”等一系列国际对话进程中显现出强劲的活力。目前，这两个素有“旗舰”或“灯塔”之称的文化间对话项目主要由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部社会变革与转型处文化间对话科和历史与记忆对话科两个部门分别主导，并在部门间共同行动中确保了跨学科研究目标和在地化实施效果。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上给予“对话之路”（Routes of Dialogue）专题的解释，说明了作为方法的“丝绸之路”直指当下并朝向未来的对话意涵及其深远意义：
纵观历史，各国人民通过艺术、贸易和移徙交流了文化经验、思想、价值观和货物。人类历史就是这些旅程的故事。当我们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也踏上了一个旅程——其目的地乃是为所有人的正义、福祉及和平共存而恪守的承诺。在这些相遇中，横跨整个大陆和海洋的每一位行者或各社区传递了他们的思想和习俗，教科文组织通过一系列项目为这样的相遇鼓与呼。 [18]
教科文组织认为，“道路/路线”作为概念的提出，是以各国人民与各种文化的相遇为前提的，是知识、思想和“他者”的表述互为交流的结果，更是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相互影响的写照。所有的“道路/路线”项目都凸显了保持相遇和互动的动力之所在，而且最终表明文化间的交汇和互动过程是源远流长的（171EX/40）。这一系列文化间对话项目所形成的智力成果、实践方略，乃至经验教训，印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及平等对话对于人类实现永久和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推进“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也当有着借鉴意义。
2012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与教科文组织为实现其“于人之思想中构筑和平”的目标高度契合。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演讲中首次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即在“五通”的基础上发展出“五路”的目标。“和平之路”被置于首位：没有对话，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而开放和创新则是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经之路。和平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样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得到确认：“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该《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6便是“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势，加强并推动有关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对话活动、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所凝聚的对话精神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显重要。
这里，我们还需要在“文化间对话”与“跨文化对话”之间厘清概念的使用及其语境。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认为，同化论、多元文化论和当前的“文化间性论”（interculturalism）都曾被建议作为可用于管理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渠道；而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十字路口上的文化间性：比较观照中的概念、政策及实践》则侧重于“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这一概念，一方面提供新鲜的学理分析、政策讨论和实践案例，另一方面通过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个案研究深入探索不同文化间的对话、策略及能力建设
[19]
。那么，我们回到“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上来看“民心相通”这一合作之本，基于“文化间性”的对话和交流当更为接近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在文化政策领域，我们应当在“文化间”（inter-cultural）与“跨文化”（cross-cultural或trans-cultural）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并在涉及“文化间对话”这一关键词时审慎表述。尽管“文化间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有助于“跨文化传播/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但需要在“文化间对话”与“跨文化对话”之间进行学理上的辨析和语用上的区分，毕竟用于文化政策领域的概念有其需要设定的语境和场域。联合国系统长期采用且一以贯之的政策术语正是“inter-cultural dialogue”（文化间对话），而绝非“cross-cultural dialogue或trans-cultural dialogue”（跨文化对话）。
两相比较，后者无疑带有“居高临下”意味，实则无益于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
文化间对话的确事关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建设。教科文组织于世纪之交在哲学、伦理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开展的“思想之路”项目已成果累累：举办各种研讨会并发行出版物，促进对下列情况引起的伦理问题进行跨学科和跨文化分析：全球化、平等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机会，并在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世界中共处；为致力于促进对全球伦理问题进行跨学科对话的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创造更多的接触与交流。在该计划框架内开展的活动，阐明了教科文组织一向的立场——动员国际级的研究人员和财源机构贡献力量，促进就各种世界性问题开展学科间和文化间对话。而术语的确当使用显然已成为我们在文化政策制定和参与具体对话的过程中需要考量的一个基本维度，尤其是需要我们充分纳入古今中外有关“对话”的经验、思考和智慧，为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和旨在促进和平的对话伦理提供符合国际话语语境的“中国方案”
。
值得述及的是，近期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首次发布了来自199个成员国有关文化间对话的问卷调研结果，其中的相关数据说明：语境对于定义和应用文化间对话至关重要；文化间对话是社会凝聚力与和平的必要环境，有助于实现相关目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间对话对维护和平社会和预防冲突的贡献；文化间对话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概念，多种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确保其实施的关键。而在促进和达成文化间对话方面，经济发展被归为最不相关的因素。 [20] 诚然，文化间对话确实是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因其必须建立在承认人类是一个整体并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承认人类文化多样性以及各种文明和文化具有同等尊严的基础之上。而尊重文化多样性，提倡平等、宽容、对话、共享、合作，正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教科文组织，抑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行动并取得成功。
“对话之路”系列项目的发起和持续性推进与教科文组织建设和平的使命紧密相关。因而，强调该组织在调动联合国系统内外所有利益相关方支持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间对话以及建设和平文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对今天的国际社会而言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对话之路”系列项目立足于长期坚持的“文化间对话”的平等立场，并以其广泛的实践、经验乃至教训，凝聚了方法论和实践论价值，当为“一带一路”布局中的“民心相通”提供前鉴和思路，值得我们予以认真的关注、跟踪和研究。
近五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合作机制的成果文件之中，彰显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截至2018年10月，已有108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涉及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地区。在此背景之下，重温丝绸之路给人类留下的“共同遗产”，我们唯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习近平语），方能把握“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的进路。而如何充分开掘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学术潜力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间对话空间，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1] UNESCO， Routes of Dialouge ，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dialogue/routes-of-dialogue/，October 2，2018.
[2] 参见UNESCO， Thinking Ahead ： UNESCO and the Challeng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Paris：UNESCO，1977。
[3] UNESCO，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Studies ： Outline of a Project for Elucidating and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 1976-1980 ，Paris：UNESCO，1983，p.5.
[4] “丝路项目”最初为五年计划，后来为配合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行动计划》顺延至1997年。详见UNESCO， 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 Roads of Dialogue ， 1988-1997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5/001591/159189E.pdf，October 3，2018。
[5] UNESCO，“Achivements of the Silk Roads Project”， 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 Roads of Dialogue - a UNESCO Intercultural Project ，Paris：UNESCO，1997，p.32.
[6] UNESCO，“Achivements of the Silk Roads Project，” 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 Roads of Dialogue - a UNESCO Intercultural Project ，Paris：UNESCO，1997，p.32.
[7] UNESCO， 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 Roads of Dialogue ， 1988-1997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5/001591/159189E.pdf，2018年10月3日。
[8] Federico Mayor，“Preface of the Director-General of UNESCO”， 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 Roads of Dialogue - a UNESCO Intercultural Project .Paris：UNESCO，1997，pp.3-4.
[9] Doudou Diène，“Preface”，Hamady Bocoum（ed.）， The Origins of Iron Metallurgy in Africa ： New Light on Antiquity -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Paris：UNESCO Publishing，2004，p.19.
[10] UNESCOPRESS，“Iron in Africa：Revising the History”， Feature ，No.2002-14.
[11] 有时也译作“奴役之路”。参见UNESCO， The Slave Route ，http：//www.unesco.org/new/en/social-and-human-sciences/themes/slave-route/，2018年10月9日。
[12] 参见UNESCO， The Slave Route ，http：//www.unesco.org/new/en/social-and-human-sciences/themes/slave-route/，2018年10月9日。
[13] Federico Mayor，“Preface”， The Routes of Al - Andalus ： Spiritual Convergence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Paris：UNESCO，1997，p.3.
[14] Doudou Diène，“Introduction”， The Routes of Al - Andalus ： Spiritual Convergence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Paris：UNESCO，1997，pp.7-8.
[15] UNESCO，“The Roads，an Idea Making Its Way”， The New Courier ，2004（January），p.14.
[16] Diène，Doudou，“Introduction”， The Routes of Al - Andalus ： Spiritual Convergence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Paris：UNESCO，1997，pp.7-8.
[17] Francois-Bernard Huyghe，“On the Road”， The UNESCO Courier ，1997（June），p.7.
[18] UNESCO， Routes of Dialogue ，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dialogue/routes-of-dialogue/，2018年10月2日。
[19] Mansouri and Fethied， Interculturalism at the Crossroads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oncepts ， Policies and Practices ，Paris：UNESCO，2017.
[20] UNESCO， UNESCO Survey o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2017 ： Analysis of Findings ，Paris：UNESCO，2018，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