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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马克·雅各布（Marc Jacobs）
唐璐璐译
摘要 ： 如何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上进行反思，使乡村的行动者能够应对当前的现实和发展，是一项挑战。“豪特姆年市：圣利芬斯—豪特姆冬季集市及畜牧市场”是比利时2010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反映了乡村背景下露天市场的集市和畜牧市场文化。从长远来看，关于项目最近（列入名录之前和之后）和当下的演变，应在更广泛的制度背景下加以考虑。考察该项目的演变，可以探讨调动非遗保护范式和/或遗产价值评估方法对其发展是否有益；反思通过短链或长途贸易产生的“集市”模式在21世纪的意义，特别是面临的与动物有关的问题。通过与《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新增的第六章及处理问题的成果导向框架相结合，该项目也可以体现遗产概念或当代保护方法如何发挥作用。
关键词 ： 露天市场；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经纪；跨界者
“如今，就像喀什老城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巴扎经过了美化、组织、现代化，并与过去的巴扎形式遥相呼应……欧美游客偶尔会在喀什的牲畜巴扎试驾一匹马。令人吃惊的是，马和骑手都知道该怎么做……尽管在方法和骑术风格上存在差异，但是外国骑手……可以骑上中亚马的事实，证明了骑术文化在过去的六千年里是如何在全球共享的。” [1]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2003年《公约》）的《基本文件》
中，《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第170条提到：
缔约国应努力通过所有适当方式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可持续发展驱动力和保证的作用，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充分融入其各层面发展计划、政策和方案。在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缔约国应在其保护措施中努力保持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平衡，及保持它们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为此通过参与的方式促进相关专家、文化经纪人及中介人之间的合作。缔约国应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乡环境中的动态性质……
《业务指南》第170条是《基本文件》中唯一一处使用了“乡村的”（rural）一词和“城市的”（urban）一词的条文。它也为适用于2003年《公约》的“恰当词汇”引入了“相关专家” “文化经纪人”（cultural brokers）和“中介人”（mediators）的重要概念；紧随其后的第171条也提到了这些概念。
这两条内容，正在将此前版本的《业务指南》与21世纪首个十年的公约文本及公约实施的第二个十年中制定的一套基本文本和工具联系起来，包括《业务指南》第六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总体成果框架》。
[2]
它们是两个阶段和一系列工具的桥梁，也连接了联合国《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与全球本土化的伦理范式。
[3]
“城市的”一词明确与2030年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11和第一、二、三次联合国世界人居大会议程中的优先事项以及一些新的工具相关，例如《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该建议书开辟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世界遗产范式与全球关于城市化的意识及讨论之间的工作空间。
[4]
初看之下，到目前为止，全球性议程对于“乡村的”这一背景，并未给予同样的关注和优先考虑。但是，本着2003年《公约》精神，同时鉴于必须考虑到全球性背景，关注人类所有形式或网络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也许“乡村的”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默认形态，在传统意义上是一种“前工业文化”。
[5]
在乡村环境中，更危险的诱惑是，认为只考虑一个（本地）“社区”就足够了，或者更简单，甚至逃避这样的思考。但事实并非如此，《基本文件》系统地提到了“社区”（communities）、“群体”（groups）和“个人”（individuals，复数），可以简称为CGIs，而不是“当地的（乡村）社区”，例如《公约》第15条。
世界本就是而且应该保持其复杂性、流动性和动态性；在乡村环境中同样如此，应该是活态的。
本文将调用一组“边界”的概念，它们是更广义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工具箱的一部分，主要围绕“边界对象”的概念展开。这是苏珊·斯塔尔（Susan Star）与詹姆斯·格里斯默（James Griesemer）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提出的。他们将“边界对象”定义为：“这些对象都栖息于多个交叉的社会世界中……并且满足各自的信息需求。边界对象的可塑性足以适应当地需求和多方的约束，它们的基础性也足以涵盖各个地点间的共同点。它们在普遍应用时结构性弱，针对个别地点应用时结构性强。这些对象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但它们的结构是一致的，这足以让不止一个世界对此可辨识，这是转译的一种方法。” [6] 边界对象已成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工具之一，在广泛的应用中影响了许多研究。即使在苏珊·斯塔尔英年早逝之后，它仍在向前发展。 [7]
而“跨界者”（Boundary Spanners）的概念之所以特别有趣，是因为最近关于“实践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的文献中使用了该概念，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期优先考虑非遗保护范式中的学习过程、传播和教育。 [8] 此外，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关于边界跨越的启发性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强调了在协作剧院内工作的一组特定个人行动者的作用。协作剧院包括在部门内和部门间联合进行规划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相关机构。这些个人行动者被称为“跨界者”，因为他们从事的是跨越边界的活动——跨越、编织与渗透许多传统的边界类型，包括组织、部门、专业和政策。 [9] 这可以与转译的方法及行动者网络理论相联系，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与戴维·莫斯（David Mosse）也证明了这一点。 [10]
里卡多·莫尔斯（Ricardo Morse）在其关于边界跨越的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章中，将边界跨越与化学过程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催化剂的作用。莫尔斯对“结构催化剂”“过程催化剂”和“个体催化剂”进行了区分。而这与《业务指南》第170条和第171条特别相关。莫尔斯将管理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概念结合起来，通过（跨）“边界”的方式去思考。除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边界对象”和“跨界者”，还提到了“边界组织”（Boundary Organisations） [11] 与“边界体验”（Boundary Experiences）。这些术语在处理更复杂的当今社会、特大城市和多联结乡村的问题时似乎特别有用。在全球本土化的背景下，基于“网络”的概念对于合作至关重要，参与性方法、协作治理和“跨界”协作也应提上日程。 [12]
参与到2003年《公约》的非遗保护范式中，是一种边界体验。 [13] 在非遗保护和2003年《公约》的履约中，非政府组织可以被视为结构催化剂（网络中的群体）；此外，它们也参与了过程催化剂（产生社区或共同体效应及阈限）的工作，并促进和组织个体催化剂的工作。 [14] 下文将在案例研究中应用这些工具。
2010年，比利时的“豪特姆年市：圣利芬斯-豪特姆冬季集市及畜牧市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豪特姆（Houtem）是圣利芬斯-豪特姆（Sint-Lievens-Houtem）的一个村庄。圣利芬斯-豪特姆成立于1977年，由民主选举的一位市长和市议会管辖共五个村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月1日，豪特姆当地共有10255位居民。圣利芬斯-豪特姆位于比利时东佛兰德斯省东南部（50°55′0″N，03°52′0″E，距离根特市中心约25公里，距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约40公里）。一年一度的集市和畜牧市场——豪特姆年市，在豪特姆社区核心区域（939平方千米，4500名居民）宽阔的露天市场广场和周边的街道举办。
豪特姆年市是比利时佛兰德斯
仅存的一个交易牛和纯种马的大型露天市场。2007年，曾庆祝其1000年的历史。年市于每年11月11日和12日举行，为期48小时。在过去的25年中，平均每天有5万人来到豪特姆村中心参加集市，这相当于用两天的时间使该地区的人数增长了10倍。2010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该项目更享有盛誉并激发了当地的自豪感。尽管在2010年和2011年，记者对豪特姆年市兴趣高涨；但到目前为止，当地还没有大量的外国或国内游客涌入，也没有被外国旅行社发现或推销用于大众旅游。但值得注意的是发生的一些变化，列入名录的效果和影响被认为是相对积极的。
豪特姆年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每年的11月11日和12日，通常是相对寒冷的天气（有时是冰冻的温度），数百名牛贩和纯种马贩会来到豪特姆的大型市场广场，在露天展示他们的牲畜。他们在现场至少要度过48小时。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材料所强调的那样，这些商人、农民和牲畜之间的互动，根植于成千上万名当地人和到访者持续地往来之中。年市跟一年一度的儿童与青少年展览相结合。许多私人住宅在这两天会被改造为酒吧和街头食品店。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材料，集市包括38000平方米的休闲区域和3850平方米的市场摊位。在农业机械与工具展区旁边约450米的距离处，访客可以看到并排的马匹；在超过500米距离处，可见到排列约1公里的牛群。每年会出售超过1200头牛和600匹马。集市会搭起许多巨大的帐篷，以提供当地的和其他种类的食物；举办展览、分享信息、举行演讲；或者供家庭、商人和访客见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材料提到了阈限（liminality）的影响，一种“边界体验”：“在对参与者的采访中发现，‘氛围好’一遍又一遍地被提及是参加年市的原因之一。对某些人来说，会有一种真实的‘共同体感觉’
。对于许多游客而言，这是一种全方位的体验，在一个村庄的同一地点，一大群人和牲畜在48小时内共享一种文化体验的独特感觉。对非遗越来越多的认知和庆祝活动，为年市之于社区的价值提供了另一维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材料应包含哪些历史文献或信息？在第1栏与标准R1（该非遗项目是否符合公约第2.1条定义）相关的描述中，通常要提供一些关于历史背景的信息。但小字说明也提示：“提名材料不需要详细说明项目的历史、起源或年代。” [15] 其目的是提醒人们注意当前的现实、潜力、权力关系以及CGIs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同时，也是反对不加批判地使用19世纪创造的遗产传统或大约有500年、1000年历史的那些建构。2003年《公约》范式的基本态度是，不赞同这些主张并批判性地解构它们。 [16]
在提名材料的第1栏，可以简单了解到该仪式的起源和历史故事：
习俗起源与该地区对早期基督教圣徒圣利维努斯（Saint Livinus）的纪念有关。这个村庄就是以圣徒名字命名的。集市的出现与中世纪从根特到圣利芬斯-豪特姆的朝圣有关，与利维努斯的传说有关。当周边的商业逐渐繁荣起来，集市就诞生了。尽管提到旧集市具有千年历史的文献比比皆是，但第一份可靠资料显示，该村的集市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1339年）。15世纪和16世纪初，夏季和冬季集市在该地区变得非常流行。在近代早期、19世纪和20世纪，圣利芬斯-豪特姆冬季集市逐渐演变，但历经数个世纪依然在延续。
这就是该遗产项目提名材料中关于历史信息的所有内容。文件中其余部分的时间框架被限定为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启的新窗口。“15年以来”这个短语使用了许多次。值得注意的是，相邻的大城市、省会根特，在材料中只被提到一次（见上文）。在提交材料的前两年，也就是2007年，被认为是圣利芬斯朝圣/集市诞生的第1000年。该村的文化中心举办了一次讨论会，主要由根特大学的教授主导，旨在解构和情境化任何关于长期连续性和起源故事真实性的主张。讨论会和出版物的重点主要是根特。按照第1栏的说明，除了批评，几乎没有人关注这段历史：“尽管提到旧集市具有千年历史的文献比比皆是，但第一份可靠资料显示，该村的集市可以追溯到14世纪（1339年）”，以及15世纪和16世纪初这一鼎盛时期。
该村的历史其实与根特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宗教历史紧密相连。 [17] 在中世纪，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界限也不分明。在根特，有一个具有强大权力基础的市议会，特别是行会，积极地参与管理城市。此外，圣巴夫（Sint-Baafs）和圣皮特（Sint-Pieter）修道院也非常有影响力：他们的遗存及游行在城市生活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其中，圣巴夫修道院一位名叫利维努斯的基督教圣徒的遗物具有巨大影响力。每年6月28日和29日，根特都会举行为期两天的游行。而这也是圣利芬斯-豪特姆地区夏季集市的日子：所有那些在活动中的人都要吃饭、喝酒、娱乐，很多人都有消费的心情。自976年以来，圣利芬斯-豪特姆的大部分土地一直归属圣巴夫修道院。据推测，利维努斯于658年被杀害/殉难，其遗骸可能埋葬在圣利芬斯-豪特姆并于1007年被运送到根特的修道院。
这个“转译”是由朝圣来回答的，从根特到圣利芬斯-豪特姆再返回；而遗物是另一个方向。这就开启了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村庄每年有两天被外来访客“淹没”的历程。不仅圣利芬斯兄弟会的成员，还有许多根特市民，都参与到后来成为该市最大规模的宗教节日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伴着利维努斯的遗物穿过城市并去往豪特姆，遗骸和所有陪伴遗物的人在返回根特之前，都要在那里过夜。
近年来，学者们（以及其他“经纪人”和“跨界者”）对圣巴夫修道院传统的编制、虚构故事和伪造文件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创造一个奇迹，编制圣徒生活的故事并与地点进行连接，或者挪用、购买或伪造遗物以启动一项朝圣行动；这仿佛是遗产大众旅游的早先形式，以增强该地神圣的价值和力量，所有的这些行动和策略都很常见。在11世纪，圣利芬斯-豪特姆土地和农场的所有权可能会被当地领主或相互竞争的宗教机构争夺或侵占。通过故事和圣徒的遗物在根特的修道院和乡村的公共空间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并以来回的游行将这种联系实际展现出来，每年占据这个村庄的空间至少两个白天与一个晚上：这是一个聪明的计划。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而言，并不清楚所谓的利维努斯是谁；如果他真的存在，也不清楚他在哪里出生和去世。而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当前的研究非常重要，包括 11世纪晚期转移利夫尼（Livini）的故事而确定了6月28日的日期；将遗骸从圣利芬斯-豪特姆转移到根特的故事；以及据说圣巴夫修道院院长埃伦博德（Erembold，998-1017）承诺，他们每年都会将这些遗物带回来。因此，每次仪式举行时，根特在豪特姆的所有权都被圣巴夫修道院一次又一次地宣扬和加强。“民众的虔诚”和朝圣作为一种工具，在根特获得了影响力和普及；同时也增加了价值，促进了乡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18] 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加强和展示了根特和乡村中群体与社区的活力。它成为根特城市生活中主要的公民活动和宗教活动之一，而当时根特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仪式从6月27日开始，圣利芬斯兄弟会晚上会聚集在修道院进餐。修道院的教堂将举行子夜弥撒。随后，游行开始，队伍的前部是兄弟会、修道士和圣物匣；紧跟其后的是成千上万的市民，他们手持旗帜、火把、蜡烛和乐器。酗酒、跳舞、打架、唱歌、献媚以及其他后来被认定有罪的活动都是这种体验的一部分（除了虔诚，也是参加这种仪式的动机之一）。在14世纪、15世纪和16世纪，豪特姆这种混乱而麻烦的体验，在敌对的神职人员和地方官员中颇为知名（或者，对参与者来说可能很有趣）。 [19]
作为一年一度的城市和乡村仪式中一种深度阈限体验的一部分，游行也可能被用作一种强大的沟通与抗议的媒介。彼得·阿纳德（Peter Arnade）曾提道：“圣人的神圣魅力可能成为抗议者手中的有力武器，尤其是在政治动荡时期，他们穿过市中心的街道和广场时。”
[20]
1467年，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决定于6月28日正式进入根特，当时的局势失控了。游行队伍带着遗物返回根特时，他们载歌载舞；一群年轻人高喊着“让圣利维努斯通过”，捣毁了一个税收亭；高喊着喧闹的口号，占领了街道和根特大市场，并与新统治者发生了暴力冲突。
[21]
1539年，当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决定惩罚根特的大规模叛乱和拒绝交税行动时，他开始了一系列行动：1540年，他从西班牙侵入低地国家
，率领数千名士兵于1540年2月进入该城；处决了几位政治领袖；不仅决定拆除几扇城门和其他象征城市边界的重要标志，还决定将圣巴夫修道院夷为平地，以便在1540年4月开始建造一座城堡作为帝国的堡垒；下令没收公会的所有物品、财产和特权并改组了政治架构；还明确禁止圣利芬斯的游行队伍离开根特。随着修道院被摧毁，圣物被安放在另一个重新命名为圣巴夫教堂（Sint-Baafs church）的地方。
[22]
而20年后，它们在颠覆传统的暴动中被毁坏。
因此，不论在城市生活还是乡村生活中，朝圣的历史有一个明显的断裂。但是圣利芬斯-豪特姆的影响（每年两天）已经在该地区的集体记忆中根深蒂固。在村里，地区的夏季集市和冬季集市都在继续，最终只有冬季集市保存了下来，并且越来越与11月12日联系在一起。11月12日被认为是利维努斯的忌日，为了纪念这一天也有朝圣之行。这些朝圣者也要吃或喝，所以集市进一步发展。
随着时间推移，集市逐渐发展出一个畜牧市场。但在20世纪，特别是拖拉机问世后，农业结构和乡村面貌都发生了变化，这种畜牧市场的连续性和前景都不确定。很难通过一段光辉的历史（1540年哈布斯堡皇帝的干预破坏了旧的历史性机制）或者新的历史性机制使其合理化或推动它向前；至少从经济、市场资本主义的角度来说，用光明的未来使其合法化是行不通的。
该项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材料重点强调了节日氛围和身份建构的重要性。第1栏介绍该项目历史内容时也强调了这一点。在前文的引用段落“圣利芬斯-豪特姆冬季集市逐渐演变，但历经数个世纪依然在延续”结束之后，紧接着是故事/历史的第二部分：
作为在小村庄举办的大型地区集市，它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每年11月举行的仪式给人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感觉。私人住宅变成了公共场所，人们可以在这里享受音乐、饮料和食物，整个村庄变成一个开放的款待空间。大多数当地居民都不希望错过豪特姆年市；他们期待着它，并将它作为当地身份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庆祝。也有许多游客年复一年地过来参加，有时甚至是一代又一代。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农业专业人员和贸易人员身上。他们参加集市不仅仅是商务原因，更是将此视为一种传统或非遗。他们的父母参加了，他们的祖父母也参加了。对畜牧贸易的专业人士来说，这次集市标志着一年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和地点，标志着他们的集体职业身份。
但是，畜牧贸易商的数量正在逐年减少。在交易场所方面，还有其他地方可以买卖牲畜，可以在网上，也可以在其他经过消毒的地方，在其他商业场所；而不是在露天、在晚上，周围还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此外，欧洲法规也影响了跨境贸易的自由度、透明度、后续行动和卫生规定。作为一项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保护动物权利的新的行动团体对涉及活体动物的活动和传统也提出了质疑。就娱乐方式而言，该地区或该国可供选择的方式也是不计其数的，通过网络电视或者许多聚会场所和场合，可以聚在一起庆祝。那为何要选择在露天，在草地或街道的石头上，在寒冷的地方，在又臭又吵的牛、马、鸡和许多人的中间？这仍然是朝向全球化的未来欧洲的一部分吗？在20世纪下半叶，这类问题很难得到肯定的答案。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一些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出现了以当下为导向的遗产繁荣和历史性机制。这种演变在21世纪影响了佛兰德斯并带来新的视角。2003年《公约》有力地强化了这一点，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或边界对象），可以被挪用、调整并用于尝试拯救圣利芬斯-豪特姆的集市。实际上，在被列入名录后，有些新的环节被创造出来并增加到集市中。例如，自2014年起，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利维努斯游行”，宣告集市的正式开始。游行从新建的文化中心“文化工厂”开始，然后走向市场广场。数百人参与了这次活动，他们身着五颜六色、崭新的、所谓的历史服装。游行会让人想起圣利维努斯的故事、集市的起源、根特与圣巴夫修道院遇到的问题、查理五世的禁止朝圣（后来这一禁令被撤销）等等。
另一个有趣的创新（由市档案馆组织）是，如今人们可以预约导游讲解关于集市的保护措施，展示所有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和安全措施，遗产化进程和遗产管理成为遗产本身的一部分。
其实早在2003年《公约》之前，就有人尝试对乡村的集市采取一些行动。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包括时任市长利文·拉托瓦（Lieven Latoir）在内的几位当地行动者，都在一直努力寻找维护集市传统的解决方案。（与提名材料第3.A栏比较）除了经济结构的问题和娱乐方式的演变，集市这一传统还受到了由动物权利积极分子组成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攻击。2003年《公约》在佛兰德斯的“副作用”之一是，它提高了人们对“伦理问题”的认识，引发了对此更多的关注。
对于2003年《公约》的政府间委员会来说，这可能是个问题；但这种情况被避免了。在一篇主要内容是关于佛兰德斯民俗项目涉及活体动物的争论的文章中，亚娜·德·比耶（Jana de Bie）采访了比利时最活跃的动物保护组织GAIA（全球动物权益行动）的负责人米歇尔·范登·博施（Michel Van den Bosch）。
[23]
在过去的30年里，GAIA通过使用大众媒体和组织公开的行动，产生了真正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他们成功废止了布鲁塞尔地区的几个畜牧市场。1999年，GAIA也要求停止在圣利芬斯-豪特姆举行的活动。他们的批评观点主要是马、牛和其他动物没有被合理对待，有时动物会被打，它们也没有被正确地拴起来，没有屋顶或其他东西覆盖以抵御雨水或寒冷。当地一个名为BLID的动物权利行动组织也要求制定动物保护的规定。显然，市议会对此缺乏足够的规定，管理混乱。1999年，GAIA派出所谓的“巡视员”，拍摄并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全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都收到了关于这一情况的警示。
[24]
起初，在圣利芬斯-豪特姆，对于GAIA令人不快的调解行动有一种非常消极的防御反应。但圣利芬斯-豪特姆市议会决定采取完全不同的一种做法，与GAIA开启了深入对话和凝聚共识的一段进程。市长和一些公务员邀请了GAIA的代表参加会议，以寻求解决办法。双方同意让国家警察（不是地方警察）充当调解人，努力达成协议。警察接替了GAIA的“巡视员”角色，后者现在以“观察员”的身份出现。市议会、GAIA 和积极分子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比如设法用临时建筑和帐篷为动物提供遮蔽，开发了用绳子把动物绑在柱子上的新方法；以上措施都由市议会进行资助。畜牧贸易商和市民享有了更好的互动环境，因此均接受这些建议。在几年的时间里，紧张和争议逐渐消失。各方的协商会议已成为一年一度的传统。此外，还任命了一名全职协调员
负责跟进工作，并试图让各方之间的对话继续下去；这项工作同样由市议会提供经费。市议会的结论是，在建立共识和促进对话方面，投资才是可取的做法。他们明白，这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他们不能在语言“攻击”的阶段之后，系统地让警察成员继续充当调解人；良好的互动方式已经稳定下来；致力于为相关动物和人类找到改善生活质量的解决办法，这才是正道。
[25]
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奈尔·贝斯需要作为协调员和跨界者开展工作，培养解决冲突的必要技能，并与乡村社区的其他参与者一起，最终接受2003年《公约》这一边界对象。此外，市议会成员（重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边界组织，设法去缓冲、缓和上级规章、行动团体的主张之间的关系以及许多其他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材料第3栏）。
在第2栏对于标准R2（列入名录将如何有助于确保人们对非遗的认知并促进对话）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该项目对2003年《公约》的应用正在发挥作用。这种演变在市议会网站的官方通讯和采访中都得到了证实。这是一种国际转向的一部分，也是试图让集市拥抱新的可能性的一种尝试。此外，这还凸显了非政府组织和其他行动者作为“边界组织”所发挥的作用。
在提名材料中，建立咨询和对话网络以及特别协调员的工作，都在第2栏和第3B栏中被置于重要位置，当地协调员/跨界者的任命也被明确提到。文件中也表明要增加一批跨界者或遗产经纪人，所谓遗产契约（2008年5月23日通过的《佛兰德斯文化遗产法令》规定，地方和中央政府共同管理和共同资助遗产计划；目前施行的是2017年法令）的模式。2012年“遗产契约”
[26]
（erfgoed convenant）的出现以及Erfgoedcel Viersprong
的创建都表明，这些目标在目前已实现。如今，在豪特姆年市期间，遗产组织每年都会举办一场遗产活动并对活动进行记录，浏览以往活动的照片，还会进行一些采访。
他们在2013年还帮助恢复了当地的一个历史与遗产志愿者协会，并与其合作，以充实以城市历史和演变为基础的纪录片，尤其是关于集市的内容。
在提名材料中，保护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注重空间的管理，以确保游客和动物的安全。组织者在组织群众活动时遇到的具体情况方面、处理有限空间内人数临时呈指数增长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2栏就出现了一项有趣的挑战：
尽管该地区近年来有城市化的趋势，但圣利芬斯-豪特姆仍然相对乡村化。因此，目前豪特姆年市的空间背景也反映了其起源的独特性。既然如此，有趣的就是如何管理文化空间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在这个乡村文化空间中形成了一种模式，使广大民众能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到这一节日中。他们参与了集体仪式，而子仪式（买卖动物和交换信息）也随之发生。将这一项目列入非遗名录，将提供独特的可能性，以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表现进行比较，甚至与之联系。这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历史传说故事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并保持）功能的。
这确实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挑战，包括在中国相关的研究中也有可能涉及，例如在研究喀什牲畜市场的演变时。 [27]
就圣利芬斯-豪特姆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名录和整个关于动态传统的论述，形成了一些有趣的讨论并得到了仔细的研究。第一个讨论是在节日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关于谁是CGIs以及如何处理（只谈论社区将是极端的简化）的问题。 [28] 第二个讨论是关于在未来没有活体动物的一种适当的集市。亚娜·德·比耶发现，因为看到牲畜市场的部分没有增长而是减少，经济元素和牲畜贸易商的人数也在减少，两天节日中的其他方面却在发展，说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话语使人们对长远问题开始进行反思。决策者发现，让动物和游客接触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们也在考虑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不再有大量活体动物作为市场的一部分出现。 [29]
如今，圣利芬斯-豪特姆年市依旧繁荣与成功。但一些变化，比如欧洲的法规、牲畜贸易商数量的变化，都可能对传统集市产生重大影响。观察2003年《公约》范式及其所有工具能否像在21世纪头十年那样，继续产生积极的振兴效应，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发现，成功的关键因素是经纪和跨界。因此，未来行动的关键应该可以在《业务指南》第170条和第171条中找到。
[1] James A.Millward， The Silk Road ：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91-92.
[2] Basic Texts of the 2003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18 Edition，UNESCO，https：//ich.Unesco.org/doc/src/2003_Convention_Basic_Texts-_2018_version-EN.pdf。译者注：中文版参见联合国教产文组织文化部门活态遗产处《基本文件·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8年版本》，巴黎：教科文组织，2018年，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网址：https：//ich.unesco.org/doc/src/2003_Convention_Basic_Texts-_2018_version-CH.pdf，浏览日期：2019年4 月16日。
[3] Marc Jacobs，“Glocal Perspectives on Safeguarding：CGIs，ICH，Ethics and Cultural Brokerage”，in Tomiyuki Uesugi & Mari Shiba，eds.， Glocal Perspectiv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Local Communities ， Researchers ， States and UNESCO ， with the Special Focus on Glob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Tokyo：Seijo University，2017，pp.49-71；Marc Jacobs，“La sauvegarde du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et l'éthique”，in Françoise Lempereur，ed.，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 é riel ，Lièg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ège，2017，pp.247-259.
[4] Sophia Labadi & William Logan，eds.， Urban Heritage ，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 International Frameworks ，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ance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6.
[5] Marc Jacobs，“Bruegel and Burke Were Here！Examining the Criteria Implicit in the UNESCO Paradigm of Safeguarding ICH：The First Dec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Vol.9，2014，pp.100-118.
[6] Susan Leigh Star & James R.Griesemer，“Institutional Ecology，‘Translations，’and Boundary Objects：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1907-1939”，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1989，pp.387-420，p.393.
[7] Geoffrey C.Bowker，Adele E.Clarke，eds.， Boundary Objects and Beyond ： Working with Leigh Star ，Cambridge MA & London：The Mit Press，2015.
[8] Luciana Castro-Gonçalves，“La face cachée d'une‘communauté de pratique technologique’”， Revue De Gestion ，Vol.5，No.174，2007，pp.149-169；Etienne Wenger，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 Meaning and Identit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Etienne Wenger，ed.， Learning in Landscapes of Practice ： Boundaries ， Identity ， and Knowledgeability in Practice - based Learning ，London：Routledge，2014.
[9] Paul Williams， Collaboration in Public Policy and Practice ， Perspectives on Boundary Spanners ，Bristol：The Policy Press，2012，p.1；Paul Williams，“Special Agents：The Nature and Role of Boundary Spanners”，in Paper to the ESRC Research Seminar Series -‘ Collaborative Futures ： New Insights from Intra and Inter - Sectoral Collaboration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February 2010.
[10] David Mosse & David Lewis，“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Brokerage and Translation in Development”，in David Lewis & David Mosse，eds.， Development Brokers and Translators ： The Ethnography of Aid and Agencies ，Bloomfield：Kumarian Press，2006，pp.1-26，p.2.
[11] Ricardo S.Morse，“Integrative Public Leadership：Catalyzing Collaboration to Create Public Value”，in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Vol.21，2010，pp.231-245，p.233.
[12] Ricardo S.Morse， Integrative Public Leadership ： Catalyzing Collaboration to Create Public Value ，p.231.
[13] Ricardo S.Morse， Integrative Public Leadership ： Catalyzing Collaboration to Create Public Value ，p.234.
[14] Marc Jacobs，“Development Brokerage，Anthropology and Public Action.Local Empowerment，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id：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olkskunde . Tijdschrift 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 leven ，Vol.115，2014，pp.299-318.
[15] Rieks Smeets，“On the Third Source of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ESCO's Intangible Heritage Convention”，in The First ICH - Researchers Forum ：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ESCO ' s 2003 Convention ， Final Report ，3 June 2012，Paris，France，Sakai-City-Paris，2012，pp.71-86.
[16] 要理解相关内容，需要了解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和弗朗索瓦·哈托格（François Hartog）提出的“历史性机制”（historicity regimes）的概念。非遗保护范式是朝向当下的历史性机制的一部分。François Hartog， R é gimes d ' historicit é. Pr é sentisme et exp é riences du temps ，Paris：Editions du Seuil，2003；François Hartog， Time and Heritage ，in Museum International ，Vol.57，2005，pp.7-18；Christian Delacroix，François Dosse，Patrick Garcia， Historicit é s ，Paris：éditions la Découverte，2009；François Hartog， Regimes of Historicity ：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17] Handelingen der Maatschappij voor Geschiedenis en Oudheidkunde te Gent ， UGent Open Access journals ，https：//ojs.ugent.be/hmgog/article/view/2/2，浏览日期：2019年4月16日。
[18] Paul Trio，“Handel en wandel met een heilige：Organisatie van en deelnemers aan de laatmiddeleeuwse Sint-Lievensprocessie vanuit de Gentse Sint-Baafsabdij naar Sint-Lievens-Houtem（tot 1540）”， Handelingen der Maatschappij voor de Geschiedenis en Oudheidkunde te Gent ，LXI，2007，pp.83-104.
[19] Peter Arnade， Realms of Ritual ： Burgundian Ceremony and Civic Life in Late Medieval Ghent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56.
[20] Peter Arnade， Realms of Ritual ： Burgundian Ceremony and Civic Life in Late Medieval Ghent ，p.55.
[21] Peter Arnade， Realms of Ritual ： Burgundian Ceremony and Civic Life in Late Medieval Ghent ，pp.145-158.
[22] Peter Arnade， Realms of Ritual ： Burgundian Ceremony and Civic Life in Late Medieval Ghent ，pp.205-208.
[23] Jana De Bie， Hoe gaan betrokken actoren om met controverse rond immaterieel cultureel erfgoed ？ De visie en het beleid toegepast op elementen op de Inventaris Vlaanderen voor Immaterieel Cultureel Erfgoed ，Gent：University Ghent/MA thesis in history，2014.
[24] Jana De Bie， Hoe gaan betrokken actoren om met controverse rond immaterieel cultureel erfgoed ？ De visie en het beleid toegepast op elementen op de Inventaris Vlaanderen voor Immaterieel Cultureel Erfgoed ，Ghent：University Ghent/MA thesis in history，2014，p.46.
[25] Jana De Bie， Hoe gaan betrokken actoren om met controverse rond immaterieel cultureel erfgoed ？ De visie en het beleid toegepast op controversi ？ le elementen op de Inventaris Vlaanderen voor Immaterieel Cultureel Erfgoed ，p.47.
[26] Lothar Casteleyn，Ellen Janssens & Jorijn Neyrinck，“Six Years of Experience in Intangible Heritage Mediation in Flanders （Belgium）：From Cultural Heritage Cells and an ICH Network to www.immaterieelerfgoed.be”， Volkskunde . Tijdschrift 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 leven ，Vol.115，2014，pp.387-404.
[27] https：//en.unesco.org/silkroad/content/kashghar；http：//www.traveller.com.au/hanging-by-a-thread-f7rv#ixzz5WAHcPury；Ayxem Eli，“Donkey Bazaar，A Bazaar of Hell：An Investigation into Donkeys and Donkey Trading in Kashgar，Xinjiang，China”，in Donald C.Wood，ed.， Economic Ac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s ，Bingley：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2010，pp.159-187，163.
[28] Jana De Bie， Hoe gaan betrokken actoren om met controverse rond immaterieel cultureel erfgoed ？ De visie en het beleid toegepast op controversi ？ le elementen op de Inventaris Vlaanderen voor Immaterieel Cultureel Erfgoed ，p.106.
[29] Jana De Bie， Hoe gaan betrokken actoren om met controverse rond immaterieel cultureel erfgoed ？ De visie en het beleid toegepast op controversi ？ le elementen op de Inventaris Vlaanderen voor Immaterieel Cultureel Erfgoed ，p.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