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必然反应和客观要求。陆杰华和郭冉认为，为积极应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确保经济社会发展长治久安，必须从新基本国策的高度来确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构想
。
杜鹏和陈民强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七大方案，包括：政策体系、服务保障、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社会环境营造、劳动力供给、智慧养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等
。
刘尚君和陈攻对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思考，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重点回答好三大问题：一是如何实现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现代化；二是如何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规律，促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三是如何在中国老龄化治理经验基础上推动全球老龄化治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老龄化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为此提出重塑中国老年人的现代化特征、进一步优化人口发展策略、创新中国特色老龄化社会治理新模式等构想
。
胡湛等人认为，中国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具备治理范式优势、治理结构优势、国家禀赋优势和后发比较优势，应正确处理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人口发展战略的关系，形成“身-家-群-国-世”整体性治理格局，不断凝练和充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方案”体系
。
王晓峰和刘华伟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模式：发展老龄产业、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丰富老年人生活、弘扬孝亲敬老文化、加强国际合作
。
刘智勇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实现观念更新、任务定位和实现途径的转变
。
郭春镇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赖于法治建设，要发挥法治对具体政策落实的引领、促进和保障作用，并且从健康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智慧老龄化三个维度构建法治路径
。
本书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平台，时间跨度为2004—2023年，在跨库选择上去除图书、年鉴、专利、标准、成果、古籍、视频，选择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报纸、特色期刊、学术辑刊这六个全文数据库为检索对象，通过使用主题“智能养老”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得到相关研究文献的样本篇数。2004年至2023年19年间共计发表相关文献842篇，其中学术期刊588篇，学位论文153篇，报纸文章42篇，学术辑刊5篇，特色期刊27篇。相关文献的类型中，学术期刊的数量为主要部分，高达588篇，占据总文献份数的69.8%；仅次于期刊类的是学位论文，占比18.2%；报纸文章和特色期刊占比分别为4.99%和3.21%；学术辑刊最少，仅占0.59%。
可以看出，智能养老文献研究总体趋势分布前期呈现出快速增长，近年来增速趋于平稳。其中，2004年到2018年的数量快速增加，2020年数量相对有所下降。
智能养老问题涉及的学科类别大多为政治、经济等方面。相关文献的学科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共有391份，占比37.60%。服务业经济和贸易经济居于其后，均为85份，占比8.17%；自动化技术、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计算机软件与计算机应用等分布在其后。智能养老的研究涉及很多学科类别，可以看出其构成的复杂、多样化，反映出相关学者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努力去探索推动智能养老的发展措施。
智能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就是在传统居家养老的基础上借助人工智能设备、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不改变居住场域的基础上享受智能家居、上门送餐、照护清洁、远程医疗等服务内容，是目前推行最为普遍的智能养老服务模式。其中，上海市推行的虚拟结合现实的“智能相伴”服务、浙江绍兴市的“标准化、全覆盖”模式推行智能居家养老服务、河南省洛阳市借助信息服务平台打造的十分钟智能服务圈等都是现实中的尝试。同时，也有相关企业不断推动智能养老服务的研发，如在北京亮相的“康仔”和“福妮”数字虚拟人，是最新技术打造的线上养老服务管家及居家照护师；欧万“一站式服务”的智能看护系列设备服务于老年人的体征监护、呼叫求助、盲区看管、用电保护等，全方位照护老年人。王晓峰等人从社区边界区分出发，认为应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拓宽边界，协同助力居家养老
。赵庚和赵萌以投入-产出和产业链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智能养老评价指标体系，以便推动智能养老服务的发展
。
智能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是将信息技术引入，融合社区资源，以提升社区养老的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样地，依托社区，可以让更多的智能养老应用落地，比如通过系统告知当天的活动或节目、刷卡就餐、刷脸支付等功能。由于智能养老的产生给养老行业带来了很多便捷，一些社区开展了智能养老服务的尝试和试点。如上海市的“一网统管+嵌入式养老”的社区养老、武汉市的“人工智能+社区养老”模式将高校企业和社区三方协作共同为老年人提供服务、重庆市打造智能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网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等。潘峰和宋峰发现“互联网+社区养老”能够有效解决养老的现有问题，并从系统构建、参与主体和保障措施三方面提出了完善对策
。同时，智能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易艳阳发现数字治理与社区养老结合中，存在“数字失灵”“数字分层”等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并提出解决对策
。
智能机构养老服务模式则是为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提供各种智能养老服务和设备，如健康检测、摔倒报警等，以便更好地生活。浙江杭州三福院作为智慧养老院首批试点单位，以数字化改革、现代化治理为战略目标，开发智能养老数字化应用，打造数字治理和数字服务两大类场景，成为智能养老机构的样板。山东枣庄机构探索智能养老新模式，在普通生活用品中应用“黑科技”，在家动动手指就能实现“自由养老”，像床垫、手表、拐杖、鞋等都可以与智能设备进行融合。社村通智能化养老服务，以“智能化养老+硬件对接+运营一站式全套解决方案”为养老机构提供多种养老服务，实现数据互联及同步、子女与老年人、机构与医护人员信息交互等功能。王东博等人研究发现在养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智能产品的应用使得养老机构相比于传统模式，能够显著地提升机构的服务效能
。不同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有不同的需求倾向，孟李雪等人认为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并提出了实现养老机构智能养老系统设计的可行方向
。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传统养老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家庭养老的压力逐渐显现。在人工智能水平快速发展之下，配有智能养老服务设施的社区、机构日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但智能养老的发展也在挑战传统思想的权威，子女将父母放到社区、机构加以看管，一是会受到周围邻里甚至父母的指责和反对，二是智能养老设备的安全性仍存在一定隐患。而让老年人摒弃传统的养老思想，走出家门到社区或机构养老，会产生被抛弃的想法。此外，也存在因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产品导致智能养老服务无法提供的情况。目前，学者研究发现，导致老年人对智能养老中人工智能产品接受度较低的原因有许多，如：崔开昌和刘纯燕从观念的角度认为，老年人对新鲜事物的接触过程较长，接受程度较低；担心网上诸多诈骗，更愿意相信线下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认为人工智能机器是冷冰冰的，没有人陪伴的温暖等
。刘育猛从能力这个角度认为，老年人因年龄增加导致身体功能退化，从而在学习过程中较为吃力，甚至完全不懂，难以接受和操作；高难度的人工智能学习会令自学和他人教授过程中增加诸多困难，导致厌学弃学等
。
智能养老的快速便捷是建立在信息服务平台基础之上的。养老服务涉及诸多领域和多种服务，屈贞发现从智能设备到远程医疗，从照护机器人到生活小帮手等都需要相互之间的信息联动，才能实现人、物、信息之间的融合，从而为老年人提供精准便捷的服务
。因此，相对于传统养老服务，智能养老服务涉及的领域较多，投放诸多资源，因此在开销上会有所增加，会自动屏蔽掉一部分消费群体。此外，由于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还未成熟，前期的研发投入较多，生产出来的产品设施等价格都相对较高。徐智华和苏炜杰认为，目前智能养老的发展尚未形成规模，少量生产的成本相对较高，若想降低价格，规模化、量产化、大众化等才是必选之路
。当然，智能养老产品的正常使用还需要各种群体的培训，这种软硬结合的消费较多，综合下来目前的使用成本还较高。何妮等人通过研究认为，整体来看目前智能养老市场还未形成合理的价格序列，不能满足各种收入水平的家庭为老年人提供智能养老系列服务
。
虽然智能养老不断进入人们的生活当中，但它仍然属于新兴的养老服务模式，其中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等还未建立完善，导致责任主体尚不明确。李长远发现传统养老模式涉及的主体简单明确，如机构与老年人家庭之间、机构与供应商之间，有合同及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但智能养老的发展涉及诸多领域，相应的主体包含个人、家庭、医疗机构、政府、供应商等。苏炜杰认为导致人工智能养老服务过程中牵涉其中的责任界限不明确，属于多数人侵权
。此外，智能养老服务过程中都是资源融合、相互关联的，脱离哪一环节都可能无法提供服务，逯改指出，具体的侵权行为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侵权主体也难以辨别，可能是研发者或是生产者，又可能是销售者、使用者
。还有，目前智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不成熟，虽然国家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但责任主体的相关内容还不全面，导致无法可依，无规可从。
智能养老的发展涉及诸多领域，从信息平台到智能设备再到服务人员，都需要跟随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从而实现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目前来看，市场上供给的人工智能养老设备的智能化水平较低，高价格的智能产品仅能提供比较简单的服务。李长远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一键呼叫”虽然采用信息化技术，但很多都没有可视化界面，导致缺乏互动性，无法精准为老年人提供所需服务
。此外，市场上流通的人工智能设备和养老服务种类较少，无法满足目前逐渐多样化的养老服务。王文彬认为信息化平台是很多信息的中转站，但目前很多平台的信息发布并未跟上，滞后性问题非常突出
。研发人员是推动智能养老发展的关键主体，但目前很多人才不愿意进入养老产业，而是在一些高新科技上不断创新，突破技术壁垒，从而获得成就感。程承坪和吴琛提出智能养老服务需要养老服务人员懂操作，接受培训以提高智能化水平
。但是，目前养老服务人员供求不平衡，高质量人才更是难以留住。
智能养老的发展主要涉及政府、市场等主体。目前，就政府来看，作为智能养老发展的主导者存在着顶层设计不足、缺乏规划、监管不足等问题。虽然政府先后发布相关政策进行指导，但是大多属于引导性文件，对智能养老发展缺少细节性指导和统筹规划等内容。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标准方面也存在滞后，韦艳等人认为未形成全国性应用的管理规范和服务标准，导致行业准入、退出、系统、鉴定等方面规定不明确不规范
，从而使得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管理层面难以监管。此外，政府间部门协调合作不足，朱浩和林秀芳发现发展智能养老需要老龄、卫生、民政等多部门间相互配合，但由于缺少权威性部门牵头引导，因此难以调动职能开展协作
。从市场层面来看，目前智能养老市场化程度较低，在发展中过度依赖政府。针对供需存在偏差，刘飞等人指出，由于对老年人需求缺少精确把握，导致企业发展定位偏离，形成市场错位
。合作企业间相互协作不足，互动较少，信息沟通共享不足，彼此间难以形成坚固的信任关系。陈璟浩和陶荣根还发现，虽然政府提供优惠政策，但由于财政资金不足，导致扶持政策难以落地，企业发展受阻
。同时，伦理、法律问题，互联体系尚未建立完善等诸多问题，都影响着智能养老的管理和发展。
传统养老观念对智能养老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束缚，取得社会共识有利于推进智能养老服务的发展，使之逐渐进入生活被大家接受。当前智能养老更多是由专家学者及少数市场主体以介绍人工智能设备为出发点进行推广，广大老年人对其还没形成接纳意识。尤其是现在智能养老的发展尚未成型，整个体系运行还不成熟，碎片化的现状难以让老年人及其家人接受。对此，张慧姝提出可以由政府牵头，借助社会力量丰富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详细介绍智能养老的发展、使用及其便利之处，让人们对其有初步但系统的了解
。陆杰华和汪斌指出，智能养老的发展需要以老年人为中心，从人工智能设备到信息平台管理，从人员研发到养老人员服务等都需要从老年人的角度出发，将其定位明确，精准地为其提供服务
。如此，更容易改变传统观念，更容易让人们接受新兴的智能养老方式。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不断扩大老龄消费，智能养老的发展能够有效应对老龄消费需求提升。加强研发投入，强化科技支撑，有助于推动技术水平的提升，推动智能养老的创新发展，实现规模化生产。从智能化本身来看，刘飞等人认为应当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如算法框架建设、结构基础支撑、行业大数据建设、智能超算能力等，促进智能养老技术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精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朱媛和张祖耀发现，很多智能养老服务是建立在大量养老情境基础上的，人工智能设备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通过自身算法学习能力作出判断，适应养老需求的变化，从而满足老年人多样的需求
。从创新研发人才来看，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是推动智能养老科技水平提高的基础。黄昕指出，人才加入需要多方面的对策协调推行，从吸引人才出发，应当考虑人才的薪资待遇、行业发展的前景、施展能力的空间等；留住人才也需要考虑不同阶段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对策，满足人才发展要求
。
智能养老相比传统养老形式纳入了诸多资源融合，智能养老服务的实现需要涉及多方相互协作。陈皓阳等人认为应注重产学研协同发展，促进科研机构、养老产业积极合作，为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提供便捷服务
。从人工智能设备的使用出发，刘飞等人提出可以依托各个区域的高校资源加强技术研发，不断助推养老产业提高智能化水平，通过芯片、处理器等软硬件产品的研制来提高产品质量
。并且着力推动高校研发成果的适时改进，提高针对老年人需求的适用性，推动技术落地。就信息平台的管理，赵奕钧和邓大松提出需要及时更新信息和数据，实现共享和联动；养老服务人员应当及时接受培训，熟练掌握人工智能设施和智能养老相关操作，为老年人提供有效服务
。此外，养老产业链环节间的联系需要进一步打通，实现行业间互惠互通。实现养老产业链上相关主体的横向发展，形成以养老服务产业为中心，相关产业、衍生产业等为辅的协同发展模式，促进上中下游的协调合作，推动资源交换、信息互通，让智能养老在老年人养老中成为可能。
发展智能养老除了要加强基础设施的联动建设外，保障机制也应当跟上。冯桂平等人提出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宏观调控，各部门间相互关联协调配合，做到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形成有效合作
。作为引导者，应当出台相关政策进行规范，就服务标准、行业准入门槛、退出条件等都进行详细规划，做到有规可从。刘红华等人认为政府可以提供适当的财政支持，给予积极发展智能养老的企业一些互惠扶持措施
。孟李雪等人指出监管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利益，忽视老年人需求，对此应当严加规范和惩戒
，市场层面应当建立公平竞争机制。马玥指出行业间的资源有效配置依赖于市场的作用，政府应当在标准明确、透明执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建立公平的行业竞争机制，让智能养老的发展有一定的保障机制，从而实现智能养老服务的健康有序发展
。
在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对人才的定义略有不同。“人才”一词最早见于《易传·系辞下》，其中提到“三才之道”，天之道为阴阳，地之道为刚柔，人之道为仁义。所以，早期对人才的理解主要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解读。后来《论衡·累害篇》中提到“人才高下”之句，这时“人才”开始表达才能之意
。
现代中西方不同辞书、词典中对“人才”的表述更为具体。在中国的字典、辞书中，“人才”往往与“人材”相同，指的是有才能的人
。具体地，人才是指德才兼备，或者具有某种专业技能，并且对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积极影响的人
。西方词典中，表达“人才”的词有talent和genius，其中talent指的是天赋，做某种事情具有的自然能力；有能力把某件事情做好的人。genius指的是不同于常人而具有的能力、技能与艺术造诣；天才、天赋，特别的才能，在某一领域具有非常高水平的技能的人
。
现代学者中，夏建刚和邹海燕认为，人才是指“少数具有优越的内在素质，以其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出超常贡献的人”
。李维平认为，人才是指“通过学习与实践，以知识与能力的形式，积累了更多的人力资本，能够在同等劳动时间内，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劳动者”
。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人才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新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
。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人才的定义可以看出，人才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人才属于劳动者，从事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二是人才是一种人力资源，具有人力资本，能够创造社会价值；三是人才具备专门的知识或专门技能，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因此，可以给人才下一个规范性定义，“人才是具有专业型技能，能通过创造性活动不断生产社会价值的劳动者”
。
关于人才队伍建设，目前虽然已广泛使用这一词汇，但并没有权威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对人才队伍建设进行定义。从广义的角度看，凡是涉及对人才的管理和使用均可认为是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对人才的引进、培养、培训、开发和使用等。狭义来讲，人才队伍建设就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手段，对其管理范围内的人才，通过培育与开发，培训、组织与配置，使其可以利用创造性劳动取得更多的收入或者为经济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从而达到人力资源优化，实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的过程
。
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失能者超过4 200万人，约占我国老年人口总数的14%，即约7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失能老年人。按照民政部《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对于自理老年人，每15—20个老年人应配备1名护理员；对于部分自理老年人，每8—12个老年人应配备1名护理员；对于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每3—5个老年人应配备1名护理员。而按照国际标准，每3名失能老年人，即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应配备1名医护人员。据此可以测算出，我国需要1 300多万名养老医护人员。可以看出，对养老服务人才的需求非常紧迫
。
养老服务产业是伴随社会老龄化日益严峻的重要产业，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是养老服务供给和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基础。然而，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我国养老服务领域主要表现为养老服务人才供需不匹配、人员专业水平低等亟须破解的难题
。为应对老龄化困境，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党的文献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与科教兴国、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等并列的最高层级的国家战略，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对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数量建设和质量提升均提出了具有紧迫性的需求。
谈玲芳指出，养老服务可以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具有多元层次，包括：基础性需求、享受性需求和支持性需求。对养老服务人才的需求就是对提供这些不同层次服务的人员的不同数量和质量的需求
。
张玉在对40名从业人员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总结了养老服务人才必备的60项能力素质，开发了问卷调查表。研究者面向老年人发放180份问卷，最终得到西安市养老服务人才的素质调查结果。张玉认为养老服务人才的素质包括八个方面，分别为动机与内驱力、性格特征、工作态度、价值观、综合知识与技能、业务知识与技能、自我形象和综合能力，并据此设计了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
澳大利亚学者安西娅（Anthea）认为，要注重对老年护理人员的知识、能力、质量综合培养，三者构成养老医护人员素质最基础的三个部分，而要整体性地提高养老医护人员的素质，必须重视在技能培养中灌输人文关怀，使养老服务人才成为有高素养的技术技能人才
。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供需差距也是养老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学者们针对人才供给不足及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研究。
养老服务人才供给问题首先体现为数量方面供给与需求存在差距。国外学者福尔贝斯（Forbes）考察了加拿大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发现随着老龄化加剧，农村老年人对家庭护理、优质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而家庭护理人员、注册护士的供应严重不足
。卡尔森（Karlsson）考察了瑞典的社区卫生中心，发现也存在对注册护士的巨大需求，老年人对护理的需求更多地体现在对健康的需求，老年人对个性化的护理更感兴趣，对这方面护理人员的需求也更强烈
。
国内学者发现，目前我国养老护理人才需求量达1 300万人以上
，而我国现有从事养老服务行业的人员不足百万人，供需严重失衡。目前全国有1.8亿名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部分失能、认知症老年人的照护服务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会形成叠加效应，导致养老、医疗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对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养老服务人才供给还存在以下问题：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专业水平低、培养体系不完善、人才流失严重等
。蔡平通过对南京市317家3A级以上社区居家服务中心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养老服务人才供需存在较大的供需差距，在人才数量和质量方面都需要提升
。造成养老服务人才短缺的原因主要有：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收入不稳定等，行业对专业性人才的吸引力不大
。
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存在体系不健全、规划不完善等问题。蔡平认为，南京市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薪酬低和专业人才少，亟需加强培训
。在人才结构上，重视护理类人才的培养，对战略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在资助与奖励方面，资助力度不够大，资助范围有限，资助激励无明确完整体系，资助对象和标准还不够合理。在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方面，研究内容没有体现出地区差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对政策效果的评估研究不够深入
。
徐宏认为，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和建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对养老服务人才的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二是培训有待系统化；三是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有待多样化；四是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缺乏可持续性；五是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不高
。
黄加成认为，我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和建设体系尚未形成，养老服务类专业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养老服务人才职业流动频繁。从社会学成因上分析，养老服务业人力资源上出现的这些现象反映出我国养老服务业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的生存文化时空状态，折射出人们对老龄事业和产业领域职业及从业人员的态度和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养老服务从业者的社会地位状况及其对人才培养的效应
。
贾素平指出，我国当前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有：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数量不足；素质水平不高，提高不快
。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专项调查研究发现，影响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掣肘因素主要是养老服务人才工作时间长、照料服务任务重、工资收入低、职业发展空间小，这些因素影响了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
。
张林认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三低”问题：人员数量低、专业水平低、社会地位低。应从教育培训、薪酬管理、宣传引导“多管齐下”，提高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社会价值感、收入水平和专业素质，打造一支适应人口老龄化需求的高质量人才队伍
。
郭丽君等人认为，我国养老服务各项机制不健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存在明显的短板，高层次、专业化、规范化、多元化及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严重滞后；二是养老服务人才培训不够规范；三是养老服务人才招生困难；四是高层次人才和专业人才缺失。他们提出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建议：一是制定人才培养中长期发展规划；二是出台人才激励保障计划；三是完善养老服务人才核心能力标准、加强准入与监管机制；四是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五是建立专业化人才培养体制；六是建立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七是培养复合型养老服务人才；八是建立校企联动实践模式；九是推进人才培训示范基地建设
。
屠其雷认为，德国老年护理职业教育的亮点有：一是实行“双元制”职业教育，即学校和企业并重，校企成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双主体；二是颁布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条例；三是制定超过4 600课时的老年护理职业教育框架计划
。
余星指出，日本养老护理人才培养的亮点在于，立足传统学校教育和严格的专业资格等级考试。政府对学校教育所需要的学费进行补助，对培训进行补贴。丹麦有一套完善和成熟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体系。首先，将养老服务人才分为家庭助理、助理护士和护士三类人才。其次，对养老护理人才的培养投入巨大，政府补贴比例较高。
王君岚认为，日本非常重视养老护理服务人才的专业素质培养，有一整套系统的养老介护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包括职业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开设的社会福利士专业属于高等教育体系，开设的介护福利士属于职业教育体系。近年来日本福祉人才日趋多元化，这与多层次、多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密不可分
。
林杰和郑越洋分享了美国养老服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案例，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两所大学为例，探讨美国养老服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历程、特征与启示。他们认为美国养老服务高层次人才培养具有六大特征，分别是：追求卓越、服务社会的人才培养理念；层次完善、计划灵活的人才培养体系；分层次、跨学科的课程体系；世界一流、知行合一的师资队伍；促进专业发展的科学研究与实习实践；开展全球视野的国际化教育活动。他们总结了养老服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六点启示：一是树立培养卓越、服务社会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理念；二是完善养老研究方向，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三是构建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课程体系；四是提高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教师准入门槛，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五是加强社会合作，积极开展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科研与实践；六是增加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经费投入，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
王丛悦借鉴奥地利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培养经验来探索哈尔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认为：一是奥地利政府注重养老服务人才的规范化培养，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来制定具体的服务岗位，比如老年心理师、老年营养师、护理工作人员等多种岗位，这些岗位都是经过奥地利政府严格监管、组织培训和资格认证的，注重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性；二是养老服务人员提供多元且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根据实际需要来提供医疗、护理及其社会活动服务，甚至还包括临终关怀服务
。
张译文在探索成都市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发现国际上澳大利亚十分重视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培养，形成了从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职业教育再到本科教育的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学科体系。不仅如此，澳大利亚还十分重视培训教学内容方面的专业化、精细化，而且对各个类别的养老护理人员进行个性化培训。同时张译文还研究了北京市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成就，指出北京市构建起职业补贴与职业教育培训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培养体系，通过制度设计、财政补贴、完善培训管理体系等措施，全面强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专业化，全面提升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水平
。
颜欢指出，浙江省嘉兴市在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方面实施“六有”，值得各地借鉴。一是有规划，二是有机构，三是有队伍，四是有项目，五是有经费，六是有平台。
王玉明指出，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短缺严重，针对养老机构人才短缺问题的社会支持不够，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政策保障不到位、制度不完善，特别是医养结合、医护人员职称晋升通道不畅，工资待遇低，招人难、留人难，人才流失和损失严重。要加强顶层设计，出台专门性政策文件，就养老机构医护人员职称评定、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等进行规定，从顶层设计高度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日本学者三田清认为，充足的介护人员队伍是整个介护产业发展的关键，而完善的介护人员培养规划和培养体系是促进介护产业运转的根本。尤其是要完善与人才培养息息相关的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以及薪酬激励制度等，要完善产业需求规划、资格认证与薪酬体系
。
朱少锋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为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亟须建设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老龄化问题除了在城市，农村的现状也很棘手，且城乡间差距较大。通过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特点，以及农村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使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具备完善的制度保障，同时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通过加强宣传力度，进而有效地解决养老服务队伍质量不佳的问题，缩小城乡差距
。
奇客（Cheek）等人在考察居家照护的注册医生群体基础上，提出针对高级养老医疗照护人员的培养计划，认为不仅要注重对高级护理人员基础医护能力的培养，更要注重专业化训练，包括在医疗急救、身体康复和理疗、心理慰藉等专业领域的培训，建设一支职业化与专业化兼备的医疗护理服务队伍
。
伍宗云认为，养老服务人才培训管理体系的构建应该响应老年人的需求，执行自下而上的培训管理策略。首先，进行养老服务岗位设置、人员配置需求和人才素质需求调查。其次，制定计划。再次，组织招生和教学培训。最后，聘用第三方进行评估。在培养体系设置中，建立“三维立体”的培养体系，即：教育培训管理体系、多元课程体系和学分认证体系。
马斯（M aas）、斯佩希特（Specht）、布赫沃尔特（Buckwalter）等认识到养老院中老年人的护理质量差与护理人员数量缺少以及培训不足有关，他们提出一个长期的老年医师培训计划。按照这个培训计划，由医师来培训更多的职业护士和注册医师助理，这样就能通过一个完整的培训计划，培训出更多的养老护理人员，从而满足老年人对护理服务人员的广泛需求。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需要政府、社会、学校、从业人员等各界力量共同努力
。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立应当以政府政策保障为主导，院校整合资源培养专业人才为核心，企业加大人力资源投入为配合，从业人员积极响应为推动
。政府层面可以将养老服务人才纳入卫生发展规划，院校加快分类培养高技术人才，社会建立健全志愿者服务活动长效机制
。
谈玲芳建议，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养老护理技能培训，家庭照护者可以积极参与养老机构的培训，达到多元协同的效果。为了避免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与实践脱节，应建立健全职业生涯研究和跟踪制度。
王丛悦指出，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提高养老服务人才培养质量，主要措施有：补充资金补助项目，建立上岗和培训制度，建立校企合作制度，建立人才激励制度等
。
朱海滔认为，破解养老护理人才不足制约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短板，要吸引和培养更多综合素质高、专业技能强的人才，要政府、学校、企业多方共同努力
。一是提升地位和完善待遇并举，二是专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三是外部引进与内部挖掘并行，四是政策扶持与资金资助并力。
李健生和李忻之认为，当前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普遍存在着人才缺口大，职业化程度不高，专业管理人才匮乏等问题。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职业教育的沉淀和积累，离不开政府、机构、企业、学校等多方资源的有机整合，需要构建“共建共享、共赢共进”校企一体化的“产教研”融合长效机制
。
美国学者伯曼（Berman）和索恩（Thornlow）认为，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必须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要将养老护理人员培训与高等教育培养相结合，通过高等教育学历教育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护士必须有学士以上学历
。
加拿大学者弗里思（Freeth）、李维斯（Reeves）、戈勒姆（Goreham）等认为，在医疗护理人员培养中，要重视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学校教育中要尝试学生的护理操作在实操环境下进行，可以让学生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的监督辅导下去护理一些风湿病患儿和骨科患者，这样有助于提高学校教育的效果以及协作能力
。
王君岚提出，应建立多途径的人才培养机制、专业的人才分级制度、规范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重视养老服务人才的素质教育等工作
。
张俊浦认为，应构建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其中，高职和中专培养养老服务职业型人才；普通高校培养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养老服务研究型人才。在专业方面，要加强相关专业和相关课程建设，提升养老服务专业的吸引力
。贾素平认为，要建立正规学历教育与民间非学历培训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
凯斯特（Keister）提出，从事老年护理或者社区护理的人员，可以在完成各项培训、学习和进修，补齐老年护理的专业知识后，转化为老年专业护理人才。特别是那些入门注册护士和高级执业护士，在完成社区的合格培训和相应的考试后，可以充实到养老护理机构，成为老年护理护士或者职业护士
。
卡里耶（Carryer）、哈珀（Harper）研究发现，养老护理机构中的专职护士不能将全部时间用于专业护理，从而大大降低他们的工作效率，应加强养老护理机构中养老护理助理岗位的培训，使专职护士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与本专业技术要求更高的工作，从而提高效率
。
中根（Nakane）和弗拉维昂（Farevaag）认为，日本社会具有规模庞大的介护福祉业社会工作者，可以充分发挥这一人力资源优势。应大力培养专业医生，并加强医生与各个级别养老看护人员直接的协同合作，多途径培养介护服务人员，为养老服务提供更多的介护福祉士从业人员
。
在新时代背景下，开放、共享以及以人为中心的“互联网+”迅速崛起，其理念与养老服务以人为本的原则相统一。借助“信息技术+养老服务”的理念，进一步丰富养老服务供给内容和方式，探索合理的共同发展模式，努力提升服务质量、解放劳动力、缩小养老服务供需差距
。除此以外，“互联网+”与PPP模式相结合，可以发挥共同推进养老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有效解决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和供给责任主体单一的问题
。通过对当前“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的供需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估，针对现实困境提出具体的发展策略，使得养老服务实现提质增效、扩大供给进而满足养老市场需求，同时将推动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
王建云建议，建立信息化新型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模式，在校生和在职人员同步培训。其中，在校生经过培养，成为应用型人才、储备型人才和科研型人才；在职人员经过培训，成为信息化转型人才
。
王文焕指出，要建设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实训系统。按照为老服务的内容，分六个板块进行建设，分别是：生活照护、康复指导、心理护理、营养膳食、养生保健和活动组织。
马丽萍建议，建立“入职奖励+岗位补贴”激励制度，推进养老服务人才建设
。按照不同的学历层次给予不同额度的入职奖励，分三年支付。同时，岗位补贴与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挂钩，直接发给养老服务人才本人，与民政部门给予养老机构的补贴分开，不能进行相互抵扣。提出同样观点的学者还有韦生源，建议实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资助与入职奖励相结合的方案
，结合实际采用多种资助形式，扩大资助范围。
李海彦指出，山东省采用多种支持措施强化提升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素质。建议采用强化资金支持、构建三级培训网络、采用“远程培训+地面培训+技能鉴定”的一体化培训模式，建立项目合作交流平台、专家学者平台和养老信息平台三大发展平台，提高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效果
。
余翰林指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建设有赖于两个方面同步进行：一是职业补贴方面，二是职业培训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