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推进改革开放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原有的掠夺式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需重构新增长模式和新发展源泉，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战略转型期。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判断是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又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将中国经济“新常态”概括为：“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是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总结出如下“新常态”九大特征。

（1）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居民消费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但是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服务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6）从市场竞争特点看，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现在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进入发展、转型、升级融合的时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中国在装备制造、基础设施、电力设备等领域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切合了当下沿线各国的需求，具有“走出去”的巨大潜能。中国现阶段除常规制造与建造已经具有很强的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外，诸如高铁技术整合运用、某些重型机械制造以及大型工程建造领域等更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还积累了非常充裕的国民储蓄和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正好可以满足亚洲地区持续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弥补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因自身缺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谋求发展的支持不力。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趋势性变化。这些都需要通过加快改革开放来适应。在新常态下，为继续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篱，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继续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与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这表明中国已经找到了“新常态”下全面推进改革开的放突破口。

二、中国地区经济差距需要更加深入的改革开放来熨平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这种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内对外开放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实现国内外配置资源，借助外力冲破原有体制和既得利益障碍，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最有效途径。

在对外开放上，我国以设立“经济特区”为起点，采取了由南到北，由东部沿海地区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层层推进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得益于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政策优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快速地发展起来，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三个经济圈，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高地。

在对内开放上，我国不断加强东中西部互动与合作，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国家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和西部地区人民艰苦努力的情况下，西部大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自2007年起，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超过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扭转了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势头，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区域 ，详见图2.2和图2.3。2013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6 002.8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分别比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快1.68和1.26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4个百分点，经济增速连续7年在全国保持领先，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了20.0%，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37%。在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人均GDP进一步提高。2013年西部地区人均GDP（按现价计算）达到34 437元，同比增长9.2%。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受特殊条件和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等限制，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等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经济发展和民生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能力都与东部地区存在非常大的差距。特别是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强，贫困面广量大，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民生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两者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和总人口的28%，经济总量却不到全国的20%。2013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仅为全国人均GDP均值的74%，为最高值的35%，仅有一个省的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值。

2000年东部地区总产值5.4万亿元，而西部仅为1.7万亿，相差3倍。西部最发达的四川省地区总产值仅相当于东部最发达的广东的36.6%，而西部最落后的西藏地区总产值仅相当于东部最发达的广东的1.1%，如图2.4和图2.5所示。

2013年西部与东部的地区总产值落差大幅度缩小，但是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西部地区总面积占全国的71%，而总人口仅为26.9%，创造的GDP也仅为全国的22.3%，不足东部地区的一半，西藏与广东的差距与2000年相比仅缩小了0.2个百分点，四川仍然不到广东的一半，如图2.6和图2.7所示。2013年西部地区人均GDP只有东部地区的52.8%和全国平均值的84.9%。西部地区人均GDP最低的贵州和甘肃只有2.3万元，而东部地区最高的北京和上海超过9万元，天津甚至接近10万元。二者相差4倍多。 西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认识西部地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是要在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西部地区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事关各族人民群众的福祉，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建设全局，事关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认识西部地区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通过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来促进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和稳定。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是在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的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立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筑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得益于政策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始终走在开放的前面，与美、日、韩、澳、东盟国家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成熟，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城市的人均GDP相继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标准。进入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和沿边城市递延。1992年2月，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和重庆5个城市，推动了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迅速发展。之后又批准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和呼和浩特17个省会城市对外开放。从1992年起，国务院还陆续批准了珲春、黑河、绥芬河、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畹町、瑞丽、河口、凭祥和东兴13个沿边城市对外开放，加上辽宁丹东工批准了14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开展对外经济合作。

2000年10月，中央关于制订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了具体部署，依托新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逐步形成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6年、2011和2017年，国务院分别通过了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截至2017年，西部大开发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317项，投资总规模超过6.8万亿元。这些项目大大改善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带动了该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

然而，中国西部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和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落后于东部地区。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开发西部地区的政策措施，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这一局面。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中亚和东南亚提出的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就是要尝试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战略，即在继续向东开放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的步化，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格局。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这种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格局从开放的内涵上来讲，就是双向开放，就是要从过去注重“引进来”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注重“走出去”，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从开放的广度上来讲，就是要在继续面向亚太地区开放的同时，实施向西、向南、向北开放的战略，以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从开放的深度上来讲，就是要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的自由流动。此次开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对外开放，而且对内开放，实现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此，国家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粵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开发项目作为实现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h4T5bDj/rpap9PBPIUh9weOGjbyP+utEj5TQ5Pqy7S4WELRXm/wg118eISww9F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