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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是地缘经济权利运用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利益与安全的外在价值体现，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灵魂。”
鉴于所处地缘环境的特殊性，中国如何对自身的地缘经济战略作出选择，并延续、深化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外交理念和对外经济政策，成为保障中国地缘经济利益的现实课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看，也是中国依托亚欧大陆和西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的地缘关系，借助经济外交和区域经济合作，推进沿线国家经济共同繁荣，共同为各个相关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新机遇的一种有益探索。
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从地理位置上看，东临西太平洋，南临马六甲海峡和东南亚诸国，西南与巴基斯坦、印度、缅甸等印度洋沿岸国家接壤，北接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和蒙古，西部与中亚接壤，东北部临近朝鲜半岛，与日本隔海相望。从地缘条件上看，中国既有自身发展的基础，也有与周边国家形成互利合作的潜力。
其一，周边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首选。中国周边及临海国家中既有人口大国，也有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地理位置的临近，以及地缘上的关系，为人员流动、物资运输和文化交往提供先天性的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联系的加强，以及海外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加深，周边国家和临海国家与中国经贸往来规模不断扩大。例如，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与周边国家贸易额已达到1.3万亿美元，超过了中欧贸易和中美贸易的总和，其中中俄贸易额近900亿美元。中印贸易额维持在600亿美元以上，中越贸易额也已突破500亿美元。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达1 028.9亿美元，其中东南亚、中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已成为我国企业重要投资目的地。
其二，周边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通道。无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与境外的物流、人流交互往来，都需要途经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领陆、领海、领空，便于实现国内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通道相结合。以缅甸为例，该国南临印度洋，东北毗邻中国云南省，又位于印度、孟加拉国和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中间。仅从地理位置上看，与缅甸展开深入的经贸合作对于推进“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中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就有着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其三，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的各种双边或多边的经贸合作机制，为中国进一步拓展海外经济利益打下良好基础。近些年来，借助地缘上的便利，中国先后与韩国、东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周边国家开展各类形式的经贸合作机制。例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了中国与包括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通和贸易往来。未来随着中国不断扩大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在实质上提升了这两个重要区域合作机制的成效，客观上促进了它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撑。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使两国互利合作迈向一个新阶段的同时，也直接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更大范围的区域的地缘经济合作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其四，深化与周边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是中国立足于世界地缘经济版图，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步骤。亚欧大陆无论从面积、人口数量、资源能源储量还是经济影响力，都在世界地缘经济版图中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恰恰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中间则属于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凹陷”的区域。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在经济总量和资本积累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同时与在世界金融危机后复苏乏力的欧洲实现大范围的互联互通，并以此带动整个亚欧大陆。
其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也是中国自身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在当前，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日趋形成，国内区域的协调发展，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实现。要素的有序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都需要纳入新的大格局中进行考量。而同周边国家深化地缘经济合作，进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乃至站在全球价值链战略的高度，实现内外联动，既有利于内陆、延边地区与沿海地区优势互补，也有助于各个区域参与国际竞争，在更广泛的空间内进行国际产能合作。
国家或区域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既有可能存在冲突，同时也需要协调。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日趋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地缘经济关系也趋向复杂，但客观上这种关系也存在着协调的基础。
政治、军事、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许多非经济因素时常会对国家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形成干扰。从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来看，这些因素主要有：一是南海、藏南、钓鱼岛等地区的领土纠纷，会给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造成干扰。例如，中日两国钓鱼岛纷争以及围绕海洋权益展开的竞争，势必会从大的格局上影响到两国的经济关系，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迟迟难以实现恰恰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而在南海，围绕岛礁的争端时常使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的正常经贸往来受到干扰。二是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会对我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往来的通道、经济走廊的安全造成威胁。例如，我国西北地区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就需要防范这种威胁带来的安全隐患。三是宗教、文化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例如，中国企业正不断“走出去”，在一些国家，中国企业在生产经营、使用劳工等方面就需要面对融入当地文化的问题。四是其他一些地缘政治风险所造成的影响。例如，朝核问题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影响中国北方地区与周边的经济关系；缅北民族冲突对中国西南地区面向缅甸、孟加拉等国在内的战略通道产生影响；此外，周边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域外大国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调整也都会影响到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
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或国际经济秩序话语权的竞争也影响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贸易、投资、市场、援助等等，都成为竞争的重要领域。这包括：一是对于投资、市场、人才、技术等要素的竞争，使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容易产生冲突，包括政策环境、政治关系等都可能成为进行竞争的手段。例如，中国与日本近年来针对高铁建设就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等国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二是周边的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存在关于地区“经济秩序”等方面的疑虑，容易引发相关的竞争行为。例如，日本和印度两个大国，为了平衡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除了政治、军事领域的接触以外，也正不断地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2013年9月，日本就与印度达成协议，把两国之间的货币互换额度从150亿美元扩大到500亿美元。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承诺未来五年向印度的私人与公共投资项目投资3.5兆日元，向印度的金融公社提供500亿日元的贷款，为改善印度东北地区排水设施，计划提供156亿日元的贷款。
三是周边一些小国也存在对中国影响力日渐上升的担忧，在与中国经贸合作的同时，也不断引入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影响力；甚至为了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防止中国影响力在其国内过大，而对中国投资形成限制。例如，蒙古国就曾于2012年实施了《战略领域外国投资协调法》，使以中国投资者为主的外国投资者的经营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
四是域外大国因素的经济影响。例如，随着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推进，中国周边的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加入势必会对中国的贸易利益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而中国也需要通过不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或实施自贸区战略以应对正在变化的国际贸易秩序。
从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来看，无论是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还是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都需要克服各种各类经济或非经济性因素的不利影响，协调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近几年，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正逐渐从“单向依赖”到“相互依存”，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大。
在此基础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整体上进行地缘经济关系协调的基础仍然坚实。
从维护地缘经济利益的方式来看，协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首先要加强经贸往来，并使之成为增进互信、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今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在中国已成为大多数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国。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之间也签订了多个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协定、战略合作协议。今后围绕贸易上的“互通有无”、投资上的“你来我往”、金融上的“融汇交通”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中国与周边各国完全可以形成广泛的合作，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大平台。尽管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和纠纷，但缅北的民族冲突、藏南领土争端等地缘政治风险性因素仍在可控范围之内，尚不足以影响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进行深度合作的大局。即使是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的周边大国甚至是域外大国，在经贸领域仍有与中国合作的广泛基础和现实需求。而恐怖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会给许多国家的和平稳定制造麻烦，也给中国部分地区发挥对外开放的桥梁作用带来负面影响。
这也需要中国与周边各国加强打击的力度，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强化合作，从安全领域维护各国的地缘经济利益。
总之，合作思维是地缘经济关系得以协调的前提。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对抗性思维下“以邻为壑”或“隔岸观火”，终究只能是彼此的利益受损。中国及周边区域各个国家应寻求更广泛的利益交汇点，并不断巩固和扩大合作的成果。中国作为日益崛起的经济大国，应本着睦邻、安邻、富邻的诚意，逐步扩大对周边国家的投资、援助和贸易往来，而周边各个国家也应秉着合作的诚意加强与中国的相互依存程度。
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亚欧大陆及其周边，最东端是新兴的东亚经济，最西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中间还有能源大国、新兴发展中国家和许多处于经济“凹陷”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资源环境约束、产能过剩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积累，中国也正逐渐由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向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在打造经济升级的过程中，“走出去”的愿望日益强烈，而且在能源、生态、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安全上也需要更广泛更深入的国际合作。从欧洲的情况来看，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欧债危机并未得到根本扭转，欧盟内部各国经济前景不尽相同，但从近年来英、法、德、意等欧洲主要经济大国的动向来看，“向东看”寻求加强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贸合作的愿望十分强烈。俄罗斯等能源大国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度并没有减弱，国际油价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风险，在它们自身经济发展受地缘政治因素严重制约的条件下，加强与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合作日益紧迫。新兴发展中大国印度开始转向快速发展的通道，但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客观上也有加强同中国等国家合作的需要。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贸易、财富分配依旧失衡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为了谋求最为有利的发展环境，也都加强了经济外交，并试图加快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的合作。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为维护自身利益，亚欧许多经济体在货币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也都参与了日趋激烈的竞争，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治理、国际贸易规则修订的竞争与合作也是此起彼伏。面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增长模式的深刻调整，为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以至争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各国越来越多地凭借地缘优势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并不断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顺应这种趋势，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这一构想，是中国针对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并综合考察亚欧国家地缘经济实际情况和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的前提之下，而做出的地缘经济战略选择。“一带一路”意在打造沿线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充分依托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条件，并向外延伸，依托亚欧大陆地缘优势，尽可能使沿线各国的区域合作战略与之相对接，力图构建极具包容性的国际合作大平台，最终实现中国与沿线各国乃至更大范围国家的共赢共富。
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边界并不等于该国的实际领土疆界。国家的领土面积固然有限，但可以通过投资、贸易、科技创新、市场开拓等方式，不断拓展经济边界。而在世界经济趋于融合的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各个国家，乃至各个区域经济组织的经济边界往往是相互交叠重合的。客观上，这会推进更广范围内的国际性经济合作平台的加快形成。鉴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重要性，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首先就是要考虑与周边的经济外交，而“一带一路”倡议首先也是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并使国内区域发展战略与之相对接。
从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实际上是对内要实现区域一体化，对外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区域经济整合。从国内的区域一体化来看，京津冀一体化、东北振兴战略、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客观上可以起到打破行政地域疆界，推进要素和资源的自由流动的作用，便于更高层次地对外开放。从与周边的区域经济整合来看，围绕“一带一路”需要建设孟中印缅、中蒙俄、中巴等六大经济走廊，并使之与中国的东北、新疆、西南等边疆地区相对接，进而与中国腹地“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京津、珠三角等经济重心相联结。并通过中韩、中澳等自由贸易区协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合作机制，以及与周边国家各种双边或多边的投资贸易协定，推进资金、人才、货物、技术、信息在国内国外畅通无阻，从而实现中国与周边区域经济的整合。
尽管实现这种区域经济整合客观上存在着长期的艰巨性，包括美国、日本等国的战略竞争，印度等国的战略疑虑，以及周边国家国内的各种不和谐的声音，以及各类地缘政治风险因素，都会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尤其是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这是任何一个周边国家或地区都不能忽视的。更何况，“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要构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本着亲诚惠容的理念和求同存异的精神，中国可以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寻求共同利益，以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因此，从大局着眼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整合尽管不能排除风险因素的干扰，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互利互惠仍是大势所趋。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这意味着中国经过几十年开放型经济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之后，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在空间格局上就是要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从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上看，就是要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区域经济整合的基础上，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区域经济合作，使中国的地缘经济合作圈进一步向外扩大。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区域经济合作偏重东部和海洋运输。但受周边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特别是美国在军事、政治上“重返亚太”，经济上TPP、TTIP、PSA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新的影响，使中国向东为主的开放格局受到严峻挑战，战略空间面临被挤压的威胁。
而在新的开放格局下，伴随俄罗斯、中亚、欧洲国家向东寻求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的意愿不断增强，加之在高铁、油气管道、电信、公路、航空、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技术、资本的不断积累，中国依托沿边地区向北、向西、向西南等方向，在国内与周边经济合作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地跨亚欧大陆，并影响到亚太和非洲的大区域合作日益成为现实。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的地缘经济合作圈的边界也正不断得到拓展。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等经济走廊的建设，辅之以各个战略节点的打造，使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经中国内地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重心，或是到西南边境省份和南部沿海，再面向东南亚、南亚国家乃至西亚、非洲，或是向西途径中亚、俄罗斯和西亚国家，最后延伸至欧盟国家。在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前提下，尽可能使沿线各国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和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频繁交流。可以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大多数沿线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也为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提出的“草原之路”计划等其他国家的地缘经济战略与之相对接提供了足够广阔的空间。在中国的新开放格局下，中国在陆上和海上的地缘经济战略越来越体现为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在推进亚欧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将发挥直接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的一种体现，更是中国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需要。
当然，还必须要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由于历史、宗教、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差异较大，相互间关系复杂，各国共同实现“一个声音”难度较大。但各国的利益需求和优势互补为互信互利提供基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当致力于协调各国寻求利益共同点，除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以外，还需要和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区域经济长久合作机制的完善，为实现各国平等协商、互惠互利提供平台。同时，作为热爱和平并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国，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加强文化领域的合作，在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以文化交流作为消除不信任和疑虑的“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