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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明代财政史和商业史做了很多研究工作。这里先就之前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个简述。
明代财政史领域的主要著作和近年的学术论文大致归纳如下。首先是对明代财政史的综合研究。黄仁宇先生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可谓研究明代财政的著作中最为声名远播的一本。它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黄仁宇先生作为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全面阐述的第一代学者，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表面强大的明帝国实际没有足够的财力完成它该肩负的职责，而中央集权的政制更是提高了改革的门槛。其著作明确地点出了明代财政制度的根本问题，对有明一代的财政和政治之影响以及明代财政制度对后世的正面和负面遗产。不过，该书所提的范围实际上包括整个明代，因而其实无需在书名中强调16世纪，这一提法我认为可能是黄仁宇先生为了迎合当时西方学界对晚明的偏好。
在明代财政系统性的论述方面，张建民、周荣对整个明朝财政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包括鱼鳞图册的绘制、地籍制度的建立、明朝财政管理体系、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明代漕运制度等
。刘守刚致力于运用财政政治学理论来重新阐释自商周直至当代的财政史料，从而以财政的视角揭示中华国家的发展规律，通过将财政思想演变与财政制度实践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揭示千百年来中国人用财政工具治理国家的秘密以及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路径。其中，第十至十二讲探讨了包含明帝国的“第三帝国”的财政史
。张守军从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的角度，详细论述了明代的田赋和一条鞭法，盐税、酒税、矿税、茶税等具体的细分工商杂税，劳役及其向货币税的转变等
。边俊杰则主要研究了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包括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背景、过程、效应、成因以及启示和教训。该研究结合明代的“历史周期率”，系统论述了明代财政制度由好变坏、由建立到崩溃的全过程。然后以“民生”思想和“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标准，深入分析了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效应和成因，指出了明代财政制度崩溃的财政文化、政治集团等方面的诱导因素，并总结了财政制度建设的一些经验
。
而在明代边防、军屯与财政关系的研究方面，赖建诚从边镇粮饷的角度探讨了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在汗牛充栋的明代史料中，赖建诚挑选出五份史料，全面评估明朝在1531—1602年间北方边防部队的兵力（士兵及牲口数目）、粮饷以及中央白银拨款以倍数剧增的情形。该研究通过分析明代史料中连篇累牍的数据重构明代财政内的北部边防开支状况，以此论述十六世纪明朝北部边防的军事财政状况、提出非常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赵龙则是以《明史·食货志》、《明实录》为主要材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梳理明代屯田事业的兴衰，考察屯田与财政、军事的关系，认为以屯田为代表的财政从世宗一朝开始逐渐崩坏，是明代实际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不是以往论者所谓“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
在对明代矿税问题的研究方面，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皇帝、阁臣和宦官在这一问题的立场和互相制约或利益分配上。例如，宋立杰重点研究了万历年间的阁臣如沈一贯对矿税持反对态度，然而阁臣对皇权具有绝对的附属性，在这种形势的支配下，他没有采取强谏的方式，而是委婉劝谏，适度地提议修改矿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并没有促使万历皇帝废除矿税
。方兴则对万历年间的“矿税银两”经历从无序的“摊派”到有序的“定额”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一方面，在皇帝与宦官之间达成了“分成”的默契，而另一方面，“有序”和“定额”是相对的，无序的摊派一直没有停止，而矿监税使及其随从所获取的银两是难以估算的
。
而在对明代内库的最新研究方面，苏新红以太仓库收支制度的演变为主线，对明代内库，皇室财政与国家公共财政的关系，中央财政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屯田、盐法等北边军镇军饷供应制度，田赋、徭役等税收征收体系与白银、纸钞货币制度的关系等进行研究，动态呈现明代财政制度从初期到末期的整体演变
。宋瑞通过分析明代内库的基本情况，如内库的收支与人员构成，基于明代的不同时期探讨了内库中皇室财政与国家公共财政的地位变化。透过内库演变的视角，理解传统财政的公私走向，也透过该视角研究明代皇室财政与一国国运兴衰的关系以及对国运兴衰的影响
。
近年来在明代财政史领域亦有一些视角比较新颖的研究。比如，周荣的研究认为明代财政和“僧政”的关系十分密切，从财政赋役状况出发透视“僧政”是一个新颖的视角，反之亦然。朝廷的敕谕、诏令等官方文献所反映的主要是明初财政和佛教政策制定时的理念和条文，民间赋役文书则能直观真实地反映朝廷政策在基层社会实施的情形
。姜瑞雯对明代的丝绢税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一条鞭法改革中以人丁、田地为征收对象的丝绢税项分别与徭役、田赋项目归并核算进行了展开论述
。赵中男亦另辟蹊径研究了弘治年间对藩王的赏赐，认为其数量之大是明帝国历朝所罕见的，而大量的赏赐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被大量侵夺。针对藩王赏赐产生的财政问题，明廷想出一些办法和措施给予补救，但成效甚微。因此，该研究认为弘治时期是明代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重要转折点，藩王赏赐活动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是国家隐患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标志之一，故而该研究对“弘治中兴”持怀疑态度
。
西方学界研究明史的学者不少，但专门研究明代财政的著作较为罕见。Chou，Chin-shengand Edward，H.Kaplan是在西方学术界较早系统地论述古代中国经济和财政的学者。他们代表作的内容不限于明代财政史，但其中就明朝的一条鞭法等部分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2] 。John Dardess在其研究的第一章展开论述了明帝国边防和国家财政的问题，而第三章涉及了更具体的明代国家财政管理和相关政策 [3] 。Richard Von Glahn在其著作的第七和第八章就明代前期和后期的经济和财政史展开了论述。其中，作者反对对市场的过度关注而忽略创新和其他制度因素（最为明显的是国家的作用）对财政影响的观点，笔者颇为赞同。唐宋以后国家日益依赖商业等非直接税收入，明初制定的政策最终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明末，税收转向白银，劳役几乎被取消，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也转变为货币交易。这两章就以上的问题展开了详细的分析 [4] 。卜正明等西方明史专家，亦在其著作中多少涉及一些明代财政方面的内容，但并无整章论述，也未成体系。
明代的审计史是明代财政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该细分领域，蒋大鸣在其著作的第五章从明帝国的盐务收支审计、黄册审计、审计法律与法规、审计的特征和局限性、皇室的财务审计等方面对明代审计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概述
。李金华著作的第八章重点从明代都察院的审计职能、六科给事中的审计职能、户部的审计职能等方面对明代审计展开了论述
。方宝璋著作的第十四、十五章，则从明代监察官的兼职审计、课考官吏中的兼职审计、明代的财经监督立法等方面进行论述
。
明代财政思想史是明代财政史的另一个重要分支，不过单就明朝展开的整本论著几乎没有，绝大多数都是著作的其中几个章节或一章。胡寄窗的三卷无疑是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重量级专著，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涉及以田赋为代表的财政收入、财政监管、人口、土地、边防、货币等方面的财政思想
。谈敏则对古代中国的财政思想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梳理，其中第十四和第十五章涉及丰富的明代财政思想、财政监察和审计思想，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明初的财政言论、丘濬的财政思想、张居正与一条鞭法、明代中后期的财政思想、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的财政思想等
。孙文学、王振宇、齐海鹏亦从大量的典籍资料中详细梳理了相关史料，对中国财政思想家及其主要财政思想进行总结论述。其中第二编的第九章以明朝初期、明中期和明后期作为划分来具体论述明朝的财政思想
。Bertram Schefold探讨了古典时期的全球主要经济思想，其中专门有一个章节深入分析了亚洲的财政思想，大多数篇幅是在探讨中国，另有一小部分讨论日本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其著作从一位西方学者的角度，对古代中国的财政思想作出了解读，其中明代部分对丘濬、张居正等思想家的财政理论作了展开分析
[5]
。
明代商人亦是中外学者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相关研究不少，但是谈及其与明代国家财政的关联的研究较为少见。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吴慧的《中国商业通史》和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吴慧的《中国商业通史》第三卷详细记述了明代的商业史，按商业的发展、商人、商业政策、商业思想等板块分章节进行论述，其中有不少部分都对商人在财政中的作用和角色有所提及。除此之外，该著作的另一大特色是就明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和边疆地区的商业贸易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
。
唐力行将商人阶层视为16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中最为先进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的经营活动松动着传统社会的根基，推动着传统社会的缓慢转型。该研究从商人与近世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广阔视野，考察了商人在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变革时代的特有功能。不过，唐先生作为著名的社会史学者，其论述中虽有涉及财政，却着墨不多，更多地还是关注商人的地域分布、商人的社会生活与心态、商人与都市文化等纯社会学或社会史话题
。
卜正明（Timothy Brook）、柯律格（Craig Clunas）和陆冬远（Richard Lufrano）的三本著作是西方学者研究明代商人和商业史的典范之作。卜正明利用了各种各样的一手和二手材料，特别是明代地方志、商人手册、商人路程指南，让我们确切体会到当时的日常劳作、旅游、消费，也让我们看到，在明代，商人等财富新贵怎样惺惺作态，而跻身上流阶层的商人又处于怎样的焦虑状态中。他的研究还重估了明代商业的历史角色，探讨商品经济是否该为明朝的灭亡“埋单”。卜正明认为，明代各阶层的界线模糊，物质欲望膨胀，国家财政恶化，在晚明的士大夫看来，社会的种种道德堕落是商业发展造成的恶果 [6] 。
Craig Clunas详细分析了明帝国士人和商人阶层所拥有的“富余之物”（Superfluous Things），比如绘画、书法、青铜器、陶瓷、玉雕和其他物品，并详细描述了当时社会和各阶层对它们的态度，及其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他的讨论参考了现代的社会文化理论和同时期即17、18世纪英国关于奢侈品、炫耀性消费和日常消费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 [7] 。
鉴于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功，越来越清楚的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绊脚石”的儒家社会思想，在适当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Richard Lufrano的研究是近期对儒学在明帝国尤其是明末商业和商人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国家财政起到的作用的重新评估中最详细和最深入的。作为明史和“中国通”学者，其对财政实践的儒家根源也有详细的论述 [8] 。
传统的明代财政史研究，以及传统的明代商业史研究，在学界均已有不少知名学者的集大成之作，其中一部分已经罗列在了上述的文献概述中。作为年轻学者，笔者若在其中的任何单个领域再洋洋洒洒写一本书，不免有班门弄斧之嫌。然而，这两个领域的结合，确实是之前鲜有学者涉及的。大体上，由于学术界研究的领域日趋细分化，大家普遍认为财政史与商业史基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然而，这种理解其实是失之偏颇的。
以古代“士农工商”的排序为例，这虽然是典型的商业史研究课题，却也完全可以视为一个财政史问题，比如士农工商各阶层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士人阶层虽然不纳税，但是却掌管财政。而在“农工商”中，农民需要上缴在税收中占比最高的农业税，显然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最大。而商税的比例相对来说就要低很多。于是，从财政的角度，“士农工商”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本书的第七章就将涉及这一内容。
以上这个举例仅仅是两者可以结合的冰山一角，更遑论同期欧洲的商人在国家财政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一个看似显而易见却其实颇为复杂的论断是：对商人的贬抑在西方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两千年来在古代中国却反而有所增加。而且，所有古代中国的哲学流派，或许在很多议题上会唇枪舌剑，但在平等和不平等这一问题上，几乎都认同平等主义的思想。古代的不少学者似乎认为，通过压制贸易和商人可以从根本上让不平等现象减少，或者至少看起来如此。因此，商人不仅承受来自上层的压力，而且还承受着来自下层的压力。这是明代以前的古代中国的大致情况。接下来的问题是：明帝国时期，这一情况是否有所改变？
因此，本书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致力于将传统的明代财政史研究与商业史的研究这两者进行结合，基于商人和商业的视角，考察明代的财政制度对各类商业活动的影响，以及商人之于国家财政活动的作用及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