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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在3至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李约瑟的提问是从科技史的角度出发，好奇为何中国古代的科技理论很薄弱，为何能在古代创造出众多伟大的科技成果，但在坐拥这些极重要科技成果的同时却又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而更进一步，我们也不禁想要追问，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同时期的中国发生？
自这一问题提出伊始，众多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各种解释，比如可能是所有解释里最出名的彭慕兰的《大分流》，就是比较了工业革命前夕东亚和欧洲的经济状况，并以当时的江南地区和英格兰的比较举例
[1]
。不过，无论是何种解释，科技的飞升与工业革命的推进总离不开一个因素：原始积累。而这正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毫无疑问，财政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虽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然而其重要性却毋庸置疑，对明帝国来说亦是如此。从财政上看，“帝国依托于君主的土地所有权建立统治权，用君主对个人及家族的关心，激励并约束他为公共利益而治理天下的行为”
。
选择明代这个时间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明代和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基本处于同期，而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对外扩张。一些学者喜欢对中国与欧洲在财政制度上的异同进行分析。这个研究思路无疑是合理的，对明代财政制度的讨论亦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不过，在财政制度之外，很多学者的分析却鲜少或根本没有涉及商人这一重要的群体，或许商人阶层历来都不是财政史研究关心的主要群体。在近代欧洲的发展史上，商人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小觑的。那个时期的欧洲商人有权放贷给国王，能支持国家出兵与外国打仗或进行殖民侵略，亦有相当多的创新，比如现代商业法律雏形的创立，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银行的创建，汇票、信用等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等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商人还能直接接管国家财政，比如在拜占庭帝国后期，中央政府由于缺少资金，直接把国家重大项目的专营权和税收权都交给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威尼斯商人。
反观大分流同期的明帝国，总体上，之前的不少学者均认同明帝国财政趋于僵化，而明代的商人群体毫无话语权。从当时中西方大分流的结果来看，这一论断应该是有其一定合理性的。然而，我们肯定不能只得出这么一个“单一性论断”。很多研究中所体现的思想桎梏是颇为根深蒂固的，“一些人一直以来被灌输的观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统治者如何残暴荒淫，如何横征暴敛，广大民众被沉重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一些历史学者的文章专著中也是这么宣扬的”
。这种质疑是合理的：明帝国是否真的只是皇帝一人独大的专制？明帝国的统治阶层是否真的“残暴荒淫”？明代的财政制度是否真的僵化？即使真的是僵化，其原因是否是财政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执行不力，还是有其他因素？明代的商人群体是否仍然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话语权是否随着明代商业发展而有所改变？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在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之前，都是无法妄下结论的。
而在这一系列问题中，本研究最关心的是：明代的财政制度与明代商人的社会角色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两者如何互相影响？明代商人为明代国家财政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他们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书将详细解答这些问题。
但凡与史学有关的研究，我们不免想问一句：这研究对我们当下有怎样的意义？任何有趣的研究，往往亦有其较为丰富的现实意义。本书亦不例外。本研究虽然立足于几百年前的明代财政制度和商业发展，着重于明代商人在国家财政中的角色和地位，但对于当下仍然有较为丰富的现实意义。
第一，对于明代商人与国家财政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还原更真实的历史，破除一些固有的成见。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从横向来看，一国的财政制度和政策对商人角色的影响巨大，与明朝商人相比，同时期的欧洲商人所面对的财政制度，即使不是大相径庭，也至少是颇为不同的。相应的，明帝国商人在财政活动中发挥的角色也颇为不同的，但这种不同并非简单地归结于明帝国闭关锁国或者明代商人缺乏欧洲商人那样的开拓和创新精神这样的单一因素。而从纵向来看，与之前的先秦时期以及秦汉伊始的专制王朝，以及明之后的清朝相比，明帝国商人所面临的财政制度和政策以及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等，均有较大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很大的不同，因而绝不能想当然地将明代商人笼统地纳入“受到专制皇权压迫的中国古代商人”的范畴中。明帝国仍然是专制皇权，但是如果没有对财政史和商业史的全面考察，明代商人在国家财政中的具体作用和地位，是很容易与其他朝代混淆的。
第二，具体细致地研究明帝国时期独特的财政政策和制度，以及商人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有助于理解大分流这一段世界近代史上的特殊却极其重要的时期里中国的财政状况和商人角色。“李约瑟之问”等问题都好奇为什么在大分流之后中国和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那无疑，一国的财政制度以及商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占有不少分量的。而本研究选取的明帝国，即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恰恰正是大分流发生之时。因而本研究不仅具有财政史或商业史上的意义，对于理解大分流前后中西方发展的路径异同，以及理解当今一些国家经历的财政变革，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历史或许经常展现其惊人的相似，本研究对于当今的商人与国家财政的现状亦有一定的借鉴或警示作用。无论是国营专卖，还是各类税收，还是对外贸易，或是商人的消费，甚至是依然存在的商人高利贷行为等，其实都可以在几百年前的明帝国找到其踪迹。“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依然是商人培养子女的金科玉律，文化程度可能不是很高的第一代商人在积攒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将其中一部分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这与明帝国也是何其相似。而明帝国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的关系，与今日的政商关系可能亦有一些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