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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就明代以前的汉、唐、宋、元以及明之后的清帝国的财政与商人的关系，以及明代与同时期欧洲的财政与商人的关系作一个大致的了解。从纵向维度来看，明帝国时期的商人所面临的经商环境和财政制度、政策，其实与其之前之后的朝代均有很大不同，并不能将其纳入“古代中国商人”或者“近代中国商人”的范畴一概而论。而从横向维度来看，明帝国商人与同时期西方，尤其是欧洲商人所面对的一系列制度、环境更是差别迥异。
无论中外，在封闭的封建农业社会中，商人阶层均是地位较低的。他们既不依附于领主，也不控制采邑，他们是等级森严的封建体系的局外人。西方教士或贵族阶级和中国的士人阶级对商人的抵制与反感可能并非只是出于嫉妒。对于教士阶级和士人阶级而言，商人的投机行为违反了他们的“公平”和道德观，虽然教会自己也时常从事商业活动，但他们本质上仍然是领地组织的高级形式，这与全靠倒买倒卖的商人不同。
到了中世纪兴盛时期，当时西欧的一些新兴商业城市重返海洋的怀抱。比如，10世纪开始，尼德兰地区最早的城市兴起于海边，而布拉邦特地区因为海洋贸易优势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商人们经营着从波罗的海到西班牙的国际贸易航线，他们在每年的特定时间在市集聚集，因为此地往往有一些地方领主的特惠和贸易特许，商人们在此地云集，进行大宗货物交易，进口的商品再由路上商队或船运发往内陆。
由于热那亚的对外入侵引发了西地中海的重新开放，商业共和国为争夺贸易特权和海域爆发激烈的竞争和冲突，意大利在经济复兴伊始便处于领先的地位。热那亚和威尼斯作为当时意大利的两大城市，其繁荣建立在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上，对外贸易和扩张是其最主要的活动
。海上贸易带来的收益开始刺激衰落的西地中海沿岸经济，古老的马赛港再次复苏，商队连接了西欧的南北贸易路线，衰落的海上贸易不仅恢复了，而且相较于罗马时期更是大幅度进步了。
这种典型的中世纪商业模式在12世纪达到了鼎盛，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体制也在接受一些新思想的冲击，许多时髦的新兴商业概念开始出现。这进一步刺激了西欧的经济贸易，西欧的商人们开始掌握更多的资源和权力。科技的进步提高了手工业者的产量，造船业的发展促进渔业生产，渔业生产和粮食贸易使得城市人口增加，富有冒险精神的市民们离开拥挤狭小的市镇，在交通要塞和天然良港上建立起新兴的商业殖民城市，诸如布鲁日、圣奥梅尔、里尔等
。
其实若横向比较，当时在城市的发展、经济生产、人口数量等方面，明帝国的水准均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之上。比如，明末来到中国的利玛窦曾坦言，明帝国的“麦子与稻米以及其他蔬菜，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每年收获两次；他们听说我们欧洲要让田地休息一年才能播种的事，无不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们一年不仅两次，也有三次收成的事，特别是麦子，它不像稻子那样，需要很多的水，这方面归功于照顾与播种的得法和土地的耕耘良好的关系，他们耕种似乎比我们更好”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在这个王国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可照样在中国找到”
。
当时西欧的人口繁盛程度亦比明代中国落后一大截，明代中国的城市人口的密度在西欧之上。利玛窦虽然来自当时欧洲城市人口密度最高的意大利，但仍然惊叹明帝国的城市人口数量之大。而且在这巨大的人口规模里，商人的比例亦远高于前朝。陆楫在其《蒹葭堂杂著摘抄》中提到“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
。也就是说，当时的松江府，仅仅是流动的商人数量已经有数十万之多，几乎接近当时的城市市民人口数量。而即使到了晚明，同时期的“苏格兰在十七至十八世纪的200年间总人口增长了210%（从411万增至866万），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却缩减了一半，从70%减少到36.25%”
。可以说，明代晚期的农业人口比例大概和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水平相差不多，是可以肯定的
。
所以，差别可能主要还是体现在制度和外部冲击上。在当时的西欧，随着与日俱增的权力与财富，旧有的封建制度也不断经受改革的震荡，绝大部分的教会商业区走向了衰落，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城市扩张使得海量的产品淹没了教会的生产模式。英法冲突期间，为了筹集战争资金，英法的统治者不得不放宽商人特权，过去的私人法庭逐渐演变成公共法庭，并建立了完善的城市法体系。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商业的兴起使得自由民的人数与日俱增，西欧人口已经不再是“骑士，教士，农民”的单调组合，商人阶层进一步崛起。
当时西欧各国的收入主要来源，一是实物、货币及徭役收入；二是对城市、海外贸易征收的赋税。当财政收入出现不足时，经常依赖两种方法来举债：第一种办法是国王或诸侯将某项赋税征收抵押给一些商人、银行家，后者按商定的利率向国王、诸侯放贷；第二种办法是出售“年金”，即以富商为主要群体的资金持有者一次性将一笔款项借给市政当局，然后每年按照商定的利息从市政当局取得年金，后来各国君主和教会纷纷利用这个办法筹集资金。而反观明代的统治者，明廷习惯的还是用直接的徭役、赋税征发，或通过官营土地、手工业、矿业、商业及禁榷、专卖等获取财政收入
。比较之下可以发现，当时的西方商人在国家财政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尤其是在后来的对外征战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西欧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在政治背景、经济实力、社会组织等方面为自身赢得了得天独厚的历史契机，再遇上地理大发现这样的重要历史进程，成就了他们拥有同时期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社会优势地位。与近似同时期明帝国压制商人相比，这种社会结构有利于西欧在近现代的快速发展。
在纵向层面，由于古代中国的时间轴非常长，限于篇幅，现仅就西汉、唐、北宋、元、清这几个主要朝代进行简要论述。
西汉时期，自汉高祖到汉景帝的七十余年之间，国家以黄老思想为指导，休养生息，国库积累了大量的钱财。到了汉武帝时期则对内大兴土木，对外穷兵黩武，财政收支日益不平衡，很多富商大贾虽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却不佐国家用度之急。汉武帝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掌管国家的财政事务。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时期的商业税体系颇为复杂，包括算车船、算缗钱、赀税、贳贷税、关税、市税等，其中，算车船和算缗钱均始于武帝时期。算车船是对车船所有者课征的财产税。算缗钱是对商人和高利贷者课征的财产税，“缗钱”就是成串或成贯的钱，一贯或一串为一千钱。《史记·平准书》记载“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
。赀税也叫税民资，是对民众财产总额所征收的一般财产税。在西汉若想要做官，必须要纳一定标准的财产税才可以。贳贷税是对用钱或者用粮食出借所得利息的征税，政府采用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大商人的高利贷。西汉的关税包括内地关税和国境关税两种。内地关税是指在国内对通过各关隘口的货物征的税，国境关税是指对通过国境与匈奴等少数民族或与外国贸易的货物征的税。西汉的市税又叫市租，“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税”，是对在市场上商品交换数额所征的税。而其后，桑弘羊推行的均输、平准之法，则更是让商民感到更为困苦和不便
。
唐代时期，商人中行商和坐贾的区分更加明显。前者“致四方之产物，或巡历各地之周市以贩卖，或历访各地域之各户以呼卖”，而后者在市场内居住并经营固定铺面。因唐时东西方贸易兴盛，商人往来频繁，其作用日益显著，因而总体上享有较高的地位。不过唐代官吏对商业的广泛渗透或许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商人的这种地位，这其中既有边疆大吏经商的实例（“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也有政府派驻的使臣经商的实例（“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而在财政层面，朝廷也希冀从商人的利润中抽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尤其是唐朝中后期。比如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朝廷敕令，凡是百姓有邸店（邸指的是存放货物之处，而店指的是售卖的场所）、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照此税数勘责缴纳实物，这被认为是“邸店之税”
。
到了宋代，宋前期国家采用了财政上体恤商人的政策，这和西汉颇为类似。宋太祖先豁免了商税，“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太宗在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下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税）；当算（税）各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板榜”。宋真宗时期，“除杭、越十三州鹅鸭钱，又令柴薪渡河津者勿税，又免农器”。宋仁宗也屡次下令减免商税。然而，宋朝初年的这种恤商趋势并未持续。到了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让商人的处境出现重大危机。王安石推行的均输法和市易法，其本意或许不坏，但却被小人钻了空子。均输法仿照了西汉桑弘羊的政策，用于调节物资供需关系、平抑物价，目的是打击大商人。然而讽刺的是，实际效果事与愿违。宋代赋税部分征收实物，当纳税户在购买实物时，巨商大贾从中操纵把持，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从而影响了国家的财用。市易法系王安石的原创，宋廷设置专门机构，直接收售物资，参与交易，以平抑物价，因而主要在城市中推行。然而，在实际施行过程中，“自市易法行，商旅顿不入都，竞由都城外径过河北、陕西，北客之过东南者亦然，盖诸门皆准都市易司指挥，如有商货入门，并须尽数押赴市易司卖，以此商税大亏”
。
元朝作为通商起国的朝代，对商业的重视不言而喻。而且，蒙古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大陆，丝绸之路亦甚为兴盛，商人在其中自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然而，元朝对商贾的禁令却也颇为繁复，例如，“诸经商及因事出外，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违者究治”；“诸海滨豪民，辄与番商交通贸易铜钱下海者，杖一百七”；“江南铁货及熟铁器，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违者以私铁论，又无引私贩铁者，杖六十以上”
，等等。而且，元朝既定中原之后，商贾贸易，大多会选择依附权贵或者僧道之势，以免课税
。
清朝重农的国策仍然是明显的，但对商业和商人的重视程度也是很高的。即使是在已经处于清朝盛时的雍正年间，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谕旨各省督抚：“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而农民勤劳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赋；养父母，育妻子，其敦庞淳朴之行，岂惟工商不逮，亦非不肖士人所能及”。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朝廷谕农桑为政治之本，又曰：“朕欲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亩，历观三朝，如出一辙”。但对农业的重视并不必然带来对商业的鄙视。早在康熙年间，朝廷时常颁布体恤商人的政令，比如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特令悉数依照定额抽分，免溢额议叙之例。又如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命于征收关税处，缮具税则，刊刻木板，以杜绝税吏滥收。吴慧（2004）明确指出，自清朝盛时，“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的进步思想家往往以其务实重商的观点，对现行政策的一些弊端提出改革建议，主张借助商人的力量来替代政府的行为。对商业地位的认识提高，鄙视商人的陈旧看法已成过去。发挥商业作用、发展商业经济的思想广为传播”
。
根据以前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部分研究可能都认同，明朝初年因为百废待兴的需要而对商人较为仁慈，尤其表现在减免商税方面。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朝政日益“腐败”，商人的地位日益受到挑战。然而，这样的表述和解释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描述，似乎套用到每一个朝代都颇为适用。当然，这一表述也完全有可能适用于明朝，只是我们需要考察更多的史料，才能让这一结论为人所信服。而且，或许由于篇幅所限等原因，之前的不少相关研究仅是较为粗略的论述，并没有结合足够的一手史料或可信的具体材料深入到财政和商业活动的多方面。因而，明代商人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角色和地位仍然是较为模糊的。而这一点，正是本书尝试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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