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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作为近代交通工具的一员，在当时的各大城市里都随处可见，在公共交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依靠人力的交通工具，一般有两个轮子；以拉人力车为职业的人就是人力车夫，车夫拉车飞奔是近代中国城市的标志性图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注意发展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城市下层工人运动，为了更好地把人力车夫群体由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基础，中国共产党对其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动员。
任何学术研究成果都是在前人研究和积累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攀登，本书的研究也不例外。本书在选题、立意、结构设计等方面都得益于前辈学术成果的启迪，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相关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
人力车是早期城市化在城市交通上的一种普遍表现。马陵合在《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中，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通过剖析市政当局对人力车管理制度的“改良”和指导人力车夫的“自助”，揭示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痼疾与畸形；同时，从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这一特殊视角审视近代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下层民众的边缘特性。
王印焕在《交通近代化过程中人力车与电车的矛盾分析》中认为，人力车与电车冲突的根源，主要在于取缔人力车的同时，如何安置好众多人力车夫的生计，政府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将会把自己带入革命的漩涡之中。
邱国盛在《从人力车看近代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的演变》中认为，虽然人力车的种种优势使其在机械化公共交通工具被引入之后，仍然在上海的公共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作为一种依靠人力拉动的交通工具，人力车的废除又是历史的必然。
杨齐福在《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多维研究——以沪宁杭城市人力车夫为考察中心》中，从城市化角度揭示人力车夫存在的时代背景，以底层视角反映人力车夫的群体状况，在日常生活中折射人力车夫的整体形象，进而凸显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边缘场景。
王印焕在《民国时期的人力车夫分析》中认为，在人力车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人力车夫又因就业机会极少而成为时代变革的障碍与受害者；走向革命，可以说是他们在被逼无奈下的必然选择。
郑忠、王洋在《城市边缘人：民国南京人力车夫群体探析》中认为，人力车与人力车夫在中国近代城市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惨痛的生活遭遇，或多或少反映出中国近代早期城市化的曲折发展历程与矛盾处境。
孔祥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中，从描述人力车夫群体的构成、生存状况着手，分析民国社会各界对其的评价，进而反思其历史命运与归宿，以加深对民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徐希军在《1930年代安庆人力车夫生活实态研究》中认为，人力车夫问题所反映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进城务工与留乡耕种的收入差异，最根本的还是城市交通的落后为人力车夫提供了生存空间。
弱势群体的社会救济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严昌洪在《从弱势群体特征看民国时期人力车夫救济制度》中认为，人力车夫是民国时期亟待救济的一个弱势群体，具有生存资源匮乏、生存状态恶劣、生存地位边缘化、生存心理脆弱等弱势群体特征；政府和社会采取多种方式救济人力车夫，其间，救济方式出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
马陵合在《城市特殊群体社会救助制度的历史考察——以人力车夫为例的研究》中认为，自民国初年起，要求废除人力车的呼声渐高，但是客观形势决定废除人力车只是社会舆论和市政当局的良好愿望，通过救助改善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成为自然选择。
杜丽红在《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中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后，国民党北平市指导委员会设立了总工会，将人力车夫组织起来，运用政治方式予以救济；在总工会的支持下，他们向市政当局请愿、示威，获得了一定的权益，但是，人力车夫不过是国民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
郭世强、武颖华在《陪都西京时期西安人力车夫救济研究》中，通过分析人力车夫救济方式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认为处于近代城市转型时期的西安，政府对于社会福利活动由“参与”向“主导”和“控制”转变，而近代公共福利事业也实现了由建立在个人捐赠基础之上的传统的民间慈善向以团体占主导地位、非个人负责的公共事业的转变。
池子华在《近代中国城市“底边”社会研究——以人力车夫为中心》中，从人力车夫来源构成、年龄构成、劳动状况、生存状态等方面，再现城市“底边”社会的生活场景，认为人力车夫为“农民工”的一种职业流向，人力车业的兴衰，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时代风貌。
近代中国人力车业治理面临理念和制度的困境。马陵合在《近代人力车业治理的理念与制度困境》中认为，近代中国人力车业不仅存在存续与废止的纠结，也存在政府、车商与车夫之间的冲突，其间，还伴随难以定型的针对人力车夫的救助制度。
严昌洪在《马路上的对抗——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管理问题透视》中认为，政府当局和租界当局为缓解人力车夫问题带来的社会压力，不仅加强了对人力车夫的日常管理，还协调人力车夫与各方面的关系，解决人力车夫与车行、与其他交通行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取缔人力车过程中也对人力车夫施以各种救济。
杜丽红在《近代中国的城市治理：以北京人力车夫问题为中心》中认为，北京市政当局对人力车夫问题的治理表明，城市治理的基本路径是：一种社会现象所蕴含的社会性引起了普遍关注，经过专业学者的研究和专业话语的包装，成为一项带有公共性价值的社会问题。
何建国、谢永栋在《近代城市发展中的规范与危机：1934年上海人力车纠纷探析》中，以上海公共租界为切入点，从城市市政管理的角度，探寻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车商、人力车夫以及管理当局三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城市发展中所存在的社会问题。
田彤在《行政管理与劳资关系的调适——以1934—1942年沪公共租界人力车业改革为论例》中认为，由行业属性决定的互为关联的机制，制约着行政管理机关干预劳资任何一方的权益；始于1934年5月、止于1942年底的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车改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例证。
汤蕾在《战后汉口人力车夫的生存合力（1945—1949）》中认为，汉口市政府、人力车夫职业工会和人力车商及其同业公会构成了管理人力车夫的多重权力网络，面对影响人力车夫生存的内外矛盾，三个管理方之间相互博弈，管理方与被管理方不断互动，使得人力车夫的利益在管理中得到很大程度的体现。
蔡亮在《近代上海人力车产业的兴衰探微》中认为，每当市政当局意图取缔人力车时，总是遭到车商与车夫们的一致反对，最终不了了之；但在行政命令无效的同时，人力车却被技术革新的产物——三轮车所取代，逐渐步入历史。
人力车夫作为近代中国苦力工人中较为庞大的一群，以其悲惨的状态、坚决斗争的精神而受到工运史研究者的关注。刘秋阳在《论都市苦力工人的阶级属性与特点》中认为，都市苦力工人与产业工人一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甚至曾超过产业工人，同时也是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又有自己的特点。
阎建宁在《试论工人运动中的人力车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中心》中认为，从理论上讲，人力车夫们应该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积极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各种罢工运动，而实际上，他们很少参加罢工，其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
邵雍在《1935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初探》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针对上海人力车夫的工作方面，总体上说并没有少花力气，但未能统一领导、协调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力车夫的斗争，也没有在法租界的人力车夫中建立基层支部。
严锴、严昌洪在《中共武汉地方组织与1921年汉口人力车夫大罢工》中认为，在开展罢工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注重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指导建立了武汉地区第一个现代工会，促使人力车工人克服个体劳工的散漫性，积极组织和团结起来，成为日后革命斗争中的一支有生力量，在历次武汉工人运动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的历史真理。
刘秋阳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城市社会下层的认识与启蒙——以对人力车夫的认识启蒙为例》中认为，人力车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较低，缺乏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在把人力车夫转化成现实革命力量的过程中，实际上经历了对车夫进行教育、启蒙的过程。
严昌洪在《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中认为，人力车夫群体通过相互之间的微弱联系和与外界的比较形成了同行意识、同乡意识和穷人意识等初级的群体意识；经过知识界的启蒙和共产党的教育，他们的群体意识提升到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的高度，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此外，还有一些学术著作和学位论文也对人力车夫群体进行了研究。
从上述研究成果中，我们不难看出，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于人力车夫群体研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对于人力车夫群体内部结构等问题均予以较为详尽的考察、分析和有益的思考。作为一个相对专门的知识体系，人力车夫群体的研究呈现了越来越丰富的内容，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依然存在若干问题，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第一，人力车夫研究成果颇多，但仍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值得深入研究。如关于人力车与电车的矛盾冲突，虽然有学者涉及，但对人力车与脚踏街车之间的竞争还没有人深入研究。当然，类似这样的情况有很多，笔者试着在人力车夫群体研究的薄弱环节，做进一步的努力。
第二，就研究的角度而言，本书力求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对中国共产党与人力车夫的相关资料进行梳理，探讨中国共产党对车夫的领导以及动员成效。前文所述有关人力车夫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人力车在城市公共交通中地位的评论；人力车夫生存状况的评述；人力车夫的救济等。本书则深入分析市政当局、车商与车夫之间的互动，探讨中国共产党与人力车夫的关系。
第三，以往的研究成果往往只偏向人力车夫群体的静态研究，本书则注重人力车夫群体的动态研究，力图展现出一幅动态的画卷。如作为社会秩序的一种反映，本书重点分析了人力车夫与市民、车霸、警察、帮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多边互动的场景。此外，在资料的运用上，本书除运用档案和报刊资料外，也试着运用散文、小说、竹枝词等文学材料，还尝试运用图像资料来分析说明问题。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近代都市苦力阶层，包括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清道夫等，对上海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亦做出了历史贡献。本书选择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民国时期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在人力车夫身上，凝聚着民国社会的多种信息，既反映了劳苦大众的贫困生活，又牵涉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还托衬出了交通事业近代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前进与保守均难取舍的两难境地。”
本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意识而展开。
第一个问题意识，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整体概况及形象究竟是什么样？以往的研究者研究人力车夫群体，较多集中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能够很好地展现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整体概况。本书试图用档案、报刊以及图像等资料，来建构人力车夫群体的整体形象。
第二个问题意识，在基本史实构建的基础上，人力车夫社会存在的动态图景到底是什么样？人力车夫与社会的多边互动，既增强了人力车夫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反映。本书试图把人力车夫置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既包括市政当局与车商、市政当局与车夫、车商与车夫之间的抗争与妥协；也包括人力车夫与市民互动，人力车夫与车霸、警察、帮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人力车夫与社会的多边互动的描述，力图展现这一社会群体的动态画卷。
第三个问题意识，中国共产党对人力车夫的引导、领导，成效如何？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关注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都市苦力工人，希望把城市下层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动力。因主客观原因，要把人力车夫的潜在力量转化成现实的革命力量并非易事，但中国共产党对人力车夫的领导，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无论从章节的安排，还是段落层次设计，以上三个问题始终贯穿于行文里，这也是本书研究的思路。在此基础上，本书具有如下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把社会史与城市史、革命史相结合，推动社会史研究视角进一步深化，把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研究提升到较高位置。近年来，城市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主要集中在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近代城乡关系方面，虽然相关研究有关于城市结构的内容，但经济方面居多，而城市社会、城市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希望借此研究，一方面拓展近代上海城市社会史的研究深度，另一方面深化人们对下层社会群体的认识。
第二，“对历史上众多社会群体的研究，不仅能够重新透视各个历史时期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特点，而且还能填补过去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或是弥补某些薄弱环节，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上海是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典型的近代崛起城市。人力车夫是随着人力车引进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的下层社会群体。本书拟在吸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有关调查、研究成果，再结合当时报刊资料，做些基础性的工作，着力归纳有关人力车夫的数据，描述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分析人力车夫问题具体之所在，从而加深对城市社会的认识。
第三，近代上海人力车夫受尽了剥削和压迫，为了能够生存，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展现了英勇顽强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关注人力车夫，带领人力车夫参加各项斗争，并希望把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城市社会下层转化成现实的革命动力。从实际看，人力车夫为改变自身的命运也做出了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其身上确实存在一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力车夫群体的革命性，他们只是近代中心城市潜在的革命力量。
档案资料是本书使用的史料之一。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大量公用局、社会局、警察局和租界等档案，这些档案资料有关于人力车夫主要来源、工作状态、经济状况等的记录，尤其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档案，有关于人力车夫相关信息的详细记录。
报刊资料是本书使用的史料之二。上海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报纸和期刊，尤其是小报。据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的不完全统计，1912—1949年上海一地的报纸先后就有近1 580种。
当时关于人力车夫的调查报告，也散见在这些报纸和期刊上。尤其是《申报》，载有大量关于人力车夫的相关报道。《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至1949年5月27日终刊，它记录了我国近现代社会历史情况，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可供多方面的研究和利用。通过对这些报刊资料的收集，笔者不仅获得了对本书的总体认识，而且订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
文学资料是本书使用的史料之三。本书还使用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如散文、小说、竹枝词等。文学是我们探索社会真实和社会思想不能忽视的史料，把文学作为史料，在历史研究中，意味着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了人们日常生活展开的场景上。
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文学资料可加以利用，关键是如何运用，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使用。
图像资料是本书使用的史料之四，用来辅助分析说明问题。这些图像资料主要来自于各画报、漫画杂志。近年来，图像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书在运用图像资料时，主要是把它作为文字的补充或作为文字的佐证。
本书所使用的近代报刊资料，其报道内容有多个标题的，注释引用时，一般以主标题为主。另外，在使用资料的内容时，尽可能照顾原文，将明显的重字、颠倒字、白字，直接删去和改正，如遇个别字词和现代通用汉字不同时，一般以现代通用汉字为主。
本书在史料选择上，主要以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为主，以文学资料和图像资料为辅。因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在对人力车的政策上有很大相似性，所以就租界档案而言，多选取公共租界方面的档案。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极少，尤其是关于人力车夫的资料更少，见诸报刊的也仅限于一些大罢工斗争，且零碎分散。本书尽可能收集一些资料，如《红旗日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探讨中国共产党与人力车夫的关系。同时，囿于资料短缺，所选择的史料可能局限于某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