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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因为离开伯尔尼而难过了。我明白，自己只能选择一种生活：如果要将文学创作放在第一位，那么我只能生活于文学之中，无法顾及家庭的离散，无法为经济或其他事情烦恼。如果做不到，那么我的人生将失去希望。我前往卢加诺，在索雷尼奥住了几个星期，希望能找到好地方，于是发现蒙塔诺拉的卡萨卡木齐
，并于1919年5月搬至此地。我从伯尔尼只运来了书和书桌，其他的家具都是租来的。在这间此生最后的小屋里，我住了十二年，前四年从没离开过，后来则只在温暖的季节才住这里。
这幢美丽无比的房子对我意义深远。就某方面而言，这是我曾拥有或曾住过的房子里，最美丽、最与众不同的。当然，房子并不属于我，整幢大房子里，我只租下其中四房的小公寓，我不再是房子的主人或一家之主，不再拥有房子、孩子及仆人，不必寻找狗或整理花园；现在，我是个一贫如洗的小文人，一个衣衫褴褛、神秘兮兮的陌生人，以牛奶、米、意大利面维生，秋天在森林里捡栗子当晚餐，老西装穿得磨破了边。然而，我的实验成功了。虽然这几年来，日子并不好过，但这段时光是美好、丰富的。仿佛从多年梦魇里醒来一般，我尽情享受自由、空气、阳光、寂寞以及创作。第一年夏天，我写了《克莱因与瓦格纳》及《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两部小说，这令我心情舒畅，于是那年冬天，我接着展开《悉达多》的创作。我重新振作，集中精神工作，几年来的“戎马倥偬”并未扼杀我的精神或将我毁灭，这原是我担心的。坦白地说，若不是许多朋友一直慷慨地接济我，我绝对无法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如果没有温特杜尔的朋友和亲爱的暹罗人的协助，那么也不会有这一切；而崑诺将我的儿子布鲁诺接去同住，对我而言，更是最大的帮助。
就这样，过去的十二年岁月中，我住在卡萨卡木齐，当地的花园和房子在小说《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及其他创作中一再出现。我曾描述过房子不下十几次，也曾仔细研究它复杂、随性的形状。尤其是去年和前几年的夏天，我画下阳台、窗户、露台一角及园中曼妙无比的屋檐与墙垣。我的“皇宫”，是一幢模仿巴洛克式的打猎行宫，是七十五年前某个提契诺建筑师信手拈来之作。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几位房客住在这儿，但我相信，没有人比我住得更久（可笑），也没有人像我一样挚爱它，像我一样将它当成第二故乡似的定居下来。那与众不同的建筑师灵感洋溢，兴高采烈地克服了地形的障碍，使这幢华丽又滑稽的“皇宫”拥有特别的外表。华丽如歌剧院的贵族式楼梯从房子正门一直延伸到花园，花园里有许多露台，露台上又有楼梯、圆拱及墙垣，一直通往下方的山谷；园中的南方树木有着古典、气派、豪华的外形，枝叶交错，紫藤、葡萄藤蔓繁盛茂密。从村子里，几乎看不见这幢房子；若在山谷下方，则可看见梯形山墙及小尖塔耸立在宁静的森林山坡上，那简直就是艾辛多夫小说中的田园行宫。
当然，这十二年来也有些变化，改变的不只是我的生活，还有房子及花园。花园中那株我毕生所见最大的华丽南欧紫荆，每年五月初到七月时分总是繁花似锦，秋天时则会长出怪异的紫红色果荚；然而，在某个秋夜，它成了狂风的祭品。小说《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中那棵巨大的夏日木兰紧挨着我的小阳台，白色的大花朵宛如花仙，几乎就要伸进屋内，结果有人竟趁我不在时，砍去了它。有一次，我离开提契诺很长一段时间，等春天从苏黎世返回时，可爱的旧大门竟然不见了，有人用砖墙将门封了起来，我一下子失了神，像做梦般地站在门前找不到入口，之前根本没有人告诉我房子要稍作修建。
尽管有这些小改变，我依然挚爱这幢房子。在这里，我独居着，不再扮演丈夫或父亲的角色。在遭遇人生重大挫折后，我在艰苦的那几年苦苦思索，经常觉得困苦、绝望，来到此地，我享受着无数的寂寞岁月，同时也因孤苦写了许多作品，画了许多画，但那都只是聊以自慰的绚丽幻影；我与这里的一草一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自少年以来在别处未曾有过的经历。为了回报房子给我的一切，我一次又一次地描绘它，歌咏它，尝试以不同方式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如果一直离群索居，我将无法结识新的生活伴侣，那么也就不会离开卡萨卡木齐了。其实，住在这里，对上了年纪、身体不健朗的人而言，并不舒适；这间房子尽管如诗如画，却让我在冬天时冻坏了，同时还得承受其他各式各样的辛苦。因此，过去几年来，我不断考虑着，也许得买、租或盖个房子，好让自己能享有舒服、健康的晚年，但一切仅止于想象罢了。这纯粹只是一种期望，想想就算了。
然而，美丽的童话终于成真。1930年春夜，我们在苏黎世“方舟”酒馆里小坐聊天，聊着房子与建筑，我提起脑中不时浮现的愿望——房子。突然，好友B笑着对我喊道：“你该拥有个房子！”
尽管他这么说，我只把这话当成晚上喝酒时的小玩笑。但玩笑成真了，当时我们轻率幻想的房子，如今耸立眼前，它宽敞、美丽无比，足供我有生之年居住。我再次从头开始，这次是“一辈子”的房子，应该不会错吧。
（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