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原文 子曰：“里[1]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今译 孔子说：“与有仁义的人住在一起是非常美好的，如果你选择与不仁义的人同住，怎么能说明你是明智的呢？”
张居正讲评 二十五家为一里。仁是仁厚的风俗。择是拣择。处是居处。孔子说：“人之居处甚有关系，不可不择。若使一里之中，人人都习于仁厚，在家庭，则父子相亲，兄弟相爱，在邻舍，则出入相依，患难相恤，没有残忍浮薄的人，此乃俗之至美者也。这等的去处，不但相亲而善，可以养德，亦且各守其业，可以保家，但有见识的人，必然择居于此。”若卜居者，不能拣择仁厚之里而居处之，则不知美恶，不辨是非，其心昏昧而不明甚矣，岂得谓之智乎！夫择居不于仁，尚谓之不智，况夫存不仁之心，行不仁之事，则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又岂非不智之尤乎！此圣人立言之意也。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居住的地方对一个人很重要，不能不慎重选择。如果周围一里内民风淳朴，人们在家父子亲近、兄弟友爱，在外邻居间相互依靠，遇到困难相互帮助，没有残忍轻薄的人，这就是最美好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不但让人喜欢，还能够修养人的德行，并且这里每个人都能够忠于自己的职守，保全自己的家庭。有见识的人，一定会选择在这种地方居住。”如果没有选择在民风淳朴的地方居住，就会变得不分善恶、难辨对错，内心昏庸愚昧、不明是非，这怎么是明智呢！选择居住在不仁厚的地方，尚且可以说只是不明智，假如内心不仁厚，做出不仁义的事，那么产生的危害就难以用语言说清楚了。这难道不是特别的不明智吗！圣人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呀。
原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2]，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今译 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不会长久处于穷困之中，也不会长久处于安乐之中。仁德之人安于仁道，明智之人善于利用仁道。”
张居正讲评 约是穷困。乐是安乐。安是自然合理。利是贪得的意思。孔子说：“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天德，人能全此德，而后中心有主，不为外物所摇。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锢蔽，失其本心，中既无主，则外物得以移之。使处贫贱困穷之时，起初或能强制。久之，则愁苦无聊，凡苟且邪僻之事，无不为已，岂可以久处约乎？使处富贵安逸之地，暂时犹能矫饰，久之，则志得意满，凡骄淫奢侈之事，无不为已。岂可以长处乐乎？”惟仁者之人，纯乎天理，无一毫私欲，其于这仁道，不待勉强，而心与之相安。处约处乐皆相忘而不自知也。所以说仁者安仁。智者之人，中而定见，无一毫昏昧，其于这仁道，深知笃好，而求必欲得之，处乐、处约皆确然不易其所守也，所以说，知者利仁。仁、智之分量虽殊，而其能全乎仁则一，此所以久约而不滥，久乐而不淫也。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仁是一个人天生的美德，如果一个人能够保全仁德，内心就会有主见，不会受到外界的人或事物影响。如果一个人不仁义，内心被私欲禁锢闭塞，就会丢失本心，失去主见，很容易被外部事物影响。如果一个人短时间能勉强保持贫贱的生活，时间长了就感觉苦闷无聊，做出许多不正当的事，这种人怎么能长久处于贫困中呢？如果一个人短期能在富贵安逸的环境里自我约束，时间久了就志得意满，做出许多骄奢淫逸的事，这种人怎么能长久处在安乐中呢？”只有仁德的人，遵循天理，没有任何私欲，他们不需要勉强就能保持仁德，不管是处于贫困还是处于安乐，都不会在意，所以说仁德之人安于仁道。聪明的人，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没有一丝愚昧，他们深刻了解并且内心喜爱仁道，所以一心追求仁德，不会因为贫贱或富贵就改变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说明智的人善于利用仁道。仁德和智慧虽然差别很大，但如果能够用仁将它们统一起来，就能够在贫困时不越轨，富贵时也不骄纵。
原文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今译 孔子说：“只有仁德之人才能正确地喜爱他人、厌恶他人。”
张居正讲评 惟字解作独字。仁者是纯乎天理而无一毫私意的人。好是喜好。恶是憎恶。孔子说：“好善恶恶，天下之同情也。人惟心有私累，是以好恶鲜有当于理者。独是那仁人，其心至公而无私，故有所好也。必其人之贤而可好者，而后好之。好，当于理而无私，这才是能好人。有所恶也，必其人之不肖而可恶者，而后恶之。恶，当于理而无私，这才是能恶人。”夫好人恶人惟仁者能之，可见人当以仁为务，克去己私而后可。至于人君之好恶，其于进退用舍关系匪细，尤不可不先纯其心于仁也。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喜爱善良，厌恶邪恶，这是天下人共同的心理。人都会被私欲拖累，所以很少有人的好恶是根据道理的是非。只有仁德的人，内心公正无私，所以他喜欢的人，一定是值得被喜爱的贤德的人。只有符合道理而没有偏私的喜爱，才是正确地喜爱他人。他所厌恶的人，一定是应该被厌恶的不成才的人。只有符合道理而没有偏私的厌恶，才能叫作正确地厌恶他人。”只有仁德之人才能正确地喜爱他人、厌恶他人，由此可以看出人应该把仁德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要去除掉自己内心的私心偏见。至于君主的爱好、厌恶，关系到大臣的任免取舍，所以更要先保持自身的仁德。
原文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今译 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德，就不会做坏的事情。”
张居正讲评 苟字解作诚字。志是心所专向的意思。孔子说：“人性本善，而所为有不善者，皆不仁之念虑之也。若其心能专向于仁，而欲以克去已私，复还天理，而一时察识虽未能精，践履虽未能熟，亦可保其必无为恶之事矣。”盖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心既专于天理，又岂有纵欲灭理之为乎？孔子勉人为仁之意如此。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之所以成为坏人，都是因为受到邪恶的念头影响。如果一个人能够专注于仁，除去自己的私欲，返回善良的天性，这样即使短时间达不到明察识别，做不到熟练行动，也能够保证不做坏事。”天理和人的私欲不能够并存，既然专注于天理，又怎么能放纵欲望、抑制天理呢？这就是孔子勉励人们立志于仁德的原因。
原文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今译 孔子说：“富有和显贵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但是不以正当的方式达到目的，就不能去享受；贫困和卑贱是每个人都厌恶的，但是不以正当的方式摆脱它，就摆脱不掉。”
张居正讲评 道是道理，当然。处是居处。去是避去。孔子说：“人之所遇，有顺有逆，然取舍之间，贵于审择。且如富与贵这两件，是人人所愿欲，谁不要得而处之？然有义存焉。不可苟得，若是理上应得的，虽处之亦无不可，设使无功而受禄，无德而居位，不应得富贵而偶得之，这便是无故之获，有道者所深忧。君子见利思义，决然辞之而不处也，其能审富贵如此。贫与贱这两件，是人人所厌恶，谁不要避而去之，然有命存焉，不可苟免。若是理上该得的，其顺受固不待言，就是学成而人不见知，行修而人不我用，不应得贫贱而偶得之，这也是适然之数，于身心上无损，君子乐天知命，决然处之而不去也，其能安贫贱如此。”审富贵则可以处乐而不淫，安贫贱则可以处约而不滥，非修德体仁之君子，其孰能之？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人的遭遇，有顺境有逆境，重要的是做出取舍。人人都希望得到富裕和显贵，有谁不想变得富贵呢？但是因为义的存在，让人不能用不正当的方式获得富贵。如果符合道义，拥有富贵的生活也是可以的，假若没有功劳就获得俸禄，没有德行而居于高位，这就是不应该得到富贵却偶然获得，是不劳而获，是被品德清明的人深刻忧虑的事。看到利益就会思考是否符合义，如果不符合义，就坚决推辞，君子就是这样对待富贵。所有人都厌恶贫穷和卑贱，谁不想远离贫贱？但是命中注定的贫贱就不能随便免除。如果根据道义应该贫困，自然应该顺从地接受。学业有成却不被别人了解，品行端正却不被重用，不应该得到的贫困却偶然得到，这些也都是应该要经历的，对人的身心不会有损害。安于自己的命运而没有任何忧虑，接受贫困的生活毫不躲避，君子能够这样甘于贫困。”谨慎对待富贵的生活，在安乐的生活下不放纵自己；安然对待贫困，即使生活贫穷也乐观面对，除了修养德行、躬行仁道的君子，谁能够做到这些？
原文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今译 “如果君子抛弃了仁德，又怎能成就名声呢？”
张居正讲评 孔子说：“审富贵，安贫贱，不徇欲恶之情，而惟要之于理，这是仁之道。而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异乎人者，以其有此实也。若于富贵则贪之，于贫贱则厌之，但徇欲恶之私情，则舍去此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何以成其名叫做君子？仁之不可去也如此。”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谨慎地对待富贵，安然地接受贫困，不想着做坏事，遵循义理，这就是仁德。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和常人不一样，就是因为有这些品质。如果贪图富贵、厌恶贫困，总想着做坏事，就会失去仁德，就不符合君子的作为了。又怎么能有君子的名声呢？这就是为什么君子不能抛弃仁德。”
原文 “君子无终食之间[3]违仁，造次[4]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今译 “即便是一顿饭的时间，君子也不能违背仁德，不论是在最危险的时刻，还是在颠沛流离之际，都应该遵照仁德去行事。”
张居正讲评 终食之间是一顿饭的时候。违是违背。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时。颠沛是倾覆流离之际。是字解作此字，指仁而言。孔子说：“去仁不可以为君子。”所以君子之为仁，不但处富贵贫贱不去也。自至静之中，以至应物之处，自一时之近，以至终身之远，其心常在于仁，未尝有一顿饭的时候，敢背而去之。虽造次之时，急遽苟且，当那等忙迫，他的心也只在这仁上。虽颠沛之际，倾覆流离，遭那等患难，他的心也只在这仁上。夫当颠沛造次而其心犹在乎仁，则无一时而不仁矣！所以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夫君子存养之功，其密如此，由是以处富贵贫贱，又岂有不得其道者哉！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名也。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失去了仁就不能成为君子。”君子的仁德，不只是在富贵贫贱时不动摇。在平静的情况下，待人处事，不管时间长短，都能在内心保持仁德，即使只是一顿饭的时间也不敢丢失内心的仁德；即使在遇到危险，本应该急切慌张的时候，也一心求仁；即使是在遭遇颠沛流离的苦难时，心里也只想着仁。在危险和颠沛流离的情况下心里依然想着仁，这就说明每时每刻都遵循着仁德。所以说即便是一顿饭的时间，君子也不会违背仁德。君子在存心养性上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那么在富贵贫贱的情况下，还能做不到遵循道义吗！这就是君子能够名声卓著的原因。
原文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5]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6]乎其身。”
今译 孔子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喜爱仁德的人，也没有见过厌恶不仁的人。爱好仁德的人，没有比这样的人更好的了；厌恶不仁的人，当他施行仁德的时候，不允许不仁来影响自己。”
张居正讲评 尚字解做加字。孔子说：“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与不仁而已。仁之当好与不仁之当恶，谁不知之。然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见有好仁者，与那恶不仁者，何以言之？盖我所谓好仁者，非寻常喜好而已，必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极其笃，凡天下可好之物，无一毫可以加之者，这才是真能好仁的人。我所谓恶不仁者，非泛然憎恶而已，必其为仁也，惟恐不仁之为害，而恶之极其深，务要私欲尽绝，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加在他身上，这才是真能恶不仁的人。此皆成德之事，故难得而见之也。然为仁在我，欲之即至，有志于仁者，可不知所以用力哉！”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天下只有仁和不仁两个道理。仁的美好和不仁的邪恶，有谁能不知道呢？但是我看现在也没有人喜爱仁德和厌恶不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所说的喜爱仁德，不是很平常的爱好，而是要真正地知道仁德的好处，真诚地喜欢仁德，对任何事物的喜爱都比不上对仁德的喜爱，这才是真正的爱好仁德的人。我所说的厌恶不仁，不是平常的厌恶，一定是为了仁，害怕因为不仁而产生不好的影响，就深恶痛绝不仁，要把私欲摒弃干净，不让一点儿不仁影响到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厌恶不仁。这些都是品德高尚的贤人的行为，所以很难见到。实现仁德，完全在于自己，只要一心求仁就行了，想要实行仁德的人，不能不知道怎么努力啊！”
原文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今译 “有人能够在一天之内将自己的力量用在实行仁德上吗？我从来没有见过力量不充足的。也许有这样的人，只是我还没有见到过。”
张居正讲评 孔子说：“好仁，恶不仁，是成德之事，固难得而见之。然仁本各具于人，惟人不肯用力，故视之为难耳。若有人焉，当蔽痼之余，兴悔悟之念，一旦奋然用力于仁，凡仁之所在，务精以察之，而决以守之；凡不仁之所在，务精以察之，而决以去之。这等勇猛精进，则志之所至，气必至焉。自可驯致于成德之地。固未见有力量不足，做不将去的，然人之气禀不同，或者亦有那昏弱之甚、力不足以副其心者，但人必求仁，而后能与不能者可见。当今之人都是因循怠惰，不肯求仁的人，则谓用力而力有不足者，果何从而见之哉？”孔子此言，所以责人之自弃者，词愈婉而意愈明矣！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喜爱仁德、厌恶不仁是品德高尚的行为，本来就很难见到。本来人都具备仁德，只是因为人们不肯努力，所以认为很难实现仁德。如果有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幡然悔悟，开始奋力去追求仁德，凡是应该做到仁德的地方，都通过精心考察来坚定地保持仁德；对那些没有做到仁德的地方，也精心考察，并且坚决丢弃。如果有这样勇猛前进的气势，就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志向，自然可以慢慢实现仁德。我没有见过因为力量不足不能实现仁德的情况，确实人的天赋气质不同，也有昏弱无力的人，但是人一定要为实现仁德而努力，努力后自然会有结果。但是现在的人都懒惰怠慢，不肯去追求仁德，反而推脱说力量不足，从哪儿看出来力量不足就不能追求仁德呢？”孔子的话，是对那些自我放弃的人的责备，虽然表达得很委婉但是意思很明显。
原文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7]。观过，斯知仁矣。”
今译 孔子说：“人们的过错，有他所属的类别。只要观察他的过失，就能够了解他是不是一个有仁德的人。”
张居正讲评 过是差失。党是类。孔子说：“凡人心术之邪正难知，而行事之差失易见。世之观人者，但知以无过为仁，岂知有过亦可以观仁乎？”盖人有君子，有小人。君子的人，存心宽厚，就有过失，只在那厚的一边，必不苛刻。小人的人，立心奸险，他的过失，只在那薄的一边，必不宽恕。其党类各自不同如此。人惟律之以正，而不察其心，固皆谓之过而已。若观人者，因其过而察之，则过于厚的，必是忠爱的君子，而其为仁可知矣！若过于薄的，便是残忍的小人，而其为不仁，又何疑哉！此可见取人者，固不可以无过而苛求，亦不可以有过而轻弃也。是道也，在人君尤所当知，盖人材识有短长，气质有纯驳。自非上圣大贤，孰能无过？顾其立心何如耳。小人回互隐伏，有过却会弥缝。君子磊落光明，有过不肯遮饰。故小人常以欺诈而见容，君子或以真率而得罪，是不可不察也。且如汉之汲黯，面折武帝，是他狂戆之过，然其心本是爱君；矫诏发粟，是他专擅之过，然其心本是爱民。仁者之过，大概类此。人君若以此体察群臣，优容小过，则人人得尽其用，而天下无弃才矣！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一个人内心的正邪很难被看出来，但是在行事上的差距很明显。人们考察别人时，只知道把没有过错当作仁德，怎么知道也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过错来了解他呢？”人可以分为君子和小人。君子心怀宽厚，即使有过失，也是因为忠厚，不需要受到苛责。小人内心奸诈，他的过失一定是因为刻薄邪恶而产生的，不能被饶恕。君子和小人所结交的朋友也像他们一样各不相同。只用法令去纠正一个人，不考虑他的想法，这固然是有过失。如果考察他人的时候，被考察的人对别人过于宽厚，那就一定是忠厚可爱的君子，那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位仁者。如果对别人过于刻薄，就是残忍的小人，那么这就不是一个仁德的人，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呢！由此可见选人的时候，既不可以苛求他人，也不可以因为有过失就轻易放弃。君主更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因为人的才能见识有长有短，个性品质有纯有杂。只要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关键要看他的为人怎么样。小人擅长隐藏遮掩，会遮掩自己的缺点。君子光明磊落，不肯掩盖自己的过失。所以小人经常因为隐藏遮掩过失被宽容，君子却因为直率坦承错误被怪罪，不可不分辨好这两种情况呀。就像汉朝时的汲黯，当面指责汉武帝，错在狂妄戆直，但是他为的是保护君主；假托诏令发放粮食，错在他擅自行事，但这是因为他爱惜百姓。有德行的人所犯的过失，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君主如果像汉武帝对待汲黯一样体谅大臣，宽容他们的小错，每个人就都能发挥才能，天下也就不会有人才被浪费埋没了。
原文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今译 孔子说：“即使是早晨才认识了真理，傍晚就死去也是甘心的。”
张居正讲评 闻是闻知。道是事物当然之理。孔子说：“道原于天而赋于人。人生下来，便有日用常行的道理。如为子便要孝，为臣便要忠，一毫亏欠不得。若不曾知得这道理明白，便是枉了此一生，虽死犹有所憾。若是平日间，着意去讲求，竭力去体认，一旦豁然贯通，无所疑惑，则凡性分之所固有，与夫职分之所当为，事事完全，无少亏欠，就是晚上没了，其心亦安，而可以无遗恨矣。”孔子此言盖甚言道之不可不闻，欲人知所以用力也。然人不学不知道，欲闻道者，可不以务学为急哉？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真理是上天赋予人的。人一出生就要遵守相应的行为准则。作为子女要孝顺父母，作为臣子要忠于国君，不可以有一点不足。如果不知道这些道理，那就是白白地度过了一生，死了之后还会留下遗憾。如果平日实心实意地去寻求这些道理，在某一天一下子通晓了这些道理，没有了任何疑惑，凡是天性应该有的，自己应该做的，完完整整没有任何亏欠地完成了，那么即使立刻去世，内心也是安定的，不会留下任何遗憾。”孔子这句话是强调人一定要清楚明白地探究天理，人们应该知道如何去努力。但是人不学习就不会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想要探究天理的人，能不把学习当作最迫切的任务吗？
原文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今译 孔子说：“那些有志追求真理，却又以粗衣糙食为耻的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学问的。”
张居正讲评 士是为学之人。道是事物当然之理，即学之所求者也。恶衣是粗恶的衣服。恶食是粗恶的饮食。议是议论。孔子说：“人之为学，有志于斯道者，必是识见高明，见得自己性分为重，外物为轻。凡富贵贫贱，都动他不得，而后于道为有得也。若夫士而为学其志将以求道也，却乃愧耻其衣服饮食之不美，则是羞贫贱，慕富贵，其识趣之卑陋甚矣。与之论道，必不能知其味而信之，何足与议哉？”大抵衣服饮食，不过奉身之具，于性分原无加损。故大舜在贫贱之时，饭糗茹草，若将终身，及其为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而禹之菲饮食，恶衣服，非徒以示俭，盖亦以口腹身体之欲，不足留意于此耳。孔子之所谓志于道者，岂专为为士者警哉！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在求学中立志追求真理的人，一定见识高明，知道最重要的是人的本性，外部事物的影响相对较小。不管是贫贱还是富贵，都不会对他产生影响，这样就能获得真理。如果一个人立志追求真理，却又以粗衣糙食为耻，这就是嫌贫爱富、见识浅陋，和这种人讨论真理，一定不会有收获，那还讨论什么呢？”服装、饮食不过是养活身体的物品，对仁德和天性不会有影响。所以舜在贫困的时候，吃的是干粮、野菜，就像要终身这么生活一样，等到他做了天子之后，就身穿华丽的衣服弹琴，就像本来就是这样。禹不是通过简单的饮食、粗劣的服装展示自己的俭朴，只是因为不值得花费精力关注口腹的欲求。孔子这里所说的话不仅仅是警示求学者呀！
原文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8]也，无莫[9]也，义之与比[10]。”
今译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并没有固定的成见和喜好，只是依照道义行事罢了。”
张居正讲评 适是必行的意思。莫是必不行的意思。义是事之宜。比字解做从字。孔子说：“天下之事，都有至当不易的道理。但当随事顺应，不可先有意必之私。且如有一件事来，心里主于必行，这便是适。适，则凡事之不可行的，都看做可行了，其弊必至于轻率而妄为。心里主于必不行，这便是莫，莫则凡事之可行的，都看做不可行了。其弊必至于拘滞而不通。这两件都是私心，必然害事。君子之人，其处心公而虚，其见理明而悉，故于天下之事，未尝主于必行而失之适也。未尝主于必不行而失之莫。只看于道理如何，若道理上当行的，便行，无所顾忌。道理上不可行的，便不行，不敢轻易是非可否，一惟义之是从，而无容心于其间。此君子之所以泛应曲当，而无有败事也。然必平时讲究得精明，而后临事乃能审处，有一日万几之责者，可不慎哉！”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天下的事都有极为恰当、不能改变的道理，但是应该根据事情的不同有所调整，不可以有私心、有偏见。如果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做某件事，这就是固执己见。固执己见的话，即使是遇到了不能做的事，也都要一意孤行，这样一定会产生轻率妄为的弊端。事前心里就打定主意一定不做的，这就是成见，心里有成见，即使是可以做的事，也都看作不能做了，这样就一定会拘泥呆板、不知变通。这两件事都是有私心，一定会妨碍做事。君子处事公正无私、胸怀坦荡、见识长远，所以他们不会打定主意一定要做或一定不做某一件事，因为自己的成见或固执产生过失。如果是符合道义应该做的事，就无所顾忌地实行，如果不应该做，就坚决不能做，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好恶去轻易评判是非，决定做或不做，而是完全依据道义行事，从不混入自己的私心、偏见。这就是君子能够恰当地办事，不会做错事的原因。只有在平时精明慎重，做事的时候才能审慎处理，需要处理繁忙政事的君主，敢不慎重吗？”
原文 子曰：“君子怀[11]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今译 孔子说：“君子关注的是德行，小人关注的是田宅；君子想的是法律，小人想的是恩惠。”
张居正讲评 怀是思念。德是固有之善。土是居处之所安者。刑是刑法。惠是货利。孔子说：“君子小人，为人不同，而其所思念者亦异。君子之所思念者，在于固有之善，立心则欲其无私，行事则欲其合理，惟恐悖德而为不肖之人。若夫小人，则不知德之可好也，而所思念者在于土，凡居之所安适处，即依依于此，恋而不舍，盖惟知适己自便，虽违德义而不恤矣。君子之所思念者，在于朝廷之法，循理而不敢放肆，奉上而不敢违越，惟恐犯法而为有罪之人。若夫小人，则不知法之可畏也，而所思念者在于惠，凡利之可歆羡者，即营营于此，求必得之。盖惟知贪得无厌，虽触刑法而不顾矣。”夫君子小人之所怀不同，如此观人者，但看其意思何如，便可以知其为人之实矣。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君子和小人为人处世的方法不一样，他们关注的东西也有差异。君子关注的是人的本善，他们做决定时没有私心，办事时符合情理，只恐怕违背道德成为品德低下的人。小人就不知道品德的宝贵，他们关注的是田地、住宅，只要是居住在安适的地方，就恋恋不舍，为了生活上的舒适和方便，即使违背了品德道义也毫不顾忌。君子关注的是国家的法度，他们遵循规矩不敢放肆，侍奉君主时不敢违抗命令，只担心违反法律成为罪人。小人就不知道畏惧法律，他们只关心恩惠，凡是有利可图的事，就一定会乐此不疲。他们只知道贪得无厌，即使是触犯刑法也不管不顾。”君子和小人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观察一个人的时候，看他关注什么，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怎么样了。
原文 子曰：“放[12]于利而行，多怨。”
今译 孔子说：“为了利益而采取行动，会招来更多的怨恨。”
张居正讲评 放是依仿。孔子说：“人能好义，则事皆公平，而人亦悦服。若其处心制行，只依着利的那边，物之有利者，必欲得于己，事之有利者，必欲专于己。这叫做放利而行。夫利既在己，害必归人，则不惟受其害者有所不堪，而不受害者，亦有所不平也。岂不多取怨于人乎！”夫放利而行，本欲为身谋，为家计也。至于多怨，又岂保身全家之道哉！故君子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如果人能遵循正义，办事时公平、公正，别人就会心悦诚服。如果做决定、办事只关心利益，对自己有利的物品一定想要得到，有利可图的事一定要自己单独做。这就是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既然有利的地方给了自己，那么危害必然就给了别人，不只是遭受危害的人难以忍受，别的人也会不满，这不是让人心生怨恨吗？”为了利益而采取行动，本来是想为自己谋取利益，但是却招来大量的怨恨，这又怎么是保全自身的方法呢？所以君子不把利益当作利益，而是把道义作为利益。
原文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今译 孔子说：“能够以礼让来整治国家，这有什么困难的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那么礼让又有什么用途呢？”
张居正讲评 礼是尊卑上下的礼节。让是逊让，即礼之实处。何有是不难的意思。如礼何，譬如说没奈他何，言礼不为之用也。孔子说：“人君为国不可专倚着法制禁令，必须以礼让为先。盖礼以别尊卑，辨上下，固有许多仪文节目，然都是恭敬谦逊的真心生发出来。如君臣有朝廷之礼，然上不骄，下不僭，名分自然相安，这就是君臣间的礼让。父子有家庭之礼，然父慈子孝，情意自然相洽，这就是父子间的礼让，是让，乃行礼之实也。若是为人君的，能以礼让为国，或修之威仪言动之间，以示之标准，或严于名器等威之辨，以防其僭踰。凡所行的礼，都出于恭敬谦逊之实，则礼教既足以训俗，诚意又足以感人，那百官万姓每自然都安分循理，相率而归于礼让，纪纲可正，而风俗可淳，其于治国何难之有？若不能以礼让为国，都只在外面粉饰，没有恭敬谦逊的真心，其出之无本，行之无实，虽有许多仪文节目，都不是制礼的初意。虽欲用礼，亦无如之何矣。礼且不可行，而欲其治国，岂不难哉！此可见为国以礼，行礼以让，先王化民成俗之道，莫要于此。”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只依靠法令，一定要先以礼让来治理国家。礼用来辨别尊卑上下，固然有许多仪式，但这些都是依靠恭敬谦逊的真心产生的。就像君臣之间的朝廷之礼，君主不傲慢，臣下不僭越，遵守各自的本分，这就是君臣之间的礼让。父子之间有家庭之礼，父亲慈爱，儿女孝顺，自然能够情义融洽，这是父子间的礼让。让就是行礼的具体表现。如果君主用礼让治理国家，或是在言行之间仪容、举止庄重，给臣民做出表率；或是严格遵守身份、地位之间的区别，防止沉迷僭越。所有施行的礼仪，都要发自内心地恭敬谦逊，礼仪教化就足够给人训诫，心意真诚也足以让人感化，那么官员和百姓自然就能够安分守礼，变得礼让。这样能够使法度公正、民风淳朴，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以礼让治国，只是把外表的仪式装饰得很美观，却没有恭敬谦逊的真心，在施行的时候就会无本无实，即使有很多行礼仪式，但这些仪式都不是最初制定礼仪时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即使想施行礼仪，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礼尚且难以实行，那么想要治理好国家不是更难吗！由此可见，没有比礼让更重要的治国之道了。”
原文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今译 孔子说：“没有官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学到用以求职的学问。不要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自己能够成为真正有才识的人而被人知道。”
张居正讲评 患是忧患。位是爵位。所以立是所以居位之具。可知是可以见知之实。孔子说：“天下之事，有在于人者，不必忧。有系于己者，所当忧也。如爵位之不得，人常忧之，君子则以人不我用，其责在人，于我无预，何忧之有？惟所以立乎其位者，乃吾职分之所当为也。苟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泽民，而吾之职分有亏，即幸而居位，亦不免尸位之诮矣！故必以为忧焉。名誉之不著，人常忧之，君子则以人不我知，其失在人，于我无预，何忧之有？惟可以见知之实，乃吾性分之所固有也。苟知未至于高明，行未至于光大，而吾之性分有亏，即幸而得名，亦不免名胜之耻矣。故必以为求焉。”夫患所以立，非修此以觊得其位，求为可知，非务此以求知于人，盖君子为己之学如此也！不然，有为而为，则亦小人儒耳！奚足贵哉！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天下间的事，有的事取决于别人，不需要忧虑，应该忧虑的是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一般人经常因为没有得到官位而忧虑，而君子认为是否任用自己取决于别人，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之所以能待在某个职位上，是因为这是自己的本分。如果上不能辅佐君主，下不能服务民众，这就是自己在职分上有亏欠，即使待在这个职位上，也会因为无所作为而被责备！所以君子一定是因为这些感到忧虑。一般人经常担忧自己的名声不显著，君子则认为名声是否显著取决于别人，跟自己没关系，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如果自己学问高深，自然就会被人们了解到。但是假如自己的见识不高、功业不大，那么自己就在情分上有亏欠，即使有幸获得了显赫的名声，也会因为名不副实而感到羞耻。所以君子只求自己能够成为真正有才识的人。”担忧没有学到用以获得官职的学问，并不是为了得到官位才去学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真正有才识的人被人知道，也不是为了名声才去提高才识，君子求学为的是提高自己的能力呀！不然，为其他目的而感到担忧，就是向小人学习呀！这有什么值得尊崇的呢！
原文 子曰：“参[13]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14]。”
今译 孔子说：“参啊，我所讲的道始终贯穿于一个基本体系。”曾子说：“是。”
张居正讲评 参是曾子的名。贯是通。唯是应之速。曾子一日三省其身，其于斯道之用，固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矣。但于体用一原的去处，尚未能确然有见。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说：“参乎，汝亦知吾之道乎？盖天下事有万变，物有万殊，其实总是一个道理。若在事物上一一去讲求，则头绪多而用力难，非根本切要之学也。我于天下的事物，只是一个道理贯通将去，随他千变万化，都能应之而不穷，处之而各当。譬如川水一般，虽千条万流，只是一个泉源流行出来。譬如树木一般，虽千枝万叶，只是一个根本生发出来。散之则甚博，而操之则甚约，这便是我的道理。”曾子一闻孔子之言，豁然有悟，便答应曰：“唯。”盖其工夫至到，识见高明，故不复有所疑问，而直应之如此。此圣人传授心法，惟曾子独得其宗也。
张居正讲评译释 曾子每天从三个方面反省自己，他对于道的理解，已经随着对事物探查的精细而达到身体力行的境地了。但是他对于体用一致的道理，还没有正确坚实的见识。所以孔子直呼其名告诉他说：“曾参啊，你知道我的道吗？天下的事有上万种不同的变化，物体也有万般不同，其实也只是一个道理。如果一一去探求每个事物的道理，就会头绪众多，难以用力，这不是正确的方法。我对于天下的事物，只用一个道理贯穿下去，即使它有千变万化，也可以恰当地处置、应对。就像河水一样，虽然有千万条脉络，最后也要汇集到一条河流；就像树木一样，虽然有千枝万叶，也只是从一个树根生长出来。这些道理分散开来的时候十分广博，但是掌握起来就十分简单，这就是我的道。”曾子听了孔子的话后，立刻彻底地领悟，就回答说：“是这样的。”这是因为曾子的学问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所以不再有疑问，就直接这么回答了。圣人传授的这些心得和方法，只有曾子能够明白其中的主要意思。
原文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今译 孔子出去之后，弟子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曾子回答：“老师的思想，就是忠恕二字。”
张居正讲评 门人是孔子弟子。实心自尽叫做忠，推己之心以及人叫做恕。孔子一贯之旨，惟曾子为能默契，其余诸人，都不能知。故孔子既出，门人私问于曾子说：“夫子所谓一以贯之者，其说谓何？”曾子答说：“夫子之道无他，只是忠恕而已矣。”盖一人的心，就是千万人的心，我心里所欲尽的去处，就是人心所欲得的去处。若真实自尽，念念都出于忠，便能推以及人，事事都出于恕，可见千万人的心，只是这一个心，便都通得，所谓一以贯之者，其意不过如此，岂复有他说哉！夫一以贯万，是圣人传心的要诀。忠以行恕，是学者下手的工夫，其地位不同，而其易简切近，则未尝有二，若曾子者，可谓善发圣人之蕴矣。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一种道理贯通万物的主要意思，只有曾子可以心领神会，其他弟子都不知道。等到孔子出去了之后，其他弟子问曾子说：“老师说的一种道理贯穿万物，这是什么意思？”曾子回答说：“老师的思想没有别的，就只是‘忠恕’两个字罢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千万人的想法，自己心里想要达到的境地，就是人们心里想要达到的境地。如果人们的每一个念头都真诚无私，能推己及人，在每一件事上体谅别人，这样通过一个人的想法，就能了解到千万人的想法，孔子所说的一个道理贯穿万物，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了！一种道理贯穿万物，是圣人传授知识的重要方法。真心实意地为他人着想，这是求学的人需要学习的地方，虽然人们的地位不同，但是在追求忠恕的难易程度上是一致的。曾子可以说是擅长阐明圣人思想深奥的地方呀。
原文 子曰：“君子喻[15]于义，小人喻于利。”
今译 孔子说：“君子明白道义，小人却只知道利益。”
张居正讲评 喻字解做晓字。义是天理之所宜。利是人情之所欲。孔子说：“天下之道二，义与利而已，而君子小人，实于此辨焉。”君子循天理，有好义之心，又有精义之学。故其立身行己，只在义上见得分明，义当进则进，不然则退，义当受则受，不然则辞。虽有时不避形迹，而涉于为利者，亦不过委曲以成其义耳。是君子之心，惟知有义，而义之外，皆非所知矣。小人徇人欲，有怀利之心，又有谋利之巧，故其立身行己，只在利上见得分明，有利则趋，无利则避，利于己则为，利于人则否。虽有时假托形迹，似乎为义者，亦不过借此以图其利耳。是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而利之外，皆非所知矣。夫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然喻义则君子固自成其君子，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济。喻利则小人固终陷于小人，而天下之事亦因以坏。修己用人者，可不慎择而深辨之哉！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天下的事只有义和利两个道理，而君子和小人，可以用义和利很真实地分辨出来。”君子遵循天理，有好义之心、精义之学。所以他们在为人处世上能明辨义理，符合义就做，不符合就不做；符合义就接受，不符合就推辞。虽然君子有的时候也会行为不当，和追求利益的人有牵连，这也不过是通过委屈自己来保全道义罢了。所以君子只知道有道义，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小人追求欲望嗜好，谋图私利，阴险狡诈，所以他在为人处世时只看重利，有利可图就迎合，无利可图就躲避，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对自己没利的事则不管不问。虽然有的时候把自己伪装得像是追求义，也不过是借着义来谋求私利罢了。所以小人只知道利，除了利之外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知道义就是君子能够成为君子的原因，天下的事会因为君子而得到救济；只知道利就是小人成为小人的原因，天下的事会因为小人而遭到危害。君主在修养自身和任用人才的时候，能不慎重选择、仔细分辨吗！
原文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今译 孔子说：“遇见贤德的人，应该向他学习，与他看齐；遇见不贤的人，应该自我反省（我也有这样的错误吗？）。”
张居正讲评 贤是有德的人。齐是齐一。不贤是无德的人。省是省察。孔子说：“人之自修者，砥砺之功，固当尽于己，观感之益，亦有资乎人。如见个有德的贤人，心必羡之，然不可徒羡之，又必自家思想说：‘善本吾性，事在人为，他有这等贤德，我何为独不能？’必勉强奋发，定要与他一般才罢，这是见贤思齐焉。如见个无德不贤的人，心必恶之，然不可徒恶之，又必自家省察说：‘为恶甚易，自知甚难，他干的这等样事，莫不我身上也有？’一或有之，必当速改以复于善才罢，这是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夫见贤思齐，则日进于高明，见不贤内省，则不流于污下，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德也。然是道也，通乎上下者也，人君若能以古之圣哲自期，而务踵其芳规，以古之狂愚为鉴，而毋蹈其覆辙，则为圣君不难矣。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人在自我提高的时候，品德上的磨炼固然只是自己的事，但是别人看到以后也能有所感受、获得益处。一个人见到品德高尚的贤人，内心一定会很羡慕，但是也不能只是羡慕，还会对自己说：‘善良是我的本性，事情的成功在于人的努力，他有这样的品德，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呢？’之后这个人一定会发愤图强，提升自己的品德，这就是看到贤人就向他看齐呀。一个人见到品德低下的小人，心里一定会感到厌恶，但是不能只是厌恶，又会自我反省说：‘作恶很容易，认清自己很难，他做的这些事，我是不是也做过？’一旦自己也有这些不足，就要立刻改正，这就是看见不贤德的人就反省自己呀。”向贤人看齐，就会逐渐变得高明，看见不贤德的人后自我反省，就不会变得卑下、鄙陋，这就是君子成就美德的方法呀。这种方法对所有人都适用，君主能够把古代的圣贤哲人作为自己的标准，遵循前贤的遗规；把古时候狂妄愚昧的人当作鉴戒，不要重蹈覆辙，这样就不难成为一名圣德的君主了。
原文 子曰：“事父母几[16]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今译 孔子说：“侍奉父母，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应该婉言相劝；看见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仍然要对他们恭恭敬敬，替他们操劳却不能有抱怨。”
张居正讲评 几是微。违是违拂。劳是劳苦。孔子说：“人子之事父母，固以承顺为孝。然遇着父母有过失，也当谏诤。但有个进谏的道理，不可直言面诤，以伤父母之心。必须和颜悦色，下气柔声，微微的谏他，或待其间暇而谕之以理，或乘其喜悦而动之以情，务使父母乐从而后已。若见父母的志意未肯听从，必当愈加敬谨。不可因父母不从，就发露于声色，而有违拂之意。就是父母嗔怪，或加以怒责劳苦之事，亦当从容顺受，不可因父母折挫，遂怀怨恨之心，唯积诚以感动之，委曲而开导之，久之则父母亦以幡然悔悟而改图矣。所谓几谏者如此。”昔大舜父顽母嚚，常欲杀舜。舜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夫以瞽瞍之恶，而大舜犹能以孝感之，况未至为瞽瞍者乎！然则孔子所谓几谏，惟大舜能之也。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子女侍奉父母，固然是要恭敬孝顺，但是如果父母有过错，也应该劝他们改正错误。只是不可以当面言辞激烈地劝谏他们，让他们伤心。必须要和颜悦色，平心静气，委婉地劝谏，或者等到他们空闲的时候晓之以理，或者等到他们心情喜悦的时候动之以情，总之，一定要让父母乐于接受劝谏、改正错误。如果父母不肯听从劝谏，要更加恭敬谨慎。不能因为父母不接受劝谏，就表示出对父母的不满、违逆。即使是父母生气责备，或者对自己加以惩罚，也应该平和从容地接受，更不能因为父母的责罚而心生怨恨。用诚心去感动父母，慢慢去开导父母，时间久了他们自然会幡然悔悟。这就是婉言相劝。”昔日舜的父亲残暴、母亲愚顽，经常想杀掉舜。但是舜有事去见父亲瞽瞍的时候，总是端端正正、战战兢兢，信任并且顺从他。于是，连顽固的瞽瞍也能通情达理、改正错误了。像瞽瞍这种恶人，舜都能用自己的孝心使他感化，更何况不如瞽瞍残暴的人呢？孔子所说的婉言劝谏，只有舜能做到呀！
原文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17]。”
今译 孔子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不能远离家乡，如果必须出远门，一定要让父母知道自己的去处。”
张居正讲评 方是方向。孔子说：“父母爱子无所不至，为人子者，必能体父母之心而后可也。若是有父母在堂，不可出外远游。盖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若出外则定省旷而音问疏，不但己之思亲，亦恐亲之念己不忘也，所以不可远游也。若或不得已而出游，亦必告父母以一定的方向，如往东则不更从西行，往南则不更从北行，使父母知我定在某处，可以无忧。若有呼唤，便可应期即至而无失也。”夫人子事亲，一出游而不敢轻易如此。又岂可纵游宴乐，不惜其身，以贻父母之忧乎？所以古之孝子，不登高，不临深，出必告，反必面，无非欲安父母之心而已，为人子者不可不知。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父母对子女的爱无所不至，作为子女，一定要体谅父母的心情。如果父母在世，一定不能外出远游。因为作为子女，冬天要为父母取暖，夏天要帮父母降热，晚间服侍就寝，早上省视问安，如果外出远行，就没法问候侍奉他们，不但自己会思念父母，也要担心父母关心自己，所以父母在世时不能远游。如果不得已要外出远行，也一定告诉父母确切的方向，如果告诉父母往东走，就绝对不往西走，如果告诉父母往南走，就绝对不往北走，让父母知道自己确切在某个地方，不必担心忧虑。即使父母有事呼唤，也可以按时传达不至于产生过失。”子女侍奉父母，不能随意地出门远行，又怎么能放纵自己，肆意玩乐，不爱惜身体，让父母忧心呢？所以古时候的孝子，不到高深险峻等危险的地方，外出一定告知父母，返家之后一定要立刻拜见父母，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让父母安心罢了，做子女的不能不知道这些。
原文 子曰：“父母之年[18]，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今译 孔子说：“一定要将父母的年龄记在心里，一方面为了他们的长寿而欢喜，一方面为了他们的衰老而恐惧。”
张居正讲评 年是年岁。孔子说：“父母的年岁，为人子者，须常记念在心，不可以不知也。盖寿数之长短，皆系于天而不可必。今父母寿考康宁，使人子得以承欢于膝下，这是难得之事，岂不可喜。然父母年纪衰迈，来日无多，安能保其长存。这又有不测之忧，岂不可惧。”若知道这一件可喜，又有这一件可惧，时常记念在心，则爱日之诚，自不能已。而所以奉事之者，不敢有一毫之不尽矣！所以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作为子女，一定要将父母的年纪牢牢记在心里，不能够不知道父母的年纪。寿命的长短，取决于上天，所有人都难以躲避上天的意志。如今父母长寿安康，子女能够侍奉父母，这是很难得的事，怎么能不高兴呢。但是毕竟父母已经年老体衰、来日不多了，如何能长活于世呢。这些又是难以预测的忧虑，怎么能不恐惧呢。”知道为什么欢喜，为什么恐惧，在心里时常挂记，就能保持对父母的恭敬。侍奉父母，不能有一点不用心啊！所以说一定要将父母的年龄记在心里。
原文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19]也。”
今译 孔子说：“古代人不会轻易将话说出口，这是因为他们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视为耻辱。”
张居正讲评 出是发言。逮字解做及字。孔子说：“人之言行，须要相顾，如今人说得行不得的甚多。若古之学者，沉静简默，不肯轻易出言，这是为何？盖其学务为己，志在躬行，言忠便要尽忠，言孝便要尽孝，句句言语都有实落，心里才安。若只是信口说了，都不能躬行，这便是行不及言，而为夸诞无实之人矣。古之人深以为耻，而不肯为。此其所以慎于言而不轻出也。”古之人惟其尚行，故笃实之风行，今之人只是空言，故浮华之习胜，学术既异，而世道人心亦迥然不同，孔子之言，盖伤之也！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人们应该做到言行一致，但是如今有很多人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古时候求学的人，安静沉默，不肯轻易许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为自己学习，志在亲自实行，说要忠诚就一定要做到忠诚，说要孝敬父母就一定要做到孝敬父母，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在行动上落实，这样内心才能安定。如果只是随口一说，却不能够做到，这就是不守信用，就是言谈虚夸，就是一个缺乏诚信的人。古人把这些当作耻辱，不肯言而无信。这就是他们说话谨慎，不肯轻易许诺的原因呀。”古人只推崇实际的行动，所以笃实敦厚的风气盛行，如今人们只说空话，所以不实之风盛行。古今的学习风气不同，世道人心也就迥然不同了，孔子的话，是为如今的不良风气感到悲伤啊！
原文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今译 孔子说：“以礼来约束自己，犯错误的几率就会变得很小。”
张居正讲评 约是收敛不放肆的意思。鲜是少。孔子说：“凡人立身行己，但是心里放肆，则其所行必有过差。若能收敛省约，件件都守着规矩，岂有差失？如在身心上省约，不为逸乐，非礼之事便不至于丧志而败德；如在用度上省约，不为奢侈无益之费，便不至于伤财而害民，过失断然少矣。”这约之一字最宜详玩。盖人情才放肆，则日就放荡；自检束，则日就规矩。故成汤制事制心，只是一个懋敬；太甲败度败礼，只是一个纵欲。圣哲狂愚之判，实系于此，可不慎哉！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人们为人处世，只要内心肆意放荡，行为上就一定会有差错。如果能反省约束自己，每一件事都遵守规矩，怎么会犯错呢？如果能反省约束自己，不贪图享乐，不违背礼法，就不至于丧失心志，败坏品德；如果节约用度，不奢侈浪费，就不至于浪费人力、浪费钱财，如果做到了这些，就能少犯很多错误。”“约”这个字最值得详细品味。放纵自己、肆意妄为，就会日渐变得放荡；自我约束，就能遵守规矩。成汤处理政事、整顿人心，是因为他知道勉励戒慎；太甲破坏法度礼节，是因为他放纵私欲。圣明贤哲和狂悖愚笨的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能不慎重吗！
原文 子曰：“君子欲讷[20]于言而敏于行。”
今译 孔子说：“君子言谈要谨慎，而行动要敏捷。”
张居正讲评 讷是迟钝的意思。敏是急速的意思。孔子说：“放言甚易，力行甚难。故言常失之有余，行常失之不足。惟是成德之君子，一心只要做笃实的工夫，其于言语则务欲其讷，非惟不当言的不敢言，就是当言的，亦必谨慎收敛，讷讷然却似迟钝的一般，不敢信口便说，以取失言之悔也。于行事则务欲其敏，除是有所不知则已，若知道当行的事，便奋发勇往，急急然惟恐失了的一般，不敢少有怠缓，以致废时而失事也。”欲讷于言，则言必能顾行，欲敏于行，则行必能顾言，岂非慥慥笃实之君子乎！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人们放纵言论很容易，身体力行却很难。所以说的话经常多余，而做的事经常有所不足。品德高深的君子，心里想着诚恳办事，言语上就木讷少言，不仅是不说不该说的话，即使是说应当说的话，也一定谨慎收敛，就像是反应迟钝一样，不敢随口胡言，使自己因为说错话而产生悔恨。君子在行事上就追求敏捷，除了那些不知道的事，如果是自己知道的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勇往直前，急切地前去处理，就像唯恐错失了一样，不敢因为自己的一点怠慢，就耽误时机、影响办事。”在说话上木讷，就能做到言行一致，在行动上敏捷，就能履行承诺，这不就是忠厚笃实的君子吗！
原文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今译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会被孤立，一定会有思想一致的人与他为伴。”
张居正讲评 孤是独立。邻是邻舍。孔子说：“德乃人心之所固有，亦人情之所同好。人而无德，则人皆贱恶，固有独立而无与者。若是有德的人，则岂有孤立之理乎？必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好其德者，固愈加亲近，闻其风者，亦翕然信从，就似居处之有邻家一般，有不招而自来者矣！”故人君修德于上，则万姓归心，四夷向化，而天下为一家。不然，则众叛亲离，不免于孤立而已。可不慎哉！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孔子说：“人都有道德，也都喜爱道德。如果有人缺乏品德，就会被所有人厌恶，自然会被人们孤立。有品德的人，又怎么会被孤立呢？他们一定会互相响应，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对他们高洁的品德满意的人，自然会同他们亲近，听闻他们风貌的人，自然就对他们信服，就像居住的地方有邻居一样，不用招揽自然就会有人来。”所以君主提高自身的德行，万民就会心悦诚服地归顺，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会归服，天下就会像一个家庭一样和睦。不然的话，就会众叛亲离，难以避免地被人们孤立。所以说能不慎重吗？
原文 子游曰：“事君数[21]，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今译 子游说：“侍奉君主太过频繁，就会遭到侮辱；与朋友交往过于频繁，就会被疏远。”
张居正讲评 子游是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数是烦数。辱是羞辱。疏是疏远。子游说：“人臣以匡救为忠，朋友以切磋为义，固皆理之当然，然于言语之际，也要见居。且如君有过而谏诤，使其听焉，固可以尽吾心矣。若不肯听，便当去。苟或不识进退，而专务戆直，至于烦数而无已，则君必厌闻，不以为忠，而反以为谤，未免加之以斥辱矣！事君者可不戒哉！朋友有过而相规，使其听焉，固可以尽吾心矣。若不肯听，便当止，苟或不度可否，而徒好尽言，至于烦数而不止，则彼必厌听，不以为德而反以为怨，必将日至于疏远矣。交友者可不戒哉！”然子游之说，特为进言者发耳。若夫为君为友者，又当思毒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优容褒奖，以求乐告之诚，虚心受善，以求切磨之益，庶德日进而过日寡，与圣贤同归矣！若夫有厌恶之心，而加之以疏辱之罪，则在彼固以言为讳，而不肯再言。他人亦以彼为戒而无复直言，上下隔绝，彼此蒙蔽，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听言者，又可不戒哉！
张居正讲评译释 子游说：“臣子扶正挽救君主的过错是忠，朋友之间互相研讨学习是义，这些固然都是理所应当的事，但是说话的时候也要把握好时机。假如君主有了过错，臣子希望君主改正错误，自然应该尽心尽力地劝谏。如果君主不听从劝谏，臣子就应该离去。如果臣子的言语不恰当，过于迂愚刚直，屡次谏诤，那么君主一定会心生厌烦，不认为臣子是在尽忠，反而认为他是在诽谤，免不了对臣子训斥羞辱。所以侍奉君主的时候能不警戒吗？朋友有了过错对他进行规劝，让他改正错误，自然也应该尽心尽力。但是如果朋友不肯听从，也应该及时停止，如果不考虑能否劝谏，只是尽心劝告，到了喋喋不休的地步，朋友一定会感到厌烦，不把这当作朋友之间的关爱，反而会心生怨恨，慢慢疏远。所以交朋友的时候不能不警戒啊！”子游说的话，只是对进言劝谏的人说的。如果您是做君主、朋友的人，也应该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应该宽容褒奖劝告自己的人，来获取别人诚心的劝谏，虚心接受劝谏，来获得正确的建议，这样德行就会逐渐提高，过错就会日益减少，最后成为圣人贤人呀！一旦心生厌恶，疏远羞辱劝告自己的人，对方就会心生忌讳，不肯劝谏，其他的人也会引以为戒不再对自己直言劝告。这样就会导致君主和臣下之间互相隔绝，彼此之间互相蒙蔽，产生的弊端难以估量啊！受到劝谏的人，能不以此为戒吗！
[1]里：乡里，居住的地方。二十五家为一里。
[2]约：贫困。
[3]终食之间：是一顿饭的时候。
[4]造次：匆忙，仓促。
[5]尚：高出，超出。
[6]加：影响。
[7]党：同类，同党。
[8]适：亲近，厚待。
[9]莫：疏远，冷淡。
[10]比：亲近，相近，靠近。
[11]怀：思念，怀念。
[12]放：通“仿”，依照。
[13]参：曾子。
[14]唯：应答的声音，略似于现代的“是”。
[15]喻：明白。
[16]几：细小，细微。
[17]方：方向，方位。
[18]年：年龄，年纪。
[19]逮：及，赶上，到。
[20]讷：说话迟钝。
[21]数：屡次，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