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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看来，艾伦·温盖特出版社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出的书越来越有趣，即使在持续不断的纸张配给限制之下，我们也能很好地、甚至保持优雅地出书。但纸张的质量真的很差，并且对空白页的使用也有各种规定，使得战后想要好好排版简直成了挑战。按照当时家庭手工业的标准，我们在销售方面的表现也不错。安德烈在尼科尔森和沃森出版社时学到了很多关于书商和图书管理员（后者是我们小说的主要客户）的知识，也从来没有低估过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他一遍遍地告诉我们，出版社的负责人愿意拜访书商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是多么罕见、多么令人高兴的事。他自己也常常这么做，并随时准备直接与他们谈判，例如，如果对方订购过多，他会亲自退回多订的册数，而不是将类似事情留给销售代表处理。当然，他最初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没有销售代表，连销售部门也没有，但这种态度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所以我们的乙方总是很喜欢他，这一点，对我们这样的公司至关重要。因为一般出版社库存里的必备书籍，如参考文献、操作指南类图书以及更休闲华丽的娱乐类书籍，我们出版社都很缺乏。

然而，从内部看，我们却摇摇欲坠。那些说只投入3000英镑根本别想开一家出版社的老鸟是对的。我们总是没钱。

无法支付账单曾给我带来一种空虚和恶心相混合的可怕感觉，我觉得可怜的考夫曼先生——这个在这些本应躲得开的灾难中绝望地保持平衡的人——也有同感。但另一方面，对安德烈来说，这些危机却似乎令人振奋，主要是因为他不会觉得“我付不起账单”，只会觉得“这些愚蠢的印刷商和装订商正在阻挠我出版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重要书籍，而我，最后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来支付所有费用，而且还会有富余”。因此，尽管他确实意识到自己必须筹集更多资金，却从未软弱，正好相反，他还受到了启发。危机来临之际，我们从来没见过任何人想投资一家陷入困境的新出版社，但安德烈总能在几天之内就找出这样的人。我自己应对恐慌的方法是将它推到一边，冷酷地专注于自己眼皮底下的工作，比如阅读手稿、设计广告或其他什么。所以，我并没有满怀好奇地紧跟他的脚步让银行账户增值，我只是紧紧地闭上双眼，等下次再睁开眼时，眼前就会出现得意扬扬的安德烈，还带着一位新董事。这种情况一共发生了五次。

然而，在安德烈高超的求生技能里，有一个很可爱但会导致不便的弱点。他最初来英国是因为他喜欢“来英国”这个想法，还在布达佩斯读书的时候，除了拉丁语，他必须从德语和英语中再选修一门语言，因为受到一位自己爱戴和敬仰的叔叔的影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随后就发现很合自己的意。他当时选读的书一定非常奇怪，因为这些书给他留下了关于英国的“浪漫”印象，比如英国人以诚实可靠著称，主要都是些英国绅士，虽稍显滑稽但相当有魅力。我敢肯定，他四处撒网找人为他的出版社投资时，如果网住的是匈牙利同胞，他必会坚持与他们签订一份完整的商业合同；但他每次网住的都是英国人，浑身散发着祈祷必会回应之光辉的英国人，因为观者的先入之见，这光辉还辐射出一圈粉红色的晕轮。所以，尽管到现在我仍然难以相信，但情况确实如此，安德烈和这五个及时雨之间，每次都仅有一份“君子协议”。你甚至不能说它不值写它的那张纸，因为根本就没有纸的存在。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失去了奥黛丽，因为安德烈无法容忍她的丈夫罗纳德。她最初投资，就是想为罗纳德从军队复员回家时准备一份工作，于是我们开业几个月之后，罗纳德就加入了出版社，担任销售经理。他看上去是个温和、平静的人，一个倾听者而非倾诉者，我不知道他以前的职业是什么，但他离开我们之后，接受培训成了一位正骨医生并取得了事业成功。他身上没有丝毫商人的味道，当然更不可能是销售人员了。

我们之前谁都没见过他，所以严格来讲，并不能以此证明安德烈无识人之明。安德烈的问题与他对员工不耐烦和处理笨拙有关，而这两者又都源于他对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的观点都绝对不感兴趣。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显，不管出版社需要什么样的人，无论是干劲十足的销售经理，还是一丝不苟的审稿人，只要有人在他需要人的时候接近他，他就会让那人去干，并不耐烦地驳回任何反对意见。他就像是想把无数方钉子塞进圆孔里，当他愤怒地发现这些可怜的钉子们的本来面目并试图扭转或取出来时，所引起的情感磨损和撕裂，现在回忆起来还令人筋疲力尽。但罗纳德的情况，更多属于运气不好，而非判断力差——运气不好，特别是对罗纳德而言，他头三周并没有和我们一起工作的经验，然后就被无助地钉在那个令人震惊的小探照灯面前，被指责一件事也没干对，于是导致他犯越来越多的错。

希拉和我，既爱奥黛丽又爱罗纳德，一直试图表明立场，尽我们所能去争辩和说服，却徒劳无功。我还记得罗纳德犯的一个错是应对方的要求支付了账单，但换了我也会那么做吧。“那个笨蛋！他难道不懂还可以赊账吗！”“但你不能这样对人大吼大叫，你之前向他解释过可以赊账三十天吗？他怎么会知道？他之前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啊！”“我不需要你向我说明这些！”

罗纳德不适合这份工作，他和奥黛丽决定拿钱走人，别无他法，而我们，因为喜欢和钦佩安德烈而一直忍受着他的某些问题，但现在，我们也明显被这些问题弄得不自在了。

然后就发生了那五个“及时雨”的奇迹，将我们再次凝聚在一起。他们都惊人地差劲，我们不联合起来简直无法对付。虽然他们中间最糟糕的那个我们及时摆脱了，上帝保佑，他来找的是我而不是安德烈。这人是我童年时一位迷人的老朋友，娶了个非常富有的女人，突然写信给我说如果我们能给他一个合适的职位，他将很乐意给我们大量投资。安德烈知道后激动得浑身发抖，但被邀请吃午饭的是我，因此我的老朋友下面这番话也是对我说的：“好吧，亲爱的，我做这件事主要是想让自己在午饭前有点事情可做，否则我每天都会喝得醉醺醺的。”我经常想，如果是安德烈听到了，该怎么才能将这句话从大脑里抹掉。

这五次奇迹中的一号、二号和三号很快就气馁了，于是四号和五号买断了其他三人的股份，拥有了比安德烈更多的股份，而安德烈又没有在任何纸片上写下关于自己权利的只言片语。剩下的两个人并不是骗子，他们也一直承认是安德烈创立了这家出版社，投入的精力也最多。如果再多点宽容和圆滑的处世手段，本来我们是可以再磨合一下的，但宽容和圆滑从来不是安德烈能运用自如的手段。

四号奇迹我称之为“伯弟”，因为他的外表和声音与P. G.伍德豪斯 笔下的那个伯弟·伍斯特四十多岁时一模一样。他是一位品味平庸的著名文人之子，自己曾写过几本小说，但书中描述的昂贵跑车比任何人物都更形象鲜明（安德烈曾经说过，唯一能让伯弟勃起的是拉贡达车）。他不仅缺乏商业头脑，还缺乏常识，事实上，除非有人紧盯着他，否则他日常所干的一切工作都一塌糊涂。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把他干的活儿拿走，然后悄悄重做，这自然激怒了他，安德烈则会以一种令人震惊的羞辱方式攻击他。

五号奇迹我叫他“罗杰”，他曾在出版社工作多年，但那是一家老式出版社，专攻建筑和英国乡村方面的书籍，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他了解这门生意的语言，这相当重要，但他不愿出门，而且经常喝醉（是在午饭后，而不是午饭前，这点不像我的老朋友）。他偶尔会带着瘀青的眼睛走进公司，那是被选择不当的男性友人粗暴对待的结果，有很多下午他都是流着泪度过的。罗杰最后自杀了。但当时，我以一个对他只有肤浅了解的熟人角度，在他身上只看到了愚蠢，却不知道他同时也很伤心。也许他以为在宿醉之间，自己还可以轻松工作，关注一下有关18世纪的中国风或草莓山庄哥特式建筑的优雅书籍，但他从未签下任何此类作品，也没为我们的存货做出任何贡献，所以罗杰也受到了安德烈的冷遇。而且，和伯弟一样，他越感到自己被视为无能的笨蛋，就越强调现在是他们，而不是安德烈，掌握着艾伦·温盖特出版社的财务控制权。

在前后一两年的时间里，这种错位的灾难性后果开始冒泡、沸腾，起初还无需任何外人干预，后来就有律师进门了。之后，我们搬到了哈罗德附近更宽敞的办公室，拥有了销售部门和印制部门（只是我依然干着可恶的广告工作，到现在都还没人负责宣传）。尽管存在危机，我们每年仍然大约能出版五十本书，其中大部分还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伯弟和罗杰可以不出现又让我们继续花他们的钱，我们一定会非常开心。在一切进展如此顺利的情况下，安德烈似乎不太可能被这两个傻瓜从自己创立的出版社赶下台……但他听到的专家建议越多，就越清楚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因为他没有合法的立足点，他的律师最多能从伯弟和罗杰那里争取到一个“慷慨”的姿态，让他离开时能带走些烹饪书和三四本其他不重要的书籍（他和我已经一致同意，一旦必须面对现实，只能再创办一家出版社，别无他法）。

然而，此时有一本书即将交付，就是弗朗茨·冯·巴本的回忆录，有关这本书还有些决定尚需做出。我在书籍目录里是这么描述这本书的：

弗朗茨·冯·巴本的经历忠实地反映了他的祖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命运。还是个男孩时，他就在德皇的宫廷做侍从，见证了帝国的传统盛况。到了七十多岁，虽然被纽伦堡法庭免除了战争罪，却又被自己的同胞判处监禁，至此，他经历了彻底的失败。在这两种极端命运之间，他始终处于德国历史事件的中心，他所保持的平衡究竟是出于清醒的头脑还是矛盾的良心，仍然值得猜想。

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的解释非常重要。他描述了自己从1913年到1915年在美国担任武官的经历；他从“另一边”的角度讲述了艾伦比 在中东的竞选活动；他同时以自己更为人熟知的国会议员和帝国总理的双重角度分析了魏玛共和国的衰落。关于作为副总理与希特勒合作、在德奥合并之前针对奥地利的任务，以及在上次战争期间被任命为驻安卡拉大使的职责，他都详尽无遗地予以披露。他没有回避自己职业生涯里的核心谜团，如他在马尔堡演讲 中公开批评纳粹后，又接受了纳粹统治下的更高职责，在罗姆政变 期间同事被谋杀，以及被软禁在家中的经历。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既是从德国角度对近代历史的评论，也是一份个人记录。

现在我还想补充的是，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无法想象，在战后不久，能听到“ 那些参与者 ”之一说话是多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

这本书是安德烈说服老人写的，安德烈曾在出版《西塞罗行动》时拜访过他，那本书讲的是英国驻安卡拉大使的一个贴身仆人的故事，这个仆人在战争结束时厚颜无耻地向德国人提供了大使保险柜里的材料。而当时冯·巴本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似乎处于能证实“西塞罗故事”的位置，乍一看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他确实做到了。因此，安德烈很可能曾就此写信给他，但更有可能是在他们见面时谈成了有关撰写回忆录的意向。闪电般地冲去安卡拉，捕捉到现实生活里的“西塞罗故事”已经是安德烈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而用这本书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项目，则更加证明了他的能量。

严格来讲，他搞到的这本回忆录在写作完成后属于艾伦·温盖特出版社，但即使是律师也认为安德烈享有书的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伯弟和罗杰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争论非常激烈，他们最终接受了律师在周五（安德烈和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最后一天）提出的建议：将冯·巴本的问题“搁置”并推迟到下周二，等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再召开决定性会议讨论。

到了星期天，我在安德烈家吃午餐，讨论下一步行动，这时电话响了，我听到安德烈转而说德语，突然意识到冯·巴本在电话那头。冯·巴本问，刚才有人给他打电话说，安德烈已经被艾伦·温盖特出版社解雇了？为什么会被开除？到底发生了什么？

安德烈一向反应很快，但从来也没有快过那一刻。这通电话来得完全出人意料，他要面对的情况也不简单，他被伯弟和罗杰这突如其来、偷偷摸摸的举动气得发抖，但尽管如此，不到十分钟，他就用正确的语气，完整清晰地解释了所发生的情况。挂断电话时，冯·巴本向他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艾伦·温盖特出版社都不会看到他的手稿，只要安德烈一创办新出版社，这份手稿就立刻属于他。看到这对愚蠢的英国绅士搬起石头正好砸在了自己脚上，这事儿到现在仍然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满足之一。

这次事件也为安德烈的新出版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我将成为该出版社的董事。安德烈很快就以30000英镑这个现在看来不值一提，但当时令人生畏的高价将冯·巴本回忆录的连载权卖给了一家名为《人民报》的周日报纸。 lGxFY1b0Nt92mfX8YsKhEWyVQLFF2Ua9b6R6DIo+9bWvWsvqVO8noc4lbo39yt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