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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下半年，安德烈创办了他的第一家出版社——艾伦·温盖特出版社。我错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因为我在当年七月后才离开BBC，然后在诺福克的家里休息了一段日子。我现在还能记得七月时我还在BBC工作，是因为第一次战后选举的结果即将公布时，我在海外新闻部度过的那个夜晚非常令人振奋，比对日战争胜利日更令人兴奋。当电传打字机吐出大选结果，我们逐渐意识到工党获胜时，这才是“我们赢了！”的感觉。其他人对战后几年的记忆，往往强调持续的物资配给和经济紧缩，以及疲惫感，我的感觉却不同。恢复确实很慢，但怎么可能不这样？而且确实一直在恢复。事情正变得越来越好，社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公正和慷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在接下来的许多年月里，国民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及平稳运作，本身就证明了这种现在看似天真的乐观主义是合理的，人们怎么能忘了这一点？

我还错过了出版社的命名。去诺福克之前，我和安德烈度过了一个晚上，希望能从伦敦的电话簿中找一个D打头的、令他觉得舒服的名字，因为他父亲从匈牙利给他写信，让他别用自己的名字，担心英国人会以为他是德国人而恨他 。但他还是想保留姓氏的首字母，原因是他刚在一些新衬衫上绣了字母D。他父亲的逻辑，不管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理解，事实证明它也非常脆弱，无法激励安德烈对电话簿中任何一个D打头的名字产生好感。虽然我不同意他父亲的观点（叫海涅曼 的人又该怎么办？），但我不在时他想到的出版社名字我倒也挺喜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以至于人们有时会说很高兴看到这家公司再度经营，就好像我们翻新了战前就存在的房子一样。

我回到伦敦，安德烈已经租好了办公室，位于大理石拱门附近的坎伯兰广场，一幢乔治亚晚期风格房子的底层，他与我们未来的会计师考夫曼先生一起搬了进去，此外还有两名秘书，包装工布朗先生，以及已经投了些资金的奥黛丽·哈维，她将在我们的名下编辑儿童杂志《青少年》。以商业艺术家身份谋生的希拉·邓恩绘画很棒，风格妙趣横生，将兼职担任奥黛丽的艺术编辑，还有个叫文森特·斯图尔特的英俊男子，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帮我们设计书籍装帧。背景里，还有个对我来说一直有点模糊的人物，名叫亚历克斯·莱德勒，是一名手袋制造商，他给我们提供了大部分资金。我天生的业余性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表露无遗，我对安德烈是如何说服这个讨人喜欢但对这个行业全然陌生的人出血这件事兴趣缺缺，甚至从没想过要问一问。但我确实知道，我们的总资金是3000英镑，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投资出版社低于15000英镑根本无法运作，我知道这些数字，是因为安德烈不断提醒我们这一点，他敦促我们回收用过的信封，起身就关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厉行最严格的节约制度。

我们的前厅很宽敞，曾是这栋房子的餐厅，带着两扇高大的窗户和一根华丽的大理石烟囱。后厅稍小，也许曾经是主人的书房，面朝一口井，井边有一条宽阔的通道，可容纳布朗先生和他的包装长凳。通道尽头有一间盥洗室和一幢单层小屋，考夫曼先生就潜伏其间，能隔着井望向“书房”。

虽然在BBC我就和其他人共用一间办公室，但第一次看到前厅时，我依然感到很沮丧。只见安德烈的办公桌靠在其中一扇窗边，奥黛丽的办公桌则在房间另一端，壁炉对面靠墙放了一张相当漂亮的餐桌，几乎被成堆的手稿、纸样和参考书等埋在下面，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架子、橱柜或文件柜。这张桌子的一角就属于我，希拉每周则有两三天使用另一角。看起来这份工作比我之前做过的任何事都需要集中注意力，我却被夹在其他人紧张工作的可怜空间之间，还伴随着他们眉飞色舞的电话和不断出现的访客……我真的能忍受这一切吗？

我刚开始所经历的这些不适，大部分已经从我脑海中消失了，但我还清楚地记得三四周后的某一刻。当时是午餐时间，我推开手边的工作环顾四周，只见安德烈正在与印刷商的代表谈判着条款，奥黛丽和她的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作者谈着话，希拉则与一位艺术家一起浏览着绘画作品。“人的适应力真是惊人，”我心里想，“要不是我碰巧环顾这个房间，还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待着呢。”

我的工作是阅读、编辑、文字编辑、校对，同时兼管广告，也就是说，当安德烈告诉我他想在哪些报纸上刊登哪些书的广告以及有多少预算之后，我就需要去预订版面，做好广告文案及设计。尽管阅读和编辑是迄今为止最有趣的任务，但一开始它们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可以轻松做到，我读过很多书，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但与之相对，我之前从没好好琢磨过广告是如何登上报纸的，一旦了解这个过程，我就发现自己非常不擅长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预订版面当然不成问题，但这之后我不得不说服报纸的广告经理，尽管我们的版面很小（通常是6—8英寸 的单栏），但需要放在更显眼的位置，那通常是更大的广告才能占据的地方。我几乎无法做到这一点，这让安德烈难以置信，同时非常愤慨。我每次失败时，他几乎都会打电话给报社的人，告诉他下次必须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位置来弥补这次可耻的失败，报社那可恶的家伙通常会连连称是，但又在私底下恳求我别让安德烈找他。他说如果给了我们那样的恩惠，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很快地，只要听到“广告”两个字，我就觉得恶心，但我依然持续好几年戴着这副沉重的枷锁。这只能证明安德烈相信只要是自己想要的就是正确的，而且行使权力时非常简单粗暴。

我因为逃避了很多其他不愉快的事而感到内疚，因此会在广告工作中将功补过，对安德烈倒是大有裨益。但他确实拥有非凡的力量，看着他使用这种力量，我常常以为我正在见证一个病态骗子的成功秘诀，因为他确实能说服商人和政客支持他的疯狂冒险。骗子能成功当然得益于受害者的贪婪和轻信，但要是没有自我说服的“神奇”力量，他就无法取得如此大规模的成功。我曾经想，幸好安德烈天性正直，否则我们现在会身处何地？

我此时还认识到他的另一个特点，但相对来说就没这么有用，事实上，还成了他在人事管理方面的最大弱点。那就是，任何事情，只要别人的做法和他不同，他就认为不对甚至错得离谱；而任何事情哪怕做对了，仍不值一提。首先，我们确实经常做错，他的吹毛求疵也确实教会了我们很多，但一切顺利的时侯，他的无动于衷非常令人沮丧。希拉和我经常指出，赞美和善意能让人工作得更出色，也更快乐。他也承诺会改过自新，但其实从没改过。

与广告相关的工作经历，一度令我非常痛苦。从这一点看，我觉得自己对全新领域工作的投入可谓勇敢，因为我喜欢的只有需要使用铅笔、尺子和橡皮擦的部分，但其他工作尽管讨厌，我依然克服本性，坚持多年，很有毅力。

一如往常，安德烈总是严厉批评我，不仅批评我面对报纸广告经理时的软弱，还批评每个广告的措辞和行距。有一段时间，这些批评对我确实有所帮助；但后来，对于这项他强迫我做的无聊工作，他话里话外对我的糟糕评价，就开始对我产生了影响。所以尽管我很快就能亲眼看到我干得其实也没这么糟，但隐隐的内疚感逐渐嗡嗡作响，构成了我干这部分工作的基调。

有一段时间这种感觉似乎危及了一切，因为一旦安德烈的唠叨集中在某人身上，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而我这个人，有时对自己觉得不重要的细节很草率。例如，我可能会忘记（不会是在处理书籍的文本时，但在输入广告或书封的宣传语时很可能发生）使用单引号，或在引号内保留双引号（这是我们出版社的风格）。发生类似事情时，安德烈会表现出极端震惊：“如果在这么简单的事上我都无法信任你，我下周怎么去巴黎？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如果进入了校样阶段，纠正这个错误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内疚的嗡嗡声逐渐变大，于是就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人们的错误越犯越多。他的唠叨从我身上转走之后，我看到类似情况一遍遍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时，我开始将它想象成一个邪恶的、总在寻找受害者的小探照灯。它会以惊人的速度升级，让人开始害怕走进办公室。就算你知道正义真的站在自己这边，知道他只不过是在琐碎事情上大惊小怪，但这种大惊小怪有时近乎残酷，人们似乎受到了控制，完全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任何解释都像是对我们所投入的完美理想漠不关心。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随之而来的愤怒和内疚的混合所导致的神经支离破碎的感觉。

为了结束这令人不快的话题，我必须向后跳几个月，有一次他刚从巴黎的寻书之旅中回来，向我要他的车钥匙。“你什么意思？我没拿你的车钥匙啊。”他立刻爆发了：“我的天啊！你怎么回事！临走前我才给你的。你拿它干吗了？”我简直惊呆了，才短短的六天，我怎么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事呢？我挣扎着试图回想从他那里拿过钥匙的记忆，却无论如何一丝影子也想不起来。但他的信念是绝对的，我又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缺点，所以我必须相信他给了我钥匙，我真担心自己会发疯。我痛苦地回了家，一整夜都在担心自己的大脑突然梗塞，第二天早上简直是爬着回到了办公室。

安德烈的车就停在外面，他坐在办公桌前，看起来很高兴。我颤抖着，问他怎么启动的车。“哦这个嘛……”他说，“车钥匙没在你这儿，我留给车库那个家伙了。”

这件事让我心中内疚的嗡嗡声永远沉默了。不久后，当他抱怨我用了这个而不是那个办法做某事时，我学会了无视这些不必要的大惊小怪，以及如果我真的犯了错，该如何阻止他的愤怒。其实也很简单，快速认错即可。“哦安德烈，我做的这件事真可怕，他们竟然在书的封底写‘斯蒂芬斯’这个名字时错写了个v，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现在改正太晚了吗？”“是的是的，错得离谱！”然后他就会说：“哦，没事没事，还发生过更糟的事。你得去向斯蒂芬斯道歉，以后记得找人给书封校样做校对。”于是一切就结束了。只要我说出前面这几句话，就能将风从他的帆上吹走，从此不再有被“探照灯”盯上的烦恼。但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很少有人能完全不感觉到痛苦，如果能，那先在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后来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工作就会更加愉快了。

有时我会觉得描写时很难找到恰当的词语。任何读到上述关于安德烈唠叨的人肯定都想不通，我为什么还继续为他工作，但这只是众多线条里的一条丝线而已。除了广告之外，我其实非常享受工作的其他部分，至于安德烈……

想要总结他的活动并不容易。他读书，他找书，他想出关于书的各种主意；几年来，他负责所有的图书销售，所有图书版权的买卖；他购买纸张；他和印刷工、装订工以及制金属板的工人打交道；他做出关于图书推广的所有决定；他检查设计的每一个细节；他检查文案、校对稿、重要信件；他安抚银行、说服银行；他敦促供应商给我们前所未有的信用额度；在我们无法支付账单时，他突然筹集来资金；他用自己的“奥斯丁婴儿”车“阿吉”运书，这个名字是他根据车牌号上的字母AGY来命名的（我也这么命名自己的车）；如果需要发传单，他会亲自坐在地板上将它们塞进信封里，一直忙到午夜以后，总是比任何人都干得多；他的脉搏和我们的收支一起跳动，不再属于他的身体。他还是公司的记忆库，车钥匙事件只是个特例，一般而言他对细节的记忆力非常好，几乎令人恐惧。他如此迅速而彻底地了解自己所在的行业，并全身心投入，因此将他描述为发现了自己使命的人也毫不稀奇。从来没有人怀疑这家由他创建、由他经营的出版社，一旦他退出，一定不复存在。

独裁是有效的，这就是独裁容易被接受的原因，而如果从一开始，或多或少还能证明其公正性，人们就会怀着比对其他类型的政权更个人化的感激之情来接受独裁统治。安德烈的微型独裁因为以下原因尤其强大：他在为他工作的人们还一无所知时就学会了很多关于出版业的知识；他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似乎天生就能毫不迟疑地将想法转化为行动；尽管他给我们的薪水很低，但他给自己的也同样微不足道，公司很小，我们都亲眼看到，我们没钱去做其他事；当他刻薄地砍价、争取折扣、追着逼我们关灯时，虽然也符合他的本性，但总体仍然（显然）是为了公司；而当他唠唠叨叨、大发雷霆，即使发的脾气与大家犯的错误相比严重不相称，也显然是为了公司着想。虽然对我们合理地解释错误所在，或亲切地激励我们避免犯错，可能更有效也更令人愉快，但他天生不是这样的人，只能说我们运气不好。我们只能忍受他的本来面目，总体而言，我们还挺愿意这么做的。尤其是希拉和我，我们是他最亲近的人，一直习惯于喜欢他，从没想过要用别的方式对待他。

因此，我们走到了这里，战争的压力和阴霾在身后逐渐消退，我们开始了一场愉快的冒险，由发起人的能量和能力支撑着，兴高采烈，即使一路颠簸，也从没想过要从马背上下来。 vFgbvJ3nqMzQA9h6OP7bq5Qu3ej1bo8NkGHe6RbxqFyK14ENQ1GD0xX3Al+Z1pJ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