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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我和BBC的一位同伴合租了一套公寓。在那之前，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办公室被疏散到伍斯特郡的伊夫舍姆，因此我也一直住在临时营舍里，起居室和卧室不分，令人感到压抑。后来我们回到伦敦，等待希特勒的秘密武器——飞行炸弹和远程导弹。伦敦这套公寓位于德文郡广场一座庄严的楼房的最高两层，这条街道历史上曾是英国身价最高的医生居住的地方，他们因战争搬走，目前暂时空置。玛乔丽和我一起住在顶层，厨房也在这一层，乔治·威登菲尔德和亨利·斯旺齐则住在我们楼下。

当时BBC有少数年轻人得以豁免兵役。乔治也名列其中，因为他是奥地利人，而亨利则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亨利被豁免的理由，不过亨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豁免还是说得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狂热的沙文主义盛行，男人只要不穿军装就会有女人把白羽毛塞进他的衣服里表示鄙视。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就再也没见过或听说过任何沙文主义了。也许亨利因身体虚弱而被取消了服役，或也许他是个道义拒服兵役者，别人认为他在BBC工作比在煤矿里更有用吧。也许我曾经知道理由，只是那个理由对我们来说不重要罢了。但不管怎样，亨利也在那里，最初是他与乔治同一个叫莱斯特的人合租，后来莱斯特离开伦敦，亨利就与乔治、玛乔丽和我一起住。当时乔治正在追求玛乔丽，所以把我们一起拉进去很可能是他的主意。

男士那层带有一间令人艳羡的浴室，镶着镀铬的黑色玻璃，还有一架钢琴，亨利经常在那里演奏伤感的音乐，因此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我们的浴室则非常简陋，说不定原来就是女仆的浴室，但厨房是个优势，因为公寓里的公共生活必须以它为中心。我的父母和玛乔丽的父母从来没有质疑过我们这种男女混居是否适宜，但这是因为他们选择相信我们那不可动摇的贞洁，还是因为我们避免提及乔治和亨利，我已经不记得了。

玛乔丽和乔治最后上了床。她认真地爱上了他，导致一些同事们惊呼“真恶心”，还有“她怎么会”……这是因为二十四岁的乔治已经身材发福，还长了张青蛙脸。但他的智商是我们认识的大多数年轻人的五倍，而且很有性吸引力。我很快就注意到（但玛乔丽并没有），那些高喊“恶心”的人，往往是一个月前就和他上过床的女人们。

更确切地说，不是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而是从乔治本人那里听说的，因为在他少不更事的莽撞年纪，由于太沉浸于性事成功而经常口无遮拦。他曾在袖珍日记的背面列了一份征服清单，每次我们在厨房，只要玛乔丽不在，他就拿出来给我看。我还记得他兴高采烈地说：“看，第五十个！”

那时的我沉浸于情伤之中，几乎没有性生活。跟我订婚的那个男人去了中东服役，先是对我不理不睬，后来又娶了别人，最后又在战争中离世。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和不同男人上床能让我开心起来，但那是离开德文郡广场之后的事了。我的内心世界黯淡无光，表面娱乐因此变得更加重要。如果玛乔丽正和乔治一起驶向幸福，那么这场景或许会令我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但事实上，尽管我很喜欢她，也没想和她过不去，但我发现观察这段关系很有意思，而且逐渐让我变得愉悦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被自己敏锐的透视眼震惊到。

八九个月后，莱斯特回来了，宣称他要占据一半公寓，于是玛乔丽搬去和她父母住了一段时间，我则又回到临时营舍。在离开之前，我们的厨房见证了一件大事：我们四人为乔治很快就要去做编辑的期刊取了个名字。经过大量罗列和多次否决后，我们找到了个好名字：“接触（Contact）”。一次选名聚会上，在话题漂移之前，有人问乔治，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回答：“非常简单，必须成功！”这就是乔治出版生涯的开始，这个方向第一次变得明朗。不久后，我通过乔治认识了一个人，我的出版生涯就如同深埋地下的鳞茎般，发出了第一片苍白的尖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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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之前，我的心情已经开始好多了，一方面是因为我幸运地陷入了一桩轻率而愉悦的风流事，另一方面是玛乔丽母亲的牙医告诉她，他想让出自己位于安妮女王街房子的顶层，这地方距离德文郡广场只有几分钟路程，于是我和玛乔丽就接下了。牙医把这一层改造成了一间优雅的小公寓，给他儿子用，但他儿子在厨房里将脑袋伸进煤气炉自杀了，因此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那里。但很快我们就认为，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一定个性软弱，因为没有哪间公寓的氛围比这里更愉快了。德文郡广场确实很有趣，但也很不舒适，破旧肮脏。安妮女王街则让我们有回家的欣喜。

于是我们决定办个聚会来庆祝一下。乔治是一定会来的，他还带来了安德烈·多伊奇，就是他将乔治介绍给将要制作和发行《接触》的出版社，也就是很快将不复存在的尼科尔森和沃森出版社。安德烈二十六岁，与我同龄，是匈牙利人，来英国学习经济学，随后被卷入战争，并作为敌对外国人被拘留在马恩岛。后来匈牙利人很快被释放了，条件是定期向当局报告，于是安德烈带着与他同时被拘禁的另一个人写给一位知名书商的信返回了伦敦，该书商将他转介绍给尼科尔森和沃森出版社的董事总经理约翰·罗伯茨。罗伯茨是个善良、慵懒、酷爱豪饮的家伙，几乎单枪匹马地挣扎着维系这个出版社的运转，他安排安德烈做销售，开心地发现这个年轻人聪明且精力充沛，渴望学习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安德烈也正在寻找自己的未来方向，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时，他为出版社做的工作远不止拜访书商和图书管理员而已，对此我倒不太在意。毕竟，他本来说不定会成为低级打包工呢。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出版界人士”，足以令我崇拜。

他身材矮小，身体匀称，一副男孩模样。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就觉得他的嘴唇如同孩子般清新柔软，还惊讶地发现这很有吸引力，因为我通常更喜欢男人粗犷的一面。他坐在地板上唱“雾蒙蒙的水珠” ^[4] ，考虑到他是匈牙利人，这相当出人意料，但又非常迷人，我立刻觉得自己了解他甚于了解房间里的其他人。两天后，他请我去吃饭看戏，我很是高兴。他住在骑士桥马厩房的一幢小房子里，这也让我觉得很厉害。因为我从没设想过可以拥有一幢房子，这其实是他的一个外出参加战争工作的朋友借给他的，但看起来就像是他的，而这让他显得比我更“成熟”。看完戏之后，在那幢小房子里，我们吃了煎蛋卷，就一起上了床，在我的记忆里，双方都没觉得太兴奋。

到了晚年，我仍然记得坠入爱河的陶醉感以及更常见但同样令人沉醉的、强大的身体吸引力，坠入爱河的感觉很可能只是一种神经质状态，可是，没有其他东西能以这种方式点亮一个人。不过，我对和安德烈之间的恋情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谈恋爱时，我几乎会一直思考到底是什么让我陷入，又是什么让我继续，直到那个男人开始一段新恋情。与其记住感情，我更需要想清楚这些。

当我没有真的爱上某人时，我不会误认为自己爱上了，对这一点，我实在太清楚了。这不仅仅是筑巢本能，或许还因为我足够浪漫或可能足够现实，想要确保自己不能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最初很可能只是好奇心驱使，类似猫儿在某个角落伸出鼻子闻一闻的冲动，再加上我当时情感生活空虚，这似乎至少能填补一下。而一旦开始……好吧，也许这时筑巢本能终究还是接手了。虽然我从经验中得知，每次我真正爱上谁，几乎都是一见钟情，但也许在稍微不同的风流韵事里，我会怀有一种模糊的希望，希望这一次，说不定天时地利，爱情能被培养出来。不管怎么样，被人需要都会让我很开心，我也喜欢这种关系带来的社交和性爱，我喜欢去喜欢一个人，也会持续地被好奇心牵动。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只要看到玻璃底船就会让我联想起做爱，因为与男人的性爱关系让我有机会窥视他的外表下发生的事情。有一次，当某人第三次对我讲起他的童年故事，我发现自己在想“他已经是个挤完汁的柠檬渣了”……哦，天哪，我的透视眼！

我和安德烈很快就发现，我们不会成为长久的恋人。我觉得如果他更热衷于和我做爱，我倒也可以仅仅享受这个，但考虑到我因为失去自己真正想要的男人带来的打击导致的内心冷漠，以及他可能对我也有类似感觉，所以我们缺乏充分的理由持续风流韵事。他是个失眠症患者，虽然房间里有张双人床，但并不宽敞。我想睡觉的时候，他会坐起来看《泰晤士报》，随心所欲地发出无拘无束的沙沙声。这是他的房子，他的床，失眠令人尊敬，而瞌睡乏味万分。他曾经尖刻地告诉我，英国女人因嗜睡而臭名昭著。他经常评论英国人作为恋人的缺点，这是许多欧洲大陆男人的共同习惯，但令人感慨的是，他不明白这多么容易激起“轮得到你来说吗”这类咬牙切齿的反应。我们并没有好好享受在一起的那十来个夜晚，只能说一起度过了而已，当他转向下一个床伴，我唯一的悲伤只是本能地对自己说“又来了，看看吧，你无法留住任何人”。我明白我应该把这种低落的情绪归结于抛弃了我的未婚夫，因此我并没有为难安德烈。事实证明，我们的风流韵事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最终成了朋友，但考虑到我们性情如此不同，这一结果确实非常令人费解。

我们继续见面，我成了他爱情生活的知己，他则把我介绍给他的其他朋友，包括别的匈牙利人，还有三四个或多或少照顾过他的聪明可爱的年长女性。其中两名女性经营着一个帮助安置难民的组织，安德烈在被拘留之前曾在该组织做过兼职，一个名叫希拉·邓恩的人是他曾经交往过的一个女孩的姑姑，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另一个叫奥黛丽·哈维，是希拉的老朋友。我和她们认识的时候，由于我内心破碎，除了一起工作的人，我在伦敦不认识任何人，我战前的朋友们也分散各处、遥不可及。即使是那个曾帮过我且一直断断续续在帮我的快乐情人，也就是BBC海外新闻部隔壁部门的那个人，我们见面也只是吃吃饭、上上床而已，因为他是个已婚的大忙人。一群轻松有趣的熟人逐渐转变为好朋友，这意外的收获可真是非常重要的快乐。

第一颗飞行炸弹飞来时我正躺在安德烈的床上，醒着。听到发动机发出的奇怪声音，我们还以为飞来了一架飞机，但炸弹落地，先是一阵寂静，紧接着就炸开了，我们推测那是被发射出来的。第二天新闻里就说这是希特勒的“秘密武器”，我们都不愿相信，这是迄今为止最令人震惊的可怕消息。除了害怕无人驾驶引擎驱动的炸弹，因它而产生的惊慌失措更令人恐惧，所以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干脆别去想。这也是大多数人应对的方式，将恐惧封闭在第一次听到这件可怕的事，到它呼啸着经过最终落到别人身上，最后怀着内疚放下心来这一段短暂的时光里。后来等V2——能从数百英里之外向我们发射的巨大导弹飞来时，我倒觉得情况没那么糟了，因为这些导弹轰然坠地，不会发出任何呼啸警告，还来不及害怕就会被杀死（当然回忆的时候，我才发现V2更可怕）。为了睡个好觉，安德烈和我有时会去和奥黛丽·哈维一起过周末，她住在距马里波恩站坐火车约一个小时的地方。希拉有时也会在那里，通常还有一两个匈牙利人。在那些物资严格配给的日子里，亲爱的奥黛丽是如何慷慨地为我们准备晚餐和早餐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自带了配给。这些令人开心的场景，对我和安德烈之间逐渐形成的“家人感”贡献良多。

正是这种感觉使我们双方很自然地期待我能参与他的计划——他决定战争结束后立即办一家出版社……我倒并没有抱多大期望，这最初只是个很临时的想法。他既没有钱，也没有人脉，怎么可能开出版社？就像有人说“等我赌球赢了要如何如何”，但如果他真的赌赢了，我当然想参与其中。

某天，我们正手挽手沿着弗里斯街散步，他忽然问我：“你最开始想要的最低工资是多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希望能超过我从BBC那里拿到的每年380英镑，但我又不想让自己听起来那么贪婪，他对我的犹豫很不耐烦：“500英镑？”我回答：“那就太好了。”这听起来已经很多了，但我们只是在谈论梦想，所以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一起度过了欧洲胜利日，随着一群人在西区闲逛，这些人大部分看起来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欣喜若狂。至于我自己的感觉，则是“终于结束了！”而不是“我们赢了！”，我必须不断为自己鼓劲以克服心里尚存的疑虑。对日战争胜利日的感觉则更好一点，与那些更敏感的朋友们不同，我那天并没有感受到原子弹爆炸的恐怖阴影（那是后来的事了）。我们被冲进涌入林荫大道的人群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希望王室成员来到阳台，身处其间，我们根本无法抗拒人群共振的情绪。这是一种温和的快乐，第二天早上看到报道说，虽然人们就站在宫殿前的花坛上，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连一株植物也没有踩坏。 1mdyS6P+MCOQtK7gNUs7pG5TqO/b4Gfd8+165qv/XkZE2XASCxDMY0yvxTvxOO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