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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的家庭环境导致了我在出版工作方面的局限，但同时也为我成为一名编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问问自己童年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恋爱、骑马和读书”。

这些都开始得很早。我第一次坠入爱河时还没满五岁，毕竟，从窗户探头朝心爱的人脑袋上吐口水来吸引注意力的人，不会比五岁更成熟吧？他是园丁的儿子，名叫丹尼斯，长着一双忧郁的棕色眼睛，每天都在后门边操作一台绿色的铁手泵，给我们全家提供洗澡水。泵柄每次压下，盥洗室上方阁楼上的水箱就会喷出水来，刚开始是层叠的大股水流，逐渐变成涓涓细流。有一天，听到水泵启动的声音，我走进盥洗室，探身窗外，深情地凝视着下面的平顶帽，直到忍不住想要说点什么的愿望，于是朝下吐了一口口水。他感觉到了，抬起头，那双美丽的棕色眼睛对上了我的，我立刻兴奋地冲出盥洗室，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从那以后，在我记忆里，我再也没有远离过这种陷入爱情的感觉。

我骑马也比一般孩子开始得更早。当我妈而不是保姆带我出门时，她不喜欢推婴儿车，而是会将一个像微型椅子般的奇怪小马鞍绑在一匹年老的矮种马上，再把我绑在里面，牵马穿过草地，这样就不必沿着小路推婴儿车了。这真是个可爱的改进，预示着未来很多年中，只要在户外，我就会在马背上。

我最早的阅读是从听故事开始，然后逐渐与自己读书相重叠，因为我外婆（我们在她家附近住了很多年）喜欢朗读，她的声音那样洪亮、美妙，我们从不厌倦。她有时会为小一点的孩子们读毕翠克丝·波特 或《原来如此的故事》 ^[2] ，为大一点的孩子们读《雷穆斯大叔》 ^[3] 或《丛林之书》，为再大一点的读《基姆》或沃尔特·司各特 （还非常巧妙地跳过了无聊的部分，以至于我们从来不知道书里还写过那些）。无论她读什么，每个人都会侧耳倾听，因为她读得非常美。抬眼望去，到处都是书。在我们自己家，书堆在桌子、椅子、架子上；在我们常去的外婆家，沿着藏书房的四周，书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占据了晨间起居室整整一面墙，加上我外公书房的三面墙，以及被我们称为“那条走廊”的通道墙壁，此外还占据了婴儿室墙壁的四分之三。过圣诞节和生日时，我们收到的礼物十有八九都是书，而且从来没人制止我们读任何东西。我外曾祖父曾是牛津大学的硕士，我外公在读大学时追求我的外婆，还写过几篇获奖论文（外婆一直偷偷保存着，并在外公去世后发表了它们），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一定曾想过在自己的父亲去世前成为一名职业历史学家，好让父亲心满意足。但家里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过，读书也可能成为一份工作，因此我当然也从未想过。阅读是人们在室内做的事，就像骑马是在户外做的事一样，这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乐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须自己谋生”从我父亲嘴里的一句话，变成了真实的前景，我没有勇气想象自己具备在出版界工作的优势，但我永远不会质疑，这份工作是最称心如意的。

如果出版业对我来说太过炫目，我又能做别的什么呢？我相当聪明，上过牛津大学……但上过牛津并不意味着我就拥有了做任何事的资格和能力。而且，正是在牛津大学，我最大程度地挥洒着自己闲散的个性，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曾经想过教书，或做护士，但这二者都让我有面对一桶冷粥的感觉。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类型的工作可做。当时和现在的一个巨大差别是，在那个时代，所有二十岁出头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毫无例外地都不会认识任何有工作的同龄女性。因此，尽管我有相当多的朋友，却无法向她们寻求指导。

在这个问题变得真正令人不安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至少从职业角度去思考它变得没有必要，甚至不太可能。你必须融入任何战争所能提供的工作并坚持做下去。如果你喜欢那份工作，你很幸运。如果不喜欢，那也只不过是残酷战争的常规组成部分，你只能忍受，而不是大惊小怪。

我属于幸运者之一。几次试错后，一位牛津大学的朋友碰巧在BBC的招聘办公室找到一份工作，看到有个能进入附属于其海外新闻部的新信息服务机构的机会，于是将我推荐给了BBC。我得到了这个机会，一直在那里工作到战争结束。我已经忘了是哪个政府部门负责管理这件事，但我们干的所有工作都会不时受到审查，如果发现对战争没有贡献，就会引导我们去干更有用的事。比如告诉海外新闻部戴高乐将军是谁，或普洛耶什蒂 的油井产出了多少石油，这些就属于极其重要的工作。所以我战时的命运是和一群相处甚欢的同伴们一起干这份简单的工作。这份工作很容易，因为所谓信息服务只需要知道去哪里查找信息就行。无论如何，在那些日子里，BBC已经将《泰晤士报》当作《圣经》一样的存在。无论你向谁展示《泰晤士报》的剪报，他都会立刻相信 。 O+u8GIjyDScwL+4ewm/HtpBofKKDQzc1597tVy1vmBpEL3F2DqKyoEQccPBtX+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