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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深当此夜，不寐的还有嵇康，在河内山阳。
嵇康也在挥翰，不过他是先写下题目：《卜疑》。这个题目并不是他的新创，而是模拟屈原的《卜居》。
屈原的命运是人们熟悉的，那实在太不公道了，因此他对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一度产生了怀疑。有一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往见太卜郑詹尹，倾诉了一些使他苦恼的两难问题，请他帮助占卜决疑，如：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意思是说，我是要隐居开荒耕田呢，还是巴结达官贵人求取功名呢？我是要正直敢言、毫不忌讳，甚至危及生命呢，还是顺从流俗、追求富贵、苟且偷生呢？
诸如此类。郑詹尹最后的回答是：“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按照你自己的意志做去吧，占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这一切只是假托，是屈原经过思想斗争后重新坚定起来的信念：我行我素，一如既往，“虽九死其犹未悔”！
嵇康的《卜疑》学习《卜居》的写法，沿用了《卜居》的套路，这在古代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方式，无可厚非。“卜以决疑。”在《卜疑》中，嵇康也带着自己的思想矛盾去请教假托的卜者——太史贞父。他提出的问题共二十八个，正反十四对，主要是关于做人要正直还是巧佞，退隐还是进取，如： 宁斥逐凶佞，守正不倾，明否臧乎，将傲倪滑稽，挟智任术，为智囊乎？宁与王乔、赤松为侣乎，将进伊挚而友尚父乎？宁隐鳞藏彩，若渊中之龙乎，将舒翼扬声，若云间之鸿乎？ 意思是说：我是要斥责奸佞，正直不阿，明辨善恶呢，还是玩世不恭，操弄权术，做个滑头呢？我是要与王乔、赤松这些出世的仙人为伴侣呢，还是与伊尹、吕尚这些入世的功臣为朋友呢？我是要韬光养晦，像深水中的蛟龙呢，还是展翅高歌，像直上青云的飞鸿呢？
这类两难问题，如果说当时正直的士人都会碰到，那么对于嵇康就尤为切实，因为第一，他“才高而性烈”——才高使他敏感，性烈使他决绝；第二，他与曹家虽无阮籍那么深的渊源，但他是曹家的女婿，比阮籍更现实，更直接，因此更要对自己的行止做出明智的抉择。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他提出的十四对问题中，有一对十分特殊，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兆示着玄风和士风渐变的消息，那便是： 宁如老聃之清净微妙，守玄抱一乎，将如庄周之齐物变化，洞达而放逸乎？ 简单说就是：重老还是重庄？说来话长。众所周知，老聃和庄周是先秦道家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分别是《老子》《庄子》。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老子仍然很受关注，据学者统计，研究《老子》的有六十家之多，庄子却备受冷落，前、后《汉书》只有两处提及他而已，专门研究的根本没有。正始时期，玄学兴起，道家流行，但主要还是重老，研究和注释的主要是《老子》，并用以解释《周易》等儒家经典，只是时而提到庄子的个别言论，何晏甚至说庄子“不周乎世变”，没有什么实际用场——这其实正是他被冷落的原因。
这种情况，到竹林时代有了改变。据说，最早将老、庄并提的就是嵇康，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又读庄、老，重增其放”，甚至把庄子放在了前头。把老、庄的处世态度加以比较，重老还是重庄，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历史上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儿。除他以外，阮籍写了《达庄论》，向秀更注释了《庄子》，也表现出对《庄子》的关注。
在嵇康有关老、庄的这联中，虽不能说把二者对立起来，像其他各联那样，但可以肯定无疑地说，他认为二者是有别的，并表示要有所抉择，有所偏重。在他看来，老子的特点是清静无为，坚守大道（“玄”“一”都指“道”），庄子则是“齐物”“放逸”，主张等生死、齐万物，追求自由放达（这在下节将具体讲到）。那么，他到底该倾向于何者？他将做出怎样的抉择？这，连同其他问题，都一齐纠缠着他。他在苦苦思索。他听到窗外竹叶萧萧，像沙沙秋雨，那是充塞天地间的秋声。
在这片无边的秋声中，他似乎听到太史贞父那苍老而坚定的声音：“若先生者……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
像屈原《卜居》的结尾一样，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经过苦苦思索和比较以后，所得出的结论与决断。对此，“太史贞父”不是替他说得很明确了吗？这不正是《庄子·逍遥游》的语意和境界吗？也就是说，他更向往庄子所讴歌的水击三千里、决然飞向南溟那自由境界的大鹏，而鄙弃人间琐屑的利害得失。
是的，他，以及他那一代人，虽仍重视老子，但毕竟悄然而明显地，更偏重庄子了——像庄生那样，更注重个体生命，更超然于物外，更追求精神上的逍遥自由。
可以说，偏重《老子》，就是偏重自然无为的治国方略；而偏重《庄子》，就是偏重自然逍遥的生活态度。大致说来，正始名士属于前者，竹林名士属于后者。
严格说只有从此，《老子》《庄子》《周易》，才能合称“三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