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如上所说，竹林名士的主要活动时间，紧接在那场血腥的杀戮之后。在他们的生活中，始终或隐或显闪烁着那血的颜色，或隐或显弥散着那腥的味道，或隐或显氤氲着兔死狐悲的伤怀与恐惧。这个最基本的历史背景，就像走夜路时周边坟场阴森的魅影，无论如何也从他们心理上挥之不去。
这是后来的事情了：《世说新语·德行》篇注中记载，司马昭为大将军执掌朝政时，有一次对下属说，当官要做到三个字：清、慎、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下属当然唯唯称是，他却接着提出一个问题：假使这三项不能同时做到，必不得已，哪一项最重要？
部下看法各异，有的认为应当以“清”为本，有的觉得以“勤”为要，有的主张以“慎”为大。司马昭最赞同重“慎”的观点，并说在近世能“慎”的人中，最谨慎的莫过于阮籍了： 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
“言及玄远”，无疑指谈论虚无缥缈的玄学问题。前面曾经说过，正始清谈玄学，归根结底意在探讨清静无为的政治方略，他们对此也直言不讳。而竹林名士发言玄远，口谈浮虚，却是为了逃避现实政治。阮籍所以能够得到司马昭的保护，所以能够任诞悖礼而得以善终，就是因为他牢牢把握两条原则：不议论时事，不褒贬人物。在那场血腥的事件之后，各方面都变得敏感起来。从司马氏那边说，要敏感地捕捉士人的动静；从名士那边说，要敏感地躲过鹰犬的耳目。所以在阮籍“至慎”的背后，可以听到他那颤栗的心跳。
嵇康又何尝不想如此呢？他曾经写过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回忆说：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 他对阮籍的说法差不多与司马昭一样。确实，他也很想效法阮籍。王戎有一次回忆说，他与嵇康相处二十年之久，从未看到他面露喜怒之色，可以想见他的谨慎，极力掩饰着自己的真实感情。在他写给儿女的《家诫》中，也一再叮嘱他们：“夫言语，君子之机……不可不慎”“若见窃语私议，便舍起，勿使忌人也”，不但要慎言，甚至要慎听了——连听到别人窃窃私语都得赶快躲开，免得惹人猜忌。但他其实是心能知之，而口不能行之。他与阮籍性格不同。阮籍比他油滑、落拓不羁，他则过于严正、刚直，如同那绝交书所说的“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所以下场也与阮籍大异。
嵇、阮是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从他们的谨言慎行，可以看到高平陵政变恐怖的投影。他们成为惊弓之鸟。正始名士何晏，在诗中把自己比成“常畏大网罗”的惊魂不定的鸿鸟。在嵇、阮的心目中，也有这么一张可怖的网罗。嵇康也“常恐婴网罗”（《答二郭》），阮籍则幻想“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咏怀》）。
怎么办呢？据说当时流传着一句谚语：“使口如鼻，至老不失。”祸从口出。鼻子不会讲话。假使口变成鼻子，那当然就一劳永逸，终身万无一失，比阮籍的“言及玄远”可就管用得多了。
只是口怎能变成鼻子？